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
袁海軍挖到杜嶺方鼎 北京中華世紀壇第二屆國寶展中兩件青銅方鼎就是河南出土的兩件罕見青銅器，鄭州市民視這兩稀世珍寶為城市象徵，親切地稱它們為“城市名片”。
一個叫袁海軍的人挖出，地點：河南省鄭州杜嶺張寨前街。一件高1ｍ，重86.4千克，方形，深腹，雙耳四足，腹上部飾獸面紋，兩側及下部飾乳丁紋，形體質樸莊重，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另一件高0.87ｍ，重64.25千克，藏於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
溯源
杜嶺方鼎《史記》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在中國，九鼎象徵九州，是國家政權象徵。“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定鼎中原，問鼎中原，三足鼎立也；周公制禮作樂，創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諸侯與王朝卿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此所謂明貴賤，辨等列，別上下也。故宮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收藏青銅器物１萬多件，由此足見兩代帝王對青銅古器的迷戀，一如既往，一如夏商周三代君王。當司母戊大方鼎橫空出世的時候，安陽地方軍政長官冒著炮火，千里迢迢，把其押送到南京，呈獻給他們敬愛的蔣委員長……幾千年過去了，穿越時空，浸染厚重的青銅古器，愈發神秘。張光直先生所言的“青銅就是政治”，還在牽繫明、清帝王，乃至蔣委員長的心。其實洗盡鉛華，鼎並不神秘——最初也就是個煮肉做飯的炊器，今天我們將其稱之為鍋的東西。鼎的起源，就在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舞陽賈湖遺址乃至鄭州大河村遺址等，都曾出土過不少陶鼎。河南之外，當然也有做飯煮肉的炊器，不過不是鼎，而是“釜”——就是項羽破釜沉舟的那個“釜”器。
史料記載：黃帝融炎帝戰勝蚩，大獲全勝，鑄過三鼎；大禹治水，德隆九州，鑄了九鼎。古史所言，黃帝、大禹所鑄之鼎，都是青銅之器；現代史家考證研究之後，也大都認為，黃帝與禹所鑄之鼎，當為青銅之器。別說黃帝，就是大禹之鼎，到現在，也還沒有為現代考古學所證實。說歸說，就是白紙黑字寫在古書上，不經考古發掘證實，不見客觀存在實物，終是白說——就是中國百姓相信，西方學者乃至中國學者，也不會承認。這，是西風壓倒東風、中國接受西方學術方法與標準後，古老的中國必須支付的一種“代價”。安陽殷墟的科學發掘，征服了西方世界——晚商那銹跡斑斑的青銅，以其舉世罕見的光華，聚集了文明世界的目光。
整個世界的目光，幾乎都聚焦在司母戊大方鼎上。但司母戊大方鼎，是從哪兒來的呢？換言之，那燦爛的殷墟文化，是從哪兒奔涌而來的呢？是鄭州商城，是杜嶺方鼎。杜嶺方鼎不只是早商的一件青銅重器，更是中國乃至世界於人類的青銅時代，所創造的第一座青銅文明紀念碑——杜嶺方鼎是目前人類所能認知的年代最早、體量最大、鑄造最為完美、保存最為完整的青銅重器。在擠掉登封陽城夏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容器殘片、偃師夏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與收集而來的青銅爵，乃至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后，杜嶺方鼎挺進河南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九大鎮院之寶的行列，成為中國青銅時代前半期（夏與早商、中商）古物序列中唯一一件入選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的神器。
古都
讓鄭州挺進“中國八大古都”的重要力量，“就一眼，直刺心底——鄭州，確實是一座王者之都了！一米來高、3500多年前的兩尊青銅方鼎，這，絕對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貴族能夠使用的，只能屬於商代王室的重器！何況不是一個，而是成雙成對！就是之後，成雙成對出現的，一般王室使用的也比較多。即使是一個大鼎，也必然與商王室祭祀有關，何況兩個大鼎非常有序地安放在一起！自打那一刻起，幾十年來，在我心中，鄭州商城遺址就永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商代城市遺址，而是一座真真切切，能看得見、摸得著的王者之都了！”
