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區郵票

旅大區郵票

自1946年4月1日至1950年5月旅大解放區郵票共發行了25套,其中紀念郵票16套,普通郵票9套,總計68枚,(不含尚有爭議的“沙河口加蓋”普通郵票一套2枚),以及郵資明信片4種,是我國解放區郵票中紀念郵票發行較多的地區之一。旅大解放區郵票僅短短的使用了4年零3個月,但它見證和記錄了那段極其特殊的歷史。

歷史背景

旅大區郵票旅大區郵票

旅大地區位於遼東半島的最南端,東、南、西三面被黃海和渤海所環抱,南與山東半島隔渤海海峽相望,北依廣袤富饒的東北大地,是扼守京津的門戶。正是因為這種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水陸路交通要衝,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發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帝國主義在爭奪東北地區殖民地“狗咬狗”的日俄戰爭,這裡都是陸地的主要戰場之一,至今在旅順、金州還存有那時的戰爭遺蹟遺址,在中國近代史上用血與淚寫下悲壯而濃重的一筆。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曾經形象地比喻:“一個旅順口,半部中國近代史。”、“一山擔雙海,一港寫春秋。”1905年1月2日,俄軍投降,日俄戰爭的旅大爭奪戰結束,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旅大地區,從而對旅大人民進行了長達40年的殖民統治。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也是促進中國紅十字會誕生的一個主要因素。

1945年8月8日夜,前蘇聯政府依照當年2月11日蘇、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在蘇聯的黑海海濱城市雅爾達(今屬烏克蘭)簽定的《雅爾達協定》有關條款,照會日本政府,對日宣戰。8月9日零點,蘇聯紅軍從中蘇、中蒙邊境出兵中國東北地區。8月10日,蒙古政府對日宣戰,從中蒙邊境出兵中國東北地區(當時的國民政府不承認蒙古政府)。短短几日,蘇聯紅軍在東北抗日聯軍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日本精銳部隊關東軍,致使日本走向了徹底失敗的邊緣。8月14日,中國國民政府代表王世傑與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定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屬檔案、《中蘇關於大連之協定》、《中蘇關於旅順口之協定》等,依此規定了蘇聯紅軍出兵作戰的經費等問題,以及旅順口作為蘇聯紅軍的海軍基地,大連為自由市,大連港為自由港,旅大地區為蘇聯紅軍的軍事管制區,國民黨勢力不得進入等,租期為30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22日,蘇聯紅軍後貝加爾方面軍副司令伊凡諾夫中將率領250名空降兵降落在旅順土城子機場,宣布就任旅順警備司令部司令;雅曼諾夫少將率領250名空降兵降落大連周水子機場,就任大連警備司令部司令。同日,部分蘇聯紅軍戰士乘坐火車從金縣石河驛(今大連市金州區石河街道辦事處)進入金州,成立了金州警備司令部。劃分自遼東半島西岸(渤海)侯山島灣(今普蘭店灣),向東經石河驛至杏樹屯的鄒家嘴子到遼東半島東海岸(黃海)為一線,此線以南的的陸地部分以及此線以南的長山列島的島嶼這一區域為蘇聯紅軍軍事管制區,這就是當時民間俗稱“崗里”。這條線就是今天大連市金州區的石河街道辦事處、向應鎮華家屯鎮、杏樹屯街道辦事處與普蘭店市(剛解放時稱為新金縣,1991年改稱為普蘭店市)分界線,從今天的中國行政區地圖上看,就會發現大連市金州區與普蘭店市的行政區界線幾乎就是一條直線,線北的地方民間俗稱為“崗外”,在解放戰爭時期,由於這條線的特殊性,國民黨軍隊不敢靠近,東北民主聯軍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成為了安全的大後方,因而這條線被稱為“屋檐下的解放區”,為東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至此旅大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獲得了徹底地解放,以此,形成了今天的旅順、大連、金州和長海縣的行政區域,這也是後來的旅大解放區郵票使用區域,陸地面積為2399平方公里,旅大地區也成為了我國特殊的解放區。正是因為旅大解放區區域面積小,郵票發行量小,使用區域範圍小,因而郵票的存世量比較少,實寄的封、片存世量就更少,因而在市場上的價格格外高,經常是一封難求。大連著名的集郵家康永昌前些年從山東收集到當時從旅大解放區最東北端的金縣杏樹屯(今大連市金州區杏樹屯街道辦事處)寄往山東的信函,他為此還到杏樹屯拜訪過當年寄信人的後代,了解當時的一些通郵情況,是很好的郵政和集郵史料。

