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康熙帝，滿族, 全名愛新覺羅·玄燁，廟號清聖祖，“康熙”為其年號，清朝習慣以年號稱呼皇帝。康熙系滿清入關後第一皇帝順治皇帝的第三子，生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卒於1722年11月13日，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執政長達61年。康熙穩固了滿清開國時的統治，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封建統治，並大大加強了君主集權，以文字獄等方式大大降低了士大夫自宋、明以來的地位。
康熙8歲即位，16歲時剷除了權臣鰲拜，開始親政。
康熙執政期間，撤除吳三桂等三藩勢力（1673年），從鄭成功的孫子鄭克爽手中收復台灣（1684年），平定準噶爾汗噶爾丹叛亂（1688年-1697年），並抵抗了當時沙俄對我國東北地區的侵略，簽定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中國東北邊界。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莊，作為與北方遊牧民族交往的基地，從此建立會盟制度和避暑山莊外藩朝覲制等，加強了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考察，康熙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積極鼓勵墾荒，廢止滿清初年殘酷的圈地令，實施更名田；整修黃河、淮河、運河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決定“永不加賦”，取消新增人口的人頭稅，並最終演變成“攤丁入畝”制度。並大蠲賦稅。最終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表現為耕地面積的迅速擴大與糧食產量的提高、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種種措施初步恢復了滿清開國大屠殺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破壞，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礎；文化上康熙帝重視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優遇。他曾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帝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同時他對西學也有濃厚的造詣，在天文學、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物理學、化學、藥學（曾在宮中推行可治療瘧疾的金雞納（現書籍多記載為金雞納霜，誤，金雞納霜到十九世紀才被提取出來））、醫學（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種痘，以預防天花）等方面都畢生的學習，但是這一對西學的愛好僅限於其個人，出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治國理念，康熙並未採取推動西學的措施。康熙為了孤立台灣，先後實行海禁，但也首開閉關鎖國之始。他崇尚儒學，尤其是朱熹理學，中國封建時代的檔案專制達到了頂峰。晚年因選擇繼承人失誤，兩度廢立皇太子，造成長達20餘年的諸皇子為奪儲位的結黨爭鬥，致使吏治懈怠，朝中黨派林立，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安定。
康熙61年11月13日病死於暢春園。 謚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廟號聖祖。葬於今河北遵化清東陵 “景陵”。
生平事跡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帝，名玄燁，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岳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燁卻回答道“願效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燁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燁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燁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因此，康熙文化思想受到滿州、蒙古、漢族儒學和西方等多種文化的影響。
計除鰲拜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布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云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曆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準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餘一餘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占據西藏的準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康熙之治
