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草堂雅集的來歷
顧瑛玉山草堂雅集的內容及形式
九個必有玉山雅集的從內容到形式歸納為九個“必有”：
必有名士，必有醇灑、必有美姬、必有良辰，必有好景，必有佳題，必有詩詠，必有匯集，必有不朽
這九個必有中七個是與過去雅集一樣的,可以說是延續著中國傳統文人的雅集傳統,同時又表現出元末背景下新的特徵。其中兩個“必有”與以前的雅集是有所區別，就是名士與匯集。
玉山之會與金谷、蘭亭、西園雅集的區別是後者幾乎都是官僚與貴族士大夫的雅集，非貴即顯，而玉山之會是真正的文人之會，猶其是玉山主人顧瑛無論是讀書習儒和廣結朋友，他純粹是出於興趣愛好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無任何功利目的------既不打算應舉出仕，也沒有走終南捷徑的念頭，正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他所著的《元明詩概說》中所云“簡言之，即以文學至上、藝術至上而生活的態度。因為以藝術為至上，所以在日常言行上主張藝術家的特權，而不為常識俗規所拘束。持有這種態的人物，從這個時期以後，往往稱之為‘文人’。這是過去的中國不一定存在的人物。”
考察顧瑛的生世與情況我們會發現他其實是與過去雅集的主持人不同之處是他曾經是商人，很大的商人，被時人稱為江浙首富，而同時他又是儒生和文士，他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集錄鑑賞，度無虛日。年四十築玉山草堂，其中“園池、亭榭、館閣、聲伎之盛，甲於天下，天下勝流，多往游其間，成為元末二十餘年東南文人最大的活動中心”。同時顧瑛非僅具豪興，其“文採風流，亦傾動一時”。顧瑛能與鐵崖一派別出心裁，其詩風溫婉、幽澹而出以清迥。我個人更喜歡顧瑛之詩。從顧瑛情況中我們能看到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所言之，士在近代中國的變化，既士開始與商互動並契合，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士魂商才”，明中期的文壇領袖王世貞在他《葊州山人四部稿》與《葊州山人續稿》中為商賈撰寫墓志銘與傳記有60多篇。並且他總結當時的商人（以徽商與蘇州商人為主）兩個主要特徵：一是轉修詩書，儒商並行，義利兼顧，二是掙脫束縛，縱情享受，暢舒心志，逍遙自在。以上兩個方面其實是士商關係轉關、契合的重點。而這種轉關、契合之處我們在元末的玉山雅集中是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的。所以說這種士商關係的契合是玉山雅集不同於之前所有雅集的異數之處。存在這種異數之處的深層原因是由多種因素組合而成：比如政治政策（元代重商主義）、儒商倫理道德的重建、文人個體心態的轉變和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等多重因素），用費正清的理論說，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近代化是始於南宋的商品經濟。其間雖曲折變化，幾經中斷，最後還是在明中晚期全面的開花，並碩果纍纍。這其間元末的玉山草堂的名士們其實是用文學的方式表達了中國文化中的這種變化。
再談談匯集，顧瑛與袁華將歷次唱和與寄贈之作共三千三百餘首，其中絕大數是詩，還有少量的散文和賦與辭彙編成四種集子《玉山名勝集》12、《玉山名勝外集》、《玉山紀游》和《草堂雅集》13，《四庫全書總目、草堂雅集》提要日：“元季詩家，此數十餘卷具其梗概，一代精華，略備於上。”因而，這些詩集較為真實、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的詩壇風氣、審美趨向與文人心態。在玉山雅集之前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哪一個雅集能如此大規模的匯集詩酒雅會之詩文，我在翻看這四種集子時明顯感到顧瑛對匯集詩文時的精心布局，先是名勝對聯，然後題詠，然後分韻唱和，時或有序有詞，這樣的精心設定之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顧瑛在享受這種種過程，而且可以感到顧氏隱藏在集子之後的那個雄心，記錄的過程正如閱讀理解的過程一樣，玉山草堂詩酒之會的盛況也必在後代的閱讀的過程中通過想像加以復原，同時在這個復原的過程中玉山雅會必會得以不朽與中國文學史。正如而《四庫全書總目*玉山名勝集》提要評日：“其所居池館之盛，甲於東南，一時勝流，多從之游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於金谷、蘭亭；園林題詠之多，肇於輞川、雲溪；其賓客之佳，文辭之富，則未有過於是集者。雖遭逢衰世有托？，而文採風流映照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錄存其書，亦千載藝林之佳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