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盧漢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第4期步兵科，為龍雲手下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後隨龍雲加入滇軍，二人受到唐繼堯的重用。歷任滇軍排、營、團、旅、師、軍長、雲南省政府主席等職。抗日戰爭時期任第60軍軍長，參加台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任第1集團軍總司令，為抗戰勝利作出巨大貢獻。1945年入越南接受日軍投降。
人物年表
盧漢是彝族奴隸主吉迪家族的後裔，其父盧元達（1874—1926），曾捐過一個游擊的官銜。其母劉氏（1874—1946），是家庭婦女。盧元達共有6個兒子，即永恆（永衡、邦漢），邦彥，邦佐，邦治，邦基，邦定。盧漢在6兄弟中，排行居長。
1950年2月22日盧漢在歡迎解放軍蒞昆大會上致歡迎詞。盧漢出生於昭通市以西炎山鄉的中寨（過去屬西達鄉，距昭通市區約110公里）。
盧漢雖然出生於奴隸主家族，但幼年時期也參加過田間勞動。稍長，盧漢與其表哥龍雲做遊戲、學武術，弄刀弄槍，受到了鍛鍊。後來又與龍雲一道，被送進昭通城內讀書。
1911年初，雲南永善人魏煥章也在川南組織了一支隊伍，自任統領，參與了保路運動，要攻打清朝四川總督趙爾豐。盧漢遂跟隨龍雲、鄒若衡等來到四川，投入魏煥章部。同年冬，辛亥起義後，雲南都督蔡鍔決定派兵支援尚未起義的四川，滇軍援川軍第一梯團長（相當於旅長）謝汝翼，奉命率部經昭通入川至敘府（今宜賓市）。龍雲、盧漢得知滇軍來到，遂一同投奔謝汝翼梯團。謝汝翼得知他們是雲南人，也歡迎他們參加滇軍，暫時給予“候善員”名義，等待安排。
1912年5月，謝梯團回到昆明。盧漢以準尉級軍銜被保送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後改名運動陸軍講武學校)第四期步兵科學習，龍雲也進入講武堂第四期，但在騎兵科學習。
1914年盧漢在講武堂畢業後，回家探親，與龍澤清結婚。講武堂畢業後，盧漢分配到滇軍任少尉見習排長。1915年底，從雲南開始的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爆發爆發，盧漢隨護國軍進入四川戰鬥。護國戰爭結束後，盧漢在駐川滇軍成都兵工廠保廠營任排長，後升任連長、副營長等職。1920年，四川軍人掀起“川人治川”運動，驅逐駐川滇軍，滇軍戰敗退回雲南。盧漢回到昆明後，在唐繼堯督軍公署當少校副官。
1921年初，駐川滇軍第1軍軍長顧品珍，不滿唐繼堯強驅滇軍入川內戰，率部回昆明驅逐唐繼堯。唐繼堯在內部分裂，軍心動搖，眾叛親離的情況下，不得已通電辭職，遂於1921年2月8日凌晨率親信乘滇越鐵路火車向南出走，流落香港。次日，顧品珍進入昆明，以滇軍總司令名義控制雲南。恰巧2月8日是舊曆新年，唐繼堯為2月8日凌晨（即2月7日深夜）離開昆明，顧品珍隨即進入昆明。因此昆明人曾作春聯一副諷刺說：“兩顆洋芋辭歸歲，一棵白菜迎新春。”唐繼堯逃離昆明前，委龍云為近衛第11團團長，盧漢任該團第3營營長，駐雲南蒙自地區，以待時機。
雲南陸軍講武堂1922年春，唐繼堯僥倖地實現了“二次回滇”，重新統治了雲南，論功行賞，龍雲出任軍長，盧漢被任命為近衛第3團團長。
1924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準備繼續完成北伐事業，民主革命形勢蓬勃發展。唐繼堯對這個形勢看不慣，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粵系陳炯明，桂系劉震寰相勾結，試圖推翻以孫中山為首的廣州革命政府，組織以唐繼堯為首的南方政府。1925年春，唐繼堯派出號稱十萬大軍的部隊，分兩路入侵廣西。北路以唐繼虞為總指揮，率領號稱5萬人（實則僅為2.5萬人），從此路進攻；南路以龍云為總指揮，率領號稱5萬人（實則僅有3萬人），從南路進攻。盧漢被唐繼堯任命為第7旅旅長，歸龍雲指揮，進入廣西。由於滇軍指揮混亂，士氣低落，經過幾個月的戰鬥，遭到大敗，於同年8月退回雲南。不過在這次戰爭中，龍雲及其盧漢所部，損失不大，保留比較完整，這就使龍雲、盧漢在後來滇軍內部角逐中，處於優勢地位。
