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
稅收在法國，1788年巴黎的議會否定了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式的通令；法王路易十六為了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迫不得已在1789年重新召開自1614年以來就未曾開過的三級會議，不料引發了法國大革命，而路易十六也步了查理一世的後塵。就在這一年，法國發布了“人權宣言”，其中雖未直接規定徵稅問題，但規定人民財產不得任意侵犯，也就包括了徵稅問題。以後， 《法蘭西共和國憲法》第34條規定“徵稅必須以法律規定。”
西方其他國家也都或早或晚地將稅收法定主義作為其憲法原則加以確認，尤其是倡導並實行法治的國家，多注重在其憲法中有關財稅制度的部分，或在有關國家機構、權力分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中，對稅收法定主義予以明確規定。如日本，明治憲法規定：“課徵新稅及變更稅率須依法律之規定”； 《日本國憲法》第84條規定：“課徵新稅或變更現行的稅收，必須依法律或依法律確定的條件。”又如義大利，其憲法第23條規定：“不根據法律，不得規定任何個人稅或財產稅。”還有埃及、科威特等國。
以上歷史發展表明：其一，稅收法定主義始終都是以對徵稅權力的限制為其核心的，而法治的本質內容之一也在於權力的依法律行使，故稅收法定主義“不但構成了法治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治主義規範和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財產權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體現；而且，從淵源上說，還是現代法治主義的發端與源泉之一，對法治主義的確立‘起到了先導的和核心的作用’”。
其二，稅收法定主義在各國最終都是以憲法明文規定的形式而得以具體體現，並進而貫徹到稅收立法中去的，故“人類爭取人權，要求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歷史，一直是與稅收法定主義的確立和發展密切相關的。”
基本含義
稅收試將“稅收法定主義”這一名詞分解開來加以解釋，以對其含義作進一步理解：
1.“稅收”概念之含義。筆者認為，稅收是指人民依法向徵稅機關繳納一定的財產以形成國家財政收入，從而使國家得以具備滿足人民對公共服務需要的能力的一種活動。這一定義與稅收的傳統定義相比較，在形式上起碼具有如下特徵：（1）涵蓋了稅收法律關係中的三方主體，即作為納稅主體之代名詞的“人民”、作為實質意義之徵稅主體的國家和作為形式意義之徵稅主體的徵稅機關；（2）突出了“人民”在整個國家稅收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動性作用，與人民在反抗封建君主、爭取確立稅收法定主義的鬥爭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符的；（2）表明了稅收的兩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國家財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是“使國家得以具備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由此淡化了傳統理論中稅收的強制性和無償性的特徵，使之更易為納稅人接受；（3）強調了人民納稅必須“依法”且僅“依法”而為，內涵了“稅收法定主義”之意旨。
2.“法”概念之含義。稅收法定主義中之“法”僅指法律，即最高權力機關所立之法。至於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來規定稅收，筆者以為，簡單來說，起碼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稅收對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現為將其享有的財產權利的一部分“無償”地轉讓給國家和政府（實質上表現為人民因這一轉讓而獲得要求國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議機關制定法律-為前提，實屬天經地義、無可厚非，否則便是對人民的財產權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實際上的稅收利益最終獲得者，並且作為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又是滿足人民對公共服務的需要的實際執行者，倘若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規來規範其自身行為，無疑可能會導致其徵稅權利（力）的不合理擴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務義務的不合理縮小的結果，以其權利大於義務的不對等造成人民的義務大於權利的不對等，故必須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僅僅是可能性。