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是自北宋帝國敗亡以後，唯一的由漢人建立的統治中國本土的中央王朝。不可否認，在經濟領域和文化上，這個時期確實充滿活力，並體現了時代氣息，所以，在明時期以及近代，明帝國被認為是中華帝國後期漢人復興的偉大時期。
明帝國疆域16世紀早期
16世紀前半葉一般認為是一個經濟非常活躍的、農業技術和生產發展的、紡織品和手工業生產大規模發展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一個皇帝的專制權力增強、帝國的控制能力強大的時期，可是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為如果帝國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稅收，尤其是新開墾土地與商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稅收，理論上應當提供歲入的新來源。事實上卻漸漸不能按一個多世紀前制定的定額徵稅了。按照上述標準，控制至少不像它從前那樣牢固了。
儘管正德和嘉靖兩個皇帝以不同的方式盡力維護他們的君權，像專制君主那樣進行統治，但結果都失敗了。每一個都不得不以消極的方式來維護他的權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員們能夠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們自己的目的，而不顧皇帝的願望。
官員們和這兩個皇帝之間的主要對抗涉及君主應起的作用，兩個皇帝雖然方式很不相同，卻都使官員們失望。這些對抗所顯示的對皇帝職責的想像是從新儒家的治國之術的學說引導出來的，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年）朝廷形成的思想。這種對皇帝職責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創建者武王（公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樣的古代賢明君主，他們“垂拱而天下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個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爭論的仲裁者，一個躬行禮儀的沒有七情六慾的人。連在其統治初年要求伸張君主職責的優良傳統的嘉靖皇帝，也覺得這種想像是太壓抑人了。不過，這對約束、牽制皇帝為堅持自己的權利而作的種種努力是有用的。儘管在這個時期進行了預定的，而且有時是粗暴的嘗試以推行皇帝的意願，但總的來說，它們證明是無效的。收回已經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稅收入的嘗試一再失敗，這是最好不過的證據。
到了16世紀早期，許多應徵稅的田地通過這種或那種手段已經從賦稅登記簿中消失，而許多已開墾的新田地從來沒有登記過。劉瑾對原來攤派給軍戶及其田地的稅收定額恢復管理的努力終成泡影。嘉靖統治初年對地產和荒地恢復管理的嘗試同樣終成畫餅。官員們分享了這種新的恩賜。官員們免稅的情況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貿易的禁令從未有效地強制施行，朝廷還是不能從商業稅中獲得任何大量的收入。從農業技術和生產進步、從貿易和商業、從手工業品和紡織品生產得到的利潤，落入了別人手中。儘管明帝國的經濟繁榮，有些臣民從中得到了好處，但帝國的國庫並未受益。
眾多世界第一
耕地面積世界第一：
在古代，農業是國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國力強弱有直接關係。在萬曆年間，明朝的耕地總面積是七百萬頃，明末時達到七百八十多萬頃，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後來的康乾盛世都沒有被打破。當時歐洲的傳教士是這樣形容明朝的，中國的耕地像花園一樣井井有條，沒有一塊荒地，中國產的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美。
人口世界第一：
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爭議。在明末清初，因為戰亂，大部份人留離失所，但有戶可查的人口仍然達五千萬，所以保守估計當時明朝的人口大約在七千到八千萬左右，當時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過四億，所以明朝絕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礦產量世界第一：
明朝的鐵產量是宋朝的兩倍，萬曆年間達9000多噸，冶金工業極其發達，天工開物對這方面有詳盡記載，後來的兩百多年，世界上都沒有國家能破這個紀錄。
白銀占有量世界第一：
在16和17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並在那裡得到大量的黃金和白銀。當西班牙和葡萄牙貴族得到這些財富後，他們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向中國買絲綢，瓷器和茶葉，到最後這些白銀和黃金大部份都流到了中國。美國佛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種說，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通過貿易流向了中國。
軍隊數量世界最龐大：
據記載在明初，明朝有二百萬官兵駐紮在全國各地。到了明末，長江一帶的經濟圈為皇侯和軍閥把持，中央政府出現了財政危機，明朝政府已養不起那么多軍隊了，在山海關防守後金的官兵常常不足十萬。但根據傳教士的筆記，當時明朝的軍隊數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個歐洲的軍隊加起來也不夠中國多。
軍工產值世界第一：
明朝軍工業極其發達，一營5000人的士兵中就裝備有霹靂炮一千挺，鳥槍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門，除此之外明軍還有鬼頭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裝備。跟宋朝不一樣，明朝在每代皇帝執政期間，都會發生大規模戰事，所以明朝的軍工業為了應付戰爭所生產出來的武器數量是十分可觀的。
間諜機構世界最龐大：
明朝的錦衣衛，東西廠，是當時世界上最有組織和最旗幟鮮明的間諜組織，在鼎盛時期人數達到六萬人。在武俠小說裡面，錦衣衛，東西廠常常被描寫成是一群武功高強的殺人機器。但實際上，明朝間諜機構的主要作用是打擊貪污，叛臣，維護國家穩定，但不排除有部份人濫用職權，謀取私利。跟專門從事顛覆敵國政權的中情局和克格勃比起來，明朝的間諜組織其實並不太可怕。
船隻總噸位世界最大：
在明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明朝最大的寶船長150米，寬30多米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寶船外，鄭和的船隊還有二百多艘平均長度達七，八十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葉，雖然朝廷再沒有進行像鄭和那樣的大航海，但中國的水師卻仍然控制著政個南太平樣，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的國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國的。對明朝的海上實力，當時歐洲的傳教士是這樣描述的，只要中國的皇帝願意，他們可以一夜之間徵集到從大陸連線致馬六甲海峽的那么多船隻。到了明末，由於要抗擊倭寇，聯朝抗日，明朝政府無瑕南顧，最後被葡萄牙和荷蘭鑽了空子，把勢力伸展致南太平洋。即使是這樣，荷蘭的殖民者依然要每年向盤踞在台灣的鄭氏政權進貢。
第三產業世界最大：
據阿拉伯旅遊家記載，當時在中國，幾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產業，在北京從事第三產業的工作者保守估計就有近兩萬人。跟歐洲和回教世界不同，當時第三產業在明朝是合法的，官員不以掃蕩第三產業為政績，明朝讀書人又獨愛風花雪月，再加上明朝人口基數巨大，第三產業為世界之最並不奇怪。
國土面積世界最大：
明朝的國土面積在大部份時間都保持在900萬平方公里左右，比鼎盛時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奧斯曼帝國都要大，明朝在東南亞的海外殖民地也絕不比當時的英國要少。
防禦工事世界最多：
明長城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排第二長的防禦工事，據傳教士記載，中國的城市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牆保護，城上有大炮，城牆外還有溝，戰爭時灌滿了水，中國人認為那是最好的防禦工事。
本來覺得明朝不及唐朝繁榮，想不到還有這么多世界第一，看得出那時候已經發展了很多。
海上戰爭
17世紀到18世紀，由商人控制的明帝國面臨著海外貿易乃至海外殖民的大好時機，此時西歐國家的海上勢力還沒有到達東亞，英國和法國正在爭奪印度和北美，荷蘭人只是剛剛到達東印度群島，西班牙、葡萄牙最遠也只到達呂宋島和香料群島，廣袤的東亞大陸還沒有蒙上殖民主義的陰影。早在前明嘉靖、萬曆年間，明帝國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的貿易就已經很發達了，東南亞不但有大量明朝商船航線，更有數以十萬計的華僑商人，他們在馬來半島、呂宋島等地擁有非常強大的勢力；新明帝國建立後，與東南亞的貿易更是有了大發展，形成了以廣州、廈門、泉州為中心的“華南貿易圈”，華南商人就是靠海外貿易而崛起的。然而，掌握帝國大政方針的“江南貴族”和山西商人們並沒有抓住這個寶貴的時機，反而消極對待海外貿易，更不願意實施海外殖民的方針。
早在1680年，一些泉州商人就向帝國內閣上書，請求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在海南島、呂宋群島、爪哇島、安南沿海等地建立軍事據點，保護東南亞的華僑和海上貿易。帝國議事會否決了這個提議，因為建設海軍太花錢，200多年前鄭和率艦隊七次下西洋的耗費就已經空前巨大，何況是長期維持一支規模更加龐大的艦隊？再說，與東南亞進行貿易，受益的主要是廣東、福建等華南省份，江南商人、山西商人和兩淮鹽商都不願意花這筆冤枉錢。1688年，廣州商人再次向內閣上書，請求帝國出資在呂宋島建立一個永久性據點，派出軍隊守衛，作為明帝國在東南亞的貿易集散地，但這個主張也被議事會毫不猶豫地否決了。當時的內閣首輔、出身浙江商人的石長益曾說：“與其把國家的錢往大水裡扔，還不如多花點錢修繕國內的道路，這樣對貿易的促進肯定更大。”江南商人最關心的，還是進一步開發國內貿易市場，把江南手工工場生產的棉布傾銷到整個內地農村去；而山西商人則更關心打敗蒙古、消滅滿洲，從而掠奪東北地區的特產資源，並且和遊牧民族做生意。
當然，江南商人也不是完全不重視海外貿易，但他們更看重與日本、韓國、琉球等東亞國家進行貿易。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絲綢、瓷器、金銀器皿等奢侈品的需求很大，而且都要經過松江（即後來的上海）、杭州等江南商港，因此江南商人非常重視與日本的貿易。1700年，明帝國的海外貿易總額為2000萬兩白銀，其中1000萬兩是與日本的貿易，400萬兩是與韓國、琉球的貿易，200萬兩是與西洋商人（主要是葡萄牙和荷蘭商人）的貿易，與東南亞的貿易只有區區400萬兩，似乎無足輕重。
明帝國不在東南亞建立永久據點、不建立海軍保護東南亞貿易，也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這樣必然與西班牙、荷蘭發生衝突。西班牙從1565年開始就在呂宋群島建立了永久性殖民統治，並把呂宋群島改名為“菲律賓”；荷蘭也早已占領了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控制了馬六甲海峽。當然，明朝如果真的想奪取東南亞的控制權，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完全可以驅逐西班牙、荷蘭殖民勢力的，這兩國當時在東南亞的駐軍總共也不超過1萬人，武器裝備也並不十分先進；但帝國議事會始終認為沒有必要為了爭奪東南亞的幾個島嶼而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中國儒家傳統的“安土重遷”思想也使明帝國不重視建立海外殖民地，也不鼓勵華僑在海外永久定居。當內地人口過剩時，帝國議事會只是鼓勵農民向西北、東北、蒙古遷徙，卻絲毫沒有想到鼓勵他們去東南亞。結果，從1700年到1800年，東南亞的華僑沒有明顯的增長，始終維持在80萬人左右，不能構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勢力。
雖然明帝國對東南亞沒有領土要求，但在東亞地區卻做了一些努力，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705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1725年把法國人趕出海南。台灣島自前明末年以來就被荷蘭人占據，其間鄭成功曾經打算出兵收復，但因為明朝復辟、大軍北伐，收復台灣的計畫也就不了了之。1660年全國統一之後，荷蘭殖民者害怕明帝國武力收復台灣，遂提出每年向明朝進貢50萬兩白銀作為台灣及澎湖的“租金”，此租金一直繳納到1700年為止。1700年以後，由於東印度群島的貿易地位開始衰落，荷蘭極力扶植台灣作為向東亞進攻的新橋頭堡，因此向台灣、澎湖列島集結了大量戰艦，不僅拒絕繳納租金，還揚言要以台北、基隆為海軍基地，進攻廈門、泉州，進而奪取南京，把明帝國變成荷蘭的殖民地。這番狂言在強大的明帝國面前簡直就是痴人說夢，帝國議事會非常憤怒，於1703年決定出兵收復台灣，徹底驅逐荷蘭殖民者。1703年8月，福州、泉州的造船廠開始生產排水量500噸以上的大型帆船，還根據西班牙商人提供的設計圖紙（西班牙人也巴不得荷蘭人早日從東亞滾開），在船舷安裝了50磅和100磅的後裝式艦炮，這是中國海軍史上從未有過的。製造10艘這樣的軍艦總共花費60萬兩白銀，再加上製造艦炮和添置彈藥，總花費超過100萬兩。福建商人當然大為興奮，他們既拿到了製造戰艦的訂單，又希望收復台灣後可以利用台灣作為對東南亞進行貿易的據點。與此同時，江南商人卻很快就後悔批准製造這些戰艦了，他們實在想不出來，這樣大型的戰艦在台灣戰事結束後還能派上什麼用場？只能停在船塢里慢慢腐爛！
