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學

隋唐佛學

隋唐佛學思潮是我國漢傳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它的興起,不僅展示了佛教在中國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強烈生命力,而且從特定角度推進了中國本土學術·可以說,沒有老莊學說,就沒有後來的隋唐佛學·探研隋唐佛學思潮興起的緣由、盛況以及當時的"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和"禪宗"等主要宗派在理論上的獨特創穫,對於洞察中國學術發展的邏輯進程至關重要·

特點

隋和唐是中國兩個朝代,但若就史的觀點去看,能否連合這兩個政治上的朝代作為一個文化學術特殊階段?就是隋唐佛學有無特點,能否和它的前後各朝代加以區別?我們研究的結果,可以說佛學在隋唐時代確有其特點。這一時期的佛學和它的既往以及以後都不相同。平常說隋唐是佛學最盛的時候,這話不見得錯,但是與其說是最盛,倒不如拿另外的話去形容它。俗話說“盛極必衰”,隋唐佛學有如戲劇的特點,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隋唐佛學的鼎盛,乃因在這時期有了很高的合,可是就在合的裡面又含有以後分的趨勢。總括起來說,隋唐佛學有四種特性:一是統一性;二是國際性;三是自主性或獨立性;四是系統性。若欲知道這四性性質及其演變,便也須知道佛學在這一時期之前與以後的趨勢。
先說統一性。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能夠在各方面得以統一。扼要說來,佛學本身包含理論和宗教兩方面。理論便是所謂哲理,用佛學名詞說是智慧;同時佛教本為宗教,有種種儀式信仰的對象,像其它宗教所供奉的神,以及有各種工夫如坐禪等等。所以佛教既非純粹哲學,也非普通宗教。中國佛教對於這兩方面,南北各有所偏,又本來未見融合,可是到了隋唐,所有這兩方面的成分俱行統一。從歷史上看,漢朝的佛教勢力很小,到了魏晉南北朝雖然日趨興盛,但是南北漸趨分化。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晉以來的玄學最占優勢;北方則仍多承襲漢朝陰陽、讖緯的學問。玄學本比漢代思想超拔進步,所以南方比較新,北方比較舊。佛學當時在南北兩方,因受所在地文化環境的影響,也表現同樣的情形。北方佛教重行為、修行、坐禪、造像。北方因為重行為信仰,所以北方佛教的中心勢力在平民。北方人不相信佛教者,其態度也不同,多是直接反對,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當時北方五胡很盛,可是他們卻漸崇中國固有文化,所以雖然不是出於民族意識,也嚴峻地排斥佛教。南方佛教則不如此,著重它的玄理,表現在清談上,中心勢力在士大夫中,其反對佛學不過是理論上的討論,不像北方的殺和尚、毀廟宇那樣激烈,並且南方人的文化意識和民族意識也不如北方那樣的強,對外來學問取容納同化態度,認佛教學理和固有的玄學理論並沒有根本不同之處。換言之,南方佛學乃士大夫所能欣賞者,而北方的佛學則深入民間,著重儀式,所以其重心為宗教信仰。