康熙在位六十年，逐步恢復經濟，清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最富庶的帝國。清初人口從明末的五、六千萬急劇下降，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數字是1913萬，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
此外，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墾田面積從1651年順治時期的2,90億畝增加到了7,30億畝。像拋荒嚴重的兩淮地區，至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因遭三藩叛亂而更加殘破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開墾無遺。相應的是糧食價格從順治時期的斗米二錢(銀) 在康熙年間降到了0.5到0.6錢(銀) 。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內亂，將台灣收回，使中國的疆土進一步擴大。當時清朝的疆域，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為1300萬平方公里。
康熙卓絕的武功主要體現在：
平定三藩： 所謂“三藩”，是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來，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幾股割據勢力。“三藩”都擁有大量武裝。特別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積極儲將帥，習武備，使“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他們仗著自己日益壯大的力量，飛揚跋扈，不聽約束，給清朝以很大威脅。而且所耗軍費巨大。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但請求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為引線，引發了是否撤藩的激烈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決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並於次年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煽誘鼓動。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叛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陷落，一時局面相當嚴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變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叛亂訊息傳到北京後，年輕的康熙帝力排眾議，對“三藩”之亂採取了堅決打擊的措施。在康熙運籌帷幄的指揮下，康熙意識到，部隊軍紀存在問題，八旗兵攻破城池後，擾民滋事，擄掠婦女，這樣下去，部隊將失去民心。於是，康熙召集眾將，申明紀律，下令歸還軍中有夫之婦，讓城中許多被拆散的夫妻團圓。”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1677年投降。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復。1678年八月，吳三桂死，其部將迎立其孫吳世璠繼位，退居雲貴。此後，清軍先後收復湖南、廣西和四川。1681年，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雲貴悉平。
此次平叛的勝利，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收復台灣： 在三藩剛剛平定不久，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發生內亂。起因是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子鄭經立。1681年，鄭經死後，其部將馮錫范等殺死了鄭氏的繼承人，改立鄭經次子克塽繼承延平王位。鄭克塽年幼，成為馮錫范的傀儡。
康熙在此情況下，決心為了國家統一收復台灣。1681年七月，康熙下詔“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1683年，施琅率領戰艦三百，精銳水師二萬，進攻澎湖。經過七天激戰，清軍占領了澎湖。不久，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進駐台灣。
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鳳山、諸羅），隸福建省，並在台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
平定準噶爾叛亂：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
