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畫琺瑯器畫琺瑯器是以金屬銅做器骨(胎),用五顏六色的瓷粉 (琺瑯釉)經燒制而成。簡單地說,畫琺瑯器是用琺瑯釉料直接在金屬胎上作畫,經燒制而成,富有繪畫趣味,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琺瑯畫"。
介紹
清康熙早期，我國的畫琺瑯器處於試製階段，胎壁的製造一般比較厚重，器體較小，造型、品種也比較少，常見的有爐、瓶、盒、盤之類。
作品多以灰白色琺瑯為地(也兼有黃色地)，並用紅、黃、藍、白、綠、赭、紫等幾種顏色的琺瑯釉作畫，顏色品種不甚豐富。表面光澤度差，釉料施用濃厚，砂眼較多，反映出琺瑯釉料質地尚不精細。康熙晚期的畫琺瑯器，充分顯示出了畫琺瑯器本身所具有的薄、平、光、艷、雅的特點。琺瑯釉料質地細膩，塗施均勻，表面光潔平滑，基本無砂眼，色澤艷麗明快，顏色品種也日趨豐富。
作品地色除白色以外，盛行以黃色琺瑯為地，皇家生活色彩濃重。胎壁的製造較早期輕薄，器型規整，種類也有所增加，出現了一些新的造型，諸如盞托等。畫面用筆工致，一絲不苟，有如工筆重彩畫，更具圖案性效果，早期那種飄逸、灑脫的用筆方法已銷聲匿跡。作為圖案花紋裝飾用的琺瑯釉料，顏色品種曰益豐富，由早期的紅、藍，綠、白、黃、紫、赭等六七種，增加到紅、藍、綠、白、黃、黑、雪青、赭、紫、粉等，達至12種之多。
琺瑯釉料質地細膩、潔淨，表面打磨平整、光滑，色彩艷麗，圖案布局對稱、規整，用筆工致，畫風寫實。圖案內容題材以表現富貴吉祥的寫生花卉為主，並多採用暈染技法繪製。康熙晚期成熟、規範的畫琺瑯器，確立了其開創中國畫琺瑯器規模化生產，並沿著這種基本的工藝製作方法方向發展的重要地位。
畫琺瑯器，是金屬琺瑯器中的另外一個重要品種。清·藍濱南在其《景德鎮陶錄》一書中，對畫琺瑯器作了如下的描述：“西洋古里國造，始者著代莫考。亦以銅為器骨，甚薄，嵌瓷粉燒成，有五色饋彩可見，摧推之作銅聲，世稱‘洋瓷’。澤雅鮮美實不及瓷器也。今廣中多仿造”。
畫琺瑯器的具體製作方法是：在已製成的金屬胎的表面，用五顏六色的琺瑯，按照紋樣設計要求，繪飾圖案花紋，再經入窯焙燒顯色而成，極富繪畫趣味，因此也有人稱“畫琺瑯”為“琺瑯畫”。
畫琺瑯器是在康熙十九年清內廷造辦處琺瑯作建立和康熙二十三年海禁令廢弛以後，吸收並借鑑掐絲琺瑯器、瓷器、料器和西方畫琺瑯製作工藝基礎上試製成功的。
康熙朝畫琺瑯器
康熙年間畫琺瑯器的生產，反映了清代畫琺瑯器從試製成功到規範成熟的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康熙早期的畫琺瑯器，胎壁製造一般比較厚重，器體較小，造型品種比較單調，主要是一些爐、瓶、盒、碗之類。作品多以灰白色或黃色琺瑯為地，並用紅、黃、藍、白、綠、赭、紫等幾種顏色的琺瑯作畫，顏色品種還不甚豐富，與同時期掐絲琺瑯器所用顏色品種基本相同。由於顏色品種單調，因此少見色彩濃淡的對比和過渡，圖案輪廓勾勒粗重，似是借鑑掐絲琺瑯器的製作工藝而來。琺瑯色彩灰暗，光澤度差，施用濃厚，表面凹凸不平，且氣泡密集，反映出打磨技術和燒制水平的低下。畫面用筆飄逸灑脫，頗有些中國傳統水墨畫的韻味，畫面題材主要為山水人物和折枝花卉。
康熙早期的畫琺瑯器，在器物造型、裝飾題材和圖案用筆方法等方面，不見外來文化影響的痕跡，可以說：中國的畫琺瑯器，是康熙早期(康熙十九年內廷造辦處琺瑯作建立之後)，在掐絲琺瑯器生產基礎上，並借鑑瓷器等傳統製作工藝試製成功的。