第三，從歷史來看，稅收法定主義確立的當時，尚無中央與地方劃分稅權之作法，將稅收立法權集中於中央立法機關，乃是出於建立統一的、強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因此排除以稅收地方性法規開徵地方性稅種的可能，以免因稅源和稅收利益劃分等原因導致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地方相互之間的衝突而不利於國家的統一。所以，就“法”概念之含義而言，“稅收法定主義”之表述沒有“稅收法律主義”之表述明白準確。
3.“定”概念之含義。對稅收法定主義中之“定”，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次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層次，當我們將稅收法定主義定位為稅法的基本原則時，可將“定”理解為“依據”，即國家整個稅收活動必須依據法律進行，包括徵稅主體依法律徵稅和納稅主體依法律納稅兩方面，並以此指導作用於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過程。第二層次，當我們將稅收法定主義僅定位為稅收立法的基本原則時，一方面，可將“定”理解為稅收法定主義本身必須以法律（憲法）形式加以明文規定，從稅收法定主義的早期歷史發展來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將“定”理解為“立法”之“立”，也就是說，在立法技術發達、立法形式多樣的現代社會，“定”早已突破其最初作為“制定”的外延，而擴展到除此以外的認可、修改、補充、廢止、解釋和監督等諸形式。
4.“主義”概念之含義。如前所述，就“稅收法定”之意，有稱為“主義”者或“原則”者亦或“主義原則”者，故有必要加以辨析，以示其異同。所謂“主義”，是指“對客觀世界、社會生活以及學術問題等所持有的系統的理論和主張。”原則是指“說話或行事所依據的法則或標準”；法的原則則是相對於法的規則而言的，是指“可以作為規則的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原理和準則。
具體內容
稅收相關法律1.稅種法定原則。其基本含義是，稅種必須由法律予以規定；一個稅種必相對應於一部稅種法律；非經稅種法律規定，徵稅主體沒有徵收權利（力），納稅主體不負繳納義務。這是發生稅收關係的法律前提，是稅收法定主義的首要內容。
2.稅收要素確定原則。其基本含義是，稅收要素須由法律明確定之。在某種意義上說，稅收要素是稅收（法律）關係得以具體化的客觀標準，各個稅收要素相對應於稅收法律關係的各個環節，是其得以全面展開的法律依據，故稅收要素確定原則構成稅收法定主義的核心內容。
所謂稅收要素，是指所有稅種之稅收（法律）關係得以全面展開所需共同的基本構成要素的統稱；稅收要素既經法律規定，則為稅法要素，是各單行稅種法律共同具有的基本構成要素的統稱。我們試從以下幾方面來把握稅法要素之含義，進而確定稅收（法）要素的具體內容：（1）稅法要素主要是針對稅收實體法、亦即各單行稅種法律而言的，但並不排除其中的程式性規定，如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等；（2）稅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稅種法律都同時具備的，具有一定共性，僅為某一或某些稅種法律所單獨具有而非普遍適用於所有稅種法律的內容，不構成稅法要素，如扣繳義務人等；（3）雖然稅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單行稅種法律都必須具備的，但並非要求在每一部稅種法律的條文中都必須對諸稅法要素一一予以明確規定，有時可以通過其他非稅種法律的形式對某一稅法要素作出規定，如《稅收徵收管理法》的第五章就對違反稅法行為的法律責任作了較為集中的規定，因此，儘管某些稅法要素沒有在單行稅種法律中得以體現，但卻規定在其他適用於所有稅種法律的稅收程式性法律中，我們仍然認為它們是稅種法律的基本構成要素，是在稅收實體法律的內容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稅法要素具體包括：稅種，徵稅主體，納稅主體，徵稅對象，稅率，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減免稅，稅務爭議和稅收法律責任等內容。
稅收要素須以法律定之，這一點無須多言。關鍵是，法律如何對稅收要素加以明確且無歧義的規定。因為，如果對稅收要素的法律規定或太原則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確定，便會給行政機關創造以行政法規對其進行解釋的機會，等於賦予行政機關以自由裁量權，從而破壞了這一原則。故稅收要素確定原則對於那些立法技術尚不發達，習慣於以原則性語言進行立法的國家，如中國，其現實意義尤為重要。