無論如何，這些戰艦還是製造出來了，並且順利完成了試航、試射，試驗證明其殺傷力驚人，荷蘭人常用的三桅武裝商船根本不是對手。1704年9月，全部10艘戰艦都交付使用後，帝國內閣向荷蘭人發出了最後通牒：要么立即清償過去4年拖欠的200萬兩租金，要么在1705年之前離開台灣島，否則就只有打仗。荷蘭總督千方百計拖延時間，希望能夠支持到荷蘭主力艦隊從歐洲開來的那一天。但是1705年1月傳來了一個驚人的訊息：荷蘭和西班牙又爆發了戰爭，主力艦隊是絕不可能開來台灣了。荷蘭殖民者大驚失色，手足無措。帝國議事會卻不想再等下去了，於2月1日下令由10艘重型戰艦、25艘中型多桅帆船和100多艘小型艦船組成的艦隊從泉州港出發，進攻澎湖列島。荷蘭人的艦船總噸位還不到1000噸，勝負早在開戰前就已經決定了。2月17日，荷蘭駐台灣艦隊就被全殲，荷蘭總督本來打算死守基隆，但糧食、飲水和彈藥都不足；明軍派去的使臣向他描述了一幅“萬炮齊發，血肉橫飛，無一生還”的可怕圍城景象，荷蘭總督精神幾乎崩潰，終於在3月2日簽署了投降協定。持續100多年的台灣問題，就這樣在短短半個月內解決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為明帝國奪取了一個海上堡壘，更重要的是大大加強了華南商人的力量。福建商人很快大量湧向台灣島，開發該島的橡膠、木材和其他熱帶資源，同時在台灣南端建立了著名的高雄港，作為向東南亞進發的新根據地。福建商人還向帝國議事會提議，用新式戰艦征服琉球群島，或者至少在那裡建立一個海軍基地，並進一步攻擊琉球以東的塞班、關島等地，在面積廣闊的海域上建立霸權。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覺得這簡直是一個瘋子的提議，征服那些狹小的島嶼有什麼用處呢？控制那些空空蕩蕩的海域又有什麼用處呢？還不如省下軍費，開發滿洲和蒙古的商路，利潤豐厚而且安全穩妥。在生機勃勃、充滿野心的華南商人面前，“江南貴族”們已經落伍了。
1724年法國占領海南島，則揭開了英法向東亞擴張的序幕。法國早就對安南和寮國垂涎三尺，於1701年在安南南部占據了幾個港口，安南國王向明朝求救，帝國議事會卻輕視這一求救，認為這不過是兩個小國之間的摩擦，用不著帝國軍隊出面解決。結果法國人在安南的勢力越來越大，1711年已經占據了安南南部的半壁江山，他們期望進一步奪取北部灣乃至整個南中國海的制海權，這就必須攻克海南島。明帝國在廣東沿海的駐軍很少，因為“江南貴族”們鄙視廣東，認為廣東是一塊和蒙古、新疆一樣的蠻荒之地；當3000多名法軍在海南島登入時，明軍竟然無法做出任何抵抗，眼睜睜看著他們占領了整個海南，並迅速架設土木結構的工事，準備長期據守。帝國議事會再次暴怒，決定把10年前收復台灣的那支艦隊調到海南，重演一次台灣戰役。
但是海南之戰的形勢完全不同於台灣，法軍的兵力並不弱，裝備有300多噸的大型武裝帆船和最新研製的線膛火輪槍，其射擊精度遠遠高於明軍仍在裝備的滑膛火輪槍；更重要的是，海南島海岸的地形比台灣險峻，尤其是法軍盤踞的秀英、府城地區，沙洲和暗礁很多，不利於明軍大型艦隊作戰，而且法軍已經構築了比較堅固的防禦工事，準備把戰爭一直打下去。1724年12月到1715年2月，明軍對海南島進行了三次試探性登入，全部以失敗告終；雖然在瓊州海峽擊敗了法國艦隊，卻並沒有殲滅對方主力。法軍從安南海岸（他們稱為“越南”）源源不斷地為自己提供軍糧，明軍感到勝利無望，甚至想要放棄。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另一個西歐殖民大國出場了，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英國海軍的一位代表乘坐小型三桅船來到了廣州，向當地的明軍統帥提交了一份照會。照會中說，一支全世界最先進的英國艦隊正停泊在呂宋島（當然，已經徵得西班牙的同意），隨時可以支援明帝國，打擊法國；前提條件是希望明帝國政府給予英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另外把珠江口外的一個小島——香港島及其北面的九龍半島租借給英國，年租金3萬兩白銀。
這位英國使節很快被護送到帝國首都南京。議事會並不相信英國人有這么強大的軍力，既然明軍都攻不下海南，英軍怎么可能輕易攻下呢？英國人索要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議事會並不放在心上，因為英國人從前很少和中國做生意。至於租借香港島就更是無足輕重，澳門島被葡萄牙租借已經100多年了，台灣也曾經被荷蘭租借40年，江南商人們是不會在乎這些荒涼島嶼的。英軍代表向帝國議事會保證，只要明軍配合，英軍可以在幾個月內消滅法軍，屆時希望議事會也能夠履行承諾。經過短暫的猶豫，議事會同意了英國的請求，反正現在也沒什麼別的辦法了。
1725年4月，由32艘改良佛蘭芒帆船、多桅三角帆船和武裝快船組成的英國遠東艦隊抵達珠江口，在那裡與明軍會合。明帝國引以為驕傲的“新式艦隊”在英國艦隊面相形見絀，雖然噸位並不遜色，但機動性、耐久性、炮火威力和精度都遠遠不及英國人，明軍艦隊的將領一看到英軍的武裝快船，就驚呼道：“天啊！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擁有這么強大的戰艦啊！”明帝國官員的回答則是：“我們要這樣的戰艦做什麼？”英國人對明朝艦隊還是很尊敬的，聲稱這是他們在亞洲看到規模最大的艦隊，而且技術也不是十分落後。
收復海南的戰鬥非常艱苦，到6月底才基本結束。英軍有3艘戰艦在海戰中沉沒，但經驗豐富的英國海軍軍官合圍了法國艦隊，阻止其回到秀英港，並終於予以全殲。隨後，英軍又向明軍演示了搶灘登入、利用海軍炮火支持地面作戰的戰術技巧，使明軍將領大開眼界，英軍的素質顯然超過明軍一截。海南島回到了中國的懷抱，英國則得到了貿易最惠國待遇和香港島、九龍半島，在隨後的一個世紀裡，他們迅速成長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不久，法國、荷蘭、西班牙也開始在廣州和香港從事貿易，因為侵略中國的希望已經喪失，只能滿足於做生意了。原來默默無聞、勢力微薄的廣東商人，因為與西歐各國的貿易，積累了巨額財富，不但超過了自己的鄰居福建商人，甚至還超過了江南商人和山西商人。
1725年，廣東全省的外貿總額不過80萬兩白銀，到1800年已經增長到4500萬兩白銀，占當年整個明帝國外貿總額的45%！同時福建的外貿總額也達到了3000萬兩白銀，幾乎相當於當年整個帝國的財政收入。華南商人的財力飛速增長，他們引進西歐先進的貿易經驗和技術，興建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手工工場，從而在手工業方面也超過了江南商人；他們與荷蘭商人合資開辦近代形式的銀行，專門經營近代意義的存款、貸款、匯款業務，用金融資本來支持工商業資本的發展，令山西票號商人也相形見絀。更重要的是，廣東、福建商人在與西方的貿易中，接觸到了基督教新教、國民主權觀念、三權分立思想乃至社會契約論等西方思想，深入了解了西方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最新成果。在新明帝國建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曾經是一個信仰缺失的國家，舊有的儒家思想已經不符合商業國家的需要，江南商人、山西商人都不能提出新的價值觀，兩淮鹽商還深陷在宋明理學的泥潭裡不能自拔，中國的資本主義進程實際上缺乏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商業文化做支撐，因此中國在本質上還是半農業、半商業的，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國家。但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適應新時代的價值觀已經成型了，這個價值觀來自廣東商人和廣東本地的一些鄉紳，他們把基督教新教思想和啟蒙運動思想與孔孟之道結合起來，拋棄了腐朽的宋明理學，建立了一種嶄新的價值體系——“新儒家”思想。這也為中國在19世紀的全面改革和共和革命打下了基礎。
1724年法國占領海南島，則揭開了英法向東亞擴張的序幕。法國早就對安南和寮國垂涎三尺，於1701年在安南南部占據了幾個港口，安南國王向明朝求救，帝國議事會卻輕視這一求救，認為這不過是兩個小國之間的摩擦，用不著帝國軍隊出面解決。結果法國人在安南的勢力越來越大，1711年已經占據了安南南部的半壁江山，他們期望進一步奪取北部灣乃至整個南中國海的制海權，這就必須攻克海南島。明帝國在廣東沿海的駐軍很少，因為“江南貴族”們鄙視廣東，認為廣東是一塊和蒙古、新疆一樣的蠻荒之地；當3000多名法軍在海南島登入時，明軍竟然無法做出任何抵抗，眼睜睜看著他們占領了整個海南，並迅速架設土木結構的工事，準備長期據守。帝國議事會再次暴怒，決定把10年前收復台灣的那支艦隊調到海南，重演一次台灣戰役？？明朝已經被滅亡了。
海外貿易
1573年6月中旬，一件在當時的菲律賓土著看來無關緊要的小事，於今天被正式載入史冊。兩艘掛著西班牙國旗的大帆船從馬尼拉港駛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爾科，船上載著綢緞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總值30萬比索，折白銀7.5噸，貿易利潤高達600%。這就是被稱作“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首航。至此，馬尼拉確立了它作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經營著明帝國與美洲的貿易，他們從帝國的商人那裡獲取絲、絹、瓷等高級奢侈品，並將之轉口到美洲以換取白銀，再將這些白銀作為支付給明帝國商人的硬通貨。這條航線利益巨大，西班牙王室本在1579年王家法令中承諾給予新西班牙、秘魯和瓜地馬拉的所有西班牙商人通航權，但很快地，王室發現自己犯下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大量的西班牙商人被吸引到這條航線上來，白銀流量以每年一倍的數量增長，到1597年便達到了創記錄的375噸。西班牙松罡杏鍬牽?587年一名忠誠的西班牙官員在寫給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密信中談到：“許多白銀和銀幣都被運到馬尼拉去交換中國的貨物，雖然部分仍留在那裡，但其餘全部都被中國商人運走。”菲律賓總督於1597年複述了這一事實。次年，馬尼拉大主教再次向西班牙國王做出匯報：“每年從新西班牙運來的一百萬銀幣全都違返陛下的命令，落入中國異教徒的手中。”王室並非袖手旁觀，1593年時王家禁令已被頒布，西班牙王室力圖以此限制白銀的流出，並將此條航線交由王室專營，但作用有限，西班牙商人不顧禁令以走私的形式予以回應，白銀以平均每年80~125噸的數量繼續流入明帝國。
大規模貿易的傾向並非始於今日，隆慶元年海禁大開前早有人冒險涉足，但明帝國與美洲的間接貿易確由西班牙人開啟。自此以後，帝國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潤吸引到東南亞，數萬人集中在呂宋，帶去絲織品、棉織品、瓷器、茶葉、布匹、錦段、絲絨等商品，換回自美洲運來的白銀。福建晉江人李廷機曾談到：“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訌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餉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蓋以貧民籍以為生，冒禁陰通，為患滋大，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貿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張燮在＜東西洋考＞中曾提到：“東洋呂宋，地無它產，夷人悉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它攜來，即有貨亦無幾。”從帝國本土來到這裡的海船技術先進，每艘造價僅千餘兩白銀，而所獲每每過萬，財富的積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帝國的官員、將領大都參與進來，形成一個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團。
因為大部分屬走私貿易，得到一個確切的數據絕不可能，但一個簡單的推導可以說明，100~125噸白銀是一個合理的數據。因為當時從阿卡普爾科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運量達到了150噸，根據當時的航海資料和西班牙官員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絕大部分都被作為支付給帝國商人的貨幣而運走，如果排除這個唯一可能的解釋，我們找不到任何理由說明那些白銀的去向。萬曆十年，棉價每匹0.3兩白銀，絹價每匹0.7兩白銀，按照每匹最低獲利十倍的價格計算，歷年自帝國輸出的商品根本無法統計，當時普遍的說法是，“從智利到巴拿馬，隨處可見質優價廉的中國絲綢。”“他們的絲織品質地優良，所要的價錢只是我們所要價錢的三分之一，他們很容易與我們競爭。”很顯然，這樣高的價格優勢只能出自一種情況：規模化生產。
