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譯文
方苞故居——鳳儀里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關在刑部監獄裡，親眼看到死後從牢牆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個，有位曾任過洪洞縣令的杜君，站起來對我說：“這是發生了瘟疫。現在天時正常，死的人還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幾個。”我向他詢問原因，杜君說：“這種疾病非常容易傳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親屬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臥。而獄中設立了四個老監，每監分五個牢房。看管犯人的獄卒住在正中那間。他在前面牆上開一個窗戶照明，屋頂開一個天窗通氣。兩旁四間則沒有窗戶，但是關押的犯人常常多達二百多個。每到傍晚就鎖門，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里，臭氣與食品的氣味相混雜。到了寒冬，貧窮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獄中的老規矩，天快亮時才開鎖。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腳挨腳、頭並頭而睡，沒有辦法迴避，這樣得傳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盜、慣賊、殺人要犯，卻體質強壯，精力旺盛，被傳染上疾病的十個中不到一、二個，即使有的得了病，隨即又痊癒了。那些接連死去的，都是因輕罪被關押的人，以及被牽連作證而依法不該判罪的。”我說：“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為什麼刑部監獄關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說：“近年打官司，案情較重的，京兆獄和五城御史衙門都不敢擅自判決；加上九門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歸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機營私者以及掌理文書的小吏、
方苞集獄官、小卒，都把多關押人視作有利可圖，所以，稍有牽連的人，一定千方百計拘捕到。一旦投入監獄，不問有罪無罪，必定戴上手銬腳鐐，關進老監，使他們痛苦不堪，然後勸誘他們尋找保證人，繳納保證金，才放他遷出獄外，獄官估計他家財產來定敲詐的數額，得錢後官吏就坐地分贓。中產以上的家庭，都傾盡家財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脫掉鐐銬，住在監獄外的板屋，也得化費數十兩銀子；只有極其貧困而又無依靠的囚犯，則被銬得很緊，以作為樣子來警告其餘的犯人。有時同是一個案子，案情罪行嚴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監獄外，而罪輕或無罪的人卻遭受其害。這些人憂憤積結，飲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醫少藥，所以往往死去。”我見皇上有愛惜生靈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樣，每次審察判決書，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尋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無辜者竟然到了這個樣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發配到邊遠地充軍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較輕以及受牽連還沒有結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關在一座監獄裡，不給他們上手銬和腳鐐，這樣，所保全而活下來的人能數得清嗎！或者說：“監獄原有的五個牢房，定名為臨時拘留所，讓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沒有結案定罪的人住。這樣即使實行過去的規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補益。”杜君說：“皇上開恩，凡犯罪官員住板屋；如今貧困犯人轉到老監關押，而大盜中卻有住板屋的人，這裡面是可以仔細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監獄裡，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獄中的同官縣僧某，先後得了傳染病死去，都是不應該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兒子不孝控告他兒子，左右鄰居也被牽連關押在老監，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並以杜君所說的話廣泛核實，大家所說的都相同，於是我就寫了下來。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經上奏的，劊子手就先等候在門外，叫他的同夥進去勒索財物，叫做“斯羅”。有錢的人就對他的親屬勒索，窮苦的就當面對本人說。如果犯人被處以凌遲，就說：“滿足我的條件，就先刺心；否則，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還不死。”有對那些被處以絞刑的，就說：“滿足我的條件，一絞就死；否則，三絞三放再加上別的刑具，然後才讓你死。”只有斬首的無法要挾，但是還要把砍下的犯人頭作抵押品。因此，有錢的用數十兩、上百兩銀子作賄賂，貧窮的也要賣光衣物；窮得一點錢都沒有的，就按以上所說的處置。掌管捆綁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滿足，綁時就先折斷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決時，皇帝用朱筆勾過的約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暫留的約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須縛到西市刑場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綁而受傷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幾個月才痊癒，有的竟成了終生殘疾。
