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中國宋代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慶曆四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布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慶曆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貶到鄧州,之後又輾轉於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調往潁州(今安徽阜陽),行至徐州,不幸病逝,終年64歲。

基本信息

新政人物

范仲淹(989一1052),北宋大臣。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宋真宗朝進上。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7月,因對當時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張建立嚴密的仕官制度,注重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制,減輕徭役。建議被宋仁宗採納,被授與參知政事,主持慶曆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後因守舊派阻撓而未果。次年罷政,自請外任,歷知州、鄧州、杭州、青州。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文學家。其散文岳陽樓記》為千古名篇,篇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背景

積貧積弱

慶曆新政慶曆新政
北宋立國後,為了維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於內庭設“中書門下”(政事堂),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為限制宰相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軍事上,廢除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為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控調兵權。財政上,設定三司(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親信擔任,掌控財政大權。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冗員”問題突出。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守內虛外策略,奉行“養兵”之策,廢除府兵制,改為招募。至仁宗時,總人數已達140萬,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從而形成“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時,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宋代統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銀和布匹,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內憂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在經濟成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宋代建國後,不但不抑制兼併,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併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負擔很沉重。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納稅戶除按規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動起義,12月,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鹹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又爆發了。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內容概要

慶曆三年(1043年)初,宋廷對夏戰爭慘敗後,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而宰相呂夷簡對此束手無策。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於這年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樞密使職事,任命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人為諫官,七月,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與宰相章得象同時執政,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這一班朝臣
中,當時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稱讚,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們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於是在一片改革呼聲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這個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

宋仁宗採納了這些意見,連續頒布幾道詔令,規定:

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2、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3、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

4、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

5、改進職田法。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

6、“減徭役”。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併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厚農桑”,“修武備”等建議則並未實施。

范仲淹的各項改革,在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號稱“慶曆新政”。

過程

慶曆新政慶曆新政
慶曆三年十月,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頒新定磨勘式,規定中外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十一月,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十五歲、弟侄年滿二十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自二十頃至二頃不等。慶曆四年三月,詔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規定士子必須在學校中學習一定時間,才許應舉,科舉取士則“先履行而後藝業,先策論而後詩賦”。另外,還頒布減徭役的詔令,廢並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五個戶口較少的縣份,又將孟州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併入河南府,以精減各縣鄉村役人,使其還鄉務農。至於厚農桑、修武備等建議則並未實施。

范仲淹提出的意見,大多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在罷黜了一批官吏之後,“論者借借”,富弼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卻說:“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

慶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在范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但是,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史稱“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他們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並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4個月的訂歷新政終於失敗,社會矛盾更為激化嚴重,更形成了所謂的“朋黨”之爭,這更影響到後來的王安石變法

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被貶到鄧州後,身體很不好,這時,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諒從岳州(今湖南嶽陽)的來信,要他為重新修竣的岳陽樓作一篇記。范仲淹為了激勵遭到貶黜的朋友們,便一口答應了宗諒的請求,就在鄧州的花洲書院裡揮毫撰寫了著名的《岳陽樓記》。

結果

宗仁宗宗仁宗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在陸續施行的過程中,遭到他們的阻撓。反對派的謗議愈來愈甚,甚至誣衊范仲淹與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為朋黨。慶曆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慶曆四年(遼重熙十三年)五月初,遼朝決定討伐西夏,遣使告宋並派人前往宋朝河東境內的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岢嵐軍(今嵐縣北)探測攻夏的進軍道路。范仲淹提出遼、夏雙方聚兵於河東路境外,萬一雙方聯合南下,河東路將被攻占,並故意誇大局勢的嚴重性,堅決要求親自前往處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富弼則強調遼軍如果攻宋,必定重點進攻河北路,自願前往訓兵備敵,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其實他們都是為了逃避夏竦造謠毀謗可能帶來的災禍,雖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官職,但已不再參與朝政。

十月初,宋夏議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張方平等借小事攻擊宰相杜衍的女婿蘇舜欽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員,江休復、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職或罷職,以致王拱辰宣稱被他一網打盡,改革終於走上末路。

慶曆五年正月中旬,遼使到開封告知遼夏戰爭結束,這是對宋友好的表示,遼、夏威脅相繼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認為天下已經太平,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罷免而出任地方官。守舊派代表賈昌朝、陳執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這次因在慶曆年間進行而史稱“慶曆新政”的改革,最後失敗。

農民起義與兵變

“慶曆新政”還未開始進行的慶曆三年五月,京東沂州(今山東臨沂)的“虎翼”(禁軍番號)軍卒王倫,率四五十人殺巡檢使朱進後起義,因受到都巡檢傅永吉的追擊,王倫轉戰南下江淮,發展至數百人,沿途不少州縣官吏不敢阻擊,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獻衣物器甲,或棄城逃走。傅永吉採取尾擊窮追戰略,迫使起義軍不停地轉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發運使徐的(人名)所部官軍阻擊,同年七月在歷陽(今安徽和縣)為傅、徐兩軍合擊而失敗。