有充足的資料可以證明，帝國充分參與了這場由西班牙發起的美洲掠奪運動，並且從中受益良多。據估算，作為明帝國紡織業支柱的江南地區17世紀初產棉布已達2500萬~3000萬匹，絲織品70~100萬匹，然而如此之高的產量仍然因海外貿易的巨大需求而導致價格持續攀升，巨大的利潤刺激促使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產量，至中清時棉布可年產8000萬匹，絲織品600~800萬匹。不僅從業人數急劇增加，技術上也出現了新型的機種，值得注意的是，紡紗的工作效率遠遠落後於織布，使紡車成為技術進步的瓶頸，雖然後來出現了足踏多錠紡車，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生產技術前進的動力只有一個：市場需求。究其根本，阻礙中國發生技術革命的最大因素就是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流入的資本雖然數額巨大，但相對於龐大的中國市場仍然顯得過於乏力，中國的市場相對於中國的龐大人口基數仍然太狹小，如果中國的商品輸出能夠持續增長，迫使全世界持續地以白銀甚至黃金作為硬通貨支付給中國，那么中國將自發地興起工業革命。
世界並非沒有給中國機會，相反…中國曾經以龐大的商品生產能力贏得了白銀的大量流入，它曾理所當然地將以一個偉大帝國的姿態繼續君臨東方，可這一切都因為明帝國的滅亡而光芒黯淡。如果所謂的“康乾盛世”能夠稱之為盛世，那么我們要將因無效的人口增長和無效的土地獲得而抵消的資本集中稱之為什麼呢？集中的資本、與資本數量相對應的人口、龐大的市場需求，我相信它們三者可以成為技術革命的支柱，很顯然，明帝國的滅亡使我們離它們越來越遠，並最終於1840年墮入深淵。例如，根據當時的資料統計，福建省所產的糧食只能養活其本省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必須自謀出路，於是他們選擇了海洋。另一方面，帝國政府無力組織農民墾荒，它也沒有能力將流動的農民限制在土地上，這最終導致了它的敗亡，但卻孕育著無限的生機，我們本應欣喜地看到由於糧食價格上漲而導致的人口限制遲遲沒有出現，1911年的革命者們卻驚恐地看到了這樣一種情況：農村人口過於龐大，城市被無數貧窮的鄉村包圍，傳統工業中最先進的部分已經破產，四處是一片蕭條的景象。美洲農作物的傳播和清廷的專橫造就了4億人口，但這樣的人口增長毫無效率，他們只會消耗大量的資源而無助於國民經濟內涵的轉變，誰告訴你們美洲財富的流量可以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而增長？誠然，我的假設傾向於將可能當作必然，它也確實滑翔在一根鋼絲線上。那就是一個頗為軟弱的帝國政府，它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墾荒運動，無力將農民禁錮於土地之上。但請不要忘記這樣一個事實：明帝國的人口增長率遠比它的後繼者來得低。這其中存在三個因素：美洲作物此時尚未大量種植，限制了人口的直接增長；頻繁的天災和弱化的帝國政府管理體制，共同導致了流民的增加以及開墾荒地的效率低下；美洲白銀流入而改變的農業結構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被抵消了一部分。
有一種說法是棉桑導致人口激增，曾雄生在它的＜明清桑爭稻田，棉爭糧田與圈地運動之比較＞一文中論述到：“據明萬曆年間歸安人孫銓的估計，蠶桑生產和水稻生產兩者所需要的勞動力的比例為100:5，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勞力，於是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必然導致中國農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種桑種棉面積的增加，就意味著對勞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說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必然導致了農村人口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可事實並非如此，栽種水稻與栽種棉桑不僅在勞動時間上存在差異，它們的勞動力也完全不同，後兩者的主要勞動力是老弱婦嬬，在無棉桑可種的情況下他們顯得多餘，在這時不僅彌補了勞動力的不足，甚至為家庭掙得了額外的收入，所以棉桑導致人口激增的說法言過其實。我無意忽略它們的影響，但我同樣注意到了，帝國市場自動地通過外部輸入大米的方式緩解了這個矛盾。盲目地限制棉桑並不可取，由於海外市場的巨大需求，糧食價格的上漲必然無法緊跟絲棉價格的上漲，平易這種價格差距，從外部輸入大米是一條必要的途徑，它們主要來自東南亞，通過以物以物的方式獲得，“暹羅米”便在這一時期為人所知。清帝國出現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降低與自明帝國開始的美洲白銀的流入有著直接的關係。先前我們談到，由於巨大的利益誘惑，帝國南方的農民將稻田改種桑樹，北方的農民將糧田改種棉花，糧食產量的下降於是成為必然，田地被分割成碎片，以前用作大規模生產的勞動工具不再具備使用的價值，勞動生產率開始下降。明帝國可以通過大量兼併田產的方式加以彌補，但在清帝國這種方式卻被強大的政府力量所阻止。如果明帝國能夠堅持下去，如果它的整個體制不那么混亂不堪，它是能夠熬過這段艱難歲月的。如果朱由檢選擇逃到一直忠於帝國的南方，帝國或許可以拋開早已成為累贅的北方各省，得到脫胎換骨的改變。在財政上，糧長制度將像洪武年間一樣行之有效，經濟管理體制將拋開北方單純而並不富產的農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趨務實，帝國財政也不會如此無效率地被用以維持如同陝西那樣的貧瘠之地。
馬尼拉大帆船的航行遠遠無法滿足帝國對白銀的迫切渴望，至少有三條主要貿易航線存在於帝國與他的四鄰之間，如果我們將呂宋形容為帝國與美洲的中繼站，那我們不妨將馬六甲視作帝國與歐洲的橋樑。早在隆慶元年的那份詔書頒布以前，馬六甲就駐紮著許多帝國的商人，那些來自福建的人與來自浙江的人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分工體系，前者通常由於到來的時間較早而負責當地的商業運營，後者由於家鄉作為商品輸出地的有利條件而負責船貨的運輸，這些帝國的商人和葡萄牙人、荷蘭人、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經營著獲利極大的印度－東南亞－中國貿易航線，或許因為包含一些信仰的因素，葡萄牙和荷蘭人扮演了一個頗具攻擊性的角色，他們與當地的穆斯林展開競爭，並多次試圖以武力驅走穆斯林商人，取得香料群島的控制權。明帝國的商人則從帝國本土運來大量的紡織品、瓷器和草藥這樣的生活用品，換回的主要是香料，還有不少珍珠和瑪瑙。越南、緬甸和暹羅作為這一地區貿易體系的分支，作用不可低估。儘管他們與帝國的貿易大都以朝貢貿易的形式存在，但對生產力非常落後的他們而言卻是極其重要的，這使得他們可以通過寶石換取不少生活必須品，有時為了獲得某些諸如紙張、鐵器這樣的東西，他們可以冒險進行走私。
馬六甲與中國的航線起初也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遙的雙嶼港，那裡地勢險要，懸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團占據以前，是個荒無人煙的小島。它的腹地是浙江，帝國最富產絲綢的省份，同時也是帝國糧食和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那裡水運交通發達，在歷經多年的發展後，繁榮富裕作為一條真理已深入人心，它的城鎮化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們享受著白銀大量流入帶來的種種好處。雙嶼的走私貿易是在1548年被朱紈摧毀的，根據他的說法，“海寇勾引各夷占據雙嶼港相傳二十餘年”，可以推斷，雙嶼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為了國際走私貿易的一個重要據點，海洋貿易或許因為帝國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規模輸出從未間斷，同樣引自朱紈的說法，“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為接濟，內外合為一家。有力者自出資，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雙桅、三桅車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樽，率得厚利，訓致三尺童子亦之雙嶼為之衣食父母。”每日往來雙嶼與外洋之間的船隻上千艘，這些人在那裡築碼頭，建倉庫，設醫院，開商店，蓋教堂，其繁華程度可見一斑。浙江巡撫朱紈如此厲行海禁，被冠以“專擅妄殺”的罪名落職按問，最後仰藥自盡。
雙嶼雖被破，朱紈卻身首異處，官員們不再敢於談論海禁，大量的貿易活動被轉移到月港和澳門繼續進行。1567年，帝國政府最終宣布開放海禁，其間還間隔著嘉靖三十年的海禁放寬。根據當年朱紉自己的看法：“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明史＞記載：“舶主皆貴官大姓”。大量的資料可以證明，帝國的南方利益集團早已深受海洋貿易的影響，他們大規模地參與了國際貿易，並使帝國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這個時候，他們在北京的宮廷里擁有大量的代言人，已經能夠直接影響到帝國政府的決策，帝國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農業情結深重的保守主義者們所把持，相反，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在白銀的誘惑下選擇轉換陣營。
馬六甲的這條航線可能將大量的白銀帶入帝國，而且也是海洋貿易的主要渠道，否則就無法解釋長期以來困擾帝國的白銀缺少問題是如何得到解決的。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門，開闢了一條從里斯本到果阿，從果阿經馬六甲再到澳門的航線。可以斷定的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前，我們找不到任何歐洲商品向亞洲大量輸出的記錄，即使為他們自己所稱道的紡織業，其最低成本價格也在中國商品的三倍以上，尼德蘭最好的棉織品的質量仍不能與產自中國杭嘉湖的絲綢相比，這促使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先後採取行動限制中國商品的流入。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資料可以證明，1602－1682年中國的瓷器輸出達到了1600萬件。因為種種因素，大量產自美洲的白銀的確通過葡萄牙人的航線源源不斷地流入帝國，中途經過了印度，有一部分長期滯留在那裡，其餘大部分來到東南亞，通過購買香料的形式置換掉一部分，剩下的匯合馬尼拉航線的白銀被中國的商人運走。留在東南亞的那些白銀一部分通過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餘部分由於擁有香料和寶石的交易而放緩了流入中國的速度，但最終仍然來到了中國。此外，葡萄牙人通過澳門得到了特殊的貿易地位，由於日本自始至終都無法得到與帝國直接貿易的權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過轉手中國貨物獲得每年二百三十五萬兩白銀的收益，現代的日本學者對此頗有微詞，認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貿易時便遵守遊戲規則，他們是不會落到如此境地的。
帝國政府禁止與日本的貿易確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貢貿易時，他們便常常沒有國家作為信譽擔保，他們所謂的朝貢不過是地方番主為了獲得與帝國的貿易機會而產生的自發行動，逾期不歸已被他們當作賺取利潤的必要手段，他們的番主不僅在朝貢貿易時相互之間大相爭執，甚至通過與帝國的海盜集團勾結的方式擄掠東南沿海，帝國的東南沿海深受其害。楊守陳在＜議倭＞中指出：“倭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器而恣肆侵擾；不得其間則陳其方物假稱朝貢。”“倭夷來朝，利與中國關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牽海舶行，倭操短兵操乎，殺縴夫數人，知鄞縣朱訥馳騎入其曹，語譯者以禍福，約三日出關乃定。”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沒有涉及到多少幕府的利益，幕府對頒發“勘合”（朝貢的證明，國家保證信譽的證書）並沒有嚴加審核，致使其成員組成異常雜亂。“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為之舍館，浚民脂賞炎之飲食，勞民筋力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征而九斂，雖雞犬不得寧焉！且彼且縱使無道，強市貨物，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帝國希望通過禁止對日貿易的形式遏制危害的蔓延，卻反而加重了危害。倭人與中國的海盜勾結，肆意妄為，無惡不作，嚴重干擾了正常的貿易秩序，所以在1567年海禁大開時帝國政府仍然堅持禁止對日貿易便在情理之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雖然由於先前所述的原因而被排斥於直接貿易體系之外，但是它卻是帝國白銀的幾個主要來源之一。日本富產白銀，日本人在石田、但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開採銀礦，用“銀山銀吹”的方法使礦渣分離，提高了白銀產量，從而使白銀成為他們的主要硬通貨。當時日本市場上中國商品的價格非常高，一斤絲市值六兩，一斤絲綿市值二兩，紅線一斤七十兩，水銀一斤三兩，每一針值銀錢七分，一口鐵鍋值銀一兩。銀礦的大量開採促使日本的白銀價格持續降低，而此時由於銀荒所導致的銀價居高不下卻困擾著明帝國，這無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銀的對外輸出。“讓白銀繼續留在國內造成高昂的物價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輸出白銀以換取明帝國的商品，然後再將商品運回國內高價銷售才是獲利的良方。”抱持著這種想法的人必然不在少數，即使他們無法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解釋當初的經濟現象，但人類是被現實利益所驅動的一種生物，他們總會想方設法賺取利潤，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學的規律就顯現出來了。
