簡介
古代雅典兒童在學校學習希臘文化是最能鮮明地反映西方精神的文化，是現今歐洲文化的基石。而作為希臘文化一部分的希臘教育則以斯巴達教育和雅典教育作為代表。在雅典教育中，伯里克利立法時代的教育是最重要的階段。為與梭倫立法時期的雅典傳統教育區分開來，我們把伯里克利立法時代的雅典教育稱為新教育，把雅典傳統教育稱為舊教育。
公元前594年，雅典開始了著名的梭倫改革。這次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又實行了更加徹底的民主改革。這些改革，使雅典的政體更加適合於雅典的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的發達，國家政治的民主化，為精神生產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
這一時期，在雅典人中間逐漸形成一種身心和諧發展的教育理想。雅典人追求身體美與心靈美的結合，追求身心和諧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以報效國家。
所以說，這時的雅典教育是兼顧個性與公民性兩方面的要求。在雅典人看來，只有身心和諧發展的個人才能最好地履行公民的職責。
社會背景
古代雅典學生在體育場所鍛鍊身體雅典地處阿提卡半島，境內多山，不適宜發展農業，但便利的海運條件使其工商業較為發達。雅典與斯巴達一樣，奴隸主與奴隸在數量上懸殊很大；而且工商業的發展，又產生了工商業奴隸主；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是自由民，比奴隸自由一點。雅典的階級矛盾複雜尖銳，這是雅典實施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
民主政治所提供的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使得雅典的哲學、文學、藝術等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中，雅典大獲全勝，這對於雅典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很大；尤其是促進了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加之以當時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智者派”的流動講學，宗教信仰的開放，使得雅典在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
反映在教育上也很有特色。雅典的教育在於把年輕人培養成不僅是軍人，而且是多才多藝、能言善辯、善於工商業事務的政治家和商人。教育內容廣泛多樣，方法也較靈活。雅典教育在於使未來的公民身心和諧，在各方面都得到發展。
公元前6世紀以後，雅典躍入了古希臘的先進城邦之列。教育上也形成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學園林立，智者雲集，人才輩出，學派蜂起，進而推動文學、藝術、哲學、史學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評述的：“這個小小的希臘民族在哲學方面正如在許多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活動，保證了它在人類歷史上的卓越地位。”西方許多教育史學家也讚譽雅典這一時期的教育為“和諧發展”的教育。
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以前，雅典教育的隱患是潛在的，那么到了公元前5世紀末、前4世紀初，這種隱患就逐漸地顯露並明朗化了。那就是，雅典教育在達到自身的鼎盛期後，則逐漸地無可挽回地衰敗下去了。以往龍騰虎躍的體育館變得冷冷清清，門可羅雀；昔日弦琴之聲不絕於耳的音樂學校杳然無聲，無人問津，整個教育的大廈歪斜崩塌了。
這種情況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即表現為希臘化時期的大哲學家、教育家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理性”的學說。亞里土多德以他的“理論理性”的學說，加強了柏拉圖所已經開始的主智主義的教育傳統。他的“文雅教育”思想，把學校課程區分為兩類：有用的和文雅的。在他看來，“有用的”學藝是不高尚的，不文雅的，因為它服務於事功和實用；“文雅的”學科是高尚的，“人性”的，因為它服務於閒暇。這就為鄙視生產勞動，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也說明了教育史上一條重要規律：判斷一種教育是興旺還是衰敗，其標準不在於數量，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教育的精神內容。當一種教育脫離了社會需要，與生產勞動、技術相脫節時，它的生命力也就告停止了。