康熙晚期的畫琺瑯器，走上了規範成熟的發展道路，充分顯示出畫琺瑯器本身所具有的薄、平、光、艷、雅的風格特點。琺瑯質地細膩，施用均勻，光潔平滑，色澤艷麗明快，顏色品種也日趨豐富，由早期的紅、藍、綠、白、黃、紫、赭等七八種，增加到紅、藍、綠、白、黃、黑、雪青、赭、紫、粉等，達九到十二種之多。作品除白色地外，更為盛行以黃色琺瑯為地，具有濃重的皇家生活色彩。畫面用筆工致，一絲不苟，有如工筆重彩畫，更具圖案性效果，早期那種飄逸灑脫的用筆方法已銷聲匿跡。圖案的內容和題材以表現富貴吉祥的寫生花鳥畫為主。胎壁的製造較早期變得輕薄，造型規整，器形種類有所增加，出現了一些諸如盞托、花籃等新的造型，但仍以小件器物為主。同時，隨著鼻煙的傳入，吸服鼻煙成為當時宮內的一種時尚，因而刺激了宮中琺瑯鼻煙壺的生產。康熙年間製造的畫琺瑯鼻煙壺，造型美觀大方，圖案繪飾精美，布局疏朗，色彩柔和淡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作品遺存甚少。
康熙早期畫琺瑯器的琺瑯質地粗糙，顏色灰暗，色彩單調等缺陷和不足，在“康熙三十五年籌建，康熙三十九年造辦處玻璃廠正式建成”以後，逐步得到了改進。畫琺瑯器的製作完成，需要集圖案與造型設計、金屬製作、繪畫、琺瑯煉製等多工種和工藝為一體，其中琺瑯原料的煉製尤為重要，它直接影響到畫琺瑯器的工藝製作水平和表面藝術效果，而從檔案文獻上看，清宮造辦處琺瑯原料的煉製，許多是由玻璃廠來承擔的，目前康熙朝檔案所見不多，但可以從雍正朝造辦處檔案中看出一些端倪：“九月初二日首領太監吳書來說，奉王諭：今配燒琺瑯用的紅料，將玻璃廠柏唐阿著吳書挑選二名學配紅料。遵此。”可以說造辦處玻璃廠的設定，在製造玻璃器的同時也為康熙朝畫琺瑯器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雖然畫琺瑯器是在康熙朝早期試製成功的，但我們也不可否認西方琺瑯工藝，在中國畫琺瑯器生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以後，隨著清政府海禁令的廢弛，中西方貿易往來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西方的畫琺瑯工藝及製作工匠首先由廣東粵海關登入我國，並與“能燒琺瑯物件”的廣東工匠一起應詔或被舉薦進入內廷參與造辦處畫琺瑯器的製作。
有關西方和廣東畫琺瑯工匠進入內廷參與製造畫琺瑯器，有《康熙五十五年朱批奏摺》：“廣東巡撫奴才楊琳為奏聞事……廣東人潘淳，能燒法藍(琺瑯)物件……今又查有能燒法藍(琺瑯)楊士章一名，驗其技藝，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幫潘淳製造。奴才並捐給安家費。於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法藍(琺瑯)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隨烏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訖……”和《康熙五十八年朱批奏摺》：“兩廣總督奴才楊琳為奏報續到洋船事。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蘭西洋船一隻……又會燒畫琺瑯技藝一名陳忠信……於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為證。
概而言之：中國的畫琺瑯器，是在康熙早期琺瑯作建立後不久試製成功的。康熙二十三年以後，隨著中西方貿易往來的開展，得以借鑑歐洲畫琺瑯製作工藝，並且在西洋畫琺瑯器工匠的具體參與下，至康熙晚期製作出了成熟和完美的畫琺瑯作品。
雍正朝畫琺瑯器
雍正朝畫琺瑯器，作品風格獨樹一幟，創製了諸如天球式冠架、法輪、鹵壺、六孔瓶、桃式洗等造型秀麗，線條優美，極具特色的畫琺瑯器。其圖案裝飾別出心裁，流行以黑色琺瑯為地，用彩色琺瑯繪飾花紋，色彩鮮明，對比強烈，用筆工致，極具裝飾效果。
