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醫學院

湖北醫學院

湖北醫學院,創建於1943年,是湖北省唯一創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並延存發展的省屬重點高等學校,也是中國高等醫學院校中的老校(民國時期的22所醫科院校)之一。經國家教委批准,學校1996年5月更名為湖北醫科大學。湖北醫學院是湖北省唯一創建於解放前並延續發展的省屬重點高等學校。

歷史介紹一

湖北醫學院湖北醫學院
1942年,正是抗日戰爭處於最艱苦的階段,我與幾位醫學界老友在當時湖北省省會恩施共同創建了湖北省有史以來的第一所醫科專業學府——湖北醫學院,並有幸擔任了第一任院長。現將湖北醫學院前一段經歷的史實記錄下來,留給後人評述。

提起創辦湖北醫學院的原始思想動機,還得追溯到1929年至1934年我在德國留學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一天,一位瑞典籍的同學問我:貴省有多少人口?我答:3600萬。又問:有幾所醫學院?我答:一所也沒有。他十分詫異,瞪大眼費解地看著我,好大一會才說:人口這樣多的省份怎么連一所醫學院都沒有?醫護人員如何培養?3600萬人生了病怎么辦?……一連串的發問深深地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感到熱血在周身沸騰,暗自發誓,將來學成回國,一定創辦一所醫學院,為國家、為湖北造就一大批高級醫護人才,徹底改變醫學教育水乎低下、人民健康無保障的落後面貌。

因此,我在德國留學期間,除了發奮攻讀外,還特別注意德國高等醫學教育的特點,從院校結構、管理方法,到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材、考試方法各方面,無不悉心考察,比較優劣,並節衣縮食,自費購置了大量教學參考資料及一整套病理組織切片。

1934年,我結束了在德國的留學生活,回到闊別五年的祖國。先應聘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任外科副教授,1938年轉至貴陽安順軍醫大學工作。1941年,再度回到中山大學執教。但無論走到哪裡,也無論環境、條件有什麼改變,我始終不改初衷,並利用一切機會結識醫學人才。

20年代,武昌城內原有一所醫專學校,學制為六年,1927年, 國民革命軍北伐攻破武昌城,校內尚有一批預科班學生。不久,學校無形關閉,這批學生便由武漢大學負經費責任,轉至中山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我在中山大學時,因為同鄉的關係,這批學生和我比較接近,我在與他們交談中談到,將來我想回到湖北創辦醫學院;到那時,希望他們也能前往,佐我一臂之力。學生們聽了十分高興,紛紛表示畢業後願隨師辦學,振興湖北的醫學教育事業。在貴陽軍醫大,我的身邊也聚集著一批熱血青年,雖大多非湖北籍人,但為我的抱負所感,願為湖北醫學院的創辦盡力。以後,這些學生中不少人踐約來鄂,成為湖北醫學院創始骨幹,並在各個歷史時期,為湖北醫學院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儘管我早有創辦湖北醫學院的願望,但真正使我下決心回到湖北,卻是一件偶然的事所促成。

舊中國的醫學界一向分為德日派和英美派,兩大派系之間,壁壘森嚴,勾心鬥角十分嚴重。當年的中山大學醫學院便是所德日派師資占多數的院校,當我第二次返回中山大學時,教育部派了一位英美派人士做院長。此人是教育部長朱家驊一位老友的女婿,雖也曾留德學醫,但一無所成,所以教授們十分反感,不甘受其領導。時間久了,矛盾激化,教授聯名向校方建議,舉我為醫學院院長。為調解矛盾,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親自來做我的工作,他說,你有什麼意見可提出來商量,但象這樣由教授們推選院長,中央不會同意,教育界也無先例,恐也不妥,此事就此作罷吧!我表示同意,一場風波逐漸平息。但我的處境卻因之日益不妙。

1942年,我突然接到留德同學楊光第等人寄自湖北的來信,稱陳誠、朱懷冰等人邀我回湖北負責籌建湖北醫學院。我不禁喜出望外,隨即辭去了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教職,攜帶家眷來到了戰時的湖北省會恩施。到恩施後,一開始我對陳誠寄有很大希望。自認為不認識個大人物想做番事業談何容易?如今機會來了.既然陳誠囑命我辦湖北醫學院,就一定會盡全力支持我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成為戰時教育的模範。