到了隋唐,政治由分到合,佛教也是如此。本來南方佛教的來源,一為江南固有的,另一為關中洛陽人士因世亂流亡到南方而帶去的。北方佛教的來源,一為西北之“涼”的,一為東北之“燕”的。南方為玄學占有之領域,而“涼”與“燕”則為漢代舊學殘存之地,佛教和普通文化一樣,也受其影響。但是自從北朝占據山東以及淮水流域,有時移其人民,南方佛教也稍向北趨,又加以南方士大夫逃亡入北方的也不少,俱足以把南方佛學傳入北方。所以,北朝對佛學深有研究者多為逃亡的南方人。再其後,周武帝毀法,北方和尚因此頗多逃入南方;及毀法之事過去,乃學得南方佛學理論以歸。到了隋文帝,不僅其政治統一為南北文化融合之有利條件,並且文帝和煬帝俱信佛教,對佛學的統一都直接有很大的功勞。文帝在關、洛建廟,翻譯經典,曾三次詔天下有學問的和尚到京,應詔者南北都有。以後煬帝在洛陽、江都弘揚佛教,置備經典,招集僧人,而洛陽、江都間交通很發達,南北來往密切,已不像隋以前的樣子,這也是南北文化統一的主要因素。
就佛教本身說,隋唐的和尚是修行和理論並重。華嚴的“一真法界”本為其根本理論,可是其所謂“法界觀”,乃為禪法。天台宗也原是坐禪的一派,所尊奉的是《法華經》,它的理論也是坐禪法,所謂“法華三昧”是也。法相唯識,本為理論系統,但也有瑜伽觀行。禪宗雖重修行,但也有很精密的理論。凡此俱表明隋唐佛教已統一了南北,其最得力之口號是“破斥南北,禪義均弘”。天台固然如此,華嚴也可說相同。唐代大僧俱與南北有關。天台智者大師本為北人,後來南下受煬帝之優禮;唐玄奘在未出國前曾到過襄陽和四川,襄陽乃南方佛學的中心。菩提達摩本由南往北。三論宗的吉藏本為南人,後來隋文帝請他到北方,極受推崇。法照乃淨土宗大師之一,本為北人,也曾到過南邊。表面看,北方佛教重行為信仰,仍像舊日的情形,可是實在是深入了。這時仍同樣造佛像,建廟宇,勢力仍在平民,卻又非常著重理論,一時天台、華嚴諸宗論說繁密,競標異彩。南方的佛學,反而在表面上顯現消沉。卻是對後來的影響說,北方的華嚴、天台對宋元明思想的關係並不很大,而南方的禪宗則對宋元明文化思想的關係很大,特別關於理論,雖然它對理學並非起直接的作用,但自另一面看,確是非常重要。
再說國際性。隋唐時代,中國佛學的地位雖不及印度,但確只次於印度。並且當時中國乃亞洲中心,從國際上看,中國的佛教或比印度尤為重要。當時所謂佛教有已經中國化的,有仍保持印度原來精神的。但無論如何,主要僧人已經多為中國人,與在南北朝時最大的和尚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全不相同。南朝末年的法朗是中國人,他的傳法弟子明法師是中國人,但是他最重要的弟子吉藏是安息人,為隋朝一代大師。隋唐天台智者大師是中國人,其弟子中有波若,乃是高麗人。唐法相宗大師玄奘是中國人,其弟子分二派:一派首領是窺基,于闐人;另一派首領是圓測,新羅人。華嚴智儼系出天水趙氏。弟子一為法藏,康居人,乃華嚴宗的最大大師;一為義湘,新羅人。凡此俱表示當時佛教已變成中國出產,不僅大師是中國人,思想也是中國化。至若外國人求法,往往來華,不一定去印度,如此唐朝西域多處的佛經有從中國翻譯過去的,西藏雖接近印度,而其地佛教也受當時中國影響。朝鮮、新羅完全把中國天台、華嚴、法相、禪宗搬了去。日本所謂古京六宗,是唐代中國的宗派。而其最早的兩個名僧,一是傳教大師最澄,一是弘法大師空海,其所傳所弘的都是中國佛教。所以到了隋唐,佛教已為中國的,有別開生面的中國理論,求佛法者都到中國來。
佛教到隋唐最盛。佛教的勢力所寄託,到此時也有轉變。因此接著談到它的自主性或獨立性。主要的是,這時佛學已不是中國文化的附屬分子,它已能自立門戶,不再仰仗他力。漢代看佛學不過是九十六種道術之一;佛學在當時所以能夠流行,正因為它的性質近於道術。到了魏晉,佛學則倚傍著玄學傳播流行,雖則它給玄學不少的影響,可是它在當時能夠存在是靠著玄學,它只不過是玄學的附庸。漢朝的皇帝因信道術而信佛教,桓帝便是如此。晉及南朝的人則因欣賞玄學才信仰佛教。迨至隋唐,佛教已不必借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能繼續流行。佛教的組織,自己成為一個體系。