1927年2月6日，盧漢跟隨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鎮守使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發動推翻唐繼堯的“二.六政變”。唐繼堯被迫交出政權，成立了雲南省務委員會，由四鎮守使掌權。5月23日，唐繼堯病死，四鎮守使政權失去了平衡，特別是胡若愚、龍雲爭奪領導權的矛盾迅速加劇。6月14日，胡若愚聯合張汝驥突然向龍雲所部發起進攻，派兵包圍了昆明北校場（龍雲部隊在昆明的駐防地），同時包圍了龍雲及其主要將領盧漢、孟坤、高蔭槐等人的住宅。這就是雲南歷史上的“六.一四政變”。
整理財政
盧漢在1929年冬至1930年4月，以第98師師長名義兼任雲南省財政廳長。這時，雲南財政極端拮据，滇幣幣值低落，稅收征不上來，軍費沒有著落，直接威脅著龍雲的統治。盧漢就任後，堅持革新，憑藉軍威，整理財政，為龍雲統治雲南解決了財政危機。
盧漢公館盧漢首先從革新財政廳內部機構入手，把財政廳原有的秘書、科長、主任大部分更換，成立“設計委員會”以供諮詢決策，並調整內部機構，將收（收入）、支（支出）、存（庫藏）、稽（稽核）截然劃分權責，標榜為四權分立。然後，他針對雲南徵收權為軍人把持的狀況，決定收回徵收權，把煙、酒、厘金等稅一律招商投標承辦，即所謂“財政商業化”。1930年初，他任命其副師長袁昌榮兼任菸酒事務局長，並隨即通電全省徵收機關，煙、酒、厘金等稅收改為招商投標包辦，應一律交給中標人承辦，如敢故違，即以軍法從事！命令一出，許多軍人懾於盧漢的威勢，敢怒而不敢言。
所謂招商投標，即把全省徵收機關，委給商人辦理，由商人投標，標額最高的即為中標。盧漢執行這一辦法比較嚴厲，他的妻弟龍天如中了一個標，遲遲不繳款，盧漢親筆下了條子，立即取消其承辦資格，其他的人就更不在話下了。因此，數月之內稅款大增，不獨清發積欠，收入還有剩餘，財政漸趨穩定，為龍雲的統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此，盧漢提出為公務員加薪一倍半的提案，實行“高薪養廉”，省務會議很快正式通過，並從1930年7月起正式實行。各級公務人員皆大歡喜。同年四五月間，盧漢因帶兵進入廣西作戰，才辭去財政廳長的兼職。
1930年夏，由於蔣、馮、閻、桂中原大戰爆發，桂系反蔣。蔣介石乃命龍云為討逆軍第10路總指揮，從後路抄襲桂林，討伐桂系。蔣介石許願撥給龍雲開拔費港幣100萬元，調出部隊軍餉每月發給法幣30萬元，廣東每月補給廣毫10萬元；而且在攻占南寧之後，擬委派盧漢為廣西省政府主席。龍雲遂派盧漢為第10路軍前敵總指揮，率3個師15個團共兩萬餘人，進入廣西。6月，滇軍從昆明開拔時，抓兵封馬，秩序甚亂，學生被拉走者達數百人，沿途保護廣東煙幫，抽收煙稅，以充軍餉。各師亦自行收購鴉片，運廣西販賣。在南寧圍城時，軍餉不濟，亦曾以鴉片折價發給各師，抵充一伙食費用。當官的吸菸土者甚多，有“三桿槍”之稱，即步槍、煙槍與雲南水煙筒，成為當時滇軍的一大特徵。
抗日名將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紅軍舉行了長征。紅軍的兩大主力———中央紅軍和紅二、六軍團，先後兩次路過雲南。龍雲奉蔣介石之命，調集滇軍，“追剿”紅軍。然而，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龍雲開始了轉變，要求滇軍對紅軍儘可能多追少堵，儘可能讓紅軍走出雲南，這就在事實上幫了北上紅軍的忙。盧漢亦曾率兵“追擊”紅軍，然而在龍雲的影響下，也只做做樣子而已。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盧漢指揮滇軍，投入戰鬥第一線，在台兒莊等戰役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成為抗日名將。
