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概念
從廣義的蜀學眼光看，應把周敦頤、程頤等著名理學家在巴蜀的學術活動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學裡來。宋代蜀學發展到南宋，崛起了張栻、魏了翁兩位著名人物及所代表的南軒學派和鶴山學派，其影響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為有全國性影響的重要思想家和學派。蜀學在中國學術發展過程中，它顯現出了四川的學術具有的某些地域特色，它與齊魯之學、關學、洛學、閩學、楚學、徽學等相比較，尤有獨特的個性，故而形成了“蜀學”。三學比較
蘇軾蜀學與二程洛學和王安石新學和 ，並非都是完全對立的 ，而是有異有同。三家經過相互駁難 ，相互吸收 ，相互促進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學派風格。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在維護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變法改革 ，來挽救由於北宋王朝積貧積弱而引發的社會危機局面。只是在具體方法上出現了分歧 ，王安石變法的總目標是富國強兵 ,總方針是“理財”、“通變” ；二程則認為應該通過行仁政、重禮義、重教化的辦法調整社會關係 ，緩和社會矛盾。王安石主張“興利” ，二程主張“尚德” ，二者產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對變法的行列。但在態度上是比較溫和的。他們在學術上 ，都為儒學的哲學化、儒經的義理化做出了貢獻蘇氏蜀學是由三蘇父子創立的儒學派別，它與荊公新學、二程洛學相對立,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時代潮流的產物,是當時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派別。然而，長期以來，由於三蘇在文學領域裡的巨大成就掩蓋了其在經學領域裡的貢獻,加之傳統學界的學術偏見,致使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未給三蘇以應有的地位。直至近年,此種情況才有所改善。實際上,三蘇作為經學家也毫不遜色,其經學著述亦頗夥。從這些成果中可以看出,三蘇父子共同為蜀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如果說蘇洵是蘇氏蜀學的開山祖師,那么蘇軾、蘇轍則是蘇氏蜀學的集大成者。 三蘇父子是以儒為宗,通過融通三教、兼采諸子來創立蜀學體系的。蘇軾在對蘇轍的祝壽詩中寫道:“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一語道破蘇氏蜀學的學術淵源是以儒為宗、兼融釋道。
興起淵源
從歷史淵源來看，古代巴蜀文化對北宋蜀學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華陽國志》依據《漢書》之史料，但比較二者，頗有差異。關於文翁為蜀郡守的時間，常璩以為是漢文帝末年，應以《漢書》為景帝末較為恰當。關於遣張叔等十餘人詣京師受業，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設定《五經》博士，《五經》指《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至東漢始有《七經》之稱，故常璩所記受《七經》乃誤。關於“蜀學比於齊魯”，據《漢書》所記應理解為蜀地弟子在京師求學者之眾，可與齊魯相侔，常璩則表述為張叔等學成後，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眾多，以致蜀中學術之盛可比於齊魯了。常璩的記述雖有失誤之處，但西漢時蜀地之文教事業可比齊魯應是事實，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學”的概念。這裡蜀學是指蜀地文教事業的興盛和儒學的傳播，表明蜀地接受並發展了中原的傳統文化。從公元前二世紀中葉蜀學的興起迄於二十世紀之初，其概念的內涵逐漸豐富和發展，最終成為現代學科之一，此間經歷漫長發展過程。四川學術真正開始呈現地域的特色是在兩宋時期。唐末五代時，中原長期戰亂，衣冠士族紛紛入蜀避難，前後蜀國獲得和平發展的機遇，故至北宋時文教事業極盛。皇v二年(1050)田況守蜀時在成都建立經史閣以弘揚學術，呂陶《經史閣記》：“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成都文類》卷三○)呂陶認為西漢成都文翁石室未經兵火戰亂的破壞；東漢末高補修石室作為孔廟，規模宏偉；五代後蜀將《周易》、《詩經》、《尚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文廟石壁，田況守蜀時又補刻《儀禮》、《春秋公羊傳》和《春秋Y梁傳》，這樣使儒家經典《九經》完備。因此一千二百餘年來，雖然社會歷經變革，但蜀中三個神聖遺蹟保存完好，它們是蜀學繁盛的標誌。