這樣的走私讓人由衷欣慰，因為它是以商品持續而大量的輸出為存在前提，白銀和黃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帝國的腰包，全世界不斷地向帝國支付硬通貨，這一直支撐著帝國工業的發展。現在，我們將視野回到1550年。我們注意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兩個商品生產地區，在西方是法國北部、英國和尼德蘭，在東方則是中國的江南。它們都依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美洲運來的大量黃金和白銀支撐其工業生產，這些貴金屬源源不斷地流入最終造就了技術革命，卻沒有使得它們的運輸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然而，西班牙並非沒有下意識地保護本國工業，但面對國內低廉的白銀價格所造成的高通脹率，那些黃金和白銀持有者根本無意服從王室的命令。事實是：黃金和白銀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極限，對外輸出是緩解危機的必要手段。英國、法國北部和尼德蘭的紡織業最先嘗到好處，接下來這種趨勢開始向世界蔓延，不久以後到擴散到中國。
大量的白銀流入在導致物價上漲的同時，解決了一直困擾帝國政府的白銀短缺問題，使實施銀本位真正成為可能。我們必須注意到，由於帝國發行紙幣的失敗導致了對白銀和銅錢的迫切需求。後兩者最終成為相互競爭的貨幣，雖曾一度出現銅錢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那種建立在社會對銅錢普遍認可基礎上的信用關係是經受不住私錢泛濫的打擊的，最終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繼位時，白銀與銅錢的比價是1：3000，黃金與白銀的比價跌到了1：13，顯示美洲白銀的流入持續增加。16世紀末17世紀初時，西班牙市場金銀的比價浮動於1：12.5到1：14之間，而同時期明帝國的比價卻浮動於1：5.5到1：7.5之間，如此懸殊的匯率差距在今天必然因金融資本的迅速流動而立即平衡，但限於那時的信息、交通因素，這樣的平衡顯得非常緩慢，並且是以帝國黃金的輸出為代價，這樣的趨勢無法持續很久，白銀的不斷流入必然導致金價的上漲，從而在某個臨界點形成對黃金的迫切需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正是建立在銀本位的基礎之上，在他通過帝國政府的名義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間早已儲備好大量的白銀用以支撐帝國的貨幣信用，被貨幣危機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國從此步入了新的時代。
城鎮開始迅速發展，大批新興市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很多都是以專業生產絲棉著稱。這些市鎮人口普遍超過兩千，無暇統計他們之中有多少受益於海外貿易而發達，因為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海外貿易是其稅收的主要來源，帝國的海關數據也支持了這種論斷。但根據當時的記載，“富商大賈數千里輦萬金而來，摩肩連袂。”“閩廣人販其歸鄉者，每秋航海來賈於市，無慮數十萬金。”“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者，白銀動以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萬計。”而萬曆後期福建月港的統計是29000兩白銀，其餘主要港口都低於這個數字。由此，我們不難推斷大量的稅收被逃避了，帝國損失的儘管難以統計，但其數額必定極其驚人，因為1567大開海禁前，幾乎所有的貨物都是通過走私渠道輸出境外的，那一部分流失的稅收無法統計。
如果我們承認帝國的權力階層廣泛參與了這場利益追逐，那我們就不應該像某些學者所指稱的那樣將明帝國的商業繁榮貶為“畸形繁榮”而否定帝國的商業成就；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官場並不如他們如宣稱的那樣公正無私，那么我們就有充足的理由肯定整個帝國的權力階層對商業活動的熱衷；如果沒有這場海外貿易，帝國的南方是無法遠遠地將北方拋在後面的；如果沒有這場海外貿易，江南的農業結構中傳統糧食作物的比例將高得多；沒有這些人以及他們所帶來的大量用作硬通貨的白銀，張居正的改革根本無法實施，或許…他所面臨的那些問題都不會出現，不是嗎？
偏見和愚信總是人們所固有的，尤其當他們不斷地接受那些被認定為真理的所謂真相時，這種病症顯得尤為突出。畢竟，在盲目的崇信和執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對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學的說法，這種追求將導致情緒的劇烈浮動，並造成憑空的猜測和無端的幻覺，從而引導我們滑向謬論的深淵。有一點必須明確——我不認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個絕對，甚至在我們本身也無法對宇宙的性質做出確切的答覆時，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論斷一種妄想的絕對呢？如果我們斷言一種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寧願承認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認歷史的絕對存在，拒絕承認歷史的絕對性，一種事物的產生不過是無數事物運動的結果。我非常悲傷地看到，人類慣於以他們的愚昧和無知斷言他們所膩想的事實，儘管我承認這確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這種狀態不也是如此？事實是，我們存在於自我的悲哀中無法解脫，於是誑念像野草一樣從石縫中鑽出來，並主導世界。
如果不幸讀到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認為我的言論中隱匿著一種不可救藥狂傲，我得向您坦承這點，並且我深以為榮。但是，當我面對我所斷定的巨大謬論時，我不得不嚴厲如斯，因為它們看起來是如此地強大，使得於我必須回之以更為兇猛的攻擊。問題在於，有什麼事實足以論證明代的中國人和他們的帝國政府莫明拒絕巨大而可觀的海外利益？並且這種解釋的理由是諸如：“儒家思想重農仰商的結果”這樣的論述。我不想論及這種思想的起源，這脫離了本篇所要論述的範圍，但我絕不相信有人會在1000%的貿易利潤面前止步，就像義大利並不憐憫斯拉夫人的鮮血而用他們的自由換取穆斯林的財富一般。
保衛“南海”史
這塊350萬平方公里的藍水，必須放在更廣闊的地域環境和更遼遠的歷史背景下來打量，其中中國的角色，才更為清晰。
如果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則南海的種種問題，不是一時一地之爭，也非一船一兵之爭，而是中國500年來對待海洋的態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積性延續，這期間既有種種錯失的機遇，也有勉勵而為的努力。
在一個習慣了農耕的國家裡，海洋總是處於從屬，處於邊緣的地位，萬裏海疆是阻礙，是隔閡，還是對外部世界侵擾的自我保護。但這一情勢自整個世界轉入海洋時代而一舉扭轉。海洋日漸由邊緣走向中心，晚清歷史的種種陣痛，無不是伴隨著西人自海而來的歷程。可以說，重新發現或認識南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轉變之一，當“海防”，“海軍”，“海權”成為這個農耕國家頻頻運用的辭彙時，南海才具有了現代的意義。
從這一點講，發現南海就具有了雙重意義，一層是地理髮現，一層是觀念發現。這種發現，至今仍在延續。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造船。1405年開始，鄭和率領一支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的龐大船隊，“雲帆蔽日”，浩浩蕩蕩地出現在印度洋上，開始了帝國時代的最後海洋行程。
後世的歷史學家認為，其時的明朝海軍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明海軍匹敵。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這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懾力量，而南海當然也在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到了洪武末年，來朝貢的海外國家大量減少。常貢國也不來貢。朱棣的如意算盤是，遣使下西洋，“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接其貢使到中國覲見，並以官營船隊來壟斷海外貿易。
鄭和去世之後，這種“自娛”活動便結束了。放在更長的時空背景看，1431 年至 1433 年，鄭和船隊的最後一次遠航無比寂寥，“孤帆遠影”確是恰當的註腳。
1511年，馬六甲城淪陷了。對中國人來說，馬六甲的淪陷使得扼守南中國海的門戶徹底暴露，中國控制馬六甲海峽的海洋時代結束了。
馬六甲海峽，是亞洲出海口門戶。誰控制這裡，誰就是亞洲海洋霸主。
早在15世紀初，明王明與馬六甲就形成了戰略同盟關係，馬六甲王國在明王明的支持下成為區域強國，而明王朝則通過在馬六甲設立航海中轉站，建立了以馬六甲為中心的朝貢圈，進而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線，成為那個時代亞洲海洋的帝國。
1403年，在北京登上皇位的朱棣，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朝貢體制與外交思想。上台伊始，他立即派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朝廷帝位的輪替，並重新確認帝國在海外的影響力與控制力。隨即，琉球、日本、暹羅各國使節陸續到中國朝貢，建立了宗藩與冊封關係。
此時的馬六甲王國，被中國稱為滿剌加。它處在戰略通道上，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視，很快將它納入了明王朝的朝貢體制之下。1403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慶往諭滿剌加，贈送其國王禮物，“拜里迷蘇剌大喜，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開了永樂朝御筆題賜的先例。
明成祖還親筆寫碑文賜以滿剌加，碑文上盛讚滿刺加及其國王：王好義善思朝宗，願比內郡伊華風。然而“華風”是什麼，拜里迷蘇剌似乎不太關心。他最關心的是立刻擺脫暹羅的統治，這是他與中國交好的實質意義。
開國之初的馬六甲王國，強敵四繞，拜里迷蘇剌以柔軟的身段，爭取生存的空間。一面與左邊的暹羅王國搞好關係，每年繳納40兩黃金給暹羅國換取暫時和平，一面與南面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王國結親聯盟，同時以明帝國為宗主國，並建立政治意義大於實質管轄意義的宗藩關係。
1406年，拜里迷蘇剌率妻子及陪臣540餘人，隨鄭和船隊來中國訪問，這是明朝以來到訪中國的最龐大外國使團。這次訪問，拜里迷蘇剌受到明朝政府的禮遇。當年農曆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八月初一、九月初一、九月十五，明成祖均宴請或賞賜使團，當九月十八日使團離開南京回國，明成祖又命在龍江驛設宴餞行。這樣的規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其他國家來訪的國王中是僅見的。
1411年，拜里迷蘇剌第二次訪華。1414年，也就是鄭和第四次率團遠航的返程的時候，拜里迷蘇剌第三度率團訪問明王明。
明帝國海外中轉站
馬六甲對明帝國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控制馬六甲海峽意味著帝國將擁有長久的海疆安寧。明王朝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是通過建立密切的宗藩關係及遠洋航運中轉站達到的。
此後的一個世紀中，馬六甲與明王朝維持著密切的關係。在鄭和七次下西洋的經歷中，他六訪馬六甲。
1406年鄭和第一次到達馬六甲。鄭和停留馬六甲的使命，既有增進明朝廷與馬六甲外交關係、鞏固明王明統治地位的政治重任，也有協調處理馬六甲與暹羅等鄰國之間衝突的外交任務。1431年農曆二月，馬六甲國王向明廷申訴暹羅謀侵馬六甲，並派出使節隨鄭和船隊到北京，第二年鄭和下西洋時，親往暹羅，力勸暹羅不要攻打馬六甲。