我曾經問過一個供職多年的小吏：“他們和被判刑者、被捆綁者，並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錢財罷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後對他稍微寬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嗎？”小吏說：“這是做出規矩來警告其他犯人，並且懲誡後來的犯人；不這樣做，那些犯人就會有僥倖心理。”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獄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製刑具審訊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給銀子三十兩，被打之後骨頭微傷，病了一個多月才好；另一個加倍給錢，只傷了皮膚，二十天就好了；再一個給六倍的錢，當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樣了。有人問小吏說：“犯人貧富不等，既然從他們那裡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賄賂的多少來區別對待？”小吏說：“不分別對待，誰願意多給錢！”孟子說：“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真對呀！
刑部中的老吏，家裡藏有假印章。公文下發到直屬中央的各省，都被他們暗中更改，增加或刪去公文中的重要詞句，執行的人難辨真假。只有那些給皇帝的奏章以及發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們還不敢這樣做。法令規定：大盜沒有殺人，以及和他同夥的幾個罪犯，僅立刻處死主謀一、二人；其餘的經秋季審訊，都可以罪減一等，發配充軍。判決書上奏後，其中有立即處死的，劊子手已先等在門外。命令一下，就綁出來，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倆，因為把持公倉，法律規定應當立即處決，案件已經判決。某獄吏對他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讓你活命。”問他有什麼辦法，則說：“這個並不難，我另外準備一份奏章，判決書不需要改動，取列名在判決書後面的從犯中沒有親屬的兩個單身漢換你倆的名字，等叛決書加封上奏時暗中調換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夥說：“這樣可以欺騙被處死的人，卻不能欺騙主審官；假如主審官再上奏請示，我們就沒有活路了。”某獄吏笑著說：“再上奏請示，我們沒有活路，但主審官也會因此被撤職，他不可能為了這兩人的生命而放棄自己的官位，所以，我們終究沒有死的道理。”後來真的這樣做了，列名末位的兩個從犯立刻被處死。主審官發覺後驚訝得張口結舌，但始終不敢追究。我在監獄，還親眼看到這兄弟倆，監獄中的人都指著他們說：“這就是用某某人換下他們的腦袋的。”後來這個獄吏在一夜間突然死去，人們都以為是陰曹地府給他的責罰。
凡殺了人的，狀辭上沒有預謀殺人或故意殺人的話的，經秋審歸入矜疑類，就可以免死。獄吏便乘機利用法令舞弊。有一個叫郭四的犯人，已經四次殺人，又以矜疑罪減一等，隨後又遇大赦。將要出獄時，整天與他的同夥飲酒狂歌通霄達旦。有人問他過去的事，他一一詳細敘述，揚揚得意，就象在自我炫耀似的。唉！行為污濁、作惡多端的獄吏忍心於貪贓枉法，那不必去責備了；然而不明白治獄之道，好的官吏也往往把幫別人解脫死罪作為功德，而不研究具體的案情。他們使百姓蒙受冤枉，也太過分了！
奸詐之徒入獄久了，就與獄吏內外勾結，頗能賺大錢。山陰縣有個姓李的，因殺人下獄，每年可以弄到數百兩銀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獄，在外住了幾個月，寂寞無聊。他有個同鄉殺了人，於是就替此人承擔了罪名。因為根據法律規定不是故意殺人者，一定要長期蹲獄，但最終不會被處死的。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援例減罪充軍。李某嘆息說：“我再也不能進這監獄了！”按舊規定，被充軍的犯人要轉到順天府監獄關押起來等候遣送，當時正值冬季，遣送暫停，李某寫了狀子要求留在刑部監獄，等候到春天遣送，他再三請求沒有得到批准，只好失望地離開這裡．
作者簡歷
方苞作者方苞（1668—1749），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進士。 他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 桐城派古文的創立者，在當時文壇上很有名望。 康熙五 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發生。方苞在《南山集》序中列名，《南山集》的木版又存在家，因而被牽連入獄。最初被判處死刑，後經多方救援，得到從寬處理，編入漢軍旗為奴。雍正繼位後，方苞被解除奴籍，任內閣學士。他的著述輯成《望溪先生全集》。本文 是方氏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刑部監獄中寫成的，所汜成為獄中日睹，或為獄中傳聞，真 實地揭露了清代司法制度的黑暗。
創作背景
《南山集》寫作特色
本文在寫作方法上比較好地體現了"桐城派"提倡的"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和相互為用的主張，體現了"桐城派"散文的特點。從"義理"（即文章的中心）來看，作者大膽地揭露了清朝司法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令人髮指，不失為有膽有識之作。在"考據"上，本文內容詳實而有說服力，使人驚心動魄。文章列舉了許多由作者目見耳聞和親身經歷的事實：獄官與禁卒相互勾結，貪贓枉法，草營人命，等等。在"詞章"上，本文藉助於選材的真實性和典型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不在文字上過分的雕琢、修飾。作者以確鑿的事實為線索，將材料編排井井有條，環環相接。全文以對話的方式敘事，語言簡潔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