3.程式法定原則。前兩個原則都側重於實體方面，這一原則則側重於程式方面。其基本含義是，稅收法律關係中的實體權利義務得以實現所依據的程式性要素須經法律規定，且征納主體各方均須依法定程式行事。
稅收法定主義的程式法定原則具體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1）稅種及稅收要素均須經法定程式以法律形式予以確定；（2）非經法定程式並以法律形式，不得對已為法定之稅種及稅收要素作出任何變更；（3）在稅收活動中，徵稅主體及納稅主體均須依法定程式行事。以上三部分內容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程式法定原則的完整內容。
法定主義
從資料來看，稅收法定主義最早是在1989年作為西方國家稅法的四大基本原則之一介紹到中國來的。進入90年代以來，學者們開始借鑑和參考西方稅法基本原則理論來研究、確立中國稅法的基本原則。西方國家稅法的四大基本原則已呈現出取代中國傳統稅法理論中的稅法基本原則，而被直接確立為中國現代稅法的基本原則的趨勢。
稅收法定主義的本質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於對徵稅主體的權力的限制，棄此不言，而僅規定納稅主體的依法納稅義務，依然是傳統稅法理論中征、納雙方不平等的觀點的體現；況且，中國1982年憲法修改時，立法機關制定上述條款本無體現稅收法定主義之意。然而，不管爭論如何，中國憲法應對稅收法定主義予以明文準確規定，這一點當無疑義。需考慮如下三點：（1）從立法技術的角度，應當用怎樣的立法語言在憲法條文中將稅收法定主義明白無誤地準確表述；（2）如何選擇適當時機，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將規定稅收法定主義的條文補進現行憲法中，考慮到憲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一味要求儘快規定稅收法定主義，或者是單獨就稅收法定主義對憲法進行修正，都是不妥當的；（3）在目前一時難以對憲法加以修正的情況下，可以採取由全國人大對憲法第56條進行立法解釋的方式或在即將要制定的《稅收基本法》中加以規定的方式來確定稅收法定主義。
就中國現狀而言，不論是稅收法制還是稅收法治，都沒有充分執行或體現稅收法定主義的要求，甚至表現出對稅收法定主義的背離。比如，單行稅種法多為稅收行政法規形式，降低了稅法的整體權威性和穩定性，不利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平稅收環境的培育。無論如何，作為稅法的首要基本原則，稅收法定主義當然應作用於稅收法制建設的全過程，而體現在稅法的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等各個環節；如此才能真正達到稅收法治之狀態。
重新認識
隨著民主與法制的發展，在現代稅收中逐步形成了稅收法定主義。稅收法定主義包括稅收立法權法定、國家徵稅權法定、稅款收益權法定等六個方面。正確認識稅收法定主義有利於我國稅收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我國學術界對稅收法定主義的理解
什麼是稅收法定主義？有人認為稅收法定主義是指稅法主體的權利義務必須由法律加以規定，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征納主體的權利義務只能以法律規定為依據，沒有法律的規定，任何主體不得徵稅或者減免稅收。除此之外，還有人將稅收法定主義界定為：所謂的稅收法定主義可以描述為稅收的徵收和繳納必須基於法律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依據，任何人都不能被要求納稅。該種觀點認為稅收法定主義包含三層含義，一是稅收法定主義體現了納稅人的權利來源，納稅人的授權是國家徵稅權力的本源；二是稅收法定主義體現了社會對財產權的保護，財產權先於政治權力產生，財產權的穩定是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法治的先決條件；三是稅收法定主義要通過一定的立法、司法程式來實現，立法、司法完善程度影響了該原則的貫徹程度。
對稅收法定主義的再認識
以上稅收法定主義的概念和內容儘管為國內大多數人所認可，但筆者認為這一概念並不完整，它僅僅屬於稅收法定主義的形式方面而已，稅收法定主義首先必須包括稅收立法權、國家徵稅權和稅款收益權等最基本的問題。稅收法定主義構成了法治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治主義規範和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財產權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體現。因此稅收法定主義中的“法定”不僅應包括國家徵稅時必須具備的要件的法定，更應該對稅收立法權、國家徵稅權和稅款收益權進行法定。如果不對這些根本問題進行法定，就會造成稅收立法權的缺位或濫用，國家徵稅權的缺位或濫用，稅款收益權的濫用。事實上，我國現有的稅收立法和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從根本上講就是由於我們對稅收法定主義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我們在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稅收立法過程中，有必要對稅收法定主義的概念和內涵進行反思和重新界定。