台兒莊戰役1937年8月，滇軍主力被編為第60軍，以盧漢為軍長，下轄3個師（182、183、184師），分別以安恩溥、高蔭槐、張沖為師長，約4萬人。10月初，60軍在昆明巫家壩舉行誓師大會，各族各界人民獻旗歡送，異常熱烈。在大會上，民眾高呼“盧軍長，打！三師長，殺、殺、殺！誓滅倭寇，保衛祖國”等口號。部隊隨即出發，經曲靖、平彝、盤縣、安順、貴陽、鎮遠、玉屏、晃縣、沅陵、常德，官兵們長途跋涉4000餘里，步行40餘日，到達湖南長沙，然後奉命開往前線，保衛南京。
不料，部隊尚在途中，南京即告淪陷，乃返回武漢待命。雲南部隊武器精良，軍容整齊，軍紀也較好，在當時國民黨部隊中是比較突出的。杜聿明曾說，抗日戰爭時我曾遇到雲南部隊，覺得“中央軍”同這支“雲南軍”比較起來，“軍容上似有遜色”。60軍到武漢時，蔣介石又命這支軍容整齊、士氣旺盛的軍隊，繞鬧市一周，以示中國尚有如此訓練有素的軍隊可投入戰鬥，以安定民心。此時，“滇軍素質已成中國之冠”。滇軍在武漢遊行時，德國顧問觀看後，曾驚奇地對蔣介石說：“盧漢率領的滇軍是你們中國的驕傲，最有力的部隊。”
日軍坂垣第5師團和磯谷第10師團，於1938年4月初向魯南發動進攻，直接威脅徐州後方，形勢危急。這是徐州（台兒莊）戰役的第二階段。60軍奉命的魯南集中，歸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準備投入戰鬥。李宗仁又命60軍歸第26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指揮。其時，李宗仁、孫連仲各部都已疲憊不堪，紛紛後撤，僅有湯恩伯一部留在邵縣附近。當60軍先頭部隊到達歸德車站時，李宗仁即命60軍接守台兒莊。
在台兒莊會戰中，作曲家冼星海、任光及女詩人安娥等人，教滇軍官兵唱革命歌曲，並為60軍譜寫了一首軍歌《六十軍軍歌》。
武漢失守後，盧漢因盲腸病發，請假就醫，初住長沙湘雅醫院，後因長沙大火，轉送貴陽。盧漢臨行時，電告蔣介石，以高蔭槐代軍團長。後高因病，部隊由張沖指揮，軍部由參謀長趙錦雯照料。12月，第30軍團擴編為第1集團軍，仍轄3個軍，初由龍雲兼總司令，盧漢為副總司令並代總司令，高蔭槐為副總司令。不久，由盧漢為總司令，盧漢因病留貴陽，以高蔭槐代總司令。
1939年間，蔣介石擬任命盧漢為貴州省政府主席。盧漢去重慶商談就職事時，蔣只允許他帶一個秘書長赴任，不許帶軍隊去。盧漢不願當光桿兒主席，又因病復發，便回昆明治療，未能到任。
1940年9月以後，日軍占領河內，危及滇西、滇南。蔣介石同意將第60軍調回雲南的要求，成立滇南作戰軍，以盧漢為總司令，駐昆明。同時，蔣介石藉機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隊進入雲南。年底，滇南作戰軍總部改為第1集團軍總部，移駐蒙自；而留在湖南的第1集團軍總部則改稱第1集團軍副總部。1945年初，滇越邊區總司令部改編為第一方面軍，盧漢為總司令。第一方面軍名義上轄第1、第9兩個集團軍，但盧漢只能控制第1集團軍。第九集團軍是蔣嫡系關麟征部，起著監視滇軍的作用。
從1940年到1945年的幾年間，盧漢直接指揮的部隊，並無重要戰事，實力也沒有更大的增強，而編制卻一再擴充，盧漢的職務也一再升遷，軍銜升至中將加上將銜。原因很多，既與盧漢抗戰之初戰功有關，也與雲南地位重要，以及蔣介石企圖分離龍雲、盧漢的陰謀有關。
盧漢對中共地下組織在滇軍中的活動，心知肚明，卻沒有執行蔣介石“堅決清共”的方針。1941年初，中共南方局派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朱家璧回雲南，開展統戰工作。朱家璧的族叔朱旭，曾在龍雲手下任師長，與龍雲、盧漢關係較好。朱家璧回到雲南後，被任命為滇軍所部的營長，後升為副團長、軍官隊隊長、軍事大隊大隊長及盧漢的特務團團長等職。後來，朱家璧的活動為蔣介石偵知，蔣電盧漢查辦，盧做做樣子後即讓其“保外就醫”，後又任命為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二處的科長，實際上保護了朱。朱家璧等中共黨員，在滇軍中做了許多工作。不少人都知道朱是共產黨員，“但通過龍雲、盧漢、盧浚泉、龍澤匯等的掩護，抗戰時期在雲南，國民黨特務對他（朱家璧）長期不敢動。”
