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文學理論批評
正文
漢代的文學批評比先秦有了較大的發展。這時隨著學術文化的繁榮，文史哲等部門進一步劃分而成為獨立的領域，對文學的認識也有所提高。漢人稱學術為“文學”，稱詞章為“文章”；“文章”的概念已較接近今天“文學”的概念。漢代的文學創作有詩、賦、散文等形式。擅長辭賦還是文人仕進的重要途徑之一，這些對文學批評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西漢中期以前學者對《楚辭》的批評 漢代文學批評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與漢代哲學、政治思想的發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西漢前期，統治階級奉行黃老之學，提倡無為而治,儒家的地位不高,在文學批評中道家思想的影響較多。如賈誼《吊屈原賦》中，在對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讚揚的同時,又認為屈原自沉是不必要的,他可以“遠去”、“自藏”，避離“濁世”；他既有才能，到處可以施展,“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稍後，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又說讀了賈誼《鵩鳥賦》後,“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顯然是從道家清淨無為、任其自然的觀點出發去評論作家和作品的。據《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論賦的創作,強調“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這段記載如果可信的話，那就是莊子輪扁斫輪思想在文學創作上的運用。至於淮南王劉安主持編纂的《淮南子》一書中，如“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原道訓》）；“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嘩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精神訓》)等語，也闡發了老莊“大音希聲”和“至樂無樂”的文藝和美學觀點。
西漢中期以前的文學批評，主要是對屈原和《楚辭》的評論。漢武帝曾命劉安作《離騷傳》，劉安對屈原的評價很高,他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序》引）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不僅引用了劉安的話，而且發揮了屈原《九章·惜誦》中所反映的“發憤以抒情”的文學思想,明確指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他還進一步把《楚辭》產生於“怨憤”的思想推廣開來解釋一切文學和有價值的學術著作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了著名的“發憤說”。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一作《報任少卿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所舉上述各例,有些與事實不盡相符,但其發憤著書思想對後來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一個進步的文學傳統。歐陽修的“窮而後工”、李贄對《水滸傳》的見解，其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司馬遷強調文學產生於“怨憤”，當然是和他本人遭受殘酷迫害的身世直接相關，但也是時代文藝思潮的反映，在賈誼、劉安、劉向等對屈原的評價中也都可以看到這種思想的某些流露。從思想淵源上看，它不僅繼承了屈原的文學思想，顯然也受到莊子憤世嫉俗思想的影響。同時也是對孔子“可以怨”主張的發揮。
儒學的興起及其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隨著漢帝國中央集權的鞏固，政治上大一統局面的出現，地主階級需要有維護其封建統治秩序的統治思想，於是逐漸棄黃老而重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地主階級思想家代表董仲舒則從“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把儒學神學化，提出系統的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儒家思想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這對漢代的文學批評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漢代傳《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但對《詩經》的評論不多。儒家文藝觀點主要表現在《禮記·樂記》、《經解》等篇中。這些著作強調文藝產生於“人心感物”，指出了文藝與現實的密切關係，認為“聲音之道與政通”。《經解》篇中所引孔子“溫柔敦厚”詩教說，未必是孔子原話，而是儒生對孔子文藝思想保守方面的概括。當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確立以後，“溫柔敦厚”就被強調得尤為突出。《毛詩大序》的作者目前尚無定論，但它可能是經過漢儒加工潤色的。《毛詩大序》的文藝思想為漢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提倡。它認為詩歌必須起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詩歌創作必須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主文而譎諫”的原則。這是和“溫柔敦厚”相一致的。但是，漢代是封建社會上升時期，地主階級並沒有完全腐朽，它還有積極的一面。漢代的儒家文藝思想除了有保守的方面以外，也還有比較進步的方面。《毛詩大序》主張在不影響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允許人民通過文藝對統治階級進行一定的批評,肯定了文藝的“美刺”諷諫作用。鄭玄的《詩譜序》發展了這種觀點，這對後世許多進步文藝家起了積極作用。《毛詩大序》重視文藝反映現實生活的特點，認為從中可以看到政治狀況和社會風俗人情，並引用了《樂記》中“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這段名言來說明文學和現實政治的關係。它還論述了詩歌通過抒情來言志的特點，分析了《詩經》的《國風》、《雅》、《頌》三體的性質，並把《周禮》“六詩”稱為《詩》的“六義”。