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習經

曾習經

清末,嶺南詩壇曾輝煌於一時。除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詩人外,還湧現了以號稱“嶺南近代四家”的梁鼎芬、曾習經、羅敦、黃節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詩詞的名家。

基本信息

簡介

清末,嶺南詩壇曾輝煌於一時。除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詩人外,還湧現了以號稱“嶺南近代四家”的梁鼎芬、曾習經、羅敦、黃節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詩詞的名家。其中,曾習經的詩尤為世所推崇。丘逢甲就有詩論及曾習經:“四海都知有蟄庵,重開詩史作雄談。”撰寫《魚千里齋隨筆》的李漁叔對曾習經極其傾賞,認為習經詩“最精警”,其七絕“丰神絕世”。狄葆賢在《平等閣詩話》中也稱:“讀蟄庵詩如飲醇酒,令人不覺自醉。”梁啓超對曾習經推譽更高。他在《蟄庵詩存》序文中說曾習經的詩“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午金也。”在《光宣詩壇點將錄》、《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和《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等全國性詩詞家名錄和詩詞選集中,曾習經都占有一席之地。

經歷

曾習經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年)6月,卒於1926年10月,字剛甫,號蟄庵,揭西縣人。其先祖原籍福建莆田,後遷居於揭西棉湖。祖父曾聲高,別號岐山,曾因平息暴亂,於清鹹豐六年(1856年)由監生升至六品官職;父曾中孚,是一武生,官至藍翎把總。曾習經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幾兄弟從小接受嚴格的禮義教育,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習禮於庭,揖讓升降皆中矩度”。
曾習經天資聰穎,刻苦過於常人,成績優異;年弱冠,即被選補為縣生員。光緒十四年(1888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主辦廣雅書院,聘請著名學者、詩人梁鼎芬(番禺人)為院長,在各府州縣選拔高材生到廣雅深造。習經與其長兄述經(字撰甫)均被選中。習經在書院得名師親授,學業大進,深為梁鼎芬賞識。接著,曾習經轉到廣州學海堂就讀,與梁啓超、麥孟華同窗,交誼頗深。
光緒十五年(1889年),曾習經與長兄一起中舉;第二年,曾習經赴京會試,又得中進士。光緒十八年(1892年)曾習經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以成績優異,授戶部主事。從此步入官場,長達20年。在戶部尚書,光緒的老師,政治家兼學者翁同龢的賞識舉薦之下,曾習經當上了管機要補官,不久又調升為戶部員外郎。
曾習經曾赴日考察,與維新派梁啓超結為莫逆之交。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發動公車上書,設京師強學會,習經與長兄都積極參與。為此,曾習經與梁啓超、麥孟華、夏曾佑等維新人士“日相過從”,“文酒之會不輟”。正如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所說,當時梁啓超與曾習經在京師“連輿接席者歲余”;“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會館共住,每瀹茗談藝,達夜分為常;春秋佳日,輒策蹇並轡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還因“甲午喪師後,憂傷憔悴”,曾“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慟哭”。第二年,梁啓超到上海辦《時務報》。臨行,曾習經賦詩相贈:“樓頭缺月夜何曉,騎馬與君相送行”;“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惜別之情,溢於字裡行間。直至晚年,曾、梁交誼一直有增無減。梁夫人去逝,梁啓超還請曾習經為作神道碑文。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戶部改為度支部,曾習經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館協修、大清銀行監督、稅務處提調、印刷局總辦等職。時朝廷實施新政,“部務新創”。度支部中修訂稅務及錢幣制度,創辦稅務學堂,設紙廠,開印局,曾習經都是主辦者,“擘劃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剛甫手”。光緒帝曾兩次召見。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翌年初,曾習經深知清政府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即先於清帝退位一日辭官。後袁世凱要復辟帝制,到處羅致人才。其左右要人多為習經舊交,嘗勸習經復出,習經都一一謝絕,隱居於京師。及後民國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財政部長、廣東省長之職,他都固辭不受。此後,曾習經到直隸寧河楊漕(今屬天津)購地築舍,躬耕隴畝,自號“蟄庵居士”,長期過著田園隱居生活,“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布衣草履,日隨老農課晴雨,話桑麻,絕口不談時事”。每於農閒,他都要回故鄉探望老母和兄弟,並常接濟親戚朋友中之貧病孤寡者。他在度支部時,“律己最嚴”,“俸人外既一介不取”,“去官則無復余財以自活”。楊漕又多為鹽鹼地,且經營不善,故“歲屢不登”,以至入不敷出,只得變賣圖書、字畫、古玩以維持生計。後長兄、老母相繼去世,他自己也患癰疽惡疾,一病不起。據《梁啓超年譜長編》所載,梁啓超曾去探望他,只見癰疽已潰破,十分痛苦,傷感之下,唯有送點錢以表慰問。1926年10月4日,曾習經病卒於北京宣南潮州館,年僅60歲。其後事也全靠老朋友梁啓超、葉恭綽為之料理。梁啓超特為其撰書像贊:
