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孚木

陳孚木

陳孚木,(1897-1959),原名陳沐霖,字公謨。筆名枯木,曾用名程公漢,程恭漢。廣東省東莞市塘廈鎮廟嶺村人。陳竹山的第三子,陳逸川、陳秋霖之弟。幼年在姐夫周邑嵩家寄養和讀書,到了1913年,隨親人前往新加坡工作。不久,得同事資助回雲南進入蔡鍔主辦的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結業後回東莞,被薦任東莞明倫堂沙田管理局防護營營長。至1921年往香港協助二兄陳秋霖辦報。任副編輯。

基本信息

早期經歷

陳孚木(1897—1959),廣東省東莞市人,是陳秋霖胞弟。父陳竹山,基督教教士。大哥陳逸川早年加入同盟會,民初曾任國會議員、孫中山秘書。二哥陳秋霖就讀於廣州培正學堂,因反教言論被開除,後追隨陳炯明,任漳州《閩星日報》編輯,陳孚木當校對。陳孚木曾就讀廣州培英學校,後入雲南講武學堂肄業。1921年,受陳炯明之命,兄弟兩人到香港主持《新聞報》,陳孚木任總編輯,陳炯明秘書黃居素也參與其事。

陳炯明、黃居素與陳氏兄弟的結合,紐帶是無政府主義。陳炯明清末曾與劉師復組織“支那暗殺團”。漳州《閩星》由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任主編。

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以後,粵軍將領陳銘樞左右為難,跑到南京跟歐陽竟無學佛。1924年,黃居素從蘇聯考察回來,動員陳銘樞回粵襄助孫中山。此次回粵,需有個“投名狀”,兩人秘密商定了一個計畫。

1924年7月19日,陳秋霖兄弟發動“報變”,率領香港《新聞報》轉投孫中山,當天發表陳秋霖、黃居素、陳孚木、古愛公等四人聯合署名的宣言,宣稱“從今日始,便要努力成為三民主義擁護者”。汪精衛派人帶信到港,盛稱“兄等此舉,開曠古未有先例,新聞報起義,實賢於十萬之師”。(《陳銘樞回憶錄》,第35頁)次年,陳秋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兼中央機關黨報《民國日報》社長,陳孚木任總編輯。

陳孚木回到廣州,發文抨擊“西山會議派”鄒魯,支持工農運動,與汪精衛、廖仲愷、陳公博等一起,成為國民黨左派要角。廖仲愷被刺後,陳孚木受到重點培養,1925年10月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青年部長,1926年3月當選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10月兼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

日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不少被認作“偽裝左傾”。當鮑羅庭坐鎮廣州之時,確有投機者偽裝左傾,但國民黨中真左派人數也不少。省港大罷工、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不是共產黨唱獨角戲,而是得到了國民黨左派的有力支持。至於清黨以後發生分化,這是後來的事。

西方左翼思潮中,無政府主義最早在中國落地生根。從反清革命團體到後來的國民黨,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衛、陳炯明、吳稚暉、張繼、褚民誼、陳公博都曾受到無政府主義深刻影響。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米諾爾、別斯林與梁冰弦等7名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成立“廣東共產黨”(曾慶榴:《國民革命與廣州》,第63-64頁)。在反對強權、反對財產私有、追求平等、支持工人運動等多個方面,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多共同語言。

陳孚木真左傾,有很多證據。“四一五”李濟深在廣東實施清黨,陳孚木“對殺人問題則主慎重,對工農團體更是強調保護。陳孚木還出面保釋了十餘人”。陳孚木指出:“如果說這些同志以前是和共產黨接近的,便就可殺,那么推算上去,還怕要把孫總理拿出來鞭屍三百。這不是反動極了嗎?”從1927年5月開始,右翼勢力在廣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攻擊陳孚木的浪潮,控告陳孚木、湯澄波(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部長)“包庇共黨危害農運”。作為農工廳長,陳孚木與中共密切配合,共同推動了廣東工農運動,這是無法否認的。