我們知道，琺瑯原料的煉製，是體現琺瑯器工藝製作水平和表面藝術效果的一個重要環節。說到清宮煉製琺瑯，雍正六年(1728年)在舊有西洋琺瑯原料的基礎上，新煉和新增琺瑯顏色達十八種之多，極大地豐富了琺瑯顏色品種：“七月十二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月初十日，怡親王交西洋琺瑯料：月白色、白色、黃色、綠色、深亮綠色、淺藍色、松黃色、淺亮綠色、黑色，以上共九樣。舊有西洋琺瑯料：月白色、白色、黃色、綠色、深亮藍色、淺藍色、松黃色、深亮綠色、黑色，以上共九樣。新煉琺瑯料：月白色、白色、黃色、淺綠色、亮青色、藍色、松綠色、亮綠色、黑色，以上共九樣。新增琺瑯料：軟白色、秋香色、淡松黃綠色、藕荷色、淺綠色、醬色、深葡萄色、青銅色、松黃色，以上共九樣……”
雍正年間新顏色琺瑯品種的煉製成功為乾隆年間金屬琺瑯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乾隆朝畫琺瑯器
乾隆朝，在前朝基礎上向著用途更為廣泛和大型化的方向發展。這其中有五供等佛堂供器；炭盆、炕桌等家具及宮殿陳設用品，以及如意、筆筒、水盂、啐盂等日常實用性和賞玩性製品，還出現了用黃金做胎的畫琺瑯器。
這一時期的畫琺瑯器，異彩紛呈，表現在器物造型豐富，風格多樣，題材廣泛：有仿自青銅器造型的仿古器；有仿玉蘭、菊花、葫蘆等造型的仿生器。有仿掐絲琺瑯、青花瓷器等其他工藝的畫琺瑯作品；有同時使用兩種琺瑯工藝完成的作品。有各種纏枝、折枝，以及其他四季花卉；有花鳥魚蟲、螭龍夔鳳；嬰戲、仕女、歲朝、母嬰圖；幾何圖案等等。同時，由於乾隆皇帝對於西方畫琺瑯器的喜愛，並許多西洋畫師在宮中供職，他們與中國畫琺瑯工匠一起共同為皇家製造了許多仿西洋繪畫技法、題材或造型以及中西合璧的畫琺瑯作品，這也是乾隆年間畫琺瑯器的一個重要特徵。
乾隆年間金屬琺瑯器的生產基地，除北京內廷造辦處琺瑯作外，還有廣州、揚州等地，其中以廣州的地位最為突出，作品遺存也比較豐富。
廣州，是清代嶺南地區最大的工藝美術品製造中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後，廣州是當時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充分利用其自身的人才與地理優勢，為我國金屬琺瑯工藝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清代金屬琺瑯器生產歷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中廣州製作，俗稱為“廣琺瑯”的透明琺瑯器，便為金屬琺瑯工藝增加了一個新的亮點。
“廣琺瑯”基本的製作方法是：先於金屬胎的表面鏨刻花紋，然後再貼飾銀片或金片(或描金)花紋，花紋表面罩施單色或多彩的透明琺瑯，(常用的顏色有藍色、綠色和紫色)，金片段預告紋留地。在亮麗透明的琺瑯襯托下，鏨刻和銀片貼飾花紋若隱若現，金片段預告紋爍爍閃光，色彩斑斕，絢麗奪目。“廣琺瑯”因其燒成溫度高，工藝製造方法複雜，難度大，當時只有廣東可以燒制，故名“廣琺瑯”。此外，廣州還為內廷造辦處琺瑯作輸送了大批製造琺瑯器的能工巧匠，以及製造琺瑯器皿所需要的琺瑯原料。
同掐絲琺瑯一樣，由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內廷造辦處琺瑯作因“無活計可做”被裁撤，並將琺瑯作的工匠派往宮內其他機構中當差，一時中止了內廷金屬琺瑯器的生產。嘉慶年間，內廷琺瑯作雖然又重新得以恢復，但已無新的創意，基本是在乾隆年間作品基礎上進行模仿維繫。清道光十九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後，隨著外國商品向國內大量傾銷，嚴重破壞和限制了民族工業和傳統民族手工業的發展，加之清皇朝國力衰竭，金屬琺瑯器的製造每況愈下，陷於舉步維艱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