卓犖之才而示物以無競;介直之操而予人以可親。其施於政事者,文理密察而不失其器宇之俊偉;其發為文辭者,幽怨悱惻而愈顯其懷抱之清新。既不能手援天下之溺,則歸潔其身,年四十四全節以去,六十而返其真。嗚乎,此揭陽曾剛甫右丞,有清易代之際第一完人。
傾倒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
作為一代詩詞名家,曾習經雖善理財,更工音律,有顧曲周郎之譽。他的遺作有其生前親手謄寫定稿的《蟄庵詩存》一卷,由葉恭綽影印傳世。倚聲之作有《秋翠齋詞》一卷,朱孝臧收進《疆村叢書•滄海遺音》中改稱《蟄庵詞》。另有《蟄庵文存》一卷,但未刊印。綜觀習經詩作,有如下二個方面:
一、感時傷事,憂國憂民。曾習經處在慈禧太后弄權時代,外侮內憂,朝政日非。這反映到詩人的作品中,就是感時憂世,“時作幽咽淒斷之聲”。如《乙未二三月之間》組詩之一:
春日遲遲夕,春愁爾許長。
微歌意不適,薄醉未成狂。
獨下感時淚,兼之惜往傷。
何當從年少,花草弄繁香?
組詩共6首,作於中日甲午戰爭之第二年,《馬關條約》行將簽訂,曾習經不禁為此感時傷春,憫亂憂生。他深知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清政府的腐敗,要圖強,必先改革,所以積極支持康梁維新變法。而且,他當時年方30歲,正是賈誼向漢文帝獻策之年華,故每以賈生自比。但面對紛亂的政局,他更深知回天乏力。正如他在《送江孝通歸里》詩中所說:“憂憤終何補,傾危勢已深”;“未應從屈賈,歌哭損天民”。當帝黨領袖翁同龢被免職遣歸時,他就更預感到變法之難行。請看《送翁常熟師傅歸里》詩:
天問殊難答,臣心久鬱陶。
遙憐賈生策,不分屈平騷。
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勞。
向來憂國意,余願老蓬蒿。
江海沉冥,國將不國,賈生難效,天問難答,真是悽惋已極。變法失敗後,曾習經對政局更感絕望,此時,反映在詩中的心聲就更是悲愴低沉了。如《病起不寐讀{黨錮傳)》詩有句“不才逢世難,將淚寄遙年”,就是這種心宇的寫照。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秋,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曾習經避亂於平谷,作《平谷雜詩》18首,憂傷國事,哀悼將士,感懷百姓。如“國殤何處酹?鄉淚暗中消”;“覓食艱粱稻,看人揠豆苗”;“十年憂國意,拭淚到滄桑”;“玉輦埋荒草,金輪迫上清”;“覆轍傷鉤黨,中原半繹騷”,“杜陵原野老,流淚滿江沱”等詩句,所寫都是當年重大歷史事件,怨憤蒼涼,堪稱一代史詩。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列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是年曾習經更寫了不少憂國憂民的佳作。如《春心》6首,《別夢》5首等。其中,如“別夢依稀過謝橋,心中風雨暗蕭蕭”;“秋河別夜太淒涼,一曲伊州淚萬行”等句,都極盡了以悱惻纏綿之筆,抒憂國憂民之情的能事。而《崇效寺牡丹開後作》一詩,更堪稱名作:
悵臥春歸十日陰,落花台殿更清深。
被欄碧葉如相語,辭世青鸞不可尋。
物外精藍誰舍宅?亂餘惡竹又成林。
迷陽卻曲饒憂患,那得端居長道心?
春光逝了,牡丹謝了,惡竹成林,殘陽迷茫。溫婉而深沉的詩句,透射出對正人君子被放遂,被殺害,小人卻得勢橫行的鬱勃不平之氣。
二、寄意田園,清新閒適。曾習經退出政壇之後,心境逐漸轉為平靜澹薄,其詩作的風格就如梁啓超所說:“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人陶、柳聖處。”就是說曾習經的詩風已漸臻陶淵明、柳宗元的佳境了。他在楊漕的《田園雜詩》14首中,刻畫自然景物,抒寫生活樂趣,充分反映出文人閒適的生活情調。略舉二首:
蛙聲閣閣水平畦,粳稻初秧綠漸齊。
雨後斜陽紅較好,小船搖曳過河西。
夜起微茫月墜霄,青蘆風動葉蕭蕭。
平生久慣江湖味,卻又關心早晚潮。
蛙聲閣閣,新苗映綠,雨後斜陽,夜風吹曳的蘆葉,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詩情畫意,但是,詩人的心中依然難以平靜:久在江湖,時局近又如何?就如早晚潮汐,是漲還是落?他在《題譚玉生煙雨歸耕圖》詩中,就把這種似不甘寂寞,又無可奈何的心態抒發得更為確切:
“蓑笠攜鋤事宛然,敢將蹤跡比前賢。此中風趣吾差識,慚愧寧河過十年。”又《法源寺丁香花下》云:“忙裡偷閒寧惜醉,花間著語故相矜。沈沈萬念鏇生滅,愧爾東廊掃地僧。”前賢可效,寺僧莫蹤。曾習經拒絕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羅致,雖說是消極避世,但也體現了甘願默默無聞,以至“貧瘁以歿”,而不願與世浮沉的崇高品操。
曾習經生平,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尤愛好藏書,所藏書籍都署“湖樓”二字。後因貧病交加,不得不逐漸變賣。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有句:“湖樓萬卷皆星散,抱節何曾嘆昨非。”寫的就是這一境況。此外,曾習經能書善畫,有《曾習經字帖》和《掛瓢圖》、《南塘一角圖》等字畫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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