稅收法定主義應界定為：稅收法定主義是指一個國家在對稅收關係進行法律調整時，必須明確稅收立法權、國家徵稅權和稅款收益權，享有稅收立法權的機關在稅法中對課稅要素作明確規定，徵稅機關和納稅人依法徵稅和依法納稅。稅收法定主義的內容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稅收立法權法定。稅收作為一個國家中的重大事項，原則上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來進行調整，但由於我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轉軌時期，許多經濟關係並不穩定，因此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國務院也享有部分稅收立法權。
第二，國家徵稅權法定。我國長期迴避國家徵稅權的來源，因此往往形成國家徵稅與納稅人納稅之間的利益衝突，納稅人納稅意識欠缺，使我國稅收征管工作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
第三，稅款收益權法定。稅收的本質是一種利益的分配，國家通過稅收將納稅人的財產所有權轉移給國家，由國家統一支配和使用。
第四，稅收的主要依據是關於稅收的法律。稅收是個重大問題，因此稅收法定主義要求，規範稅收應當主要以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為主，這裡的“法定”應準確理解為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來規定和確定。
第五，課稅要素法定且明確。課稅要素是國家徵稅時必不可少的要件。依法享有稅收立法權的立法機關應當在稅法中將有關要素進行規定，且規定要儘可能明確和具體。
第六，稅款征納法定。稅款征納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在具體的徵稅和納稅過程中必須依法進行。代表國家行使徵稅權的徵稅機關不得擅自變更徵稅事項，負有納稅義務的廣大納稅人也應該依法納稅，不得逃避納稅義務，否則都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稅收法定主義是一個國家法制的有機構成部分，而稅收是關係到廣大納稅人和國家利益的重大事項，因而這一原則需要在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或者稅收基本法中予以明確規定。
稅收法定主義對完善我國稅收立法的要求
第一，從憲法高度對稅收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規定。各國憲法中都包括稅收基本問題的規定，憲法中的這些規定是制定稅法最重要的基礎。我國現行《憲法》中僅僅規定公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其實稅收不僅有納稅人，還有徵稅主體。在《憲法》中對稅收僅作如此簡陋的規定顯然不夠。《憲法》中需要對稅收法定主義以及其他稅收的基本原則作出明確規定，而且需要將稅收法定的基本要求進行明確，諸如稅收立法權的確立、國家徵稅權的確立以及對稅款收益權的歸屬問題進行明確。
第二，需要制定一部稅收基本法。在稅法的立法模式上，世界上主要有綜合立法和分稅立法兩種。我國採用的是分稅立法的模式，“一稅一法”。由於我國《憲法》對稅收的規定太過簡陋，因此各稅在立法中並無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一方面造成各稅法之間的參差不齊，相互矛盾；另一方面也造成立法上的重複現象突出。因此我國可以借鑑某些國家的立法經驗，制定一部稅收基本法，將徵稅中的共同事項在同一部法律中加以規定，比如稅收的概念、稅收的目的、稅收的基本原則以及稅收征管權的劃分等一系列的基本問題，而且這一部法律必須由立法機關來制定。
第三，在《憲法》或者《立法法》中有必要將分享立法的範圍進行明確。根據我國《憲法》和《立法法》的規定，我國稅收立法採用的是分享模式，立法機關和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都有稅收的立法權。國務院是我國最高行政機關，由國務院對稅收立法，給行政權借稅收立法侵犯公民或企業的經濟利益和行為自由提供了便利，並會導致行政權的膨脹和不受約束。因此，對稅收的立法權，主要應該由立法機關享有，《憲法》或者《立法法》中應該對兩者的立法範圍進行確定，與此同時還應當明確授權立法的授權程式。
第四，我國現行的稅收法規和部門規章需要提升為法律這一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