由於鄭和船隊每次出使，人數均有近3萬，歷時一年半以上，需裝帶大量物資，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設立一個固定的物資轉運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緩和船隊的運輸壓力，也為使團的往來船隊不斷補充套用物資。
馬六甲正是鄭和船隊中轉的理想地點：優越的地理位置，從航運角度，既有利於船泊的停靠補給，又有利於船隊等待不同的季候風，為南下遠航與返回中國爭取到最有利的時機。從政治角度來看，通過馬六甲，明帝國的影響範圍可達整個東南亞。
所以鄭和到馬六甲時，“中國寶船到此，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此地，在後來的史料稱之為“官廠”。返航時，各支船隊“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停泊候風，一旦“南風正順，於5月中旬開洋回還”。
馬六甲航運中轉站的建立，意味明代中國建立了以東南亞為基地的戰略緩衝區，那時的南中國海真正成為中國的內海。
蒼白無力的救援
葡萄牙西方殖民者，他們看中明帝國的財富，而且幻想中國如同馬六甲一樣可以輕易落入葡人之手，儘管等到他們來到中國沿海的幾百年中，發現明帝國並不是葡萄牙可以一口吞下的，但占領馬六甲確實開啟了葡萄牙海上帝國最“燦爛”的歷史。
馬六甲王朝的滅亡，除了遭遇強大的外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內部的衰落與紛爭。而當時名義的宗主國明王朝，皇帝與大臣同樣無能、短視，他們對馬六甲的陷落表現出無動於衷。
明朝廷得知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1520年，距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已過了9年。而在這9年中，葡人的腳步早已穿過南中國海，進入中國廣東沿岸。
如果不是葡人的放肆，以及馬六甲王子賓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來到北京，向禮部送來馬六甲的求援信，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一事，明廷就會一直被蒙在鼓裡。而明武宗早已失去了解決此事的能力，這位荒誕的君主，在臥病三月後晏駕。但在當時一批大臣的建議下，終於對馬六甲的淪陷做出回應：不許佛郎機（葡萄牙）入貢，同時葡萄牙出使中國的皮雷斯一行於同年春夏被押往廣州，並作為歸還馬六甲疆土之人質投入監牢。
面對馬六甲朝廷的屢次求援，明朝廷聲明要求葡萄牙歸還馬六甲，否則扣押使團直到歸還馬六甲為止。這種以扣押使節的方式來應對武裝占領的葡人，無疑是一種無能，也是缺乏國際海洋觀的表現。
不過畢竟明王朝在東南亞一帶並沒有軍事存在，它與東南亞國家的朝貢關係只是彼此的一紙政治承諾書，蒼白無力。當鄭和這樣的王師絕跡於東南亞之後，明王朝毫無力度的外交辭語與交涉，挽救不了馬六甲滅亡的命運。
海洋中國終結
東南亞對傳統中國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明帝國三分之二的屬國都在這裡。在朝貢貿易中，中國從這裡得到礦產、木材、香料、黃金、珠寶和大米。尤其是從東南亞進口的錫礦石和大米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前者是製造銅錢的重要原料，後者是供給閩粵居民的糧食來源。而通過向東南亞出口或轉口，中國的制瓷業，紡織業，制茶業和造船業盈利甚巨。更重要的是，明中國在東南亞海洋的活動，從而建立自己主導下的中國—東南亞體系，為自己建立了一個的巨大的戰略緩衝區。
這種戰略緩衝區與海洋帝國的確立，得益於自宋元以來，中國人蓬勃的海洋開拓精神及對海洋權益的重視。雖鄭和的遠航體現著帝國最高統治者將東南亞納入自己宗藩體系的意味，但鄭和本人對海洋的認知，使得其近30年的海洋馳騁為中國迎來了一個海洋帝國。
然而，鄭和病死於故里，明朝廷的海洋政策急劇逆轉，從此將近在咫尺的制海權拱手。民族國家與海洋權益意識的缺失，造成了帝國對海外利益的自動放棄。
失去了馬六甲的中國，使帝國最南端的海上大門大開，從此無法阻擋西方殖民者的東來。台灣學者張存武曾說過，葡人之東來才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海軍
1403年，明成祖朱棣稱帝即位。但他並沒有象徵皇權的傳國玉璽，傳國玉璽已隨著建文帝(朱允炆)一起神秘消失。因此，明成主皇位的合法性會受到天下人質疑，只要朱允炆願意，他隨時可以以那方玉璽號令天下，討伐明成祖。為了進一步鞏固政權，搜捕傳言流落到海外去借兵的建文帝。明成祖從即位起，並著手打造戰船，不斷擴充海軍實力。在鼎盛時期（1420年），明王朝擁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戰船。以及駐紮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400艘大船和400艘運糧糟船。其中有250艘是遠洋寶船。還擁有大量的小型船警界船和傳令船。
明帝國鼎盛期的這支海軍部隊（1420年），是一支足以征服世界的海軍，其中以“鄭和船隊”的戰鬥力最為突出。也可以叫他“鄭和艦隊”； “據最新考證，鄭和船隊中寶船、戰船、馬船、座船都裝備了火炮和火銃等先進的武器，這是‘艦隊’的最明顯的標誌”。不管怎樣說，這是一支裝備精良，意志堅忍，作戰勇猛的海軍部隊。如果明帝國在這支海軍的“帶領”下，足以征復世界。我們可以從分析明帝國海軍中的鄭和船隊和明帝國國力兩方面得出結論：
鄭和船隊：
一、鄭和船隊的規模：
鄭和船隊裝備各類船隻大約400餘艘（船隊數據來自“張召忠”部落格。在一些史書上記載鄭和船隊有200-250艘左右，根據筆者個人分析，400餘艘相對準確，記載可能忽略了中小型船警界船和傳令船，以及其它功能用船），船隊按其船舶的大小和作用大致可分為五個等級；寶船、馬船、運輸船（糧船與水船）、座船、戰船等五種：
1、寶船：寶船是船隊中最大的船，也叫“帥船”，長達44丈，寬達18丈，9桅12帆，桅桿高聳入雲，該船上是4層結構的宮廷式建築，精美而豪華。寶船裝備有大量的噴筒、火銃和火炮等新武器，具有很強的作戰能力，寶船是船隊的旗艦，被喻為海上城堡。鄭和船隊大約裝備了30多艘寶船。
2、馬船：馬船又名馬快船，是明初的大型快速水戰與運輸兼用船，在鄭和船中擔任綜合補任務。它有8桅，長37丈，寬15丈，主要用於運送戰馬、武器裝備以及其它軍需和生活用品。裝備用一定數量的火炮、火銃，也能用於作戰。
3、戰船：戰船的種類繁多，是船隊中的護航兵力。它有5桅，長18丈，寬6丈8尺，船噸位小，機動靈活，配有火器、火銃、噴筒武器等武器，主要用於水面機動作戰，保障整個船隊航行安全。
4、座船，又稱戰座船。共有6桅，長24丈，寬9丈4尺，同樣配有火器、火銃、噴筒等武器，是一些將領乘坐的海船和八櫓船，主要用於船隊護行和執行兩棲作戰。
5、運輸船：分糧船與水船，糧船有7桅，長28丈，寬12丈。載重約1200噸，是整個船隊的給養供給船，主要用於裝載糧食、副食品。水船，與糧船的構造大致相同，是專業運水的船隻。鄭和船隊裝備的運輸船，至少35艘以上。（鄭和船隊有27000人，按2年的時間計算，至少需要15艘運糧船。以人均每天需2千克淡水計算，至少要配備20艘以上的水船。）不少航海史學專家認為，在船隊中配置專用水船，是鄭和航海和明代制船的一項了不起的創舉。
這樣的船隊，就是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入補給，其遠洋作戰能力，在那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具有。其規模在那時，就是把波斯與歐洲所有的大型船隻加起來，也達不到這樣的規模與遠洋航海能力。就是“大航海時代”，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方船隊，與鄭和船隊相比都會顯得非常渺小。而鄭和七下西洋時可比他們早了好多年。
二、鄭和船隊的船隊編制與人員編制：
船隊編制：
鄭和船隊由舟師（相當於現在的艦艇部隊）、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就是基本單位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於登入作戰。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
人員編制：
鄭和船隊的總人數大約27000多人，其中人員根據分工命名為：官校、旗軍、勇士、水手、火長、民稍、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陰陽官、醫士、鐵錨、木埝、搭材等等。
由於擔負著搜捕“建文帝”的重要使命，如果發現“建文帝”真的在海外，又有潘國的支持，可能要與該國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人員編制採用了軍事組織形式，人員以軍人為主，加一定比例的其它人員。鄭和船隊採用的是明代軍隊建衛編制，一衛有官兵5000至5500人，共有5個衛的建制，分別隸屬於舟師、兩棲部隊和儀仗隊。這支部隊中的多數士兵是從明帝國各部隊中抽調來的精銳，從永樂年起,這部分士兵經歷長時間的、嚴格的航海與海戰訓練。另一部分士兵和水手是從具有“水手之鄉”的美譽的“長樂”招募來的，這部分人長年生活在海邊，特殊的地理條件使他們習慣海浪里的生活，他們性格剛毅，特別善於使舟駕船。鄭和部隊雖然人數眾多，但訓練有素，組織嚴密。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戰需要來編組的，均衡配套，各司其職，在統一指揮下形成一支嚴密的戰鬥整體，是當時世界上建制最完美的海軍部隊，其戰鬥在當來說絕對是世界一流。
三、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鄭和船隊裝備的兵器，仍然分冷兵器和熱兵器兩大類：冷兵器主要有標槍、鬼頭大刀、弓、弩、鉤鐮、撩鉤、犁頭鏢、小鏢、灰罐、過船釘槍、標槍等武器。此外，還有每士兵都裝備了頭盔和藤牌。熱兵器：燃燒性火器主要有火藥箭、噴筒(用於攻守城寨和水戰，火焰可遠達數十丈)、火球，火蒺藜、鐵嘴火鷂、煙球、煙罐、鳥銃等。在鄭和船隊的每艘戰船上，都裝備有大型銅製或鐵制火銃、火炮，中型銅製或鐵制火銃、火炮，以及大量銅製手銃。還裝備了新兵器“賽星飛”，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原始的水雷。而且船上士兵每5000人中就裝備有幾百挺霹靂炮（又名：拋石機，此時拋的是裝滿火藥的罐子，利用爆炸或毒煙克敵），二百枝鳥銃（又稱手銃，型號很多，大小各異)，大炮二十多門，主要用於陸戰。
雖然鄭和部隊是冷、熱兵器相結合的部隊，但其武器裝備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優良的，特別是熱兵器，至少領先世界30-50年。例如：火炮炮彈也從傳統的實心炮彈，改為了內填炸藥的可爆炮彈（這種炮彈是在倭亂時期，由火炮匠李長孫發明，外形如瓢，裡頭裝有火藥薄鐵片，纏火繩的木谷以膠插入木谷的竹筒。木谷的溝縫長，炮彈的爆炸時間長，反之則短）。而歐洲是在14世紀中晚期，才出現少量的發射石彈的火炮（部分先進的火炮技術，還是鄭和傳到阿拉伯，再輾轉傳入西歐的）。至於火槍在西方部隊的裝備就更晚了，法國直到1566年才淘汰了十字弓，而英國直到1596年才正式將火槍作為步兵武器。而此時，鄭和部隊在火銃、火炮、鳥銃等熱兵器的使用上，已經是非常嫻熟了，在搞倭戰爭和靖難之役中，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實戰演練。冷、熱兵器的戰術配合，此時已發揮到了及至。經分析,明鄭和部隊的戰鬥力十分驚人，試想一下，當初殖民者不過才幾門炮就轟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
四、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技術和指揮聯絡技術：
鄭和船隊在七下西洋的航海中，已經非常嫻熟掌握了，利用航海羅盤和過洋牽星術進行導航。航海羅盤，就是今天的指南針，鄭和船隊對羅盤的套用也已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範圍，發展為主要用於測量和確定船隊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線，並選擇確定最佳的航線，它成功運用於航海，可以說是中國與世界航海史的一大創舉。過洋牽星術，就是靠日月升落辨別方向，靠測星體高低度量遠近等，對船隊的方位、路線以及艦距等進行判斷定位。這兩項技術的協作運用，大大提高了船隊的安全性與遠航能力。同時，鄭和船隊還把這兩項技術，運用到繪製航海圖中，並成功繪製了許多航海圖(可惜後來這些海圖和航海檔案被人為燒毀)。
在船隊的指揮和調度方面，鄭和船隊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通信聯絡體系，船上配有交通艇、信鴿、音響信號（鑼、喇叭、螺號等）、旗幟、燈籠等裝備。白天，船隊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幟，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桅桿懸掛燈籠多少，船頭船尾燈籠的懸掛情況進行聯絡。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或下雨天，則以號角、銅鑼或信鴿進行聯絡。
由於具備先進的航海技術和成熟的聯絡方式，使鄭和船隊在航行中，能以“人形”或“魚形”進行編隊。其編隊形式是：寶船（指揮船）在中間，最前方為座船，兩側翼為戰船，後方才是運輸船以及馬船。不管是大霧，還是黑夜，都能保持隊形。這種編隊形式，在戰術上可攻可守，任何海盜或國家襲擊這支部隊，都是在自取滅亡。可以說是那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組織這樣規模龐大的戰術編隊進行遠洋航行，更沒能力組織艦隊與這樣的龐然大物決戰。有兩個因素制約他們：1、沒先進的“指南針”技術。2、自身的航海技術理論與 “過洋牽星術”導航技術相比，顯得非常落後。西方的航海家們，一直到15世紀末，還是靠觀察南極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簡單儀器來確定航行方位的。西方後來掌握這兩項技術，還是鄭和傳過去的。另外，他們艦隊間的聯絡方式與鄭和船隊相比，也顯得非常落後。可以說鄭和船隊在航海技術、通訊指揮以及船隊的戰術編隊上，領先世界至少70年以上。
