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期(17世紀~19世紀初)
17世紀20年代以後,有幾批歐洲天主教教士從喜瑪拉雅山或中國內地進入青藏高原,並在阿里、前藏、後藏等地長期傳教。他們學習研究藏語,根據自己的體驗和調查,介紹藏族歷史、宗教、民俗等情況,是歐洲對藏族研究的開端。但研究不是系統的,主要的成果是在藏語文方面。發展期(19世紀30年代~20世紀中期)
喬瑪於1823年來到達拉達克喇嘛寺內生活7年,精研藏文,終生致力於藏族歷史文化研究。他於1834年出版《藏英辭典》和《藏文文法》等著作,標誌藏學誕生。這一時期由於西方殖民擴張,喜瑪拉雅山南麓一些民族地區淪入西方國家控制,大量藏文文獻流入西方。20世紀初英國斯坦因和法國伯希和等從敦煌千佛洞掠走一大批藏文寫本。這些文獻資料客觀上刺激了藏學在世界範圍的發展。一大批專業學者加入藏學研究隊伍。研究內容由藏語文拓展到西藏社會、歷史、宗教、文化諸多領域。英、法、德、意、俄、匈等國都有一批藏學家,而以法國和義大利處於領先地位。20世紀日本和美國則後來居上。繁榮期(20世紀中期以後)
跳鍋莊的藏族姑娘 |
中國對於藏族歷史的研究和記述可以遠溯到隋唐,當時的漢文史籍對藏族地區作了詳細記載。新、舊《唐書》的《吐蕃傳》仍是研究藏學的重要文獻。元代時西藏和整個藏族地區納入中央政權的直轄之下,元政府曾對西藏人口組織了大規模的調查,並敦聘藏族地區高僧到京城宣講佛法。清代前期的《衛藏通志》、《西藏志》和後期的《西藏圖考》、《四川通志》等史志,對藏族地區的歷史、社會、宗教、風俗、地理、掌故等進行了全面的初步研究。20世紀30~40年代,一批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深入藏區實地考察,有人甚至投入寺院習經,對藏學作了開拓性的研究。張怡蓀、李安宅、於式玉等都為國內藏學研究作出了貢獻。
50年代開始有組織地系統開展藏學研究。50年代初集中中國許多高校和研究機關的藏學專家赴西藏對藏族地區的社會歷史、語言文字、宗教哲學、音樂戲劇、建築雕塑等進行大規模的實地考察,獲得大量的第一手珍貴資料。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藏學研究大步發展。中國設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級藏學研究機構50多個(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台灣西藏研究會等),創辦了《西藏研究》、《中國藏學》、《中國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會發展研究》、《西藏藝術研究》等30餘種藏學學術期刊。專門組成了中國藏學出版社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古籍200餘種和一批藏學研究學術成果。每年召開數次規模不等的藏學討論會。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展開,已有10多個國家和地區130餘名學者和旅居國外的藏胞學者到中國參觀訪問,進行學術考察和洽談科研合作項目。中國藏學家也應邀出國訪問、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
和外國藏學研究比較,中國藏學研究有其突出優勢和特點。實地考察、實物研究和口頭流傳資料的收集,藏、蒙、漢多民族學者的攜手合作研究等是國內藏學研究的有利條件。因而,國內藏學不限於文獻資料的研究,也不限於對藏族作“史”的研究。對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現實與發展、藏族風情習俗、藏醫科技等課題的研究處於領先地位。
研究對象
藏族是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的民族之一。現有藏民約459萬人,主要聚居在青康藏高原,其中大多集中在西藏自治區。7世紀時,青藏高原藏族建立的政權,唐代稱吐蕃、清代有圖伯特、唐古特、衛藏、西藏等稱謂。藏族人自稱博、博巴人等。青藏高原特殊的生存環境造就了藏族在其發展過程中特有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藏民在改造自然的實踐中,在與周圍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根據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創造了豐富的文化成果,而且這種創造還在不斷地進行。藏族已有的精神、物質文化成果以及正在進行的社會和自然的改造活動,都是藏學的研究對象。藏學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涉及社會歷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醫藥歷算、風土民俗以及藏族地區現代化過程中提出來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等廣博繁富的內容。
研究比較深入的領域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