這些都對後來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儒家文藝思想成為漢代文學批評中的主導思想以後，它的保守方面和積極方面在西漢末年的揚雄和東漢前期的班固那裡，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揚雄和班固是代表漢代統治階級思想的重要批評家，他們的文學批評活動都是嚴格地以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因此，他們對屈原和《楚辭》的評價與劉安、司馬遷等很不同。揚雄主張文學創作“事辭稱則經”，“眾言淆亂，必則諸聖”，以儒家經典作為唯一標準。他對屈原和《楚辭》的批評主要有兩點：①認為屈原為人處世違背了儒家明哲保身的原則,不夠“明智”,不應自沉汨羅江。他在《反離騷》中對《離騷》的批評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②認為屈原的作品“過以浮”，“蹈雲天”（《文選》李善注引《法言》佚文）。這是對屈原作品中神話和幻想成份的批評。他雖然認為屈原品行高潔“如玉如瑩”（《法言·吾子》）；但又認為屈原的為人和作品不符合儒家的精神。東漢的班固進一步發揮了揚雄這種觀點。東漢章帝曾召集諸儒於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並命班固撰集其說為《白虎通義》，進一步把儒學神學化。他對屈原和《楚辭》的評價，表現了更為保守的儒家立場。他認為劉安的評價“似過其真”。他批評屈原“露才揚己”，違反了“溫柔敦厚”的詩教,不能“明哲保身”,是“狂狷”之士，不是“明智之器”。從藝術上說，班固認為屈原的作品“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對屈原運用大量神話傳說的手法亦取否定態度。這和他對司馬遷的批評：“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其主導思想是一致的。後來王逸反對班固對屈原和《楚辭》的評價，認為屈原及其作品從思想到藝術都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和聖人經典的。他說：“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他認為“‘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楚辭章句序》）。王逸認為《楚辭》是“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給了崇高的評價，但從文學思想看，和揚雄、班固一樣都是從儒家立場出發的，和劉安、司馬遷的評價角度不同。
儒家文學思想的積極方面 揚雄和班固的文學批評雖然有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和《毛詩大序》一樣的積極的進步的一面。他們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諷諫作用，反對辭賦中追求辭藻華美的形式主義傾向。揚雄早年很喜歡辭賦，後來他看到辭賦雖有一個諷諫的尾巴,但實際上並不能起到諷諫作用,相反地是“勸百而諷一”，其結果是促使統治階級更加追求淫靡的奢侈生活,於是指出：“賦勸而不止”,“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漢書·揚雄傳》)，並且作出了“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的著名結論。班固也是如此。他認為賦應當是“《雅》、《頌》之亞也”，要起到“宣上德而盡忠孝”，“抒下情而通諷諭”的作用(《兩都賦序》)。他在《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中又說荀況、屈原之賦都“有惻隱古詩之義”,而自宋玉以至揚雄的辭賦,都是“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可見,揚雄和班固從主張諷諫的角度出發，對屈原及其作品也有不少肯定和讚揚，他們對屈原作品的批評主要是認為它越出了“發乎情，止乎禮義”和“主文而譎諫”的界限。他們對屈原及其作品評價上的矛盾，正是他們本身文藝思想矛盾的具體表現,而這正是漢代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造成的。此外,班固在對漢樂府產生原因的分析中,認為“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志》)，還表現了文藝是現實生活真實反映的思想。
王充對讖緯神學和擬古傾向的批判 東漢由於經學的昌盛和讖緯神學的發展，給文藝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以揚雄為代表的那種文學創作上的模擬因襲風氣十分流行；讖緯神學滲透到了文藝領域，使許多作品中表現出“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等迷信內容和虛妄不實之詞。讖緯神學在東漢的泛濫，受到了一些進步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批判。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充。王充的《論衡》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文學見解，對後世文學批評也很有影響。王充在《論衡》中突出地強調真實，反對虛妄。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佚文》篇）這當然是針對整個學術界來說的。他為了批判讖緯神學，寫了《龍虛》、《雷虛》、《語增》、《藝增》、《儒增》等篇，同時也有力批判了文藝創作上荒謬虛妄的傾向。王充主張真善美的統一,認為“真”是“美”的基礎，只有具備了“真美”，才能有補於世用而達到“善”的目的。他說：“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佚文》）“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自紀》）。這種真善美統一的思想，對後來文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強調真實和切於“世用”的角度出發，王充尖銳地批評了貴古賤今，模擬因襲的傾向。他指出衡量文章的優劣應以“真偽”、“善惡”為標準，而不應以是否合於古人為依據。他認為“造論著說”應當“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佚文》)，表達自己真實的思想。他主張“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超奇》)，文章才有價值。與此相聯繫的，他也堅決反對由因襲而追求艱深難懂文辭的傾向,竭力提倡口語化,主張明白易曉，使大家都能看懂。王充強調的是事實的真實。他所說的“文”是廣義的，包括一切學術著作在內。因此，他對文學藝術也用事實的真實來要求，從而對虛構和誇張表現了偏激的錯誤看法，這一點也對後來的文學批評有不良影響。但從總的方面來看，王充的思想有不少積極意義，對魏晉以後自覺的文學批評的發展，具有繼往開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