呂陶是將蜀學理解為蜀中儒學的。北宋元v時期(1086―1093)朝廷中形成三個政治集團，即以蘇軾、呂陶、上官均為主的蜀黨，以程頤、朱光庭、賈易為主的洛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為主的朔黨。他們相互進行政治鬥爭，而蜀黨和洛黨之間的鬥爭最為激烈，史稱洛蜀黨爭。南宋之初統治集團在總結北宋滅亡的歷史教訓時清算了王安石變法的政治路線，革除蔡京餘黨，恢復元v政治，曾被列入元v黨籍的洛黨和蜀黨諸公均得以平反昭雪。這時洛黨和蜀黨已不具政治集團性質，而程頤和蘇軾的思想對學術界的影響極大，故“程學”與“蘇學”同時盛行。紹興六年(1136)朝廷開始禁黜程學，被視為“偽學”，而使蘇學居於尊崇的地位[1]。南宋中期學術界稱“蘇學”為“蜀學”。蜀中學者李石《蘇文忠集御敘跋》：“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辟其說，是為元v學人謂蜀學雲。”(《方舟集》卷十三)蘇軾父子治儒家經學，又雜於縱橫之學，在北宋古文運動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以文學成就稱著。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學的反對者，又是濂洛理學的否定者，在宋代學術中保持著獨立自由的品格與蜀地的學術特色。清代學者全祖望談到宋代新學與蜀學說：“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新學略》與《蜀學略》)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宋元學案》卷九八)因此從南宋以來，蜀學已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學術思想了。
蜀學發展
蜀學在歷史上有三次高潮：兩漢時期
。文翁興學，儒學在蜀地得到廣泛傳播，改變了本地“蠻夷”之風，從此蜀地人才濟濟，文章大雅，不亞中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漢賦四家”中的三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他們也是學有專精的經學家。兩宋時期
。在文學上，唐宋八大家的席位蜀人獨得其三（三蘇）；史學上，“隋前存書有二，唐後莫隆於蜀”；經學方面，更有程頤“《易》學在蜀”的感嘆。以“三蘇”父子為代表的“蜀學”，終與二程“洛學”（即理學）和王安石“新學”鼎足而三，共同構成當時中國學術的三大主流。晚清
第三次高潮即是晚清。尊經書院創辦，張之洞、王闓運促成了蜀學與江浙、湖湘的學術交流與融合，蜀學得以蓬勃發展。其重要特徵是摒棄陳腐的“八股”時文，注重對儒家經典的傳習和研究。在動盪多變的時局中，“通經致用”、“中體西用”成為突出表現。蜀地學者“以復古求解放”，將清代學人達到的最高點東漢“許鄭之學”成功地向前推進到西漢“今古文學”，乃至回溯至先秦“諸子之學”，最終實現了傳統學術的解放。同時也使“蜀學”得以與“湘學”共同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傳統學術的重心，構成中國經學的新階段和新形態。因此，錢基博在上世紀中葉就說：“五十年來學風之變，其機發自湘之王闓運，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粵（康有為、梁啓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匯合於蜀（吳虞）。”當代學人李學勤也認為：“從晚清以後，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重心，一個是‘湘學’，一個是‘蜀學’。”這也是此次台灣學人以專經研究方式對晚清蜀學加以梳理的緣由。近代
以來，蜀學繼宋代之後又呈後興之勢，尤以今文經學之盛並與維新思潮相結合為特點。公元1898年戊戌變法之際，劉光第和楊銳聯合在京師的四川愛國官紳傅增湘、謝緒綱、王晉涵、李植等在四川會館觀善堂舊址成立“蜀學會”，同時創辦“蜀學堂”，主張“講新學，開風氣，為近今自強之策”。入會者七十三人，他們講求新學，學習西方先進經驗，議論時務。此年宋育仁到成都任尊經書院山長，同成都學者楊道南、吳之英、廖季平等創辦《蜀學報》附刊《蜀學叢書》，介紹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批評時局，宣傳維新思想，提出社會改革方案。五月，宋育仁等在成都創設“蜀學會”，在四川各地設定分會。學會的活動以集講為主，內容為倫理、政事和自然科學知識。這些蜀中學者大都屬於今文經學派，思想活躍，長於思辨，富於理論創新。由於蜀學會促進蜀學的復興，以致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蜀學仍引起中國學術界的興趣與關注。姜亮夫回憶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他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啓超寫信，要求補考，徵得同意後：任公先生親自接見，問我：“松坡先生是你什麼人?”