由此可見，雅典教育的衰敗既有其隨著奴隸制的衰亡而衰亡的內在的不可避免性，又有其根源於本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正是這種內外矛盾的交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影響，才使這曾繁榮一時的教育一敗塗地，留下了值得後世人們反思的資料。
教育特點
古代雅典陶器上描繪的音樂教育的情景雅典的兒童出生後，也要經過嚴格的挑選，由父親決定是否撫養他。
7歲以前在家中受教育，雅典上層社會的母親不親自哺育孩子，而是聘用身體健壯的斯巴達保姆來負責。父母也不對孩子的教育負責，而是僱傭年長的女奴隸擔任家庭教師，照管幼兒的飲食起居、健康及教育等。在幼兒教育中，比較重視玩具的作用；同時，還給幼兒講故事等。
當孩子到了7歲時，便被送入學校學習，一直到十16歲為止。這一階段，兒童要上的學校有文法學校、音樂學校、體操學校。文法學校主要傳授給兒童簡單的讀、寫、算的知識以及文學知識；音樂學校又叫弦琴學校，傳授兒童歌唱的技能；體操學校又叫角力學校，實際上只是一大塊空曠的場地而已，以體育操練為主要內容，項目有：賽跑、跳躍、角力、擲鐵餅、投標槍等五項競技。這三種學校中都有道德教育的內容。兒童先進入文法學校，或者音樂學校，到了十二三歲時上體操學校，接受專門的體育訓練。
16歲時，大部分學生畢業，走向社會，少數貴族子弟可進入國家辦的體育館學習，接受高一級的體育訓練，兼學一些文化知識，參加一定的社會活動。18歲時，就成為青丁，可自願地接受專門的軍事訓練；20歲時，經過一定的儀式，遂成為一名正式的公民。
雅典教育機構以私立為主，學生上學是要繳費的，且有“教仆”護送。教仆是由有文化的奴隸來擔任的，負責孩子上學的有關事宜，幫助提拿學習用具，輔導孩子的學習，還要負責孩子的道德培養。雅典社會中，教師的地位極其低下，收入菲薄，不受社會的尊重。雅典人追求多才多藝、全面和諧的發展，反對從事專門的職業或擁有專門的技能而作為謀生之道。
例如學習音樂，只是為了娛樂的需求，但不可學得太好，否則就有人指責“你彈得像個專業人員似的”。這不是誇獎之辭，而是一種鄙視。雅典人的社會觀和教育態度中體現出“中庸”的思想，不追求精益求精，而要求適可而止。雅典人不重視女子教育；而且婦女地位低下，只能在家中學習一些家務知識，為將來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做準備。
繁榮原因
古代雅典陶器上描繪的體育教育的情景第一，是工商業經濟發展的要求。教育作為一定社會經濟的反映，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並反作用於社會經濟的。古代雅典位於巴爾幹半島東南部，瀕臨地中海，境內自然資源十分豐富，手工業相當發達。優越的地理位置，給古代雅典對外經商、發展經濟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沿海地區的比利尤斯港是世界商道的交叉點，使雅典很快成為與周圍城邦以及埃及、腓尼基等東方古國進行國際貿易的中心。希波戰爭後，雅典人憑藉雄厚的經濟力量和強大的海軍取得了海上霸權，新的城市中心也由戰前的小亞各城市轉到巴爾幹半島諸城邦。這時的雅典人清楚地意識到，原先的農業經濟已經不是繼續發展經濟的主要途徑；要使國家經濟不斷繁榮，必須依靠海外的商業經濟。這樣，早期主要對年輕一代進行的單純的軍事、體育訓練，單純培養強悍軍人的教育，客觀上已不能適應發展著的工商業經濟的要求。顯然，真正要實現城邦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願望，教育不僅需要培養忠於國家的軍人，而且還必須培養出大批有文化的靈活的商人、外交家等其他各種人才來掌管國家各部門。這就給教育的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客觀要求並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第二，是民主政體產生的影響。教育也是一定社會政治的反映並服務於該政治。雅典的民主制度正是給其教育的發展培植了肥沃的土壤。眾所周知，從梭倫開始到伯里克利，經過了平民和貴族的激烈反覆的鬥爭，雅典國家的民主政體終於確立和完善起來了。在雅典國家內部，公民是能夠真正享受到充分民主的。每個公民都是國家的主人，能參與政事，發表政見或直接擔當起國家重任。這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儘管其中帶有相當程度的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的成份並且排斥奴隸階級的參與，但它畢竟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嘗試行使民主權利的第一次偉大的實踐。正因為如此，每個公民都是國家的主人，能參與政事，刻苦鍛鍊身體，以成為剛健驍勇的戰士和優秀的公民。國家也非常注意培養公民的這種愛國熱忱和關於理想公民的觀念，採用的手段就是教育。而這種教育，無論對於成年人或青少年，主要都是依靠體育鍛鍊和文藝的薰陶，亦稱“繆司教育”來進行。
