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清華學派.清華學派，這是中國大學教育的變遷、乃至政治文化嬗變的一個特寫和縮影，不僅與清華有關，更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學者。清華學派始於1920年代中葉，終於1990年代末葉，時間跨度達七十餘年，其最主要的載體乃是清華國學院和清華文學院，文學院中尤以文史哲諸係為最，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清華學派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譜系，而這一譜系又以特定的學思傳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網路，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對這一譜系的代際界分尚不明朗，而沒有對基本譜系的把握，就無法對其脈絡有基本的了解。
歷史緣起
1、自二十世紀末以降隨著“聯大熱”的興起，對晚近大學教育的研究漸成顯學，加之對知識分子的研究的繼續升溫，“清華學派”亦漸為人所關注，陳平原、趙敦恆、黃延復、齊家瑩、徐葆耕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點，且都強調了其重要性。
2、清華學派由於涉及到某些政治歷史的因素，要研究晚近學術史和教育史，這又確實繞不過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因為這是大學教育的變遷、政治文化嬗變的一個特寫和縮影，這不僅與清華有關，而且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學者，而沒有相當的史料爬梳、史實考辨、要知其大略已屬不易，要有所創穫更是難上加難。
3、有學者認為所謂清華學派是指清華文科的教學和學術風格，此一說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質言之它可能有著更豐富多義的內涵，清華學派是一個特定的學術文化流派，一種治學為文的風格取向和文化氣質，一種教育模式和辦學理念。
4、所謂文科也就不是一個專業意義上的範疇，而是一種素養、識見意義上的標尺。因此清華學派確以文科為主但又不絕然限於文科。就此而言,“清華學派”也就隱然標示了一種新的辦學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養)。
歷代代表
1、清華學派始於1925年清華學校研究院的創立。當時由吳宓負責籌備，並先後聘請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和陳寅恪四人為導師，李濟為講師，趙萬里和浦江清為助理教授。同年朱自清也從浙江兩級師範來到清華中文系任教。
數代師承成就“清華學派”2、1928到1935年，陸續從外校延攬了大批著名教授，包括文學方面的楊振聲、劉文典、俞平伯、黃節、聞一多等；歷史學的蔣廷黻、顧頡剛、雷海宗等；哲學方面的張申府、馮友蘭等；社會學方面的潘光旦、陳達、吳景超等。他們構成了清華學派的二代中堅。
3、第三代以清華自身尤其是研究院培養的王力（趙元任弟子）、吳其昌、蔣天樞、劉節（以上為陳寅恪弟子）、賀麟、陳銓（以上為吳宓弟子）、高亨、羅根澤、姜亮夫等為代表。
4、第四代以30年代清華學生為主力，如文學院“四才子”錢鍾書、夏鼐、吳晗、朱湘，“清華四劍客”李長之、林庚、季羨林、吳組緗，以及曹禺、楊絳、楊聯升、費孝通、王瑤、馮契、何炳棣等。
5、第五代多為聯大時期的學生，包括殷海光、王浩、季鎮淮、任繼愈、朱德熙、李賦寧、許國璋、楊周翰、王佐良、卞之琳、汪曾琪、穆旦、鄭敏等。
主要特徵
1、清華學派既有國學根底又深切了解西方文化；
2、清華學派既不是衛道士，又不是西方文化的搬運夫；
3、清華學派有一大批中西會通的著作。
發展歷程
1、1925年清華學校研究院創立，吳宓親主其事，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四大導師先後登台，清華研究院開始運作，同年朱自清離浙北上落戶清華，朱於五四前後(1920年)在北大畢業，僅有本科學歷。且主事新文學創作，而無突出學術成果。朱以中學教員身份出任清華教授(年僅二十七)，足見清華不以門戶、學歷為限，勇於吸收新鮮血液，接受新文化的薰陶。自此“儒林”與“文苑”開始攜手並存於清華。
2、1928年羅家倫出長清華，力行“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軍事化)，清華脫離外交部而直屬國府管轄擴大了辦學自主權，至此清華初具現代綜合性大學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後大批文科名師持續湧入清華，並保持了長期穩定的教職，如楊振聲、蔣廷黻、潘光旦、黃節等等。其中多數是甫入清華便徑評為教授，而按慣例教授受聘他校後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氣魄之大冠居全國。
3、1937年日寇橫行、抗日軍興、眾校西遷、清華與北大、南開三強合一，組成西南聯大。
4、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地處天子腳下的清華首當其衝，由一個綜合性大學改造成一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學科建制的根本性嬗變，極大地紊亂了其文化生態，失去學科支撐的“清華學派”元氣大傷，頹勢日顯。
4、文革期間清華學派不僅學科建制蕩然無存，且一大批“老清華”大受衝擊，離開文化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邊緣化或被捲入政治，如陳夢家自殺(1966年)、李廣田去世(1968年)、吳晗自盡、陳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馮友蘭、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5、1990年代前後大批“老清華”年事漸高，政界、文界的“老清華”大都漸漸淡出歷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蔣南翔和文界之王瑤、俞平伯、吳祖緗、曹禺、季鎮淮、錢鍾書、韋君宜等均告去世，“清華學派”走向終結。
特徵影響
1、譜系極完整，延續性極好。“清華學派”在歷史上出現與特有的人才機制有關：領導求賢若渴，教師愛才如命；一方面“培養優秀人才”(學生)，另一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傑出人才”(教師)。因此，師生共進，人才輩出。但這有賴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清華學生凝聚力強，有共同氣質；二是清華教師重視教學，隊伍穩定──這在教師流動性極大的民國時期，其穩定性可能是獨有的。1920年代中葉，“五四”落潮後的北大有大量名師南下滬寧穗漢諸地，而清華文科建制日進，規模日壯，處於上升階段，大量名師湧入清華，極少有人舍清華而取他處。而且這種“有進無出”的態勢一直維持了數十年，直到後來才橫生逆轉。名師的雲集，使其學派極為完善。陳寅恪等人影響了幾代學人，特別是國學院的幾乎每一屆學生，且對此後的錢鍾書、季羨林與周一良影響亦深；身為國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視教學，數十年如一日，先後指導了蕭滌非、王瑤諸人；聞一多不僅培育了季鎮淮，還提攜了此後的朱德熙等；吳宓、陳福田門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龍虎豹”而外，還直接培養出李賦寧等人，而李氏又為數十年後中國外語教學的發展貢獻巨大。