我說：“是我父親的上司，我父親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說：“廖季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師?”我說：“是的。”他問還有哪些老師，我就約略地說一下，他都曉得。他說：“這些先生都很好，你為什麼不在成都高師讀下去?”我回答說：“成都高師我已經畢業了。”他說：“好，我就讓你補考吧！”接著就給我出了題目：《試述蜀學》，當即我就寫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交上去了。任公先生一邊看一邊微微地笑著，有時點點頭。
此後成都學者劉鹹栽凇妒裱論》里追溯了蜀學的歷史[5]，繼而蒙文通在《議蜀學》里倡導說：夫伊洛當喪學絕之後，猶能明洙泗之道，紹孟學之流，以詔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雜漫之學以與朔洛並驅。自顧以迄於今，其道已弊。吳越巨儒，復已悔其大失，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是則承學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擇者也。
中國學術的發展自西學東漸之後發生了新的變化，回顧宋代的蘇學，其缺失已經顯露，因而如何弘揚蜀學傳統是宜慎重考慮的。這是蒙文通對於蜀學事業的關切與希望。
蜀學成就
從蜀學概念內涵的演變，可見它由引進接受中原儒學以發展文教事業，逐漸形成以蘇學為代表的地域學術特色而在學術史上產生重大影響，迄於近代它又吸收新學而獲得新的活力。蜀學從西漢綿延於今，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傳統。縱觀蜀學的發展，其主要成就在文學、史學、哲學和經學方面，其學術思想既體現了中原學術傳統，又有相異之處；既有時影響著主流文化，又往往遭到正統學者的批評；既有地方學術的滯後性，又比時尚文化更富於傳統精神。我國新時期以來學術昌明繁盛，地域文化發展迅猛，蜀學成為現代學科的條件已經成熟。它以四川自西漢迄今的學術為研究對象，重點是經學、哲學、史學和文學，而以它們體現的學術思想的研究為核心，包括蜀學理論、蜀學史、蜀中學者、蜀學文獻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層次的理論研究。“文化的中心是思想或哲學，舉凡政治、歷史、文藝等無一不受其影響。哲學固然是思想，而文學、史學、宗教之類，無一不具有鮮明的思想性”，“中國傳統文化，即中國固有文化，其重點是指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7]。為適應新的學術發展趨勢，近年“中國學術文化史”作為一個新興的學科已受到學界的重視，有著廣闊的前景，將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深入。蜀學即是中國學術文化史的一個分支學科。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除去遠古文明三星堆和金沙遺蹟，單是史籍中諸如司馬相如、嚴君平、揚雄、陳壽、李白、“三蘇”、楊慎、張問陶、郭沫若、巴金，這一串串如雷貫耳的名字，就足以讓蜀文化在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中熠熠生輝。西漢以來，四川就有“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其學比於齊魯”的學術盛況；在兩漢，四川成都是全國文化最為發達、產生文獻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四大區會”（即齊魯梁宋地區、關中平原、成都平原和東南吳會）之一；到宋代，呂陶有“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的讚譽。只是因南宋末年與明朝末年的頻繁戰亂，蜀學才逐漸衰落。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劉德芳重建錦江書院，光緒初年（1875）四川學政張之洞創立尊經書院，不僅扭轉了蜀中已見陳腐的學術風氣，也為昌明四川地區的學術文化奠下雄厚的基礎，為天下培植出許多精英人才
中國古代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先民們，其自然環境相對地艱難，曾遇到種種的挑戰，卻玉成了他們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創造者。古代巴蜀的先民未遇到嚴酷的環境挑戰，以致在很長的時期內社會停滯不前，沒有創造歷史，沒有體現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的力量，沒有創造文明。秦滅蜀後，古代巴蜀消失了，未留下任何有意義的東西。這是文明戰勝愚昧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