除了民主制度本身給教育的發展創造了肥沃的土壤外，那些堅持民主政治理想的領袖的功績也是不可忽視的。雅典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非常重視教育，並且特彆強調兒童教育。在伯里克利時代，希臘文化教育達到了光輝的頂峰，伯里克利和他的一群開明的朋友，努力把雅典變成當時世界文化教育的中心和西方古典藝術繁榮的花園。在他的統治下，國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在文化教育事業上的。即使象庇西特拉圖，雖為僭主，但其所作所為基本遵循了梭倫的原則，也為文化教育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三，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推動。古代希臘世界是由被愛琴海包圍的眾多的島嶼、半島和綿延的沿海地區所組成。據考證，遠在公元前3000年，勇敢的水手們已開始頻繁地泛舟於 各海灣之間，而季節風的發現，和以往工商業經濟的發展要求，使得雅典與東方世界的交流成為更加方便與自然的事了。這種交流，表現為一方面受東方文化教育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善於吸收別人的長處，揉和在自己的文化教育之中，創出了自己新的特點。這種交流，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現，就是東方世界的智者紛紛來雅典聚徒講學，傳播東方的文化科學知識。在長期流動性的教育實踐中，“智者派”適應民主制度的需要，創立了“三藝”（文法、修辭學和辯證法）的課程內容，並且還十分重視傳播與航海和其他貿易關係密切的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的知識。在兒童教育的原則和方法上，“智者派”通過大量的教育實踐，也創立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教育理論。例如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羅泰哥拉不僅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著名的哲學命題，而且在教育上提出：“要想成為有教養的人，就應當套用自然的稟賦和實踐，此外還宜於從少年時就開始學習。”在教學方法上，“智者派”尤其重視實際練習。他們認為，沒有實踐的理論和沒有理論的實踐都是沒有意義的，從而使雅典教育進入一個更加彭勃發展的階段。另外，雅典學者如柏拉圖等也常去外邦訪學，努力吸收別人的營養，熔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流派，並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了對方。
第四，是宗教信仰開放的結果。古希臘的宗教和東方的宗教不一樣，它沒有東方宗教那么森嚴、神秘和恐怖的感覺，也沒有東方那樣嚴厲保守的僧侶階層去竭力壟斷教義的解釋權和控制人們的思想。在這裡，宗教空氣是非常自由，甚至開放的。首先，他們信奉多神教。廣大希臘世界每一地區都有自己的神，甚至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有一個神在主宰著；每一個季節，每一項與人民日常生活有關的事都有一個神在保佑著。這些神跟凡人一樣，充滿了世俗的情調。這正是希臘人熱愛自由的民族天性的反映。因為神和神活實際上都是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他們從不喜歡神成為他們精神的桎梏和壓在頭上的大山。
第五，是科技文化發展的促進。古希臘的科學技術知識是隨著生產的發展而逐步積累起來的。最初的許多哲學家同時也是傑出的科學家，例如泰利斯以研究天文學著名，他曾經準確地預測了公元前585年的日蝕；畢達哥拉斯精於幾何和數學，幾何學中的“畢達哥拉斯定理”據說就是他發現的。唯物主義的偉大代表德謨克利特曾經研究過天文、地質、物理、氣象和生物等學科，在數學和幾何學方面曾經提出圓錐體、角錐體和球體的體積計算法，被馬克思恩格斯譽為“經驗的自然科學家和希臘人中第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文學藝術方面，荷馬史詩、 《伊索寓言》等是最早的希臘文學傑作；雅典娜女神像等許多優美的雕象和浮雕體現了希臘造型藝術的高度成就。所有這些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也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內容。荷馬的詩篇等成為兒童學習的教材；算術、幾何的新成就被引進了數學領域，以至柏拉圖的學園大門上高懸著“不懂幾何者不得入”的告示，展示人體健美的雕刻藝術更是促使了體育鍛鍊的蓬勃開展。