哪知事情絕非我想的那樣天真,一接觸到建校實際,問題就來了,要校舍無校舍,幾經努力,才接收了思施郊外沙灣的一所高級護士職業學校,作了醫學院校址。經費更緊張,省政府衛生處照例只肯撥給一個班次的經費(因為1942年秋,醫學院首屆招收了60餘名學生,只夠一個班次的標準),這可憐巴巴的一點錢,怎夠維持偌大個學院的開支呢?至於擴大學校規模,添置先進教學設備,就更屬奢望了.到後來,連師生們的一日三餐都難以為繼,迫不得已,去找陳誠。陳誠已經了解我來意,當面不表明態度,而是把我讓到擠滿許多來訪者的客廳.對每個人都敷衍寒暄幾句,使你無從啟齒,哭笑不得,只得掃興而歸。通過這事,我對陳誠的幻想完全破滅,彼此間的關係亦開始惡化。事後經過多方了解。我才知道了陳誠要我創辦湖北醫學院的真實何在。

歷史介紹二

湖北醫學院湖北醫學院
原來重慶期間,陳誠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及朱家驊等人之間有矛盾,彼此爭權奪利,各自發展自己勢力。當陳誠來到湖北當了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後,就想通過所謂“建設新湖北”的口號,撈取政治資本,根據他的“新湖北建設計畫”,戰時的湖北將建成一所綜合性的最高學府——“湖北大學”,下設四個院,即工學院、農學院、教育學院和醫學院。在我來恩施之前,恩施已有了由專科升栳的農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也正在籌備,於是陳誠便對省政府衛生處處長,我的同鄉,留德同學盧鏡澄講,請他多物色些湖北籍的醫學人才,儘快把醫學院籌辦起來。盧便寫信請來了楊光第,接著又邀請我,並稱陳誠、朱懷冰等人對我非常器重,明確我負籌備之責等等。以後我又聽陳誠講,現在武漢大學已遷至四川樂山.將來抗戰勝利後肯定沒有湖北大學復員快,他可以讓湖北大學先把武漢大學的原址占用,至於武漢大學遷回武漢有什麼困難,他以後再想辦法解決。言下之意,是企圖以湖北大學取代武漢大學,樹立他的個人威信。事實上,陳誠很快就調離湖北,到重慶任軍政部長去了。他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這些辦教育的人以實際支持。

既然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我們就只好依靠全院師生團結一心、艱苦奮鬥了。醫學院接收的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原只有一問瓦房,幾間草屋,衛生條件很差。我們來後首先挖了兩口水井,做起了美觀的護欄和井台,井水經過沙石層過濾,清澈如鏡,味道甘甜。為此,當時的省教育廳長張伯瑾還特地題贈了“雙清”二宇,表示讚賞。其次,利用當地出產的山石,開成石條,按照中國古典建築風格修了—些新校舍。還清整鋪平出一大塊空地當做操場,四周栽樹,儘量美化環境。一次,繼陳城之後當省主席的王東原到醫學院視察後,曾稱讚說,你們的學校辦得很漂亮,象個高等學府的樣子。

由於經費問題無法解決,我只好把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的名額也往上報,居然獲得批准。以後又陸續招進了幾班本科生和幾班專科生;又領到了幾個班的經費,總算把門面維持下來。

師資問題也頗費周折,我想雖然醫學院條件很差,但是還要儘可能開齊所有功課,讓學生學到應該掌握的知識,不讓學生們白白浪費幾年好光陰;但要開齊幾十門功課,必須想方設法去找老師。

首先,我聘請了省立醫院一批優秀醫生,如楊光第、何欽聖劉克亮、董道蘊、胡金鑫和余傳賢等。其次,利用往日的關係,從中山大學醫學院、貴陽軍醫大、江蘇醫學院和湖南師範學院延請了一批老師和學生。其三,從恩施其他幾所院校中聘請了幾名教師,教基礎課程。我自己親自講授德語和解剖學。

