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查全性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系。
1957年赴蘇聯莫斯科大學進修。歷任武漢大學副教授、教授、化學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化學會第二十二屆常務理事。專於電化學。
1977年首次提出“恢復聯考”建議。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部院士。
1979-1984年期間擔任武漢大學化學系主任。先後擔任《化學學報》、《高等化學學報》和《物理化學學報》等學術期刊編委。
研究領域與興趣
查全性社會貢獻
恢復聯考
查全性被稱為“恢復聯考第一人”
1977年8月6日鄧小平同志召開會議討論恢復聯考事項，鼓勵大家踴躍發言，但當時文革剛結束大多數都不敢多言。查全性教授很直爽的說出了大家都不敢說得到東西，他原本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個大綱。面對鄧小平慷慨陳詞：“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小的教育質量不高，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大學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招生制度，每年從600多萬高中畢業生和大量的知識青年、青年工人、農民中招收20多萬合格的大學生是完全可能的。現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熱愛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據了招生名額。”
“查教授，你說，你繼續說下去。”坐在沙發上的鄧小平被查全性的一席發言感動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探出半個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說，“你們大家都注意聽聽他的意見，這個建議很重要哩！”與會人員抑制不住心頭的激動，因為大家都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說想做卻又不敢打破束縛的大事情就要發生了。
查全性越說越激動，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沒了人才；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三是助長了不正之風；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國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的招生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國小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這時人們發現鄧小平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查全性建議：“入學招生名額不要下放到基層，改成由省、市、自治區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學的成績，可以看出學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應屆高中畢業生、社會青年，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達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報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舉座驚訝。因為就在這次座談會召開前夕，當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已經開過，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願報名，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十六字方針。有關招生的檔案也在座談會開始的當天送到鄧小平手中。也就是說，1977年按照十六字方針老辦法招生幾乎已成定局。
沒想到，鄧小平聽完後，向查全性點點頭，然後環視四座問：“大家對這件事還有什麼意見？”吳文俊、王大珩等著名科學家都點頭表示贊同查全性的意見。查全性的發言得到了大家的回響，人們開始七嘴八舌地補充著他的發言，心情也越來越激動。
鄧小平又問劉西堯，還來不來得及？劉西堯說，還來得及。鄧小平略一沉吟，一錘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聯考！”其實，在召開這次座談會前，恢復聯考就是鄧小平醞釀多年的一個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聯考。這次座談會老教授的肺腑之言感染了鄧小平，推動了聯考政策的提前推出。
查教授的大膽建言，使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廣大學子們重新感受到了曙光的照耀。
研究成就
查全性家庭生活
查全性出身書香世家。他的祖父查秉鈞為清朝翰林，“這是當時最高的學術職稱，相當於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吧。”後來外放當了個知縣，為官清廉，辛亥革命後返鄉時，甚至難以維持生計。
查全性的父親查謙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不願做官，致力教育。查謙赴美留學，選擇了物理學作為主攻方向。首次採用蒸髮型鉑片研究了光電效應的不對稱性，界定了不對稱性發生的條件，消除了因不對稱現象而引起的與量子論的矛盾。同時還指出以光電效應方法測定普朗克常數的正確途徑，成為物理界的後起之秀。
人物其它
人物相關
作為首部描寫1977年聯考恢復始末的影片，《聯考1977》在2009年上映時，他被作為特邀嘉賓出席，由於他對恢復聯考的特殊貢獻，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在首映式的最後，所有人向查老深深鞠躬，表達感激之情。《聯考1977》的導演江海洋不無動情地說：“感謝査老還給我們自己選擇命運的權利！”
查全性：小平同志如何拍板恢復聯考
查全性 ，被稱為“建議恢復聯考第一人”。1925年4月出生在江蘇南京，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系，現為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電化學專家。
1977春夏之交，在小平同志復出後親自組織並全程參加的科教工作座談會上，查全性第一個大膽諫言恢復聯考，不僅為當時絕大多數贊成恢復聯考並為中國高等教育甚為擔憂的學術界人士的積極諫言拋磚引玉，而且促成了小平同志最後的拍板，這也為近三十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的勝利果實撒下了最初的種子。