厄魯特蒙古的準噶爾部，從17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強盛起來。特別到噶爾丹為汗時期，勢力更加強大。他不僅統治了厄魯特四部，而且占領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勢力達到青海、西藏地區。為了實現割據一方的野心，噶爾丹與正在對外擴張的沙俄勾結起來，於1688年春，對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進攻。在清政府的幫助下，噶爾丹暫時退兵。
1690年，噶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萬多騎兵，向內蒙古大舉進攻。
康熙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邊疆，曾先後於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親征，打敗了叛軍。最後，噶爾丹走投無路，染病死去。
噶爾丹叛亂被粉碎以後，喀爾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清政府設定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此後，清政府又先後平息了噶爾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和準部貴族阿睦爾撒納在伊犁發動的叛亂。並改西寧衛為西寧府，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分蒙古族為二十九旗，加強了對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參贊大臣、劣謨大臣、都統等，率兵分駐伊犁、塔城等地，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
平定準噶爾叛亂，突顯了康熙卓越的軍事才能，是其武功中最值得書寫的一筆。
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明末清初，沙俄在亞歐大陸上不斷向東擴張，並於17世紀中期侵入了中國黑龍江地區。沙皇多次遣使來華，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但因俄國侵占中國領土等問題而遭到清政府拒絕。此外，由於清初國內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紀80年代中期，康熙才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據點雅克薩採取了有力的軍事行動。
俄國因內外問題一時無力在東方大規模用兵，遂希望議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根據條約，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和直達于海的外興安嶺為中俄邊界，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土地的歸屬另行議定。這樣，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被確認為中國的領土。此後，俄國多次派遣使節和商隊來到北京，清政府還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館供俄人居住。
史書評價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終年六十八歲。終其一生，可以說康熙是一位聖德之君。其為君之道主要在於：勤慎理政，仁愛寬刑。
《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是：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辨證觀點
提到康熙帝，現行歷史教材及有關傳記、評論乃至文學作品幾乎交口稱譽，直將他等同於唐太宗、漢文帝。然而，從康乾盛世到訂立屈辱的《南京條約》，不過相隔45年，這個質量互變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歷史的必然性與邏輯性何在？後人在總結時大都將其歸咎於嘉慶、道光兩朝。可是，落後要有個過程，只從嘉慶、道光兩朝很難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通過對照近三四百年中外歷史，筆者發現，誤區就出在後世對康熙的評價太高，忽略了康熙時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與靜止地看待當時的中國，無意中沿襲了舊史家對康熙的頌揚。實際上，中國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因為他處在劇變的時代卻拒絕重大的變革，其一生的功業只是人為地延長了已經衰亡的封建社會，使中國失去了向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邁進的最佳時機，給近代的中國留下了沉重的包袱與苦難。