清華學派.2、以年齡言之，具有年輕化趨勢。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華，學生入校時多為15歲左右，七八年後20齣頭即放洋深造；數年後即獲得碩博學位，學有所成後即回國，此時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歐美訓練，造就了一流的學人。因此，他們大都成為年約30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適、聞一多、梁實秋等，這批人皆為人傑，屬學界一時之選。在改行新制的清華大學，學生入學時多為十七八歲，但學制僅4年，多數畢業生仍可在20齣頭就留洋，“海歸”後也不過30來歲，很快可以晉身教授。如：李濟27歲始任教授；葉公超1929年初抵清華就任教授，年僅25；賀麟歸國後任北大教授，年僅30齣頭；張蔭麟歸國後為清華教授，年僅三秩晉一；沈有鼎與張蔭麟同時晉為教授，年僅28；陳銓升為教授時，年僅而立；“本土派”張清常升任教授時，年僅29；至於錢鍾書，更是在28歲就受聘為教授；邵循正、任華等人也都在30歲左右升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蕭滌非也在30多歲就獲得了教授。對外校出身的也一視同仁。出身東大的陳夢家號曰“史學天才”，也在30齣頭榮升為教授。毫無疑問，這樣一批30來歲的教授確保了“清華學派”持續強勁的後勁。因此在全國範圍來說，“清華學派”擁有一批最年輕、敬業的實力派教授，這就類於“五四”前後的北大，擁有一批年輕才高(平均30來歲、有留洋背景)的教授，當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當時北大的“五四”青年熱衷於“談政治”，“讀書不忘救國”；而清華少壯派則是安心於“做學問”，“救國不忘讀書”。
3、以學風論，兼顧文理；兼修文(化)體(育)；兼資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嚴，素質亦全。這在清華的課程設定上就可得到反映。清華極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體(育)的兼顧(如梁實秋就因體育未及格而推遲一年畢業，錢偉長也因體弱而差點被拒收)。文科學人多才多藝，如聞一多擅書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為業的學人也兼擅文史，如華羅庚、顧毓秀等，這也並非罕見。清華重新學而不輕舊學，興西學而不廢國學。例如早年清華教育中對外語要求之嚴，是素享盛譽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極少數外語極好的學生才能入讀清華。老一輩的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稍後的梁實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錢鍾書、季羨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門甚至20餘門外語。這種現象，作為個案的出現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為普遍的現象，也許就有其體制上的必然性。當然，重西學的同時，也不輕“國學”。這種文化氛圍和辦學模式鑄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執教清華的教師中，橫跨學科的人亦不為少，如陳寅恪長期兼跨國文系與歷史學系，還曾一度兼課於哲學系；錢端升25歲則兼事外文與歷史學兩系；張蔭麟29歲就兼任哲學系與歷史學系教師。“本土派”本科畢業的李長之，20餘歲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擔了文史哲藝、中外文的教學；吳澤霖亦曾兼任社會學與人類學兩系教授。於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語，幾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備條件。這就可以解釋，為甚么此後數十年中，成就卓異大家中，幾近半數都出自老清華。
4、兼盛文藝與學術。清華國學院草創之初，即強調要“研究高深學術”，此與北大(“研究高深學問”)相近。如果說最初的(留美)預備部還多有“預備”性質的話，那么稍後創立的大學部(本科及大學院)則貫徹了這一宗旨。大學之要乃是研究學問(學術)，但多才多藝的“清華學派”成員，卻並不以“學術”自封。他們不僅是精於學思，而且是才學兼勝；既精於學問，亦長於詩文。事實上，清華研究院及清華文學院的多數人物都盛產詩文，且品質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數十年中歷任系主任幾乎皆為文章大家，吳宓、楊振聲、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李廣田大都如此。吳學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專事創作，在“五四”前後已是新文學名家；劉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聞早年已是清華才子，後為新詩名手、“新月”派悍將。日後出長清華的李廣田雖說學歷略淺，創作、評論卻是成就頗豐，散文尤工。國文系的教師們亦復如此：俞平伯不僅以古典文學研究見長，年方弱冠即為知堂門下之才俊，與廢名等人並為“四弟子”，與朱自清同為新文學名手；放洋歐西、復又任教清華的王力亦是隨筆名家，曾同時為數刊物開專欄；陳夢家與張蔭麟並稱“史學天才”，早年即與聞一多同為“新月派”巨子，20歲便出詩選，後又以古文字學名世。出身清華、供職別處的曹葆華、端木蕻良亦是此中代表，不僅長於創作，亦頗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陳寅恪，則尤善古詩；張蔭麟治史極有創穫，早年已是與錢鍾書齊名的文論奇才；年青才俊的吳晗深研明史亦工於雜文。外文系陳銓精於德文，卻於翻譯、文論、政論無不擅長；卞之琳等更是年歲輕輕而久享文名。當年“清華四劍客”(季羨林等)，在數十年後都成為有數的才學兼勝的大家。吳宓門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僅長於創作、亦精於翻譯。當然，文學院的“才子”錢鍾書，也是罕有的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