在1977年的時候，我敢說，在學校里工作的或者熟知學校情況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站在恢復聯考這一邊的。我自己也是在學校長期工作的，我只是有幸碰到這么一個機會與小平同志一起參加這個座談會。小平同志聽到這個建議之後，很果斷地就決定當年恢復聯考。假如不是小平同志同意，恢復聯考的這個事情還是做不成的。
科教工作會議前後經過
1977年8月會議前夕，正值武漢盛暑，當時在武大黨委任職的崔建瑞和蔣蒲二位同志約我去行政大樓談話，告知我趕去北京參加一個座談會，對會議的內容我並無所知。我隨即購了機票於第二日下午飛赴北京，由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的武大教師劉道玉接去北京飯店。住下後見到一些外地來京參加同一會議的教育界的舊友或知名人士，都是學理工農醫的。
參加那次會議的人，從會上發過的參會名單來看，大部分人，至少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的人都明顯比我大，我當時是五十二歲，恐怕大多數都是六、七十歲，而且當時在中國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學家或者是教育家，當時我也只是一個副教授而已。名單上列出的科學教育界代表共三十人，除此之外，實際上還有黃家駟、童第周和張文裕三人。科學院和教育部的領導各五人，其中雍文濤實際未參加，政治研究室三人，其中胡喬木實際未參加，及教育部和科學院的工作人員四人。此外，新華社記者顧邁男和余志恆也參加了會議。有人稱郭沫若參加了會議，純屬誤傳，他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參會人員名單上，他也未曾在會上露過面。8月8日全體參會人員拍過一張大集體照，從中可見到絕大部分參會人員。據我記憶，在座談會上未拍過其他照片，包括新華社記者也未出示過相機。
當時我發言的大綱就是幾頁紙，是我在會場上寫的，內容跟我後來談的基本都是一樣的。會上前後共編髮過十幾期“簡報”，全面而忠實地記錄了座談會的經過，我認為這套簡報應該是了解座談會情況的“首選參考材料”。
那么為什麼我當時敢於提出來恢復聯考的建議呢？我覺得有兩點。一方面，這個會議召開的時候已經是1977年8月初了，那個時候雖然撥亂反正才剛剛開始，但是情況和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已經不一樣了，四人幫也都被抓起來，所以我覺得當時形勢已經不同了。我覺得這是主要的一方面，說老實話，假如說我感覺到我說出來沒有多大用處而且對我自己有很大的冒險的話，那我可能也不會提出來了，所以我說與當時的形勢還是有關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在一起開了幾天會，我感覺到了小平同志還是很誠懇地聽取大家的意見，我們對這個印象很深。他很理解我們，那個時候他的年紀比我們要大得多，他很少發言，就是在聽我們的，他要是哪天不來，我們就放假。所以，我感覺到：第一，他很有誠意；第二，我覺得的確是一個好的機會，這個機會非常難得，中國高等教育非常重要。我就是碰到這個機會了，我深深的感覺到假如錯過這個機會，非常可惜，這是我的真實思想。當然有一點冒險，不是完全沒有的，但是我覺得還是值得的。
後來有的人在談話或者寫東西的時候，曾經說鄧小平同志說我“講得好”，但是我記不得這一句話了，也可能是我自己比較激動就沒有聽見。這個話是別人有過報導，但是我沒有聽見，至少我記不得了。我發言之後，大家掙著發言的人還是很多的，比之前要活躍了很多，簡報上面是這樣描述的：“插話踴躍、情緒熱烈”。
國務院發布恢復聯考的訊息之後的第二天，新華社參加會議的一個女記者跟我說：“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一個大炸彈，很快全北京都傳遍了！”我還有一個姐夫，在財政部工作的，長期在北京，因為我當時在這些人中間算是比較年輕的一個了，他後來跟我說，很多人都在打聽我，因為知道我的人不是很多。至於考生們得知這個訊息之後的情緒，後來幾周年之後，我在報紙上也看到了好多考生髮表的他們的心情，他們表現得很激動，也有一些很動人的情結，有些話也是我沒有想到的。不過，直接跟我談的並不多，他們不知道我在哪裡。
在恢復聯考的頭幾年，我擔任武漢大學化學系的主任期間，我體會到，像77級、78級和79級進校的這一批人，他們深受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上學的這么一個客觀環境的影響，他們的知識面也有缺陷的地方，但是他們的學習熱情非常高，非常主動的去學，這是我們多少年來非常少有的。那么為什麼這一批人考得上呢？當時的考題現在來看非常簡單，但是都是八年、十年沒有上過學的人，儘管考題簡單，但是答好這些考題的人一定是刻苦自學的，這說明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素養。當時的錄取比例還是很小的，因為不可能一下子把這些人全部招進來，那么招進來的這些人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
會議解決高等教育發展的三大問題
在座談會上大家討論了許多問題，小平同志也有過許多重要的言論。由於我本人來自教育戰線，對有關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內容更感興趣，也記得最清楚。當今社會上有一種片面的看法，似乎認為“科教工作座談會”就是“恢復聯考”。誠然，1977年恢復聯考是高等教育界“撥亂反正”的第一炮，但座談會對高等教育的影響絕不只限於“恢復聯考”。我認為，座談會上至少涉及並基本解決了有關高等教育發展的三大問題。
第一、解放後十七年高等教育的路線是非（即所謂十七年是“紅線”還是“黑線”？）
第二、促成當年恢復聯考；
第三、如何看待當時流行的“半工半讀”的教育方式。
對於教育界“十七年功過”的問題涉及對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功過的基本估計，這是在當時經歷多次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影響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最嚴重的“緊箍咒”。1977年夏召開科教工作座談會時，雖然“四人幫”已倒台，但“兩個凡是”的巨劍仍然高懸，對“文革”仍未定性，小平同志在8.8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提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並取得很大的成績。……現在差不多都是各條戰線的骨幹力量，大都是建國以後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如果對十七年不做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這幾句話可謂“斬釘截鐵”、“一錘定音”，不僅當時訊息傳出後全國科教工作者無不歡欣鼓舞，此後三十多年也不曾再出現過有關“十七年功過”的爭論。這對全國知識分子無疑是丟了一個大思想包袱，從此享受“是自家人”的親切待遇。因此，我認為徹底解決知識分子的“十七年功過”問題是科教工作座談會的首要成果。