一、關於康熙所處的時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和世界都處在新舊交替的緊要關頭，都在經受戰爭與變革的動盪。以尼德蘭為榜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終於敲響了封建社會的喪鐘，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了資本主義時期。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很快到達中國的近鄰：西班牙已占領菲律賓；荷蘭已控制印度尼西亞，前鋒抵達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島建立許多殖民據點；葡、荷分據著我國澳門和台灣；俄國勢力已伸入我國黑龍江流域……。這種形勢對當時的清王朝既是挑戰又是機會。如果能夠利用西人東漸（縮短了空間距離）便於接近與了解之機，加快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加緊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大膽進行社會變革，就會在東西方差距還不太大、西人爭奪重點尚未集中於中國的情況下，率先在東方建成資本主義強國。否則，就難免成為第二個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外部形勢促使中國變革自強。而在國內，封建社會受到明末大混亂的衝擊也已經搖搖欲墜，從而為變革鋪平了道路。
首先，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經產生，到康熙初，正逐漸滋長。表現在：工場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生產規模擴大，一個工場雇用數百人已是常事；包買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國各地，大商業資本集團紛紛出現，如鹽商、糧商、布商、山西票號商、廣東出口商，資本動輒數百萬兩；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經濟更趨繁榮；在農村，由於順、康時自耕農居主要地位，農村人身依附關係比起明代大為鬆弛，僱工的自由流動度加大，這就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力。說明變革具備了一定的經濟條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體系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質疑與挑戰。出身驛卒又帶傷殘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並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則“正統”、“天命”、“尊卑”、“賢愚”論已難於解釋。滿族不光能入關作皇帝，還能把漢人衣冠髮式都“夷”化了，則“華夷有別”、“以夏變夷”論不攻自破。明朝將領大多降清，隆武帝、永曆帝竟全靠顛復明朝的大順大西軍將士與清軍周鏇，則“官、“賊”界限誰能說清？滿人及吳三桂曾受明封，假言為明復仇，反過來視明藩如匪盜，翦滅不遺餘力，則孰為“君”，孰為“臣”？一切都亂了套。階級關係、民族關係乃至家庭關係的錯位（當時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間反目相殘的事例舉不勝舉，時人稱這次變亂幾乎將封建倫理綱常掃地無餘①，不無道理），深深撼動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令人們發生了信仰危機：封建秩序真是萬古不變的么？什麼才更合理？當十六世紀李贄首先反孔嘲儒時還少有人理解，這時便在有識之士中大獲回響。以顧炎武、黃宗羲、唐甄等人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場公開反對君主專制的運動。他們喊出了“為萬民，非為一姓”的口號，主張“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稱君主為“天下之大害”②，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③；主張社會輿論的合法性與監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強調工商業和農業同樣重要，為了“富民”，必須發展工商業。王夫之、顏元還宣稱“人慾”、“功利”是正當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慾”之中，要“正其誼以謀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之司命”⑤，公然為資產者呼喚權力。這些“異端邪說”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誅的，卻與歐洲人文主義及啟蒙思想家的主張不謀而合，說明清初諸大家——實際上就是中國最早的維新思想家——已認識到對舊制度實行根本的、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已具備一定的思想基礎。
再次，從當時的社會基礎看，明清之際的混亂使人們逐漸轉向西方尋求精神支柱。關於這一點，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見一斑。天主教徒從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萬人⑥（考慮到清初人口稀少，又處於戰亂中，統計並不精確，這個絕對數字並不低。照此速度，到康熙後期大有普及之勢）。那時永曆帝夫婦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並起了外國教名，太后還派人去羅馬朝見教皇⑦，達官顯貴與太監信教的也不少。中國君臣信奉西洋宗教，這是開天壁地以來一大怪事，說明信仰危機已侵蝕到統治階級的核心階層。這正是變革制度、除舊迎新的大好時機。而此時入主中原的滿族又是一個生氣勃勃、較少舊傳統束縛的新興民族，他們挾戰勝的餘威，在這抉擇去就的關鍵時刻，其領導者頗能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加速或延緩之。康熙號稱英明好學、文武全才；是趁熱打鐵、取中西文化之長厲行變革，還是撥“亂”反“正”，使封建社會僵而復甦呢？從康熙帝的所做所為來看，他選擇了後者。