陳孚木跟汪精衛認識很早。汪精衛兼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時,陳孚木是他在宣傳領域的左右手,負責編輯《民國日報》。汪精衛搞改組派,陳孚木是改組派廣東省支部負責人。汪精衛早期的人脈關係主要在廣東,廣東省支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31年蔣汪合流時,陳孚木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陳銘樞創建十九路軍,追隨蔣介石,官運亨通。淞滬抗戰爆發,陳銘樞組織十九路軍禦敵,與蔣介石漸生衝突,嗣後十九路軍調往福建,陳銘樞也動了反蔣的念頭。1932年6月,陳銘樞辭去交通部長,由政務次長陳孚木代理部務,兼招商局監督。

陳孚木與黃居素抓住這一良機,密謀從交通部挖走一筆錢。招商局總經理是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多年揮霍後手頭拮据。三人合謀,以招商局四大碼頭為抵押,向美商中國營業公司借款2000萬元,朋分回扣,據說總數達到80萬元。黃、陳拿到回扣後,潛逃香港,李國傑被判刑。陳銘樞為反蔣需要,秘密組織社會民主黨,這筆錢很可能是用作黨的活動經費(《時代公論》1932年第1卷第35期)。

1933年冬,李濟深、陳銘樞率領十九路軍反蔣,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陳孚木匆匆趕去捧場,事敗後流亡歐洲。1934年,名將張發奎到倫敦,見到了胡秋原、陳孚木等參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幾個人。

張發奎說:“陳孚木與一個英國姑娘建立了親密關係。當我為此責罵他時,他說他只是為了學習英語——這位女郎是他的床上字典。

袁殊搭檔

“五重間諜”袁殊的班子中,陳孚木以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身份充當配角,規格之高,實屬罕見。1938年12月30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艷電”,而後赴上海從事所謂“和平運動”。汪氏策劃“還都”南京建立傀儡政權時,四出聯絡舊部,也派人到香港引誘陳孚木。陳孚木沒有答應。

之後有情報幹部向潘漢年提出:“這是一個派人到汪偽政權上層活動的機會,我們是否可以支持陳孚木接受汪的邀請去投靠汪,並要求他向我們提供情報呢?”經過一番長考,潘漢年接受了這個建議。陳孚木提出,若中共信任他,可以考慮委身敵營,條件是請何香凝出面,證明他不是落水當漢奸。

何香凝鄭重向陳孚木表示:她願意做他的證明人,證明他接受汪精衛的邀請參加偽政權活動是為了配合抗戰,並非是投敵當漢奸。但是將來能否貫徹初衷,做出成績,還有待以後的事實證明。陳孚木離港前夕,潘漢年和廖承志特地在英京酒家為陳餞行。(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第124頁)

1939年秋,原改組派幹部、陳孚木老友湯澄波赴上海晤汪精衛,帶來陳孚木有意“歸隊”並可策動陳銘樞“來歸”的訊息。汪記“和平運動”一直未能拉攏到實力派軍事領袖,若名將陳銘樞能加盟,汪氏有望在日本人面前揚眉吐氣。陳孚木利用陳銘樞作釣餌,潛伏到汪偽核心,按照中共的安排,與袁殊組成一個特別班子。

袁殊兩次留學日本,與日本駐滬副總領事岩井英一關係極深。作為外務省系統的人,岩井與代表軍部的影佐禎昭各有各的算盤。岩井慫恿陳孚木、袁殊另立一派,於當年9月成立“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網羅張資平、彭希民等人作門面,主要骨幹則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這個組織以陳孚木為主任委員,袁殊任“主幹”(相當於常務副主任)。

當年11月下旬,陳、袁二人代表“興亞建國運動”訪問日本,受到日本政府阿部首相、近衛樞密院議長、野村前外相及參謀本部有關人員的接待(《中日關係全書》,第1014頁)。汪精衛對外務省扶植的這個勢力很不滿。經過斡鏇,陳孚木、袁殊解散了興亞建國運動,作為交換條件,兩人被增補為汪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41年,日汪成立文化團體“東亞聯盟”,陳孚木當選為中國總會理事、上海分會常務理事兼書記長,袁殊擔任宣傳委員會副主任。東亞聯盟上海分會,實際變成中共的秘密機關。中共派惲逸群、葉文津(化名葉德銘)等得力幹部進駐,以文化活動、辦報刊為掩護,從事多方面的秘密工作,包括在“岩井公館”內建立多個電台。