對於恢復聯考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說，座談會的主要功績並不是“首倡恢復聯考”而是“促成當年恢復聯考”。座談會前的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和中央同志談話時就提出“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對於後一點，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劉西堯同志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當時我在會議上提出來之後，很多老先生都贊成，後來小平同志就說了一句：“好，那就恢復聯考！”但是後來還說了一句話，他說：“但是今年可能來不及了。”我們聽了這句話有點急了，我們又發言說：“還來得及！”。後來小平同志聽了這個話之後，就問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恢復聯考是不是還來得及？”他回答小平同志說：“只要收回檔案，重開招生會議，還來得及。”小平同志隨即明確指示：“好！就從今年起恢復聯考！”
真正開始準備恢復聯考，那已經是9月份了，當年到11月份才進行考試，也是唯一的一次冬季聯考。2009年《聯考1977》這部電影我去上海參加了首映式，它主要也是反映了青年下鄉務農的時候聽說有聯考然後參加這次冬季聯考的經歷，當然這也是一個方面。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應該是反映國家領導的艱難決策過程，在農村的這些問題相對比較小，真正的問題是幾次召開會議，真正做出這個決定才是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小平同志拍板這一片刻雖已過去三十多年，每憶及此，心情仍然無比激動。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半工半讀”的教育方式，如果不變的話，就算恢復聯考仍將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質量。從1972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全面推行“半工半讀”，學校裡面開始恢復招生工作，一直到1977年，始終是按照“十六字方針”（即“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記者注）招生，同時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是時間問題。“工農兵學員”是三年制，因而“半學”的時間只有一年多，顯然不足。其次，“學工”時能接觸到的事物顯然有一定的限制，而“半讀”要結合“半工”進行，就往往以“以偏概全”，以至教學內容系統性不強。另外一方面，工農兵學員未經過考試，知識水平普遍偏低，而又嚴重不齊，因此很難組織真正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當時還有另外一個口號，使得整個情況更加複雜，那個時候不但沒有淘汰制度，像是留級制度，或培訓制度等等，而且那個時候的口號是“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這個口號實際上是要求按照文化程度最低的那些人來組織教學，保證他們不掉隊，那么大家都得從很低的地方開始，那這就不是大學了，所以高等教育就沒有辦法辦了。
小平同志在8.8講話中也未曾提及這個問題，座談會上也未曾仔細討論，在簡報中好像也未曾報導。但是大約在8月7日的一次討論中，參會人員曾與小平同志有過涉及“半工半讀”的對話。記得我曾向小平提出過：“今後半工半讀還搞不搞？”。小平同志當即明確回答：“全日制高校不搞半工半讀”。這個回答得到參會人員的熱烈擁護。座談會後我回到武漢大學的第二天，武大黨委就要我在全校幹部大會上傳達科教工作座談會情況。我著重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傳達了對“十七年功過”、“恢復聯考”和“半工半讀”幾大問題的指示。估計其他參會人員回校後也做過類似的傳達。從那時起，似乎就再沒有聽到過有關在全日制高校是否搞半工半讀的議論了。因此，可以認為轉變是從科教工作座談會開始的。
科教工作座談會可以看作是相對於1978年開展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和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哨戰”。在科學和高等教育發展的大方向而言，座談會上小平同志已對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明確的結論，以至在此後開展的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幾乎已不再需要花大力氣重複討論這些問題了。由此可見，科教工作座談會的確是一次極富有成果的重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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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建黨90周年
我們這個黨，經過了九十年了，所取得的成就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我記得在我十歲左右的時候，到現在我還記得，我當時就覺得真的快要做亡國奴了，這是的的確確的，不是現在故意要這樣講的。那個時候我也不會看地圖，就看著日本人到了哪裡，接著又到了哪裡，我想到我這個地方只有這么一點遠了。從當時到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世界上有數的強國之一了，這的確是一個翻天地覆的變化。儘管也有一些不太滿意的地方，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是從什麼樣一個情況才到了今天。當然，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國家堅持一個從科學文化到哲學，到各個方面，都真正達到一個現代化的強國的標準，這樣還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可能我們當初還沒有估計到這么複雜。但是，在人類發展當中，九十年實際上還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也有信心，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是個開始，但是是個好的開始，我相信再過九十年，或者一百年，我們國家會真正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所有人都沒有什麼顧慮，幸福的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