入越受降
抗日末期，日軍在越南仍不斷騷擾，盧漢奉命反擊，並率部進入越南境內。僅在1945年6月17日至8月15日的兩個月內，經過大小32次戰鬥，斃敵300餘人，我方亦傷亡100餘人。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越北之敵仍作困獸之鬥，然而在中國軍隊強大壓力下，終於在8月下旬分別向中國軍隊接洽投降。
1945年9月，奉命到越南河內受降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根據盟軍統帥部的決定，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所有日軍，向中國投降。據此，盧漢奉蔣介石之命，率第一方面軍全部開往越南，接受日軍投降。從8月20日起，入越受降的中國軍隊，陸續開拔。盧漢電越南北部日軍指揮官、第38軍團長土橋勇逸，派洽降代表，前來雲南蒙自聯繫。8月31日，日軍派參謀長酒井幹城及三好季男、高板哲郎、今井一夫等由河內直飛開遠，轉往蒙自，呈遞各種表冊，接洽投降事宜。盧漢派總部代副參謀長尹繼勛率領部分人員飛河內，設前進指揮所。國民政府中央外交、軍政、財政、經濟、交通、糧食等六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顧問團，協助盧漢工作。先後開入越南受降的中國部隊有：盧漢指揮的滇軍第60軍（軍長萬保邦）、第93軍（軍長盧浚泉），共6個師。另有暫編第19師（師長龍繩武），暫編第23師（師長潘朔端），以及廣東的第62軍黃濤部、中央軍第52軍趙公武部、第53軍周福成部、第93師呂國權部及榮譽第1師戴堅部。總共5個軍、4個獨立師，計約20萬人。各部分別由滇越、桂越邊境入越，於9月21日以前到達北緯16度以北的順化、河內、海防地區集結。這些部隊名義上歸盧漢指揮，而實際上盧漢只能指揮滇軍各部，至於“中央軍”則負有監視盧漢不得將軍隊開回雲南的任務。
盧漢於1945年9月20日率領總部人員直飛河內，9月28日在河內總部（原法國駐越南總督署）舉行了受降儀式，接受日軍投降。同時，盧漢發布《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布告》，聲明中國軍隊入越受降任務，“是為越南之友人及解放者”；宣布保護越南人民及各國正當僑民之合法權益。自這一日起，接收工作在盧漢司令部主持下全面開始。經查實，日軍在越南最多時達10萬人，此時造冊登記的人數，除押解廣州的戰犯189名外，尚有29802人。在河內、海防、土倫分區設定3個集中營地，成立戰俘管理處，約束戰俘，管理生活，實施教育等。經審查，除100餘名劃為戰犯的人員押解廣州審訊外，其餘官兵到1946年4月，經衛生檢疫並注射防疫針後，分乘美軍提供的9艘運俘船，全部遣送回國。至此，受降工作基本結束。
接任省政
盧漢率部入越受降後，第一方面軍所屬各部被命令立即從不同地區，開赴東北內戰前線。滇軍走了，盧漢卻留了下來，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兒司令。
1945年8月與滇南美軍總司令加里格在河內日軍簽字投降後合影。1945年11月，盧漢奉命參加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復員整軍會議”。蔣要盧參加會議，意圖是要把滇軍調往東北參加內戰。盧漢到重慶後，為了爭取主動，先向蔣介石請求“辭去本兼各職”，以試探蔣的態度。蔣原有意要免去盧漢的省主席職務，但看到李宗黃和雲南警備司令關麟征鎮壓昆明民主運動，已引起雲南人民的強烈不滿，只好挽留盧漢。蔣說：“我不是找你來辭職，現在還不是退休的時候，李宗黃在雲南搞得不如人意，需要你回去就任主席職，安定地方。”盧漢無可奈何，又受到了控制，只得同意滇軍調往東北，本人回到雲南。