30多年已經過去，談到1974年9月借著微弱的燈光、在黑乎乎的地道里看到銹跡斑斑的杜嶺方鼎後的“第一反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育彬先生脫口而出的就是“王者之都”——“兩尊青銅大鼎，破土欲出，崢嶸乍見，這種不言自威，這種沖天霸氣，非王莫屬！”“鄭州商城”、“鄭州商城”，如此這般叫了二三十年，甚至都約定俗成了，但考古工作就是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儘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測“鄭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後，考古工作者就極力尋求“鄭州商城”作為王都的證據，但直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還是只能把“鄭州商城”作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遺址。
1959年7月4日，郭沫若先生專程到河南，考察了鄭州商城遺址。當他看完考古工地後，非常震撼，隨即題詩：“鄭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中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遺物富有殊……”但郭老的這種“疑似”，畢竟只是“科學猜想”，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認知——儘管他猜測“鄭州商城”可能是商王中丁所遷的 都，但卻拿不出什麼“黃金白銀”作為證據。而杜嶺方鼎於地下沉睡3000多年後重見天日，不期而遇地與當代考古學家乃至科學家的相見，才讓鄭州商城遺址逐漸由“混沌”走向“清晰”，對它的認知，也因此而一步步“升級換代”：鄭州商城，一座商代早期的普通城市遺址——鄭州商城，“疑似”中丁之都，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中丁都，一座商代早期的王者之都，中丁遷都於此——鄭州商城，商湯亳都，一座商王朝開國之君成湯建設的國都——鄭州商城，一座3600年前建設的當時世界規模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商王朝的心臟與王都。有了鄭州商城的存在，因“斷代”而看似年輕的鄭州，一躍而成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挺進中國大古都俱樂部。
這一系列“嬗變”，都是從杜嶺方鼎的被發現開始的；或者說，是杜嶺方鼎，挺直了中國學者認知“鄭州商城”的腰桿！——“鄭州商城”是“中國迄今發現的商代早期規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王都。它布局嚴整，氣魄宏偉，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享譽世界的商文明，就在這裡起步。它的發現，不僅為安陽殷墟找到了文明的源頭，而且為尋找先商文化和夏文化提供了依據。在中國乃至世界古代文明探索中，它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鄭州商城’出土的青銅禮器，其數量之多、形制之大、鑄造花紋之精緻，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這些，都標誌著在鄭州商城時期，中國古代文明已經進入初現輝煌的時期。”“過去，有些學者認為，鄭州商城先後出土青銅器，都是商王室遇到突發事件，倉皇逃往（鄭州西北的）小雙橋（商代遺址）時，臨時埋藏起來的。我看，倒未必如此。這些青銅器，埋藏得相當規整，如遇突發事件，哪會埋得如此從容呀？它們，很可能，還是與商王祭祀有關！”楊育彬先生說，“1974年，杜嶺街出土第一批青銅器，兩尊青銅大鼎，一尊高100ｃｍ、一尊高87ｃｍ，但在土裡，兩尊大鼎的口沿在一條水平線上，這顯然是有意而為之；1982年，順城街出土第二批青銅器時，我又發現這兒的青銅器的下面，鋪有一層木板，這，當然還是有意而為之；1996年，向陽食品廠出土第三批青銅器時，就更奇怪了——整頭牛（骨架），就和青銅大鼎在一起。這，就只能是祭祀了。”
故宮門釘
一看就是杜嶺方鼎“乳釘”之“翻版”，杜嶺方鼎等漸次出土於鄭州商城遺址的這三批青銅重器，在當年，它們到底是在“享受”過商代國王、王室何等尊崇的“禮儀”後，被奉安在鄭州的黃土之下，我們就是展開想像的翅膀，恐怕也難以追回一二。這些神秘、詭譎而猙獰的青銅重器，能在今天訇然而出，一如玩笑，宛如兒戲——這，真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百姓要“深挖洞，廣積糧”，為這事兒，多少部隊、多少百姓在挖地道，恐怕難以勝計。1974年9月的一天，下著小雨，氣溫驟降，但老百姓在杜嶺街、張寨南街挖地道的熱情卻一點兒也不敢降下來。突然，一位工友在隧道的右前方挖掘到一種堅硬的金屬器物。“這兒有東西！”那位工友驚恐地大喊一聲。“是炸彈嗎？”這一問，把洞中氣氛搞得立馬緊張起來！“不是！不是！”幾位大膽的工友用鐵鍬清去周圍的泥土，兩隻銹跡斑斑的“大香爐”很快露出“原形”。
