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五銖

漢五銖

五銖錢重五銖,上有“五銖”二字,故名。五銖錢是我國錢幣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貨幣,先後有10多個王朝和政權、20多個帝王鑄行過五銖錢。西漢元狩五年,五銖錢率先在中原發行,至唐武德四年隋五銖廢除,五銖錢歷經滄桑700多年。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政府實行了銅幣鑄造權收歸中央的措施,令以前郡國所鑄的錢幣一概廢銷,將銅輸送到京師,統一由上林、三官負責鑄造。從此貨幣的鑄造權又統一於國家手中,私人盜鑄的事情大為減少,鑄幣的質量也大大提高。

基本信息

簡史

秦半兩漢五銖

五銖錢五銖錢
秦半兩漢五銖。秦朝滅亡後,西漢初期仍使用秦制半兩錢,由於允許民間私鑄,錢制較亂,以致出現重僅一克的莢錢。民間還出現剪邊半兩,也就是一些投機商將秦制的半兩,用剪刀剪下一圈,七到八個半兩,就可剪下一個半兩的青銅,用剪下的銅再鑄半兩,這樣以來,導致貨幣失衡,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一度的混亂,以至於後世出現剪邊半兩很多,呂后發現問題後,積極主張幣制改革,並且親自參與了錢幣的設計,為了防止剪邊,在方孔圓錢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圍邊,定五銖為計重單位,漢五銖從此誕生。五銖錢是秦漢貨幣史上的一大轉折,實現了中央對貨幣鑄造權的集中統一。西漢時期的五銖錢,枚重五銖,形制規整,重量標準,鑄造精良。王莽篡漢以後,改國號為新朝,王莽頒布一系列改變幣制的法令,禁五銖,行新錢,先後規定的貨幣三十餘種,其形式模仿周制,等級龐雜,使用不便,不足值的大額貨幣泛濫,苛法強制推行,導致經濟的極大混亂,不久即告失敗。由於王莽禁漢,導致大量的漢五銖被集中銷毀,王莽下令,凡使用五銖或收藏五銖的,重則極刑輕則鞭刑,一度盛行的五銖錢,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五銖錢制

東漢建開十六年,光武帝劉秀重新推行為王莽改制所一度中斷的五銖錢制,對社會經濟的恢復起到積極的作用。

法定貨幣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變期,隋代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標準的五銖錢,同時嚴禁私鑄及其他舊幣使用。至開皇五年隋五銖便成為國內統一的法定貨幣。

開元通寶

唐朝開國以後,通行720年的五銖錢從此退出了錢幣歷史的舞台,改鑄開元通寶。錢幣從此向唐宋年號、寶文錢制轉變。

西漢五銖

鑒於幣制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

公元前140年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復銅鑄幣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個措施。但是由於三銖錢與四錢重的半兩錢等價使用,於是又導致盜鑄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從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皮幣和白金(銀)幣,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

公元前118年

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始又進行了第四次幣制改革。這次改革僅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五銖錢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規定,錢文“五銖”從此啟用。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西漢時的五銖錢有郡國五銖、赤(側)仄五銖、三官五銖、宣帝五銖以及小五銖金五銖等等。

誕生前夕

五銖錢誕生前夕,因半兩錢瀕臨崩潰,市場一片混亂,各級政府與商民爭利,都拚命鑄錢,使得通貨過度膨脹,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物價飛漲。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靠出賣勞動力來餬口;或者是鋌而走險,加入私鑄行列,期圖賺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鑄而死亡的近萬人,而私鬥殞命的、畏罪自殺的都無法計算,可見問題非常嚴重。

漢武帝元狩五年

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又叫元狩五銖。錢文為“五銖”,小篆書,光背,正面有輪無郭,背面則輪郭俱備。錢直徑2.5厘米左右,重約3.5-4克。“五”字交筆斜直或有彎曲;“銖”字的“朱”頭呈方折型,“金”字頭較小,仿佛如一箭鏃。少數錢上有一橫劃。其材料改用紫銅,因而有紫紺錢之稱。但各地技術水平不同,銅礦的成分有差別,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與奉行的態度很難一致,所以鑄出的錢差別很大,有的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說,都具有偷工減料不夠五銖重的現象,而且越鑄越輕,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兩、三銖錢覆轍的現象。政府改鑄五銖錢,主要目的是樹立信譽,穩定金融,使私鑄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犯法的勾當,以徹底解決私鑄問題。各郡國官吏,因舊的習慣難改,依舊上下聯手,以謀中飽私囊。漢武帝採納了公卿們的建議,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國的鑄幣權,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統一貨幣發行,從而防止了另一次惡幣的泛濫。

之後

漢武帝收回鑄幣權以後,由漢武帝中央政府統一鑄錢。三官五銖就是這個時候鑄造的。該錢製作精美,邊郭工整,重量準確,錢文秀麗,為錢中楷模。三官指鍾官、辨銅、均輸(技巧),統指政府鑄錢的機構。中央為推廣均輸法,新設水衙都尉一官,在長安上林苑辦公。上林苑是政府鑄錢的機構,是漢初在原秦代舊苑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皇家園林,規模宏大,有離宮70所,周圍面積達300餘里,包括現今的西安、周至和戶縣。