二、關於康熙學習繼承漢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們常把康熙學習繼承漢族封建文化作為其政績加以肯定，但作為漢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個非常複雜的對立統一體，其中民主與專制、發展與靜止、開放與封閉、唯物與唯心等思想並存兼備，歷史上長期鬥爭（雖然消極面往往占上風）。理學盛行後，則糟粕尤多。而康熙對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戀與提倡幾乎超過任何漢人皇帝，實在基於對儒家思想中消極面的偏愛，並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悶政治局面。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號，親自去曲阜朝聖，首開經筵制度；而且重新啟用明末聲譽已經敗壞的理學：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廟東廡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書》，組織編寫《性理精義》等等。於是人們又聽到了“去人慾，存天理”的喧囂。清代//理學盛行及禮教嚴酷的程度遠甚於宋明。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婦改嫁，而正是康熙開創了年年表旌殉節守志的“節婦”、給銀建坊的常例！無怪乎被戴震稱為“以理殺人”。嚴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幾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義的變動，反而創行了兩項陋規——捐納制和耗羨制度，使賣官和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為抵制外來政治思想的影響，維護封建專制，康熙始嚴格禁止天主教。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許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卻無兼收並蓄的大度。康熙很少與歐洲強國打交道；而且只講“送去”，不講“拿來”。他曾贈送大量書籍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也曾贈荷蘭國王白金，也曾派圖理琛出使俄國⑧，可從未向這些國家請教過什麼。俄羅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見。歐洲人訪華或在華供職，他也從不詢及彼國政治以便對照取捨。而歐洲各國即使在封建社會，政治制度也有別於中國：如英國有早期議會，法國有三級會議，俄國有縉紳會議等等。到康熙時，他們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許多成文與經驗更有可以借鑑之處。
康熙號稱聰明過人，但他卻只以漢族封建文化為唯一學習目標，且只生硬地繼承了儒家思想中專制、靜止與封閉的一面，忽略了法隨時移、民貴君輕、天下大同等說，弄得思想界萬馬齊喑，政治上一潭死水。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兩案株連致禍的名士達500餘人）開了大規模迫害異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鑽進故紙堆。由於長期禁錮思想，連八旗子弟都日漸失去了當年的生氣。
三、關於康熙經濟決策上的錯誤
保守的上層建築必然維護其落後的經濟基礎。鴉片戰爭前清代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成長几乎停滯，生產力低下，經濟結構不合理，以至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均難奏效，積貧積弱終成定局，與“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繼承重本抑末的傳統決策是分不開的。
康熙對清初正在發展的工場手工業不是扶持而是嚴加限制。例如對絲織業機戶的織機數量⑨、工匠人數、工資定額⑩，冶鐵業場主的採礦地點、爐數、產量、價格、運銷地點等等都有嚴格規定(11)；並課以高額稅金(12)。采銅業的產品一度只許以成本價賣給官府，再由官府售賣(13)。還在傭工中另外實行一種保甲制，他們“日則做工，夜則關閉在坊”(14)，象囚犯一樣沒有人身自由。國內關卡林立，肆意刻剝商人。官府還勾結行會以各種條規罰款來限制競爭，防止生產規模和經營網點的發展失控，造成過大的貧富差距。
在對外貿易上，清代以閉關鎖國著稱。平台灣後，海禁稍有放寬，但外貿仍只許在澳門、漳州、寧波、雲台山四處進行，須經由官商開設的公行，並限制進出口商品數量及種類（進口的更少）。康乾時外貿規模之小可以從下面兩點看出。兩宋類似三國鼎立，而其外貿港口卻比大一統的康熙時多，達六七處。南宋高宗時，市舶司歲入達二百萬兩，按什一稅計(15)，年外貿總值當在二千萬兩左右；而五百年後“大清”康乾時，年外貿總值也從未超過此數(16)。種種限制使誕生時間並不比歐洲晚多少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萌來萌去總是長不大。
