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戴名世戴名世，清代文學家。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憂庵。安徽桐城人。因家居桐城南山，後世遂稱“南山先生”，也稱為“潛虛先生”。
戴名世幼時家境相當貧寒，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窘困多艱的時期，也是一個發憤立志的時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磨鍊，不僅鑄就了戴名世獨特的性格特徵，而且也為他日後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進，力學古文不輟。他“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與朱生書》）。戴名世六歲開蒙就讀，十一歲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戴氏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壽序》）。由於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為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後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為正藍旗教習。
戴名世十三年的開館執教，使其對社會對生活都有了較深刻和理解和認識。在明清之際熾熱的民族思想推動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時期就日漸樹立起“視治理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
戴名世三十四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國子監。作為一個正直的文士，他不願“曳候門之裙”，因此只能過著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後，他在京師與徐貽孫、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使達官貴人們側目。戴名世與方苞等人的結合，是以針砭時弊、振興古文為共同旨趣的。他們每每“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戴名世《北行日記序》）。這毫無疑問招來了公卿大夫們的仇視和攻擊。而他們在古文創作方面的長期切磋研討，也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的；他們的古文創作實踐，又哺育著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初集原序》）的宏大願望。當時，因為明史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於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仿效《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後廣泛搜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因此他廣游燕趙、齊魯、河洛並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遺餘力。一時之間，文名播於天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雲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由於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兩百多年，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於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並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後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當時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尚書韓?、侍郎趙士麟、淮陰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滿清貴族入關掌握中原政權後，雖然採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但“剃髮”、“圈地”等一系列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乃使人心思變，清統治頗為不穩。於武力鎮壓後，清廷又特別重視從思想上加以嚴厲鉗制，動輒屢興大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對他們認為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酷烈的鎮壓。《南山集》遂罹其難。
書籍簡介
《南山集》中還是不少章節、言辭表現了一定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集中用大量的篇幅記載明末清初的史實。史傳文學如《朱銘德傳》、《楊劉二王合傳》、《楊維岳傳》、《左忠毅公傳》等，或歌頌抗清義士，或表彰入清隱居不仕、品節高尚的志士仁人。其中《左忠毅公傳》記故明大臣左光斗事，較《明史》更為詳盡具體。而如《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一篇更是讚頌史可法守衛揚州、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並對清兵在揚州城破後屠城七日的罪行加以揭露，全然不知辟諱，竟直書其事，表現出了戴氏作為“信史”的膽略。這當然也成為他遭禍的原因之一。