五、完美的後勤保障制度：
鄭和船隊的後勤編制非常先進；船隊有專職的後勤保障人員，他們分工明確，各施其責。如：戶部郎中負責管理錢財和後勤供應；書算手負責會計出納；舍人負責起草、謄寫信牒檔案；醫官、醫士負責防治疾病和收集藥材。
強大的運輸能力，使後勤在保障船隊給養方面得心應手。船隊每次出海都裝載不易變質豆類和大米、小麥等穀物，也及大量通過醃製、煙燻或曬乾的保鮮短的食物（如：蔬菜、肉類和水產），並有專業的運糧船裝載，糧食儲備至少能支持兩年。有專業的運水船，為海上的航行提供充足淡水。鄭河船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船上種植蔬菜；養家畜、家禽。還有專職的水產捕撈人員。這些都為遠航的官兵提了供堅實的物質保障。從鄭和七下西洋可以看出，船隊官兵沒有營養不良和惡疾流行等事故發生，從而影響船隊航行。而其後的幾位航海家的船隊，如：哥倫布船隊、達?伽馬船隊、麥哲倫船隊，他們在航行中，或多或少都出現船員間營養不良，惡疾流行等事故。其中敗血病最為常見，西方國家直到發現維生素C，才解決類似病的發生。鄭和船隊那時雖然不知“維生素C”為何物，也沒有系統化、理論化的“營養學”，但他們通過完善的後體系，切實保障了船隊官兵們的健康。不管航行到任何地方，船隊都是生機勃勃，官兵的戰鬥力與航海能力沒有一絲減退。
綜合以上可以看出，明帝國鄭和船隊，在規模上是世界最龐大的，船舶也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在裝備上是世界一流的，在航海技術、通訊指揮和人員編制等多個方面都是世界領先的。美國學者路易斯?麗瓦塞斯稱鄭和船隊是“一支舉世無雙的艦隊”，這樣的美喻，也只有鄭和船隊當之無愧。它完整地展顯出了明帝國的實力，南洋、西洋諸國看到它的身影，無不顯示出對明帝國富裕、強大的嚮往，許多自願成為明王朝的屬國，使明帝國增加了許多不征之地。這支船隊雖然展示的是明帝國的國力，但決不是為明帝國“作秀”的花架子，從它經歷的三次戰爭可以看出：一次是舊港海戰，殲滅了陳祖義反明的海寇勢力，這是次陸戰，規模相對較小，鄭和用計生擒了陳祖義，這次戰鬥體現出了鄭和官兵嚴密的組織能力與戰鬥力。二是蘇門答臘偽王蘇乾刺叛亂，欲奪王位，並殘酷殺害明帝國派去調節的官兵，鄭和率兵將其擊敗，擒獲了蘇乾刺。三是與錫蘭山國王烈苦柰兒(今斯里蘭卡)的戰鬥，也是鄭和船隊經歷最大的一次海、陸戰鬥。起因於錫蘭山國王垂涎鄭和船隊的寶物與船隻，當時錫蘭國王烈苦柰兒大約聚集6萬部隊，占盡了天時地利，以和平的方式先誘騙鄭和及部分隨從人員上岸，然後阻斷其回船隊的後路。同時他的5萬多大軍直撲港口，攻擊鄭和船隊，然而他們太低估鄭和船隊的戰鬥力，五萬大軍損失慘重，只得駐守岸邊。然而被阻斷退路，並遭遇伏擊的鄭和和他的二千精銳衛隊，此時不退反進，反而快速向前方運動，猛攻烈苦柰兒王城，並破城生擒了烈苦柰兒和其妻子，導致的烈苦柰兒5萬多大軍不攻自破。這三次戰鬥只是牛刀小試，並沒有完全激發船隊的戰爭潛力。但只要這支船隊願意，可隨時對東南亞任何一個中小國家發起一場毀滅性的軍事打擊。鄭和船隊只是明帝國一支因七下西洋而聞名的船隊，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只要明帝國願意，無論從船隻還是從人手上，至少還可組建4至6個“鄭和船隊”，能保持著足夠輪番出航遠征的能力。
(二)明帝國的國力：
1、國土面積，耕地面積，農業情況：
明帝國的國土面積，在大部份時間都保持在900萬平方公里左右，國土面積世界第一。其耕地面積也是世界第一，耕地面積就多達700多萬頃。在古代，農業是國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國力強弱有直接關係。明帝國自立國以來，就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有獎勤罰懶制度。因此，在明帝國中早期幾乎沒有一塊荒地。同時，也非常注重水利設施的修建，以此改善農業耕作條件。明帝國的農業生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不管是在農業作物耕作制度、栽培方法、防止蟲害與施肥，還是在果樹嫁接、農業授時等方面，都有明顯的改進。某些地方已實行農業作物的套種增產措施，如桑樹與蔬菜的套種。浙閩地區還出現水稻田的套種法，早晚稻苗間種，可獲一年二熟。麥田大都施行精耕細作。各種農作物，按品種的不同，耕耘時間各有規定。江浙地區的稻作，注重優良品種的選育。有的農作物還實行以蟲治蟲，以防止蟲害。按土地的酸鹼度施用不同的肥料。果樹的嫁接方法也有提高，如棗樹與李樹嫁接，獲得成功。由於發達的農業生產，使明帝國中早期在各地的官倉幾乎爆滿，可以說明帝國的糧食產量是世界第一。從糧食的產量來看，支撐一場持久的消耗戰，明帝國無任何問題。
2、人口與軍隊：
明帝國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爭議，根據有關史料記載，保守估計當時明帝國的人口大約在六千到七千萬左右，而當時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過四億，所以明帝國絕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在明初，明帝國有二百萬官兵駐紮在全國各地。後來因無大戰可打，為減少財政負擔，軍隊總數有所減少，但還是保留大量軍隊。根據傳教士的筆記，當時明帝國的軍隊數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個歐洲的軍隊加起來也不夠明帝國多。人口與軍隊的大約是36:1。龐大的軍隊，足以傲視歐亞。龐大的人數基數，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與其打一場人力消耗戰。
3、軍事與國防
明帝國從建國起，就發生了倭患。在每代皇帝在執政期間，幾乎都會發生大規模戰事。所以明帝國非常注重軍工業的發展，因此明帝國的軍工業極其發達，新的熱兵器也能在軍隊中迅速推廣和使用，從明士兵裝備中可以看出；一營5000人的士兵中就裝備有霹靂炮一千挺，鳥槍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門，除此之外明軍還有鬼頭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裝備。所以明帝國軍工業發達是必然的。軍工生產非常迅速，能在短時間內生產出大量的兵器滿足戰爭須要。明帝國非常注重國防建設；明長城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排第二長的防禦工事，民朝的城市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牆保護，城上有大炮，城牆外還有溝，戰爭時灌滿了水，易守難攻，而且每座城池都大量軍隊駐守。堅實的國防為明帝國提供安寧的發展環境。
4、冶金工業極其發達
誰都知道鋼鐵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明帝國歷代皇帝都非常注重金屬的冶煉。明帝國的鐵產量中早期每年大約4到5千噸，後來不斷擴大生產，到萬曆年間達了9000多噸，這個紀錄在後來的兩百多年裡，世界上都沒有國家能破。
5、經濟發達：
資本主義最早的萌芽就產生在明帝國，民間手工製造業非常發達，特別是在陶瓷與紡織方面。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大量的商品流通，為國家增添了巨額的財政收入，為城市帶來了繁榮，刺激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幾乎每座城市都有第三產業，它們點綴了明帝國的繁榮。海外貿易的開通，為明帝國帶來巨額的財富。如果把這些財富全部用於軍事，那么明帝國的軍隊，真的要武裝到牙齒了。
總之，明帝國的綜合國力非常強，在當時世界上無任何國家可以抗衡。遠洋海軍（鄭和船隊）的戰鬥也非常強，就是把歐洲所有的海軍聯合起來，也無法與鄭和船隊對抗。明成主當初組建海軍的主導思想是搜捕建文帝，而不是擴大帝國貿易，更不是用來野蠻擴張。所以在鄭和七下西洋中，基本沒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因此明帝國的戰爭潛力沒能引炸激發。假如建文帝確實逃往了西洋某國，又得到西洋某國的支持。鄭和船隊會毫不猶豫地對其發動一場毀滅性的軍事打擊，鄭和船隊所到之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軍事與鄭和船隊抗衡。假如明成主中途改變了主意，要在西洋進行軍事擴張。明帝國可以在10個月內新組建4到6個“鄭和船隊”。將以南洋潘國為補給點，兵力源源不斷的輸送到西洋戰場。明帝國常年養兵約200百萬，比是西歐部隊的總和還要多，這部分兵中多數久經戰爭，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在7個月內聚集50萬大軍無任何問題。明帝國僅軍用船隻就有3800艘，如果不是後勤等因素的制約，明帝國一次就可新組建4至5個“鄭和船隊”。在民間還有大量的商船，許多商船都具備遠洋航海能力，常年往反於東南亞各地，這些商船都能為明帝國的軍隊運送後勤給養，有的商船本身就裝備有大量武器，戰鬥力強，就是直接編入帝國海軍也沒任何問題。明帝國靠自身的經濟支撐一場20年左右的大戰沒有任何問題，如果又在戰爭中實行以戰養戰，對交戰國進行掠奪，那明帝國能支撐到永遠。西方國家發動了長達100多年對外掠奪戰爭，國力不但沒減退，反而瘋狂膨脹。如果明帝國真的發動了那樣的戰爭，那將是整個世界的不幸，那又將是一場類似“成吉思汗”的征復戰，只不過這次戰爭是從海里打響。讓世界很幸運是，明帝國組建海軍的初衷不是野蠻擴張，相反給世界送去了文明與和平。隨著明成主的逝世，明帝國遠洋海軍也失去了發展的方向，職能也變得越來越模糊，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最終遺憾的沉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實力分析
在對待百姓的問題上面明朝與滿清的區別：大明王朝是在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的殖民統治後建立的一個華夏政權，從一開始，明朝的統治者就極其注意政府的組成和國家的治理，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可見，當時的統治者極其注意與民生息。而相對與滿清入關，暫不提起血 腥屠殺，滿清搞的是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讓中國的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在政權的組織形式上明朝與滿清的區別：有人認為明朝落後的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明朝出所謂"昏君"，滿清出聖君，他們的理由非常充足——明朝的皇帝幾乎不理朝政，而且可以幾十年不上朝，而滿清的皇帝都很勤勉，一定事必躬親。這種理由看似正確其實簡直是胡說八道，請問大家，現在的英國女王如果事必躬親那么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呢？明朝的政治體制非常特殊，如果我們仔細的研究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機構一直沒有出現混亂局面，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明朝在建國以後，太祖皇帝廢除宰相而設立內閣，建立了一種新的政府體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實不過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憲制國家修改使用的一種政治體制。首先，內閣是由官職比較低的文官組成，類似現在我們國務院的一個政府機構，文官體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為了一個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虛位，治理國家的任務也由一個人的家天下慢慢成為了君臣共為。皇帝的權力因為內閣的存在被極大的削弱了，比如明萬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結果只好以不上朝為名不見群臣，但是明朝的社會一直在向前發展，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文官體系。作為一個國家，是由一個獨夫完全負責好還是由一個文官政府集體管理好，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如果從民主上面談，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鋼鋒其人為人耿直，因為反對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書大罵嘉靖帝，但是誰知道，當時的海瑞不過是一個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個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這在被部分無恥文人歌頌為盛世的滿 清可能嗎？這說明了什麼？而且，明嘉靖帝最終沒有能把海瑞怎么樣。