相比之下，與康熙同時代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國工商業遠遠落後於英國、荷蘭。為了加強競爭力，路易十四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稅率，取消國內部分關卡，對新辦手工工場提供國家津貼，鼓勵對外貿易，支持造船工業，國家資助建立許多大外貿公司，努力擴大本國在海外的勢力和影響，使法國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迅速發展，很快取得與英國抗衡的地位，為後來資本主義制度在法國的完全確立打下了基礎。
由於康熙朝拒絕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生長，在別人大步前進時中國卻從此背上了封建落後的農業國的重枷，儘管清末勉為其難地興辦與鼓勵近代工商業，但落伍已久，列強爭奪目標已對準中國。良機既逝，再難發展。至於舊史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不過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有人說那種“繁榮”是表面的、虛假的、病態的，其實已經腐朽。一任土地兼併劇烈（康熙中期就已開始）、租稅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敗（乾隆時貪贓二萬兩才處死）而毫無能為，這與文景、貞觀、開元之世哪能相提並論！不過那些久遠的盛世由於資料缺失，已經近於傳說，怎知吏治、民生之具體情況，從人口來看，康乾盛世無疑是縱向對比之下最強盛的時代。《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揭露封建社會的名著均成書於康乾之世，決非偶然；恰好說明那個時期新思想已經萌發，舊的社會制度正要被淘汰。何況落後者的財富遲早也是別人的，從印加帝國到莫臥兒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中國人民更為這百餘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百餘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是歷史對因循失機者的懲罰。
四、關於康熙是否關心科技進步
康熙既嚴守封建自給自足經濟的藩籬，必然無視科技的進步與教育的更新。而重視這兩點，正是近代資本主義得以富強的關鍵。
康熙是曾學過一些西方數理化和文字，也用過一些西方傳教士做官，還讓他們翻譯科學著作，甚至親自加以刪定。但他對科技並非真感興趣，只是當成擺設而已。因為湯若望、南懷仁的天文歷算雖然精確，卻只用來為官廷迷信活動服務；白晉、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費三十多年測繪出了《皇輿全覽圖》，全國印刷業、測繪業卻未趁此而改進；南懷仁造出的西洋火炮雖受到康熙誇獎，卻既未推廣，也未引起對軍火工業的重視；科學著作翻譯過來了，而府州縣學仍在以八股取土……。西方科技深藏於內廷，於國計民生何益？人材怎么出？
科技與教育落後的明顯後果是軍事落後。其實，早在雅克薩自衛反擊戰時康熙就該覺察出本國軍事落後的苗頭。當時駐守雅克薩的俄軍約400人，而彭春前次帶兵1.5萬人，後次8000人（一說均約3000人，也七八倍於俄軍）。兵力眾寡及遠近勞逸之勢一目了然，然而圍攻數月竟不能全殲或攻取，則槍械誰精良，練兵方法誰先進自不待言。
與康熙同時的彼得大帝，其深謀遠慮勝之遠矣。俄國那時尚處在農奴社會，科技文化軍事都比西歐落後。立志變革圖強的彼得一世知道關鍵何在，所以在鼓勵工商業發展並向外國企業主提供辦廠便利的同時，尤為重視科技文化的學習。他命令改用歐洲通用的儒略曆，簡化文字，創辦報紙，設立科學院，大量派遣留學生去國外學習。為了獲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裝混雜在使節團中去英國荷蘭考察，親自去造船廠當學徒。他又改革軍制，更新裝備，開辦各類軍事學校等等。俄國科技從此迅速進步，一躍成為軍事強國。而康熙卻未能及早“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將此全留給了後來的洋務派和光緒帝。倘當時能重視科技文化軍事的學習與更新，持續百年，民智早開，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後的國恥？
五、關於康熙平三藩、續修柳條邊與準部之亂
或許可以用康熙當時的首要任務是維護祖國的統一與穩定、無暇顧及其他來為其拒絕變革做辯解。然而康熙即位時，除西北邊疆外，前明舊疆已基本統一；到1674 年三藩之亂爆發前，國內一直是相對穩定的。而三藩之亂、沙俄侵擾、噶爾丹叛亂等不穩定因素的出現恰是康熙處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亂。吳、耿、尚三藩均封在東南海隅或西南邊陲，非腹心之患。吳三桂、尚可喜均已年邁，去日無多（吳三桂發動叛亂時已62歲，5年後就死了）；而康熙少年親政，來日方長。倘不急於撤藩，先整治內地，暫從尚可喜傳子之請；則吳三桂以其子在京師為額駙，既圖襲爵，又無詞可籍，必不致反。待大憝既死，舊黨凋零，彼襲爵之後輩必無能為，摘過廢之易如反掌。漢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為小藩，又以各種藉口削奪諸王侯嗣封爵達百餘人，康熙寧不知此？不以政治手段徐圖，貿然撤藩，實指望軍事手段的速效。奈內地未治，人心不一，吳氏狗急跳牆則變起難於驟定。各地漢員紛紛附吳，實因康熙重滿輕漢而起。其所賴平變諸將帥亦多是勒爾錦、尚善、喇布等一班無能滿員，以致兵興8載、禍連10省，剛有恢復的社會經濟重遭破壞，豈非康熙撤藩太急貪功激變之過乎？康熙與吳三桂之間本無正義與非正義可言，純屬統治階級內部的爭鬥，不能與農民起義被官軍鎮壓相提並論，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責。故現行歷史教材於王敦之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並未將勘定之功歸於晉、梁、唐諸帝而大加宣揚；反於晉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窮源，謂之自貽伊戚。靖難之變亦然，人們不責燕王叛亂而歸咎於建文帝撤藩過急，宜也。何於康熙厚愛之甚？倘康熙敗於吳氏（吳氏若不拘泥於劃地江南，而全師北向，亦有勝望），又將如何評價？故曰三藩之事，激變本非明智，平定亦難以為功。