東漢五銖

公元25年

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都城洛陽,是年為延武元年。東漢王朝剛剛建立,經濟基礎薄弱,社會動盪。半兩錢、西漢五銖錢、王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等,雜混在民間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鑄五銖錢。自此以後,東漢各帝均鑄五銖錢。不過,從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五銖錢沒有顯著變化,古錢學家將東漢前期鑄行的五銖錢稱為“延帝五銖”。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東漢後期特別是東漢末年,通貨膨脹嚴重,人民生活貧困,統治階級為了挽救經濟危機,在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鑄“四出文”五銖錢。更有甚者,在獻帝時,董卓鑄無文小錢,致使原本混亂的幣制越發不可收拾。

建武以後

各朝五銖錢比西漢各朝五銖錢輕薄,錢徑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約0.1厘米,一般為3克,外郭較窄。“五銖”二字寬肥圓柔,筆劃較粗且淺,面文“五”字中間交筆彎曲,上下兩橫不出來,“銖”字“金”字頭呈三角形,比西漢五銖金字旁大,“金”字四點較長;“朱”字頭圓折,中間直筆,兩端較細;製作精緻,文字書體規範。銅質為淺紅色,還有各種記號,如星、橫畫、豎畫等。“星”有一星與多星之別,或半圓點,或三角點等。依其位置而言,則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橫、穿下星。多星者多橫排成列。一般來說,這些帶記號的東漢五銖要比不帶記號的輕薄,鑄造工藝也比較粗糙,字口淺平,銅質為黃色。其中有許多可能是東漢中後期鑄造的。

其他

建武年間鑄造的五銖,有紀年銅模盒傳世,可以為證,從此時起,東漢五銖的“朱”旁,上橫圓折,已經成為明顯特徵。東漢五銖的斷代,除“建武五銖”有傳世的銅模盒以斷定外,明帝以後,則難以區分具體年代。幸好通過洛陽燒溝漢墓出土五銖錢的分期,可以認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銖(稱為“平當五銖”)也應該屬於這個時期所鑄。但它的時期較晚,下限可能已經進入三國。“東漢五銖”是五銖錢中遺留較多的一種。

四出五銖

“四出五銖”又稱“四出文錢”。所謂“四出”,是指錢幕從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陽文直線到達外部,這可能是為了防止銼磨錢背盜銅用的防範技術。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鑄的“四出五銖”比一般“東漢五銖”鑄造得要好,錢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徑為2.5厘米,穿徑約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漢靈帝性極貪婪,“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後漢書·張讓傳》)。堂堂一國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還嫌不夠,還要賣官攬錢以充金庫。在這樣的昏君統治下,老百姓哪還有好日子。

橫遭漢靈帝宰割的廣大窮苦百姓怨聲載道。“四出五銖”鑄行後,人們咒罵說“京師將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東漢磨邊五銖剪鑿五銖磨邊五銖,亦稱“磨邊錢”,即磨去外廓、邊緣之錢。磨邊五銖始見於洛陽燒溝漢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東漢中晚期常見,東漢末年更多。磨邊的方法,據說“多數是用一根木質或金屬的方棍穿進錢的穿孔,每次約百枚或更多一點,然後兩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錢幣的輪廓。通過加工,磨邊錢要比一般的五銖錢的錢徑小0.15-0.2公分。錢重減輕1克左右,就是說五銖錢經過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減輕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況下不會影響到錢的面文,並且錢幣的邊緣都比較光滑。磨邊的目的在於取銅,用來作為鑄造新錢的原料。為此五銖錢大幅度地減重貶值。剪鑿五銖,或稱剪鑿錢,是剪邊錢或綖環錢的總稱。其法是將一枚錢鑿成內外兩枚。剪鑿錢西漢時期已出現,到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達到泛濫的地步。

剪邊五銖錢就是被剪鑿了外圍或沖鑿了外廓的錢。錢文“五銖”二字僅剩一半,故又稱“對文五銖”。對文五銖的錢徑大小不一,經過測定,錢徑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對文五銖的邊緣都有被沖截的痕跡。剪邊五銖錢據認為還有另一種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錢的輪廓。一般情況下,剪邊錢要比磨邊錢所去的輪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錢幣的面文減去一些,形成錢幣文字不完整的現象。從錢幣的邊緣看,剪邊錢又不像磨邊錢那樣光滑工整,錢的直徑大小也有較大的差異。錢直徑多數為2.05-2.2厘米之間,錢的重量多數減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點。區別磨邊錢與剪邊錢的主要依據是邊緣加工的痕跡與錢的直徑。

綖環五銖錢就是被剪去或沖鑿去內圈的錢,錢僅剩邊緣,呈環狀,錢文“五銖”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無論磨邊五銖、剪邊五銖還是綖環五銖,都不是法定貨幣。它們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經濟的混亂,幣值不穩,物價昂貴,惟利是圖者剪鑿五銖錢,一個錢當兩個錢用,謀取私利。這是當時政治局勢動盪、經濟蕭條與貨幣流通狀況惡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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