一些人總是拿明洪武永樂朝時期的殺戮來說明朝之殘酷，然而滿清入關後進行數次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和滿清的更為殘酷的文字獄卻必而不談。明朝的抄家滅族，更多的是針對王公大臣官吏。而滿 清呢？大概沒有聽說過有哪個王公大臣因貪污腐敗被斬首抄家滅門的吧（敖拜的）很多人把明朝的錦衣衛和東廠拿出來說事，說明朝的統治有多么殘酷，又說明朝的政府是多么專制，這真是奇談怪論，明朝的統治如果是專制統治那么滿清就是地獄統治了。的確，明朝的確是存在機關，但是作為一個先進體制下的政府，有哪個沒有這種機構？比如英國有007機構,俄國有克格博機構,美國則有中央情報局。不過經過滿清267年的潑髒水，搞的世界上面好象只有一個大明朝才有機構，滿 清的血滴子即便有人可以說是杜撰，但是沾竿處是什麼東東？大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者，皆以謀反罪處斬，只怕沒有哪個朝代有此酷法吧。滿 清的統治遠遠在明朝之上，而且作為一個國家的皇帝，恐怕大明天子唯一歸屬自己完全管理的權力除去生殺予奪以外也就只有的這個機構了。我們還怎么能說明朝專制呢？
太監禍國問題：很多鸚鵡學舌的糊塗蟲一提明朝就說什麼明朝是什麼太監禍國，又說什麼這就表明了明朝的腐朽，其實如果我們認真的看待明朝的太監問題我們應該可以得出一個真實的結論——明朝太監問題並不是什麼國家的大害。明朝最著名的禍國太監不過就是王振、劉瑾、魏忠賢幾人，從清狗的歷史裡面看，似乎這些太監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太監，其實不然，中國歷史上面出現宦官亂政的朝代不過東漢、唐朝和明朝，唐朝自不必提，皇上都被太監當作傀儡了，東漢太監可以封侯，但是明朝不然，首先，明朝的太監一般都識文斷字，甚至是很有才華的（魏忠賢例外，不過魏的記性很好），皇帝用他們一般是做為幫助審批奏章(秘書性質的)，但是太監在政府中的權力很低，明朝掌管司禮監的宦官和文官政府一直在明爭暗鬥，但是始終沒有占過上風，在魏忠賢時期，太監在政府中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但是文官政府的體制已經根深蒂固，不是他可以動搖的所以在文官反擊之時，不但是魏，連他辛苦培植的什麼龍呀虎的還有那些黨羽全完了，因為文官政府雖然因為皇帝的支持被迫讓魏安插了一些人，但是政府的實際權力始終沒有減弱，這就是為什麼魏倒台明朝政府確沒有出現任何的動盪。
大明崇禎帝是明朝的名君嗎：部分人認為崇禎帝是明朝後期唯一的勵精圖治的名君，天啟帝什麼的都是昏君，其實這真是太抬舉崇禎帝了。我認為如果明天啟帝還在，明朝未必會亡。其實如果我們把天啟帝和正德帝相比，可以發現，天啟帝和正德帝幾乎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屬於喜歡蕭灑的皇帝，但是正德朝時期明朝的軍事行動幾乎都是成功的（也因此正德帝被稱為明武宗），明天啟年間後金雖然是占領了東北大部，但是要想進關還是難於登天的。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政治和軍事一直由文官政府協商解決，如果由一個人來主持，我看未必會贏。而崇禎帝登極以後，不斷的更換首輔，完全打亂了明朝的文官政府體系，一個國家那么搞能好嗎？
為什麼明朝會出現民主思想的萌芽：明朝末年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國比較成系統的民主思想，尤其黃宗羲所言——君為天下之大害，請問，如果沒有實際上面的民主制度萌芽黃宗羲的言論從哪裡來？
可見，本來明朝完全可以先於英國成為世界上面的第一個資本主義強國，另外，說一下明朝的太監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面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明朝的宮廷對宦官的培養和其他的朝代不同，明朝對太監的培養是按照文官的方式培養的，可以說，明朝的宦官在中國歷史上的宦官裡面整體素質是最高的同時為國家的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這些宦官英雄裡面首推明成祖年間的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宣揚國威，大長了我中華帝國的威風，連現在的西方國家也不的不認為世界上第一個航海家是大明朝的鄭和，其次才是達伽馬哥倫布等人。在鄭和以後，明朝起積極作用的太監也遠多於禍國者的，例如，明武宗正德年間，劉瑾亂政，八虎之一的太監張永陪楊一清西北平叛，一舉消滅叛亂，在回京後協助文官政府搞跨了劉瑾。在明憲宗年間，萬貴妃稱霸後宮，因為萬貴妃本人不能生育，便想方法殺死很多懷孕的妃子，結果搞的的憲宗皇帝幾乎絕後，多虧了門監張敏和司禮監的懷恩暗中保護了已經懷孕的紀氏，憲宗留下了骨血，也因此，張敏吞金自殺。明嘉靖年間，嚴嵩獨霸朝綱，也是太監黃錦協助徐介清除了這個朝廷中的大蛀蟲。還有萬曆朝時期的馮保，都是好太監。這種類似的事情太多了，不一一贅述。所以說，對於明朝的太監問題，我們應該一分為二的來看，而不應該打死。
當時西歐的強國是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西歐看來英國也是蠻荒之地。荷蘭被明朝將軍鄭成功打敗；西班牙雖然占領了呂宋，但按照鄭氏要求經常向台灣納貢；葡萄牙雖然騙取了澳門，但它們的澳門總督還是歸大明香山縣管。當時別說西方一兩個國家，就是整個歐洲加在一起，也沒有明朝強大。
說實在的，以前也一直覺得明朝實在太腐 敗了，什麼宦官專權、皇帝獨 裁、官僚黨爭，全在明朝。而滿 清呢？皇帝大多勵精圖治於國事，只不過時運不濟，恰好在中國的封建停滯期碰上了西方的資本主義上升期。最近幾個月思考這個問題，才發現歷史似乎並不如同我們原本想像的那樣。在下說幾個疑問：
一、先說明清的經濟
都說滿清的"康乾盛世"，何以只養得起80萬軍隊？而人口少於滿 清數倍的明朝卻養了200以上的大軍？而且明朝後期的軍隊裝備的多是價格更高的先進火器，而清軍主體仍是在使用原始的刀箭。滿清的照片遺留有很多，其中清軍之服裝齷齪如乞丐，而根據史書所記載，以往的哪個朝代軍隊的服裝不是明艷耀眼？滿清國庫常年空虛，而明朝國庫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盈滿的，作何解釋？且"康乾盛世"時滿 清之耕地面積竟然不過恢復到明朝崇禎時期末年的水平，實在令人大惑不解。英國大使馬嘎尼來華期間，記載北京街頭乞丐很多。許多百姓都是蓬頭拓面，衣杉襤褸，因此他形容滿 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中國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蠻人”時代（見馬嘎尼的中國行記）。反觀明朝，來華的眾多西方人士皆形容中國如人間天堂（見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以至我不得不開始懷疑滿 清的所謂"盛世"了。
二、再談獨裁
眾所周知，明朝許多皇帝不勤政，然而國家竟然能夠保持正常運轉。不勤政的冠軍當屬萬曆帝了，然而萬曆朝時期的對外戰爭均大獲全勝。真不知獨 裁的政權如何能夠在獨 裁者不問正事的情況下保持正常運轉，對外戰爭全勝的。再說滿清，滿清皇帝的勤勞大家也都是知道的，為什麼這么勤呢一切奏章都得自己批，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決斷，不知這算不算獨裁呢？大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者，以謀反罪論處。不知道是算什麼。在滿清的盛世時期，爆發了規模巨大的白蓮教起義，這是中國曆朝盛世所沒有的事情。明朝出了多少個思想家？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哪個不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巨匠？評中國古代十大思想家，明朝占了一半，而滿 清呢？似乎沒出過什麼大家。明朝殺人多殺王公官吏，貪官污吏，而滿清殺人多殺民間人士，這算不算獨裁啊？
三、再說官僚制度
明清都實行文官體制，但是實質卻大不相同。明朝實行科舉制，所有官員一律通過科舉選拔，保證了民間的優秀人才能夠為國家效力。而滿 清呢？也實行科舉制，但是只針對漢人（滿官是*血緣關係任命的），且規定官員中漢滿各半（看似平等，然而從文明程度和人口比例上看就發現不平等之處了），可是所有要職均由滿 人擔任。可見國家要員不是通過科舉選拔產生的，而是通過血緣關係產生的。不知這個制度究竟使中國的政治體制倒退了多少年呢？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懲辦貪官最嚴的朝代，而滿清的官員，民間傳“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諷刺滿 清的所謂養廉銀制度。而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貪官似乎也是出自盛世時的滿清吧。
再看明朝，對王公大臣各級官員懲罰極其嚴格，歷代皇帝所殺的皇親大臣不計其數（雖說過火），滿清呢？殺的似乎只是百姓，大臣卻未見動過幾個，一個奴 才和申還是等**皇帝死了之後才殺得動的。
四、再看軍事
明朝在衰落之時，尚能戰勝全盛時期的日本，打得小日本200年恢復不過來。以偏食打得橫行西半球的西班牙葡萄牙海軍灰頭土臉。在亡國之後，以一支私人武裝（鄭成功）竟把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打回老家。再觀滿清，以數十倍之國力與作戰，竟然打得割地賠款。西夷數千，竟然數次打進北京！？
明朝時期，軍隊已經普遍裝備先進火器，質量亦不遜色於西方，火炮之比例不遜於二百年之後之英國，火槍更是裝備了1/3以上的部隊。可是滿 清呢？在二百年後的戰場上，竟然還在用原始的馬刀弓箭衝鋒？！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五、再看開放程度
雖說有明朝洪武時期的片板不能下海，又有永樂朝時期歸天之後的禁海令，然而抗倭戰爭之後，所謂禁海令已經形同虛設，民間的海上通商十分繁榮（鄭氏家族的崛起就是明證），根據西方人士說，明朝是當時的世界海上貿易的中心，2/3以上的貿易都與明朝有關。自明天啟朝時期開始，明朝政府特別重視與西方的交流，並且任命了許多西方人士為朝廷高官重臣，輔佐政事，並積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文化思想與科學技術。民間文化更是興盛（甚至出現了發達的情色出版業）。再看滿清呢？閉關鎖國！那是真正的閉關鎖國！不許與外國貿易，不許外國人攜火器進入中國，不接受外國傳入的先進技術！
明朝末年神機營的編制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騎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總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桿(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 桿(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 斤；
手把口400 桿(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孫宗編煉的車營資料(標準車營)：
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騎兵2400人；輜重車夫512人；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總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其中鳥銃256枝；3眼槍1728枝；大小佛朗機共256挺；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門。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輜重車256輛。
明朝後期車營編制的詳細資訊(孫承宗和戚繼光)
關於車營的編制：戰車子營按照營－沖－衡－乘－車分5級編制。
每營4沖－每沖2衡－每衡4乘－每乘4車(偏廂車)，
合計戰車128輛，配屬給步兵子營使用。
步兵子營和騎兵子營則仿造戰車子營編制。
步兵子營每100人為1乘－400人為1衡－800人為1沖－4沖3200人為1步兵子營。
騎兵子營以50騎為1乘－200騎為1衡－400騎為1沖－4沖1600騎兵為1騎兵子營；
另配一個2沖的騎兵權勇隊(預備隊)，一共有2400名騎兵。
而在近200年後，清軍竟然還在使用原始的騎兵集團衝鋒的戰術。一支近代化裝備的軍隊竟然在200年不到的時間裡退化回了刀箭時代。
與西洋的不同
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西洋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龐大艦隊，為什麼沒有為中國開闢一片廣闊的殖民地？哥倫布的小小船隊可以把西方帶上船堅炮利、富甲天下的道路，為什麼鄭和宏偉的大洋探險卻沒有為中國開啟工業革命與近代化的大門
鄭和所處的明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超級大國———它的GDP占了整個世界的1/3強。地理大發現時代所有翻開世界歷史新篇章的航海家，不管是迪亞士還是達·伽馬，不管是麥哲倫還是哥倫布，假如他們的船隊與鄭和的船隊在印度洋相遇，一定會為後者的浩蕩氣勢與造船技藝所折服，並為自己的簡陋與寒磣而慚愧。但這一切不可能發生，因為鄭和探索大洋的壯舉整整比西方早了80年。
古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與今人大不相同
不過，600年後的今天，所有的榮光都掩蓋不住一個巨大的感慨：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西洋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龐大艦隊，為什麼沒有為中國開闢一片廣闊的殖民地？哥倫布的小小船隊可以把西方帶上船堅炮利、富甲天下的道路，為什麼鄭和宏偉的大洋探險卻沒有為中國開啟工業革命與近代化的大門？對明帝國而言，西洋究竟意味著什麼？
以上耗費中外無數學者心智的問題，至今並沒有一個確鑿不疑的答案。