康熙素以雅克薩之戰與尼布楚簽約受到讚揚。然而雅克薩的反覆爭奪緣何而起？尼布楚條約得失如何？當初俄人闖入黑龍江流域，還在順治前一年。滿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遷入關內，關外地廣人稀，而順治卻以關外為祖宗發祥地，不許移民開發。並在東北南部（今遼寧境內）修築一條長達1000公里、與山海關相連的柳條邊，劃東北為內外兩禁區；進入柳條邊內須持官方證明，而出柳條邊外則是絕對禁止的（包括滿人）。俄人便趁邊防空虛沿黑龍江東下，如入無人之境。雅克薩即隨處修建的城堡之一。順治年間中俄軍隊曾多次交過手。康熙親政後，並未意識到這種空邊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時間續修從威遠堡向東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邊”，並嚴申禁令。這些柳條邊最終成了俄國搶占中國版圖的藉口。雖有盛京、寧古塔、瑗琿三將軍的設定，並增建齊齊哈爾等三城，奈地太寬，人太少，兵力、物資取用調撥不便，自然顧此失彼疏於防衛。以至雅克薩得而復失，只好籤訂《尼布楚條約》。同意讓出貝加爾湖以東至尼布楚一帶地方以換取本屬中國的雅克薩。如康熙能以順治時邊警頻傳為戒，在改革軍制與裝備的同時，廢柳條邊禁令，移民開發東北，一二十年後必初見成效。少數俄人遠離歐洲腹地，勢孤力弱，何敢逞凶？也就不會有雅克薩之拉鋸與尼布楚的退讓。然而訂約之後，康熙仍未綢繆及此。乾隆後才漸弛禁令。因開發較遲，乃復有鹹豐對俄之屈辱。其間，東北邊境雖有百餘年的安寧，那也是彼得一世後期至亞歷山大一世時，俄國擴張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緣故。
準部叛亂及其影響是清朝長期頭痛的問題。也正是康熙對噶爾丹內侵處理不善才留下這後遺症。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況是：漠南已歸屬清廷，漠北表示恭順，漠西與清廷關係較疏。由於漠北蒙古土謝圖汗搶去扎薩克汗的愛妾，造成兩汗開戰，給漠西蒙古準噶爾部以可乘之機。該部首領噶爾丹遂以幫助扎薩克汗奪回愛妾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內遷；並藉口追索禍首土謝圖汗，跟蹤至漠南。卻又聲明不敢與天朝為敵，得禍首即回云云。是為內侵之始(17)。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藉此機會主持有關各方會盟，面諭調停，令土謝圖汗向扎薩克汗和噶爾丹汗謝罪，再臨以兵威，送他們各返舊地，必然干戈不起，一舉收服眾心。噶爾丹雖刁頑，但實力與清廷相差甚遠，所謂俄國援助，也是虛張聲勢。清與漠西的關係便可由此確定。但康熙匿土謝圖汗而不出，動輒用兵。首次戰勝後，又讓科爾沁親王致書誘噶爾丹再犯，才有第二次親征，噶爾丹望風而逃。第三次親征時，噶爾丹本蟄居阿爾金山，兵少糧盡，不戰而死。所謂三次親征，僅烏蘭布通堪稱一戰；且敵軍僅二、三萬，康熙竟動員了從東北到陝甘的沿邊各軍。論戰果，比起漢朝的竇憲、衛青，實在微不足道。況既已開釁，又不畢其功於一役，趁勢將漠西漠北同時平定，再設官分治，或可長治久安；然而雖勞師再三，敵巢如故，卻從此結怨於準部，以至康、雍、乾三朝連年用兵，以對付準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發動的叛亂。到1757年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時，乾隆惱羞成怒，竟命兆惠將準部屠戮幾盡(18)。其後霍集占、張格爾、阿古柏等叛亂迭起，令清廷幾無寧日，亦是準部事件開了新疆少數民族與中央政權長期對立的惡劣先例。
不可否認，康熙曾經禁圈地，召民墾荒，治河，減免災年租稅，平台灣鄭氏，比較勤政、節儉等。然仔細分析，除了其中多是歷代君主為恢復被戰亂或災荒破壞的經濟所應當採取的常規措施外，有些則純屬溢美之辭。所謂節儉，康熙時曾六次南巡，還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圓明園。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十五世紀就已產生，何以筆者既不責嘉靖、萬曆，也不責順治、乾隆，而獨責康熙失機呢？因為：第一，嘉靖萬曆時，封建社會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樣的巨大衝擊，處在惰性的穩定中。第二，從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時間。歐洲從北義大利資本主義萌芽到尼德蘭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國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轉變。至於順治，因其初入關，享國不久，明藩猶在，戰無虛日，何遑言他！康熙時距萌芽初成已有兩個多世紀，量變的積累增加了實質性變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變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亂之後天下初定，假餘威以變政更新宜其時也。經過雍正，至乾隆時沿習日久，舊體制又暫歸穩定，不易變矣。不過，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和幾億人同時受著傳統儒家教育的帝王憑空建立超越時代的觀念，今天自以為是，厚今薄古的人在數百年後也許也會成為讀史者口誅筆伐的對象。