佛教的勢力集中於寺院裡的和尚,和尚此時成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至於唐朝的皇帝,卻有的不信佛教。高祖僅僅因某種關係而中止毀滅佛教。唐太宗也不信佛教,雖然他非常敬愛玄奘,但曾勸過玄奘還俗。玄奘歸國後,著手翻譯佛經,要求太宗組織一個翻譯團體,太宗便拿官話搪塞玄奘,意思是你梵文很好,何須他人幫忙。據此,足見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如何了。玄宗雖信佛教,可是信的是密宗,密宗似道教,實際上信道教才信佛教。唐朝士大夫信佛教的也不多,即有信者也對於佛學理論極少造詣。士大夫排斥佛教的漸多,且多為有力的分子。加以道教的成立,使陰陽五行的學者另組集團來反對佛教。儒教則因表現在政治上,和佛教無有很大關係。因之佛教倒能脫離其它聯繫,而自己獨立起來。另一方面,佛教這種不靠皇帝、士大夫,而成獨立的文化系統、自主的教會組織,也正為它的衰落的原因。即說佛教的中心僅集中於廟裡的和尚,則其影響外界便受限制。和尚們講的理論,當時士大夫對之不像魏晉玄學之熱衷;平民信仰佛教的雖多,然朝廷上下則每奉儒教,不以事佛為主要大事,這些實在都是盛極必衰的因子。本來佛學在中國的表現,一為理論,二為解除生死問題,三為表現詩文方面的佛教思想。可是到了向下衰落的時候,理論因其精微便行之不遠,只能關在廟裡;而生死問題的解決也變為迷信。這時只有在文學方面尚可資以作為詩文的材料,韓昌黎雖然排佛不遺餘力,倒嘗採取佛學材料作些詩文贈給和尚。
最後談到系統化。印度佛教理論,本來有派別的不同,而其傳到中國的經典,到唐代已甚多,其中理論亦復各異。為著要整理這些複雜不同的理論,唐代的佛學大師乃用判教的方法。這種辦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別、互異的經典得到系統的組織,各給一個相當地位。因此在隋唐才有大宗派成立。過去在南北朝只有學說上的學派(Sect)。例如六朝時稱信《成實論》者名成實師,稱信《涅盤》者名涅盤師。而唐朝則成立各宗,如天台、禪宗等等,每宗有自己的廟、自己的禁律,對於佛學理論有其自己的看法。此外每一宗派且各有自己的歷史,如禪宗尊達摩為祖宗,代代相傳,像《燈錄》里所記載的。這也表明每派不僅有其理論上的特點,而且還有濃厚的宗派意識,各認自己一派為正宗。此種宗派意識,使唐朝佛教系統化,不僅學術上如此,簡直普及到一切方面。華嚴、天台、法相三宗,是唐朝最重要的派別。另一為禪宗,勢力極大。天台、華嚴不僅各有一套學理,並且各有一個全國性的教會組織,各有自己的譜系。華嚴、天台、法相三宗發達最早。華嚴上溯至北朝,天台成於隋。它們原來大體上可說是北統佛教的繼承者。禪宗則為南方佛學的表現,和魏晉玄學有密切關係,到中唐以後,才漸漸盛行起來。原來唐朝佛學的種種系統,雖具統一性,但是南北的分別,仍然有其象跡。唐朝前期佛學富北方的風味,後期則富南方風氣。北統傳下來的華嚴、天台,是中國佛學的表現;法相宗是印度的理論,其學說繁複,含義精密,為普通人所不易明了。南方的禪宗,則簡易直截,明心見性,重在覺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賞而加以模擬。所以天台、華嚴那種中國化的佛教行不通,而來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禪宗可以流行下去。禪宗不僅合於中國的理論,而且合乎中國的習慣。當初禪宗本須坐禪,到後來連坐禪也免去了。由此也可見,凡是印度性質多的佛教終必衰落,而中國性質多的佛教漸趨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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