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氏碑刻

裴氏碑刻,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瑰寶,現存的裴氏碑刻檔案,最早的是東漢永和二年(137年)的《裴岑紀功碑》,最遲的是清朝鹹豐七年(1857年)的《清譜序碑》,前後時間跨度長達1720年,幾乎貫穿了我國封建社會的始末。

裴氏家族是中國歷史上聲勢顯赫的名門巨族,上自周秦,下迄於今,綿延兩千餘年。唐朝宰相張說所撰《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載:“其先出於嬴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郁為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海內;三子尊為三祖,望高士族。”特別是到了隋唐之世,裴氏家族發展到了全盛時期。正史立傳與載列者六百餘人;名垂後世者不下千餘人,七品以上官員多達三千餘人。上下兩千年,裴氏先後出現過宰相59人,大將軍59人,中書侍郎14人,尚書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駙馬21人,進士68人。
裴氏家族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碑刻。由於歲月滄桑,戰火不斷,現多已散佚不可考。但從裴氏碑館記憶體藏的碑碣和《裴氏世譜·碑誌》中收錄的碑銘來看,仍有稀世珍品。它對我們研究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現存的裴氏碑刻檔案,最早的是東漢永和二年(137年)的《裴岑紀功碑》,最遲的是清朝鹹豐七年(1857年)的《清譜序碑》,前後時間跨度長達1720年,幾乎貫穿了我國封建社會的始末。如果把裴氏碑刻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幾乎就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由於裴氏家族的顯要地位,使得裴氏子孫有更多的機會直接參與了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因此,裴氏碑刻檔案對於研究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裴岑紀功碑跋》中記有“惟漢永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首部眾,克敵全師”的軍事行動。《唐平淮西碑》記有唐朝淮西藩鎮吳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到李“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的戰事經過。《裴僕射濟州遺愛碑》記有唐朝宰相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時,適逢“天災流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公急人之虞,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候駕而星邁,不入門而雨行,議堤防也”的治洪之事。《巡撫裴公墓誌》記有清朝巡撫裴宗錫任青州知府時,“引博興湖、大清河、小清河諸水,開稻田數千頃。沮洳之地,瀦之為塘,種蓮藕,隙地則種柳及波羅樹,教民養山蠶,野無曠土,民至今享其利”的發展生產之事,等等。裴氏碑刻檔案以其深厚的內涵,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裴氏碑刻作為傳統文化藝術的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藝術欣賞價值。碑身、碑文書法三者的完善結合,本身就是一種高超的藝術。它是雕刻藝術、文學藝術、書法藝術的綜合體現。如:北周天和三年(568年)的記錄中州刺史、九曲城主裴鴻功績的《裴鴻碑》,書法穩健,剛勁有力,漢隸與魏碑合一,為全國書法名碑。記錄唐朝宰相裴光庭功績的《裴光庭碑》,碑身方形,為兩面刻,正面為唐玄宗草書體,陰面由名相張九齡撰文,玄宗御筆行楷,書法雋麗遒勁,均為翰墨中之珍品。特別是記錄唐朝名相裴度功績的《唐平淮西碑》,由唐代古文大家韓愈撰文。李商隱在《韓碑》一詩中描寫該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鰲蟠以螭”,碑文“點竄《堯曲》《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因該碑認為裴度運籌帷幄的功勞第一,引起了李的不滿。據《舊唐書·韓愈傳》載:“不平之。妻出入禁中,因訴碑文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但千餘年來,此碑一直為世人所敬仰,直到清朝鹹豐元年(1851年),由刑部員外郎鍾秀等人重立,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著名書法家祁雋藻書丹。該碑由四通巨碑組成,一連四石,為方座。字大如拳,氣勢磅礴,且石質精細,刻工絕佳。由於該碑文章好,書法好,鐫工好,故又稱“三絕碑”。
裴氏第二十六代裔孫、西晉史學家裴松之認為:“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裴氏碑刻作為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瑰寶,留給後人的啟示是十分珍貴的。我們要本著“去莠存良、古為今用”的原則,加大對裴氏碑刻檔案的研究和開發力度,使我國古代的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