有關袁殊從事地下活動的記述,主要得自當事人的回憶,多採取“傳記文學”形式,可信度大打折扣。潘漢年離開上海期間,袁殊實際接受惲逸群的領導。資深記者顧雪雍是惲逸群的外甥,惲晚年長住顧雪雍家休養,向外甥透露了一些秘辛。

顧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間諜”袁殊》一文寫道:“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館’,是上海最大的公開的日本特務機關。令人奇怪的是,它怎么會以袁殊為首,惲逸群、翁從六為副手的中國人當領導,它有幾百個工作人員也全是中國人,沒有一個日本人,這是什麼原因?知情人會告訴你:‘岩井公館’實際上是中共設在日占區的代表辦事處(誇張點說等於是大使館)。”

顧雪雍的說法或許過於誇張,但部分內容則可找到有力佐證。《廣東黨史》1999年第4期刊登《在敵人刺刀上跳舞的無畏戰士——葉文津傳奇》。該文證實,“1943年,(葉文津)根據黨的指示,打入‘東亞聯盟上海分會’,擔任主任秘書。該組織名義上是日偽面目,實質上是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負責收集情報工作。該會書記陳孚木同志是地下黨員。”潘漢年在敵占區往來出入,踏雪無痕,與日方有意保持與中共溝通管道的考慮有關。

打入汪偽

從現有資料看,袁殊在這個班子中表現活躍,陳孚木則十分低調。據說,在陳公博當了上海市長以後,陳孚木“成了陳公博糜爛生活的密友”,整天花天酒地,未能搞到什麼有價值的情報(《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第125頁)。

1941年5月,陳孚木聯合華僑陳衍成、王益森等在南京成立南洋商業銀行,1942年5月在上海開設分行,地址在南京路731號(《銀行周報》1942年第26卷第19-20期)。1949年中共在香港設立的第一家銀行,也叫南洋商業銀行。兩個名字完全相同,是純屬巧合還是有意為之?

上述《廣東黨史》文章稱,1943年葉文津利用陳孚木與日本權威人士的關係,先後從獄中救出地下黨員戴英浪、俞守中與譚崇安,“使上海地下黨組織避免了一次遭受嚴重破壞的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11月,陳孚木與日本上海陸軍部長川本芳太郎舉行秘密會談,並寫成《中日雙方同志關於解決中日戰局會談總記錄》(《檔案與歷史》,1987年第3期)。日本為擺脫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戰場雙線作戰的被動局面,一直通過多種渠道與蔣介石親信接觸,希望與重慶方面達成某種妥協,以騰出兵力、物資支援南線作戰。

川本為何相信陳孚木能與重慶方面溝通?陳孚木參與會談,是中共授意的,還是受命於陳公博?或者純粹是個煙幕?雙方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對南京偽政府的人事做大規模的更動,從這個角度觀察,似乎是陳公博、周佛海權力鬥爭的一個環節。限於資料,此事還很難下什麼結論。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三冊出版於1960年,他對陳孚木其人的記述,與《東莞市塘廈鎮志》基本吻合:陳孚木“和平後轉入新四軍區,再赴大連。共軍南下,任國華銀行董事長。一九五一年來港,鏇被解除國華銀行職務,閒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據傳他之參加‘興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為結束這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歲已因心臟病死於廣州。”陳孚木留下了重重迷霧,今日我們所知,只是冰山一角。1955年,“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發生,受牽連的原地下工作者達千人之多。陳孚木在1957年回廣州,被安排到廣東省僑務委員會當參事,似乎沒有受到潘案的影響。也許,陳孚木得到何香凝、廖承志的有意保護,他在廣東省僑委的職務,也是他們兩位的安排。陳孚木在“落水”之前,一定要何香凝親自做證明人,確有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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