衰敗原因
一是內戰迭起，社會動亂，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公元前5世紀中葉，希臘存在著兩大集團，除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外，還有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希波戰爭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雅典和斯巴達在希臘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說是平分秋色，兩不相悖。有時為了共同的利益，還攜手並肩，一致對外。然而這種均衡的局面在希波戰爭後遂告破裂。這時，奴隸制經濟的發展早已超越了城邦的範圍，自給自足式的城邦經濟再也不符合現實經濟的發展需要，致使兩大集團間經濟和政治的矛盾日趨尖銳，愈演愈烈，終於導致了一場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可是戰爭的綿長和破壞的殘酷都大大地超出了雙方的預料之外。
正如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歷史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說，這次戰爭“給希臘帶來了空前的禍害和痛苦。從來沒有過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壞，從來沒有這么多的流亡者，這么多生命的喪失”！而雅典在戰爭中的損失最為慘重，還在戰爭的第一階段，雅典農村便受到斯巴達軍隊的嚴重蹂躪，集中在城內的居民又遭受鼠疫之害。在戰爭最危急的時期，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幾乎一度陷於停頓，特別是公元前412年發生了兩萬多手工業奴隸的大逃亡，更使其工商業經濟一厥不振，元氣再難恢復；農村中小農經濟更受到嚴重的打擊，許多農民被迫賤價賣掉土地，到城市流浪。於是雅典公民民眾的大多數即農民和手工業者陷入了極為艱難的境地。大戰終於以雅典的慘敗而告結束。公元前404年的和約規定雅典必須撤除城防，僅保留12艘軍艦，取消提洛同盟，承認斯巴達的霸權，放棄大部分海外屬地。這樣，雅典雖然保留了一個名義上的大城邦的地位，但國勢卻大為衰落了。很明顯，嚴重的內戰和社會動亂使雅典的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把一個繁榮興旺的雅典拖入了災難的深淵。在這種形勢下，國家哪有財力和物力支撐教育？統治者哪有精力和心思顧及教育？一般公民又如何能送和送得起子女進學校，教師們又如何能安安穩穩地執教於三尺講台？！教育的衰敗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二是社會迅速分化，民主政體瓦解，城邦淪為軍事獨裁者的附庸。長期的戰亂加速了社會的分化，雅典出現了貴族專權、豪富橫行的局面。隨著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公民上層分子中的很多人則利用戰亂擴充權勢，發財致富。貴族奴隸主在政治上東山再起，加強了地位；工商業奴隸主則乘機進行投機買賣和武器生產；而在戰爭中發了財的將領則很快變成了奴僕成群、田連阡陌的豪門。他們大都兼併土地，大放高利貸，加速了一般公民的沒落。失掉土地和被奴隸勞動排擠出作坊的手工業者變成了遊民無產者，他們麋集街頭，為饑寒所迫，和豪富階級日趨奢華的情況形成尖銳的對照。因此，全國許多地方爆發了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平民聯合行動的起義，有時奴隸也參加到起義的隊伍中來，共同對大奴隸主階級進行徹底的清算。
與此同時，以往行之有效的民主政體也分崩離析。雅典在戰敗後，曾由斯巴達扶持建立了一個貴族寡頭政權，雖然這個政權很快就被推翻，仍然恢復了民主政體的形式，但由於廣大自由公民的沒落，雅典的民主政體已徒具形骸。以公元前4世紀的實際情形而論，在這些“當權”的“主人”之中，已有極大的部分是無產公民。他們專靠政府救濟為生，公民權幾乎是寄生性的護符而已。這種徒具形骸的雅典民主政體，對大奴隸主貴族派來說已經是贅疣。因此，不少奴隸主便覺得原有的民主政體已顯得過時，已不能更好地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要求有一個能穩定當時社會的更強有力的專政。於是他們寧可放棄城邦的自主、獨立，而去歡迎新的足以鞏固其既得利益的馬其頓軍事獨裁者。這說明，城邦內部已經衰朽，民主政體已名存實亡，結束城邦制的力量只能從希臘各邦之外產生。這樣城邦制度便退出了歷史舞台，雅典也在北方入侵者的掃蕩下變成了馬其頓的附庸。在這種情勢下，做為雅典城邦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也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失去了曾經促使它繁榮昌盛的內在動力，學校教育已成為沒有靈魂、沒有精神活力的軀殼。