另外，戴名世品性高傲不羈，對達官貴族和那些欺世盜名的無恥文人非常痛恨。他在《南山集·北行日記》中就說自己常“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這些犀利的言辭難免會觸動一些人的“隱疾”，遭到忌恨。他在《與劉大山書》中曾說自己“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既使這樣，他最終還是“以言語獲罪”，這在當時也是一個正直文人悲劇性的必然命運。
內容節選
《南山集·鳥說》
原文：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官官者，即而視之，則二鳥巢於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雛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即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嗟呼！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託身非所，見辱於小僮以死。彼其以世路為甚寬也哉？！
譯文：我讀書的房間，有一株桂樹。在那桂樹之上每天都能聽到鳥兒“官官”鳴叫的聲音，我就去一探究竟，果然那裡有兩隻鳥兒，在樹枝上築了一個巢，那巢穴離地面不過六七尺高，人用手就能夠得到。那鳥巢和酒杯差不多大，製作精密而又很結實，是用細小的草盤繞結成的。那兩隻鳥兒一雌一雄，體型之小以致於用手去捧它簡直是綽綽有餘。鳥兒的毛色潔白明亮，如同皎潔的月光那樣可愛，但是我不認識這是什麼鳥。小鳥就快要出生了，雌鳥就用自己的翅膀覆蓋著它，而雄鳥出去覓食。每次獲得食物歸來，那雄鳥都要停在屋頂上，不馬上下來。房屋的主人開玩笑的用手去搖動它的窩，那鳥兒就朝下俯瞰並且發出鳴叫，輕輕地搖它就小聲地叫，而用力搖時它就會大聲地鳴叫，直到主人把手放下，那叫聲才停止。後來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看到那個鳥巢掉到了地上，我尋找那兩隻鳥兒和它們的卵，卻又找不到。我只好到處查問，原來是奴僕某某將它們拿走了。唉，可惜這鳥兒空有潔淨的羽毛和動聽的鳴叫，卻為何不去那深遠的大山里、到那茂密的從林中棲息，反而選擇了一個本不該寄託的地方，結果被別人的家奴羞辱致死。由此看來，人生的道路難道很寬嗎？
《南山集》案
事件經過
《南山集》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趙申喬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彈劾戴名世，謂其“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今名世身膺異教，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書削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側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
康熙皇帝命刑部審核此事。刑部官員從《南山集》的《與餘生書》中找到了“罪證”。《與餘生書》是戴名世寫給他的一個門人余湛的。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談，說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宮中宦者，桂王被吳三桂所殺後，他遂削髮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親自經歷過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應當比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訊息後，忙趕至餘生處，但犁支已離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於是囑咐餘生把所聽到的情況寫給他，並與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加以對照，考其異同，發現了一些可疑之處。於是戴名世又寫信給餘生，詢問犁支下落，欲與其“面談共事”。這就是戴名世因而獲罪的《與餘生書》的由來。
其書中云：“……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與餘生書》直接寫出了南明政權弘光、隆武、永曆三壬年號，且信中又將南明小王朝與三國時期偏居川中的蜀漢、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相提並論。這毫無疑問觸動了清統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經。康熙龍顏大怒，刑部遂窮究猛治，以“大逆”定獄，提出了株連九族的懲辦意見，擬將戴名世凌遲處死，其“弟平世斬決，其祖、父、子孫、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暫，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給功臣為奴”。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二月又下詔“法外施仁”，把戴名世凌遲改為斬首，其家人等皆加恩寬免。