在學校管理上,基本沿用德國院校成規,制定了嚴格的校規和作息制度,學生一律過集體生活,睡高低床,床單被褥、生活教具放得整整齊齊,吃飯時圍成一圈,不許端著碗東遊西盪。在教學上,要求很嚴,隨時抽查教學質量,對教課馬虎的老師和學習不認真的學生提出嚴厲的批評,絲毫不講情面。我把辦好湖北醫學院當作畢生的事業。在生活上力爭和學生打成一片。在我的督促和全院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校園內遵紀好學蔚然成風,從沒有學生因學習成績差或調皮搗蛋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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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好學校,每年我還要跑趟重慶,從英、美大使館索取最新的教學參考資料,我還記得,英國大使館的李約瑟(國際著名的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送給我一台顯微鏡,我連同從德國帶回的一台一起捐給了學校。

當時,恩施流亡學生較多,生活極為艱苦,陳誠便命省教育廳實行所謂“獎學金”制度,但每人每月只有8元錢的一伙食費,24斤糧食,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我看醫學院的一些學生,每日裡只能吃醬菜咽飯,景況可憐,所以和同學們商量:能否對有家庭接濟的學生少發或不發助學金,以調劑最困難的學生,同時大家各盡所能,將手頭能集中起來的錢統一交給學校支配,學校再設法予以補助,以圖提高一伙食質量。結果,學生們都按我說的辦了,生活迅速得到改善。訊息傳到省參議會議長石瑛那裡,他很感興趣,並向陳誠反映,說醫學院辦法很不錯,學生吃得飽,能否在其他學校加以推廣。

歷史介紹三

不料陳誠聽到後,認為破壞了他的公費制度,命令取消這個辦法。我聞訊後十分為難,打算恢復到以前狀態,學生們不同意。正在左右為難之際,陳誠調離恩施了,這場風波得以乎息。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不久,我即隨著當時的湖北省主席王東原一行回到武漢,極力想為醫學院遷復武漢找一個比較理想的校址,剛巧,有一位負責接收工作的官員是留德生,跟他拉上關係,他當即答應把日軍在武昌的陸軍醫院及毗鄰的江漢中學交我接收。因這兩個單位占地面積較大,尤其是陸軍醫院設備較齊全,做醫學院條件非常合適。正在我忙於具體接收事務時,意外的事發生了.原在重慶衛生訓練所任所長的范樂成這時也到了武昌,他因原單位被解散,居家賦閒,便想乘機辦一所陸軍醫院,通過軍隊系統很快拼湊了一套班子,強行駐進丁陸軍醫院。我聞訊後,當即拿著國民黨行政院批覆的檔案去找武漢警備總司令郭懺評理。本來,郭懺和我的私交不錯,可這次他卻偏袒范樂成,把陸軍醫院和江漢中學斷給范樂成了。

醫學院由恩施遷來武昌,老師好幾百人無處棲身,我再去和郭懺交涉,希望他能有所動顏,結果仍然無效。這樣一來,只得臨時借古德寺(印度教廟宇)的空房開課。不久,醫學院再改門庭,寄設於省立醫院。以後經過許多周折,有關方面才同意把原兩湖書院舊址的部分(地址在今武昌紫陽路)撥給了湖北醫學院,雖然破敗不堪,師生生活條件仍極艱苦,但好歹總算有了立身之地,浮動多時的人心,這才穩定下來。

這時,湖北省立醫學院已改屬省政府衛生處直轄,不再作為醫學院的教學醫院。因此,籌建一所附屬醫院便成當務之急。房子和人員尚勉強能夠解決,唯獨醫療設備奇缺。說來也巧,這時由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剛結束,美國政府將一批剩餘軍用物資廉價賣給國民黨政府,其中包括整套的醫院設備在內,什麼x光、救護車、全套手術器械、床單被褥,應有盡有。當時在漢的各醫院都分得了一份,唯獨湖北醫學院入了另冊。我去找美國領事館查詢原因,美國人說這批物資如何分配他們不管,但事情還可補救,建議我向教育部請領一筆經費,把校舍好好修整一下,然後再提物資的事。

我依照他們的意見,找到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批發了幾千元錢,把學校修得有個醫學院的模樣。然後經過美國人出來講話,價值250萬美元的醫用設備便拔了過來,不過,成套的設備早巳分配一空,只好臨時拼湊,如沒有救護車便改裝了一台卡車等等,從而把湖北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建了起來。

湖北醫學院在舊中國走過的,是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所幸是,經過全體師生的努力奮鬥,為國家、為湖北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醫務人才,為改變湖北醫學教育事業及醫療衛生水平落後的面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就個人來說,也實現了畢生的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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