三是主智主義代替了“和諧發展”，學校中形式主義日益嚴重。雅典喪失政治獨立後，以它為代表的希臘文化開始了凋蔽的過程。新的統治者——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了包括雅典在內的地中海東岸西南亞的大部、非洲的埃及等地，建立了龐大的亞歷山大帝國，並把當時的希臘文化帶入了被征服地區，籍以鞏固徵服者的統治。作為希臘文化的一部分，雅典型的學校教育制度，此時也被廣泛地移植到小亞細亞、兩河流域、波斯、埃及等地，並取得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這期間，在雅典本土上，學校教育的內容卻起了很大的變化，具有了不同於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教育的特徵，那就是主智主義代替了“和諧發展”，學校中形式主義日益嚴重。具體表現是，在國小教育方面，文法學校的文法教師已經占著統治地位，音樂教師與體操教師的地位已經微不足道。教學的主要內容是文法與修辭，文法教師雖然有時也教一些算術和幾何，但他們的教學工作主要面向語文。在高等教育方面，原以軍事訓練為主，盛極一時的士官學校，也隨著雅典政治獨立的喪失而失去了現實意義。這就決定了這類學校衰落的命運，過去是強迫入學的士官學校，現在改為志願入學，學員卻越來越少，年限也由原來的兩年縮短為一年，教學內容也轉向修辭與哲學，有些則索性停辦了。至於勉強維持的修辭學校及修辭課程等，也伴隨著國家獨立的喪失、民主政治的消逝而削弱，演說在希臘人的生活中逐漸不起作用。其教學內容也日益流於空洞無物與形式主義化。青年人普遍精神頹廢，學校中學風腐敗。所有這些，無一不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情況密切相關。
四是鄙視生產、技術和一切與手有關的行業的勞動。有些西方教育史學家曾把雅典後期教育衰敗的原因歸過於希臘人喜幻想、愛藝術、崇尚理想、缺乏行政才幹和不注重實行的民族性格。這種說法貌似有理，但卻沒有說明問題的本質。其實根本的原因在於奴隸制度本身。恩格斯在論述奴隸制的滅亡時曾說過：“垂死的奴隸制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使自由人鄙視生產勞動……自由人的勞動又是道德上受到輕視的。”是這根毒刺刺傷了雅典公民的心靈，刺傷了整個後期的雅典教育。
經驗教訓
（一）教育的發展要有一個安定團結、民主寬鬆的社會環境。承前所述，雅典前期教育之所以興旺，是由於當時國內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民主的全民族同心協力的社會環境；它後期的衰落，也起因於連年內戰、社會動亂和人心的離散。這使我們看到，教育的發展太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社會環境。只有社會安定團結，教育的發展才會有基礎，教育也才會受到全社會的重視；也只有社會環境民主寬鬆，也才會政治清明，人心思定，人人為社會前進、教育發展出力獻策。相反，如果一旦失去良好的社會環境，失去穩定，就會痛悔莫及。不惟整個社會遭殃，老百姓受苦；就是教育上渴望辦成的事，則一件也辦不成，民主科學更談不上；甚至連已經取得的成就，也會毀於一旦，專制腐敗、愚昧野蠻的東西也就會乘機泛濫和橫行；學校教育也會名存實亡或朝不保夕，雅典後期的情況不正是這樣嗎？
（二）教育的發展要與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從雅典教育的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它的前期教育之所以繁榮，就是因為其生產力發展，經濟實力雄厚，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同時教育也更加促進其經濟的發達。而後期的情況卻正好與此相反；社會生產力的停滯、倒退，導致了學校教育的大滑坡。這說明，教育的發展受著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只有大力發展生產，教育才會有振興的可能；也說明，一個教育發達的國家必然也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發達但教育落後的國家是少有的。只有把教育搞上去，只有把生產力中最主要、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素質提高了，經濟也才能上得去。相反，教育落後，國民文化素質差，無論怎樣搞，經濟也上不去。所以，人們的眼光要看得遠一點，要重視教育，要捨得在教育上花大氣力，下大本錢，這樣，整個社會也才會受益無窮。