與此事有瓜葛被株連者甚眾。為刻《南山集》出資的尤雲鶚、刻《南山集·孑遺錄》的方正玉、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以絞刑論處。後來康熙又出於收買人心的需要，將原定處死的近百人改為流徒黑龍江寧古塔，罰入漢軍旗籍。這時余湛已先死於獄中。後來康熙得知方苞擅長古文，是個難得的人才，遂又下令將其召回，赦免其罪，加以任用。又因《南山集》多採用方孝標《滇黔紀聞》中所載南明桂王明史事，遂牽連至方氏宗族，一併治罪。當時方孝標已經去世，亦因《滇黔紀聞》文字案被剖棺戳屍，妻兒等人被發配流放於黑龍江（後亦被寬免），財產盡沒入官。《南山集》案牽連人數達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較大的一樁文字獄案。而戴名世、方孝標的所有著作及書板被清查以燒毀，列為禁書。戴名世死後，由其弟輔世自京扶梓回故里，葬於所居南山岡硯莊之南。
案件緣由
戴名世究為何故被趙申喬參劾，二人是否真如趙申喬在奏疏中所特意聲明的“素無嫌怨”？《南山集》一案是否罰不當罪，又何故牽連人數如此之廣？歷來說法紛陳。清末民國初人周貞亮在無名氏《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辯證後所附“識語”說，戴名世會試時名列第一，殿試卻屈居第二，僅為“榜眼”，而狀元趙熊詔就是趙申喬之子；且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趙熊詔則才名不顯，當時不少人傳言趙因賄賂而為狀元，趙申喬故先發制人，羅織罪名置戴於死地，以斷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議論之口云云。這一傳聞聽來雖不為無理，但真憑實據卻難以稽考。戴名世與明末清初時的一批遺民畢竟是不同的，他是清王朝科舉進士，他早年與清廷不合作的態度到了後期已發生明顯轉變。他於桐城南山硯莊“隱而復出”，就是他改變態度與清廷合作的突出標誌，他已經開始積極為清政府服務了。
《南山集》一案，究其原委，只是因為戴名世《與餘生書》中敘弘光帝南京一段，並於文中書“永曆”年號等；至於《孑遺錄》，雖然記述了明季桐城被兵亂始末，有弘光年號，但也並無特別直接觸犯清廷權威的言論。對於南明年號問題，乾隆四年曾修明史，特別到了嘉慶朝，皇帝特諭：甲申以後存福王年號，丙戍以後存唐王年號，戊子以後存桂王年號。這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因寫南明年號而獲罪的問題了。《南山集》案之所以處置如此酷烈，株連如此廣泛，還是由當時清王朝的政治大氣候所決定的，也就前文所說的清廷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鉗制的需要。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在創建不久，幾乎都要緊系文網，對文人進行彈壓與恐嚇，這似乎已成慣例，而清代尤甚。《南山集》案發時，明清之際的一批遺民如顧炎武、黃宗羲、冒辟疆等人雖已故去，但他們提倡“反清復明”、講究“夷夏之別”的影響仍然存在，其弟子布於天下。清廷興“莊史《明史》案”、“《南山集》案”，無非是藉此起到敲山震虎、殺一儆百之作用。由於清政府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南山集》案就由單純的年號、明史事而渲染成了旨在謀反的叛逆之舉，戴名世也因此被推進了萬劫不復的絕境，連清廷重臣大學士李光地親自出面，“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
流傳情況
《南山集》原刻本遭禁毀已不可見，但它為作者在歷史上留下了錚錚文名。而在《南山集》案中首告戴名世的趙申喬，無論他與戴有否嫌隙，為了對朝廷表忠誠而不惜致人於罪，畢竟難免有邀功請賞之嫌，且禍及數百人，釀成一個大肆迫害文人學士的文字獄案，因此趙申喬頗為士林所不齒。而戴名世的著作雖遭焚毀，沉冤數百年，但後人對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於其後的一百幾十年中，清朝統治者雖上下搜尋，幾令禁毀，但《南山集》仍不斷被人們秘密傳抄，不時變換名稱在民間出現。為逃避迫害者的耳目，人們將其改名為《潛虛先生文集》流傳於世。清中葉道光以後，清廷對文化的控制有所鬆動，所刻版本逐漸增多。戴名世生前所刊印的《南山集偶抄》所收文章僅百十餘篇，其數量僅占戴氏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作者死後，陸續有人蒐集整理其遺作，如道光年間其族人戴鈞衡編《潛虛先生文集》，光緒年間張仲沅編《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後來又有許多翻印本。然諸書中均有脫漏訛誤。今中華書局《戴名世集》，乃王樹民以張氏刻本為基礎，兼取見於各本而為張氏未收之文、及作者部分手稿，匯集成書。全書共十五卷，以文體分類，收集完備，是目前最為流行的本子。
評價
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中，歷朝歷代無不充斥著文化統治，以此達到對人們思想上的禁錮。文字獄的發動，便是封建帝王強化專制統治的有力措施之一。清朝統治中國268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了整整130餘年，而恰恰在這輝煌鼎盛的“康乾盛世”之中，文字獄屢屢發生。康熙年間，出現了一件著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影響深遠。
從《南山集》里找出五處罪證：
一、以南明各朝如弘光、隆武、永曆為正朔，記錄有關南名人物傳記。清朝人寫南明事，不用清朝正朔，實為犯忌。
二、尊稱明朝亡君。
三、歌頌盡忠明朝士臣。
四、主張南明三朝在歷史上應予地位。
五、揭露清廷謀殺明崇禎帝兒子的隱事。
戴名世只是希圖在清建立中央政權後，為這些曾經存在的短命王朝，爭得一席之地，豈料，這已觸怒了清朝皇帝，康熙帝看過罪狀後，命令刑部窮究猛治。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等以刑部審擬《南山集》案，戴名世應照“大逆”處於凌遲，向康熙請旨。
康熙降諭，“戴名世從寬免於凌遲，著即處斬”。此外，牽連《南山集》編篡的戴名世之好友、弟子，也被康熙“俱從寬免死”，此案牽連到的其他人犯，“從寬免治罪，著入旗”。康熙也因此案，被成為寬仁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