12月1日，李宗黃、關麟征在昆明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屠殺學生，鎮壓昆明民主運動。就在這一天，盧漢就任了雲南省政府主席職。盧漢就任後，除一再申明“民意就是我的施政方針，民意機關就是我的指導者”外，講得最多的是維護治安，“在安定中求進步”，“本人就職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安’”。他要保境安民，力求社會安定，使人民安居樂業。
1948年7月，昆明學生回響中國民主運動，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盧漢與國民党進行鎮壓，逮捕數百人，製造了“七.一五”慘案。1949年2月12日，昆明市民聽聞部分金圓券是偽票，紛紛前往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擠兌，該行竟關門拒兌，引起騷亂。軍統特務、原警備處長李毓禎下令，逮捕民眾兩百餘人。盧漢被煽動性的匯報激怒，立即驅車前往現場，親自審案，不問青紅皂白當場槍斃21人，造成轟動一時的昆明“南屏街大血案”。新華社於2月22日在陝北發出評論《警告殺人犯》，警告盧漢，放下屠刀，懸崖勒馬。這給盧漢敲起了警鐘，使他不得不進行認真的思考。
雲南起義
1949年12月9日22時整，五華山光復樓內向全國宣布雲南起義1949年8月14日，龍雲在香港接見記者時，表明自己與蔣介石決裂的態度，同時宣布“雲南起義”。香港各大報立即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龍雲策動雲南正式起義”的訊息。這條訊息衝擊了盧漢，也震動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行政院長閻錫山主張即以武力解決雲南問題，代總統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隊入滇震懾。蔣介石則恐雲南落入桂系之手，於8月24日由台灣飛重慶，迭電召盧漢赴重慶。
盧漢顧慮重重，怕被扣留，稱病不去，一拖再拖。蔣介石派侍從室主任俞濟時飛昆明，坐催盧漢赴渝，面商“國家安危”；再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群給盧漢打電話，揚言“中央”將派兩個軍、60架飛機解決雲南問題。如果盧漢不到，後果不堪構想；如果盧漢到重慶，將由張群保證其安全。
盧漢一到重慶，即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蔣卻說：“有什麼困難，我都支持你。”盧受到蔣異乎尋常的熱情接待，表示雲南問題交給盧漢全權處理，準許他把保全團擴編為兩個軍，軍費撥發現銀100萬元，武器、彈藥裝備陸續補充。然而作為條件，蔣向盧提出三條：一是取消雲南省參議會，二是逮捕100多人(附有名單)，三是要封幾個報館和學校。盧漢考慮起義條件尚不成熟，因而答應了。
雲南戰爭1949年9月8日下午，盧漢回到昆明，暗示共產黨人迅速轉移。9月9日，在昆明實行大逮捕，由特務頭子、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率領數十人執行任務，共逮捕數百人之多；同時解散了省議會，查封了部分報刊和學校。這就是所謂“九九整肅”事件。經過審訊後，準備槍決的有100多人，其餘大多判處3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軍統特務、保密局長毛人鳳企圖借刀殺人，嫁禍盧漢，乃將處理人員的名單報送盧漢要他立即批准。盧漢認為，罪證不足，殺人太多，難以服眾，命令進行複審，這樣就拖了下來。11月初，代總統李宗仁路過昆明去香港，盧漢向李宗仁報告，要求從寬處理這批人員，李宗仁為拉攏盧漢，慨然應允。