（三）教育的發展要立足本國，吸收借鑑別國的經驗。雅典教育興衰的歷史又向我們說明，世界各國的教育都不是絕緣體，各國的學校都是混血兒。正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智者派的紛至沓來，才使雅典前期的教育蔚為大觀。所以，發展教育既要立足本國，發揚本民族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教育體系，又不能僅僅局限於局部和個別地區的經驗，而應該有國際的眼光，兼采眾長，利用人類共同的智慧，這樣才能克服經驗主義和地域主義。特別是當今世界，教育已跨越了國界，正向國際化、一體化方面發展。學習各國的經驗、長處，才會使我們的胸襟更為擴大，經驗更為豐富，方法和路子更為寬廣。相反，搞“全盤西化”，一味照抄照搬別國的一套或閉關鎖國，盲目排斥國外一切於我們教育發展有益的經驗，都只能是東施效顰，弄巧成拙或作繭自縛，束縛我們前進的手腳。
（四）教育的發展要反映社會發展多方面的需求，要與生產、技術緊密結合。雅典教育興衰的歷史還向人們昭示，教育作為一種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的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不僅服務於一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充當階級鬥爭的工具，而且反映著社會發展多方面的需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科學文化的傳播，充當生產鬥爭的工具和科學文化的工具，尤其與生產、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連。從雅典前期的教育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學校教育從生產、技術中獲取營養，設定課程，充實教材內容；生產知識和技術經驗通過學校教育得以總結、傳播和進一提高。因此，生產、技術是教育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教育是生產、技術發展的槓桿和橋樑。教育離開了生產、技術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徒具形式、沒有靈魂的軀殼。雅典後期教育的衰落正有力地說明這了一點。相反，生產、技術離開了教育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經驗的基礎上，既得不到科學的總結，也得不到廣泛的傳播，不能使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巨大的生產力。因此，教育與生產、技術的緊密結合，是教育發展的一條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
（五）教育的發展要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從雅典前期的教育實踐中，人們還可以看到，雅典的智者、學者們，除柏拉圖等少數人外，大多數人主張教育要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理論上他們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等哲學命題，在實踐上他們採用各種方法，啟迪青年的思想認識，竭力引導青年走入社會，適應社會，充分挖掘每個人的潛力，最大限度的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為社會做出奉獻；同時使人的一切合理的慾念得以滿足，成為“身心既善且美”、“和諧發展”的人。而且在雅典前期的教育實踐中，體育、美育、智育、道德教育，勞動技術教育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已初具雛形。這說明，不管教育的性質如何演變，內容如何不同，但教育的五大組成部分，卻古今相同。無論是雅典人提出的培養“和諧發展”的人的目標或馬克思主義關於“全面發展”的人的目標，始終是人類追求的關於人的教育思想。只是後者是前者精神的發揚光大，是對雅典“和諧發展”精神的科學把握和對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把握的古希臘精神的超越，是人的更自由、更全面發展的科學學說，是人類徹底解放的旗幟。
所有這些，便是我們從雅典教育的興衰中得到的最主要的現代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