挖出“大香爐”的地方，離當時的河南省博物館有一兩公里，很近。這事兒，如颳風一般，很快傳到楊育彬先生的耳朵里。那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河南省博物館仍在“合署辦公”。楊先生一行4人來到工地（鄭州百貨大樓東北約５００米處），發現這地方位於鄭州商城遺址西城牆外約300米長的杜嶺土崗上，地勢高出周圍4米左右。進入地道，走了約300米，在洞的盡頭，他們終於看到幾件青銅重器，孤零零地鑲嵌在地道的右壁上：兩件大銅鼎東西並列，端正地擺放在一起。一件較大，一件略小。一件銅鬲，放在那件較大的銅鼎內。埋藏者為了把高低不一兩件銅鼎擺放整齊，那尊略高的銅鼎下的生土，被挖低了一些，看上去，兩鼎的口沿是在一個水平面上的。兩鼎形制、紋飾相同，雙耳，斗形方腹，四個圓柱形空足。器表飾以饕餮紋、乳釘紋。
為了確定青銅重器所處的地面方位，他們只得用探鏟從地道里向地表鑽。填土經過夯打，十分堅硬。鑽洞裡落下的土，把他們“裝扮”成“土人”，最後“鑽”到了一戶人家的大衣櫃下——青銅重器，在地下6米。這兩尊青銅方鼎，大的被命名為“杜嶺一號”，通高10ｃｍ，口徑62．5ｃｍ×61ｃｍ（基本是正方形），重86．4公斤；小的被命名為“杜嶺二號”，通高87ｃｍ，口徑61ｃｍ×61ｃｍ（標準正方形），重64．25公斤。“杜嶺一號”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杜嶺二號”被河南博物院收藏。
1982年、1996年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的兩批6尊青銅方鼎，則皆是蓋房打地基時被工人意外發現的。其埋葬深度與形制，與杜嶺方鼎大體相若。它們大都為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博物院所收藏，沒有離開鄭州。杜嶺方鼎裝飾的，是饕餮紋與乳釘紋。鼎是大鍋，“饕餮”與“乳釘”，張揚的當然是“吃”。饕餮是貪食的猛獸，象徵吃；現在時尚Ｐａｒｔｙ，愛說是“饕餮之夜”，是不得了的東東。“乳釘”如乳頭，當然也是說“吃”的事兒；故宮大門上九縱九橫，八十一個“乳釘”，也是大到天邊兒了。這大概叫皇帝吃天下吧！而王府州府縣衙能夠“享用”的門釘，那“乳頭”樣的東西，就必須漸次減少下去了！杜嶺方鼎是目前發現的最早裝飾饕餮紋與乳釘紋的中國禮器——這“禮”，現在還活在中國的大地上，活在中國人的心中。杜嶺方鼎，最古老，最年輕。每每看到杜嶺方鼎，都會想起故宮的門。
發現者願望
他想在檔案中加上名字
袁海軍發現，幾乎在所有的檔案中提到大鼎的發掘過程，說的都是“一個工友發現了”。除了那兩張戲票，袁海軍幾乎和這件事再無關聯。 他想，作為最早發現並主動上報的人，是不是應該給他留個名字，而不是簡單地稱為“一個工友”？ 他下崗後開始當環衛工，打掃衛生的地方，就在鄭州的商城遺址公園，公園裡，放著那件“杜嶺方鼎”複製品。 沒有人想到，這個掃地的老人，就是當年一鎬頭下去，觸碰到大鼎的那個人。
36年過去了，當時的見證人不少已經去世。知道這事的，僅剩下一些老人。82歲的阮歷雲有些耳背，她原來是社區居委會主任。提起這事，她仍有印象，“袁海軍在場，是他挖到的。”53歲的於愛霞說，“就是袁海軍挖到的，從挖到運送，他都參與了”。當時，從防空洞頂上開了一個大洞，用卷揚機把大鼎給起出來了，而她，就是當時開卷揚機的人。中醫院社區主任王寧說，袁海軍年齡大了，最近總是過一段時間就想起這個事，社區經過調查，給他開了個證明：“1974年挖防空洞時，挖到一件大鼎並及時上報。”
回應
若證據確鑿，應標註發掘者名字
記者聯繫到河南省文物局文物處，一何姓工作人員說，袁海軍可以和考古單位溝通一下，如果情況屬實，在檔案中應當標註發掘人的名字。
至於能給什麼物質獎勵，現在河南省沒有先例，以前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因為保護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國家曾給了獎勵。一般來說，對於發現文物並主動上報者，國家所給的一般是精神獎勵多一些，比如給一個榮譽稱號等。他認為，袁海軍可以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協商，在檔案中把他的名字寫進去，應該在情理之中。隨後，記者聯繫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於袁海軍“把名字寫進檔案”的提議，研究院工作人員表示，將把此事上報，然後再做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