家族列表
康熙共有35子、20女，其中只有24個兒子、7個女兒活到成年。
父母
父親順治皇帝 母親孝康章皇太后佟佳氏
兄弟
長兄愛新覺羅·牛鈕，早殤
二兄愛新覺羅·福全，裕親王
五弟愛新覺羅·常寧，恭親王
妻子
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
孝昭仁皇后鈕祜祿氏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孝恭仁皇后烏雅氏（德妃，雍正帝生母）
敬敏皇貴妃，章佳氏，一子，允祥，二女，下嫁倉津，多爾濟
定妃，萬琉哈氏，康熙在時為嬪，雍正時尊為皇考定妃，後來隨兒子履親王允裪住，輪到自己的生日的時候，還會被迎進宮去祝賀，但再未進尊封，薨時九十七歲。
通嬪，納喇氏，侍奉聖祖康熙時為貴人。雍正二年，因其女婿有功，受到尊封。乾隆九年薨。二子皆殤，一女。
惇怡皇貴妃，瓜爾佳氏。侍奉康熙時為和妃，世宗雍正帝尊為皇考貴妃，高宗乾隆尊為皇祖溫惠皇貴太妃，乾隆三十三年薨，年八十六。生一女，殤。她也時康熙諸妃中最長壽。
愨惠皇貴妃，佟佳氏，孝懿皇后的妹妹。雍正時尊為皇考皇貴妃，乾隆時尊為皇祖壽祺皇貴太妃。死後，謚為殼惠皇貴妃。
順懿密太妃，王氏。初為密嬪，後尊封為密妃。三子，允禑、允祿、允衸，允衸八歲夭折。
純裕勤太妃，陳氏。初為勤嬪，被雍正尊封為勤妃。一子，允禮。
襄嬪，高氏。一子，允禝，一女，未成年即夭折。
謹嬪，色赫圖氏。一子，允祜。
靜嬪，石氏。一子，允祁。
熙嬪，陳氏，一子，允禧。
穆嬪，陳氏，一子，允禰。
溫僖貴妃，鈕祜祿氏，孝昭皇后的妹妹，一子，允礻我，一女，夭折。
惠妃，納喇氏，二子，承慶、允褆。
宜妃，郭絡羅氏，三子，允祺、允禟、允禌。
良妃，衛氏，一子，胤禩
榮妃，馬佳氏，生有五子一女，其中只有允祉成人，一女下嫁烏爾袞。
貴人郭絡羅氏，宜妃的妹妹。
敬嬪王佳氏，康熙十六年八月冊封。大約在雍正年間去世，享年當在60歲以上。
子女
兒子（按出生順序）
愛新覺羅·承慶
愛新覺羅·長華
以上各子幼殤，未序齒
皇長子愛新覺羅·胤禔，固山貝子，原名愛新覺羅保清
皇次子愛新覺羅·胤礽，皇太子，後封理密親王，原名愛新覺羅保成
愛新覺羅萬黼（幼殤，未序齒）
愛新覺羅允禶（幼殤，未序齒）
皇四子愛新覺羅·胤禛，雍正皇帝
皇五子愛新覺羅·胤祺，恆溫親王
皇六子愛新覺羅·胤祚，幼殤
皇八子愛新覺羅·胤禩，原封廉親王，後廢
皇九子愛新覺羅·胤禟，貝子
皇十子愛新覺羅·胤誐，輔國公
皇十一子愛新覺羅·胤禌，幼殤
皇十三子愛新覺羅·胤祥，怡賢親王
皇十四子愛新覺羅·胤禎（後改為胤禵），恂勤郡王
皇十六子愛新覺羅·胤祿，出繼承澤親王碩塞之後
皇十八子愛新覺羅·胤祄，幼殤
皇十九子愛新覺羅·胤禝，幼殤
皇二十三子愛新覺羅·胤祈，誠貝勒
皇二十四子愛新覺羅·胤 ，3歲殤
雍正帝愛新覺羅胤禛即位後為避諱，諸皇子名中"胤"字改為"允"字。
女兒
皇長女（1668年—1671年），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生；十年十月殤，時年三歲。母庶妃張氏。
皇二女（1671年—1673年），康熙十年三月初九生；十二年二月殤，時年三歲。母庶妃董氏。
皇三女，固倫榮憲公主，母庶妃馬佳氏。
皇四女（1674年—1678年），康熙十三年二月初十生，康熙十七年殤，時年五歲。母庶妃張氏。
皇五女，和碩端靜公主，母貴人兆佳氏。
皇六女，固倫恪靖公主，母貴人郭絡羅氏。
皇七女（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一生，八月即殤。母德妃烏雅氏。
皇八女（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生，閏六月殤。母皇貴妃佟佳氏。
皇九女，固倫溫憲公主，母德妃烏雅氏。
皇十女，固倫純愨公主，母庶妃那拉氏。
皇十一女（1685年—1686年），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生；二十五年五月殤。母溫僖貴妃鈕祜祿氏。
皇十二女（1686年—1697年），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二十四生，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卒，時年十二歲。母德妃烏雅氏。
皇十三女，和碩溫恪公主，母敬敏皇貴妃章佳氏。
皇十四女，和碩愨靖公主，母貴人袁氏。
皇十五女，和碩敦恪公主，母敬敏皇貴妃章佳氏。
皇十六女（1695年—1707年），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生；四十六年十月殤，時年十三歲。母庶妃王氏。
皇十七女（1698年—1700年），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生；三十九年十一月殤，時年三歲。母庶妃劉氏。
皇十八女（1701年），康熙四十年十月十八生，不久即殤。母和嬪瓜爾佳氏。
皇十九女（1703年—1705年），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四生；四十四年二月殤，時年三歲。母襄嬪高氏。
皇二十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九生，十二月殤。母庶妃鈕祜祿氏。
養女，固倫純禧公主，聖祖弟恭親王常寧長女，母庶福晉晉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