王倫失敗前後,京西張海發動起義,在鄧州(今屬河南)時還只有60多人。陝西商山(今陝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為王已十年,這時也出山活動。兩支起義軍迅速壯大,州縣地方軍隊抵擋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軍前往鎮壓,但張海起義軍主力數百帶甲騎兵,行動迅速,州縣地方大多採取聽任自由往來,甚至用鼓樂相迎設宴招待,同年底張海兵敗犧牲。被先後鎮壓的還有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等幾支起義軍。“慶曆新政”失敗後,宋廷更加腐敗,各地的小股起義連續不斷。

貝州(今河北清河西)駐有禁軍騎兵驍捷軍與步兵宣毅軍等,王則為宣毅軍小校,利用佛教彌勒派組織起義,在派往大名(今屬河北)聯絡起義的人員被捕後,提前於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發動兵變,建立政權。雖然俘知州,殺通判、縣令、主簿,但兵馬都監、提點刑獄等統兵治安官員逃出城後據守南關,並控制了駐守城外的禁軍,河北安撫使賈昌朝立即派兵從大名府北上鎮壓,同時向朝廷報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進行鎮壓。高陽關(今高陽東)駐軍長官王信得知王則兵變,也立即率本路禁軍南下直達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應,使得王則始終只是困守貝州孤城,未能發展為較大規模的人民起義,宋又派參知政事文彥博前往督率宋軍攻城。次年閏正月,宋軍挖掘地道攻入城內,兵變失敗。王則自東門出逃後被俘,同月被殺於開封。

核心

新政從十月起陸續實行,首先實行的是“擇官長”,改變即使是無能、老弱、貪污的官員,也一例依資格選任的狀況。由朝廷選任各路轉運使,由轉運使選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選任各縣知縣、縣令,不稱職者必須隨時撤換或降職,政績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頒布了改革考績的詔令(“明黜陟”),改變原先那種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遷官資,剛上任不久並無政績,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樣升遷的磨勘法。規定不僅要實際任職期滿,對曾經犯法及貪贓的官員,則視情節輕重及現任政績優劣等奏報決定是否升遷。中級官員則還要不犯“私罪”才能進行考績①,還限制了較高級官員的隨意升遷官資。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後頒布詔令“抑僥倖”,首先不許權貴子弟擔任館閣職務,高等第的進士也須擔當一任官職後,經過考試成績優秀者才能擔任。繼又對“恩蔭”制進行改革,分別限制及降低以“恩蔭”取得官資的人數、等級,並規定了擔任實際職務的最低年齡等。

同月末,又下詔“限職田”(“均公田”)。為使地方官在俸祿之外增加收入,真宗於鹹平二年(999)復行唐代地方官的職田制,重定數額、等級。但是40多年後產生了多少不均、苦樂懸殊的情況。這次將各級地方官的職田標準降低,但要限時補足數額,使他們都能得到比較優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員樂於擔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舉制度(“精貢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重視德行與策論,以求錄取德才兼備的人士,改善吏治。

關於“減徭役”,是以合併縣份及機構,以兵士代替役戶。這年五月,開始撤銷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五縣,降格為鎮而並於鄰縣,每減少一縣可以減少役戶二百餘戶,減少鄉村的一耆保可以減少役戶十餘戶,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農業生產。

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都認為改善吏治是根本,儘管這些措施都儘可能照顧到官吏們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卻遭到權貴們的攻擊,指責支持改革的官員是“朋黨”,夏竦更指使婢女學習石介的字型,偽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詔書,說要廢仁宗另立新皇帝,並傳布流言,宋仁宗雖表示不信謠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經不能自安於朝廷。

評價

北宋兩次改革在中央集權統治一體化中起了一定的調節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設定“祠堂”、“義莊”、“族產”、“族規”、“鄉約”,發揮了宗法血緣的統治功能。范仲淹王安石除了在政治體制和思想意識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在經濟方面也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頓,如慶曆新政中的“均公田”、“厚農桑”,“減搖役”。

以上這勢都是書宋兩次改革對專制豐只中來集權一體化的調節和加強的措施。從社會的改進,歷史的發展來說,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沒有成功,但從加強宋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一體化來衡量,如通過官僚機構的調整,財政經濟的治理,“重農桑”、“均公田”、“減搖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併,擴大了財政稅源,這就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體化的統治,一定程度的延長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壽命。

慶曆新政主要只限於在政治機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地接觸到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

失敗原因

封建體制

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於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並“不限才愚,盡居祿位”E8]卷。據朱瑞熙先生在《複雜多變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統計,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於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卷。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這就是為什麼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當然,這裡面亦有減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朋黨之爭

除了少數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於現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群起而攻之。隨著新政的推進,反對的聲浪不斷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對大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

“朋黨”之所以被當作打擊的利器,從而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因為“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威,觸犯其核心利益。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並且延宕到南宋時期。慶曆新政因為朋黨之爭而夭折,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新舊黨爭而失敗。朋黨之說基於儒家思想君子與小人的觀念,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並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空論,言行不檢。例如石介,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自許太高,低時太過,好異以取高”。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中國歷史典故

泱泱大國,朗朗乾坤,五千年華夏沃土,哺育龍之傳人;八百代炎黃子孫,共築盛世長城。黃河長江,巨浪滔滔,崑崙珠峰,聳入雲霄。一曲《大中華賦》,多少餘音繞樑!中華歷史,源遠流長。在這古老的文明之邦,有著說不盡道不完的故事。大唐盛世……靖康之恥……康乾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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