盧漢立即下令，奉李代總統面諭，整肅時所有被捕人員，罪證不足，準予一律釋放。這場風波，乃告結束。為避免生髮事端，盧漢命楊文清代理省主席職務，自己稱病在家，暗中策劃和指揮起義。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到11月下旬，貴陽、重慶相繼解放。邊縱在雲南相當活躍，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農村，雲南各地要求起義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種形勢下，盧漢一面停止徵兵征糧，制止國民黨的特務活動，拒絕國民黨政府的國防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等單位移駐昆明，並與邊縱加強了聯繫；另一面又派人到香港、廣州與葉劍英聯繫，請示起義方略。
盧漢利用解放軍已迫近雲南的形勢，將余建勛的74軍和龍澤匯的93軍(雲南保全團隊擴編的兩個軍)調來昆明及其附近地區，做好起義的準備工作。12月1日，他下令成立昆明警備司令部，加強治安管理，維持社會秩序。
1949年12月4日，西南軍政長官張群飛來昆明，要把雲南建成反共基地。8日，蔣介石召集駐滇各軍軍長余程萬、李彌、龍澤匯等與張群去重慶，面授機宜。盧漢即利用余程萬、李彌等離昆時機，抓緊布置，並決定12月9日夜舉行起義。
盧漢（右一）與宋任窮（左一）、陳賡（左二）握手12月9日下午，張群、余程萬、李彌等又回到昆明。盧漢將張群單獨軟禁，並以張群的名義發出通知，邀請國民黨中央駐滇軍事首腦於當晚9日在盧漢公館舉行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第8軍軍長兼第6編練司令部司令李彌、第26軍軍長余程萬、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憲兵區指揮李楚藩、西南憲兵區指揮區參謀長童鶴岑、空軍第5軍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師師長石補天、雲南綏靖署保防處處長沉醉等。人到齊後，盧漢的警衛營長李青龍率領十多名警衛，扣押了與會全部人員。晚10時整，盧漢在五華山雲南省政府主席辦公室宣布：“雲南起義了！各單位按原計畫開始行動！”同時向中國發動雲南起義通電。
1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復電盧漢表示了熱烈的祝賀。電報中說：“雲南起義，有助於西南解放事業之迅速推進，為中國人民所歡迎。”雲南起義後，成立了以盧漢為主席的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作為省內臨時權力機關。
1950年3月，雲南省成立軍政委員會，以盧漢為主任。其後盧漢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副主席，第一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中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中國政協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台灣和平解放工作委員會委員等職。1956年，盧漢曾參加中國人大代表團到莫斯科進行訪問。
1974年5月13日，盧漢因患肺癌，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5月18日，在北京舉行了盧漢追悼會。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主持了追悼會，中國政協副主席許德珩致悼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