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史
史前期
敦煌學（18世紀～1909年） 敦煌莫高窟的價值早在18世紀就受到汪隆、常均、徐松等清朝地
方官吏的肯定。19世紀中後期一些外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如匈牙利洛克齊、俄國尼古拉·普熱瓦爾斯基、英國鮑爾等人先後到過敦煌，參觀莫高窟。洛克齊在歐洲召開的東方學會議上演講，介紹莫高窟的藝術。20世紀初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敦煌遺書流傳於世。甘肅學台葉熾昌認識到遺書的價值，在日記中記述了藏經洞和文獻文物散佚情況。西方漢學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貴文物、史籍，在西方作過一些報導。但都不是對敦煌學的研究。
創建期
敦煌學（1909～1937年）羅振玉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他於1909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開始了敦煌學的歷史。20世紀30年代後期是敦煌學創建時期。這
一時期主要是以序 、跋、提要等形式，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後一段主要到英法兩京了解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情況，抄錄拍照、編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經卷“接回來”。在這一時期里，傾注了羅振玉、王國維、蔣伯斧、李翊灼、陳垣等老一輩學者和劉復、向達、王重民、姜亮夫又一輩敦煌學家的心血。敦煌文獻初步理成系統，對唐代俗文學等某些問題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此基礎上陳寅恪提出了“敦煌學 ”的概念。
發展期
（1938～1978年）抗日戰爭期間，西北成為國防重地，交通較為便利，大批學者、藝術家前往敦煌考察，對敦煌藝術的研究熱極一時。到70年代末，由於戰爭和政治運動，敦煌學研究雖有起伏，但總趨勢是向前發展。這時期各種大型資料集和敦煌畫集出版，石窟編號和文獻目錄編制趨於完備，研究領域較前期有所拓寬，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張大千臨摹《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3集）、《敦煌壁畫選》（3輯，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唐代圖案選》（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等是大型敦煌畫集，對敦煌藝術的宣傳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畫像題識》、《敦煌曲校錄》、《瀛涯敦煌韻輯》、《敦煌變文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等是敦煌遺書資料、目錄的匯集。在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藝術敘錄》、《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古籍敘錄》等。60、70年代，敦煌學研究的中心轉移到港台，台灣出版了《敦煌論集》、《榆林窟壁畫研究報告》、《敦煌講經文研究》等著作。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刊《敦煌學》。這一時期還成立了專門的管理與學術研究機構敦煌藝術研究所。此外還在國內、國際上多次舉行敦煌藝術、文物展覽。
繁榮期
敦煌學（1978年～ ） 70年代以後，敦煌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研究時期。研究隊伍擴大，組
建新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設立研究機構的有北京大學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室、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室、西北師範大學的敦煌學研究所等。還有季羨林為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以及甘肅、浙江等省級敦煌學會。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舉行一次全國或國際性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研究內容涉及各個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在許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進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獻的考訂、整理的同時，努力建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在資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5輯）、《敦煌大藏經》（63冊）、《敦煌寶藏》(140冊)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資料彙編，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一批高質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敦煌遺書論文集》、《敦煌文學論集》、《敦煌石窟藝術論集》。另有如《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等多種學術會議的論文集。敦煌研究院主辦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創刊）、台灣文化大學主辦的《敦煌學》等刊物刊發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這些論著和論文，對莫高窟藝術、于闐文、回鶻蒙文、社會經濟文書、社邑文書、書儀卷子、中古寺戶、歸義軍歷史、敦煌曲譜舞譜、講唱文學、敦煌曲子詞、敦煌建築科技等專題都有總結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