或許我們應該反省：這樣的提問方式有無事後諸葛亮的嫌疑？畢竟古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都與今人大不相同。站在明王朝的角度，它是否得到了它想要得到的？對於渴望重振雄風、和平崛起的當代中國，宣揚鄭和遠航的和平精神是否有助於安撫其他國家的不安情緒？
在朱棣看來，他統治的地域與人群在理念層面應涵蓋整個世界，天下之主必須以德服人，懷柔萬方
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首先擺脫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桎梏，把目光放回600多年前。派遣鄭和遠航西洋的永樂皇帝朱棣聲稱：“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顯然，在朱棣看來，他統治的地域與人群在理念層面應涵蓋整個世界———儘管他甚至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寬。永樂大帝自視為宇內共主的理念根植於中國古老的政治倫理，這種倫理早在春秋時期便在《詩經》中經典性地表達出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尚書》、《周禮》等古代典籍中，思想家、政治家們更加詳細地刻畫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天子居中，統御八荒，其親轄的方圓千里之地，稱為“王畿”，其餘的臣民，根據與天子關係的親疏以及所盡義務的不同，圍繞天子排列成一個個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圓，分別被稱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統治者們根據繳賦、應役與朝貢情況，對複雜的同心圓層級結構進行了簡化，將天下分為“化內”、“羈縻”、“土司”、“外國”等。但不管“中國”還是“外國”，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輝普照之下。這種層級性的、一元中心的秩序迥異於主權獨立、疆界分明、一律平等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但它卻蘊含了一個天下太平的夢想，處於中央的國家，其統治者即天下之主，他必須以德服人，懷柔萬方，絕不應窮兵黷武。
鄭和遠航西洋在實踐上把傳統中國古老的政治理念前無古人地推向了新的高度
這種絕不以強凌弱的天朝風範，在面對海洋時尤其表達得淋漓盡致。翻開中國歷史，中央王朝陸上擴張的刀光劍影隨處可見，而在海洋方面，除了元朝對日本的遠征外，其他主動進攻的例子極為罕見。朱棣的父親，明帝國開國之君朱元璋語重心長地為他的子孫們開列了一張“不征諸夷國”的名單：琉球、蘇門答剌、占城、真蠟、西洋國、爪哇國……對它們絕對不允許主動興兵討伐。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不征之國”全部橫隔著茫茫大洋，內陸諸國榜上無名。
朱棣正是在傳統政治倫理的薰陶之下著手實施遠航西洋壯舉的。他深知，一個聖明君主應發揮體現天朝風範的“王道”折服宇內諸國，達致萬邦來朝的局面，東征西討，攻城掠地等超出國家安全之外的“霸道”則應予以杜絕。永樂三年（1405年），載著朱棣的野心與抱負，鄭和的艦隊出發了。這支15世紀最強大的海軍，七下西洋，沒有占領過別國的一寸土地，縱橫萬里，為的只是宣諭明朝皇帝的詔書，向各國國王頒賜銀印、冠服、禮品，鼓勵他們遣使入明朝貢，並在某些地方豎碑以示友好。天朝上國的風範確實折服了萬里西洋上大大小小的國家，無數的外國使節甚至國王、王妃、王子紛至沓來，虔誠地匍匐於大明天子的腳下。天下共主、一元中心、萬國來朝，得到了最徹底的體現。
西洋，一群“不征諸夷國”，一個明王朝聖恩普照的地方，一個天朝風範的最佳展示之地……鄭和遠航西洋的壯舉，在實踐上把傳統中國古老的政治理念前無古人地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600年前的明帝國，已經得到了她所希望的一切。
衰落原因
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制度讓高利貸成為明帝國農村經濟中無法割除的毒瘤，它最終葬送了這個曾經輝煌的帝國
公元1570年春，一次官場震動發生在明帝國，南直隸巡撫海瑞遭到參劾而辭職還鄉，此時距其上任僅8個月。對於龐大的帝國來說，一位後來被萬曆皇帝稱為“迂戇”的官員去職，顯得有些無關輕重。但其去職背後的原因，卻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數十年以後這個帝國的命運。
海瑞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干預了治下高利貸導致的農田所有權糾紛。就在此前不久，他還因為妥善地處置了帝國前首輔徐階家族侵占民田一事而受到稱讚。在海瑞所管轄的南直隸境內，徐階家族無疑是著名的豪紳富戶，據說其家庭成員多達數千，占有的土地被認為在二十四萬畝到四十萬畝之間。讓小戶百姓痛恨的是，這些土地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徐家人通過經營高利貸得來的。
徐階這位嘉靖皇帝時期的內閣首輔，對海瑞有著救命之恩。海瑞以“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上書痛斥嘉靖皇帝，被錦衣衛禁錮東廠，刑部主張判處絞刑，是徐階將此事壓置。但徐階退職回鄉以後，卻聽任家裡人橫行不法，按照當時的法令，他也必須受到刑事處分。
海瑞把有關徐家的訴狀封送徐階，責成他設法解決，最低限度要退還一半田地，並且逮捕了他的弟弟。海瑞的做法一方面顯示了自己執法的剛正不阿，另一方面也在減緩百姓不滿的基礎上，體現了愛人以德的君子之風。這種公誼私情兼顧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采取懲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者其他幾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廣為宣傳，使藉富欺貧者有所畏懼，而不是對所有類似的案件一一追究，也許他會在一種外張內弛的氣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卻開始了一場對高利貸糾紛的全面戰爭，每天收到的稟帖就有三千至四千件。如此一來，無數的敵人被他樹立在自己面前。
高利貸的形成
帝國初期，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便致力於讓中國回到傳統上簡單樸素的農業社會，使廣大的自耕農成為國家的基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地權的平均勢在必行，他有組織地消滅了全國的大地主和富戶，從而使得土地問題得到暫時的緩解。
但到了明帝國中葉，土地問題又變得尖銳起來。高利貸者以極高的利率大量放款於自耕農，借款者大多無法在期限內償還本息。當這種情況出現，放款者便會占有借款人作為抵押的土地。於是，明朝初期統治者極力避免的大規模土地兼併又一次出現。
諷刺的是，明帝國官方曾出台一系列法規對高利貸行為進行限制。如規定借貸利率不得超過三分，而且不論借款時間長短，利息總數不能超過本金的一半。此外還規定如果土地因為不能還貸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內仍可以用原價贖回。很顯然，這些法規並沒有被認真地執行。
因為在明朝並不存在信貸機構，放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勢力雄厚的大家族自不必說，就算是一般的自耕農，如果稍有積蓄，也會將其貸之於鄰里以取得利息，而借方的抵押品只可能是田產。這也是農村貧富分化的開始，隨著土地資產的轉移，一方逐漸成為地豪門富戶，而另一方則只能是陷於赤貧。這種情形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而高利貸的盛行，和明帝國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有著莫大的關係。大明立國初期發行的寶鈔由於沒有儲備金等原因，並不被民間接受，在數十年後就成為廢紙。而銅錢則由於私鑄盛行，各種雜有鉛錫、形制濫惡的劣質銅錢充斥市場，使得使用者怨聲載道，更有人拒絕使用。於是無需鼓鑄的碎銀不可避免地成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貨幣。
儘管通過和西班牙人的貿易取得了巨大的順差(據估計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開採的白銀有一半以上流入中國)，但銀本位事實上的實行還是帶來一些問題。首先，碎銀並非政府的財政機構統一發行，主管當局就無法調節全國貨幣的流通量。其次，白銀是一種貴金屬，缺乏足夠的廉價金屬貨幣作為輔助，必然使得零售業受到影響。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富裕家庭如果不放債買田，更加傾向於儲藏金銀(如埋藏於地下)。於是通貨緊縮就隨之出現，使得農民借款更加不易，高利貸活動更加活躍。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業法律，在信用貸款中可以使用商業票據，以補充貨幣流通量的不足。但明帝國開國以來施行重農政策使得政府並不屑於制定商業的條文，涉及商業的糾紛被看成私人之間的事情而與公眾利益無關。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商業活動受到諸多方面的限制，商業流通的不順利無疑會對貨幣的流動速度造成影響，成為通貨緊縮的原因，也會促使高利貸活動更加盛行。
無解的高利貸困局
明帝國政府沒有大力發展商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願意承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在一個以維繫倫理綱常為前提的國家，對私人財產絕對的尊重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傳統的倫理綱常也有它的特點，儘管財產所有權的維護和遵守契約的義務，不能在大量的商業中徹底維持，卻最有效地體現在農村中的租佃以及抵押上。這些契約所涉及的範圍雖小，但它的不可違背性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習慣，農村中的士紳就可以保證它的執行，很少需要來驚動官府，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整個帝國的農村經濟就無從維持。
對農民的剝削，決不僅限於徐階家族這種突出的個案。數千年以來，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在當時，高利貸已經是文官集團家庭經濟的基礎。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債買田，是構成農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儘管富家的沒落和貧家的興起不斷印證著“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但這種個別成員之間地位的轉變並不會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剝削和被剝削這兩個集團依舊穩定地保持著。
像大地主徐階家族那樣無限地通過巧取豪奪擴充家產，已經和文官集團的整體利益發生了衝突。他的所為已經激起民憤，對整個官僚政治體系構成了威脅。所以無論出於哪一方面的考慮，文官集團都不能容忍他繼續為所欲為。隨著案情被揭發，徐階就受到了整個文官系統全面的攻擊，即使在海瑞被罷官後仍遭到清算。最終其家庭所有的土地都被沒收，大兒子被發配戎邊，僅僅其本人在張居正施以援手後才免於受罰。
但海瑞干預高利貸下的土地所有權糾紛，姑且不論其倫理上的根據和法律上的是非，僅以他個人的力量，憑著往日的清名作為資本，站在左右著整個帝國的文官集團的對立面，試圖改變整個社會機器的運轉，顯然除了勇氣，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依靠。這樣看來，“志大才疏”的評語並不完全是污衊。
一位名叫戴鳳翔的官員在參劾海瑞的奏章中說，在海瑞的轄區內，佃戶不敢向地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貸方還款。儘管其說法有偏幫高利貸者的嫌疑，但如果把這種現象說成一種必然的趨勢，也不失為合理的推斷。如果這種現象一旦發生並蔓延至全國，則勢必危及帝國統治的安全。所以戴鳳翔的奏章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直接導致了海瑞的去職。
海瑞這位好心的巡撫永遠也無法明白，為什麼農村的信用貸款不能合理解決。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僅僅依靠官員的約束，高利貸根本無法避免。何況多數官員自身就是高利貸者。
明帝國最終也沒有解決高利貸的問題，在一次次的借貸過程中，農村的土地不可逆轉地走向了集中。後果就是大量被帝國賴以為基礎的自耕農失去土地，在災荒之年更是如此。在東部沿海，發達的手工業還可以吸納一定數量的就業人口，這種力量甚至穿越太平洋，依靠著馬尼拉航線一年一度的運輸，讓拉丁美洲的紡織業徹底衰敗。
但在中西部內陸，土地被兼併的後果就是流民四起。明帝國末期持續70年的小冰河時期的到來，更是加劇了這種狀況。北方女真民族的興起讓帝國不得不加重賦稅以增加軍費，而持續數十年的乾旱卻讓農民無力承擔這一重負。自然災害和賦稅的增加更加速了土地兼併，當一個名叫李自成的前郵局下崗職工出現時，他領導的流民武裝最終宣告了這個帝國的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