1945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東北局派韓光首次來大連與蘇軍警備司令官接洽。經過秘密商定,由中國共產黨迅速派幹部來連組建黨政領導機關。12日,韓光由大連返回瀋陽,東北局任命韓光為大連市委書記,並決定抽調一批幹部赴大連。中旬,韓光重返大連,遵照東北局關於“搶形勢”、“搭架子”的指示,著手組建中共大連市委(是指當時的大連市,只是今天大連隊市區大部分區域,初期曾以工委名義開展工作)。中共膠東大連支部及大連抗盟分會、大連社會科學研究會等革命組織,即與市委接上關係,並在其統一領導下進行活動。11月初,正式組成旅大地區解放後第一屆中國共產黨大連市委員會,韓光任書記,呂塞、陳雲濤於會川張致遠、趙東斌、王西萍、唐韻超等為委員。由於當時的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之間有外交關係等原因,旅大的黨組織處於地下秘密狀態,暫時不對外公開,但與蘇聯紅軍當局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1月8日,大連市(今大連市主城區大部分)政府成立,任命遲子祥為大連市市長,陳雲濤為副市長。11月25日,旅順市(今旅順口區)政府成立,王世明任市長,陳民立任副市長。12月16日,金縣各界代表會議推選曹世科為縣長、李建東為副縣長,籌建金縣政府,翌年1月2日舉行慶祝金縣(今金州區和甘井子區大連灣街道辦事處)政府成立大會。雖然旅大的黨組織處於地下秘密狀態,但在這些民主政府中,共產黨員占主導地位,大多要害部門的負責人都是由共產黨員擔任。因為當時國民黨大連市黨部已經掛牌,國民黨政府也整天叫囂著要接收大連市,根據當時錯綜複雜的形勢,為防止國民黨勢力接收大連市,我黨積極採取有效的措施,在蘇聯紅軍司令部的默許下,於1946年1月,將市郊6區:革鎮堡區、南關嶺區、營城子區、欒家屯區、小平島區、岔溝區與市內的甘井子區合併成立大連縣政府(今甘井子區大部分和沙河口區一部分),這樣就減少了大連市的所轄面積,如果國民黨政府真的接收大連市(這時的大連市轄中山、嶺前、西崗、沙河口和南山5個區),那只是很小的一塊區域,面積近100餘平方公里。隨著各民主政府相繼建立,我黨開始積極著手恢復和建設城市功能,以滿足廣大人民的生活需求。1946年3月18日,地下黨員沈緒(又名沈旭)等人受黨組織的委派開始接受日本“關東遞信官署遞信局”及其所屬大連中央郵便局及17個郵政分(支)局。1946年4月1日,是旅大地區聞名於世的“四一大接收”,就在這一天,大連的郵局開始恢復營業,當日使用了一套6枚由日本一次、二次昭和郵票及風景郵票加蓋“遼寧郵政暫作XX”普通郵票,開始了旅大解放區郵票的紀元。由於當時條件所限和時間倉促,這套郵票是遼寧郵政管理局從東北解放區帶過來的“本溪湖加蓋”票,是用膠戳手工加蓋的。4月7日,旅大郵政管理局在《新生時報》(該報是在接管原《泰東日報》的基礎上,於1945年10月30日創刊,為旅大地區解放後的第一份報紙,是當時的大連市政府機關報,1947年5月16日停刊,與旅順市的《民眾報》合併,於5月20日創建關東行政公署機關報《關東日報》,1949年4月1日又與我黨的旅大區委機關報《大連日報》合組為旅大區委新的機關報——《旅大人民日報》)發布公告,大致內容為大連市內17處郵政局、所在4月1日恢復通郵,辦理平信、掛號、印刷物(報刊等),市內平信1元,掛號4元;外埠平信5元,掛號15元;印刷物每百公分2角。通郵路線有大連市經由煙臺通往中國各地,大連至旅順、營口、遼陽、安東(今丹東市)、通化之間,瀋陽、長春、哈爾濱由於戰事等原因暫不通郵。營業時間為上午9點—-12點,下午1點—-4點。

發行情況

旅大區郵票旅大區郵票

自1946年4月1日至1950年5月旅大解放區郵票共發行了25套,其中紀念郵票16套,普通郵票9套,總計68枚,(不含尚有爭議的“沙河口加蓋”普通郵票一套2枚),以及郵資明信片4種,是我國解放區郵票中紀念郵票發行較多的地區之一。旅大解放區郵票發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1946年4月1日至1949年元月,在日偽、偽滿郵票上加蓋暫作改值後使用,後來從1949年4月1日到1950年5月使用自己設計、印刷、發行的新型郵票。第一階段旅大(關東)郵政(電)共發行了加蓋暫作改值郵票15套48枚,其中普通郵票5套,紀念郵票10套,在這些郵票之中雖然看不到精美的圖案,但是這一時期的一些加蓋變體郵票是旅大解放區郵票中的珍品。1946年5月1日發行的《四一接收紀念五一勞動節》一套3枚郵票(編號旅大2)是旅大解放區第一套紀念郵票,是中國解放區郵票中第一套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郵票,也是第一套雙重紀念郵票。以及解放區郵票中第一套紀念魯迅先生的郵票——1946年10月19日發行的《中華民國魯迅逝世十周年》一套3枚(編號旅大6);第一套紀念十月革命節的郵票——1948年11月7日發行的《紀念卅一周年十月革命節》一套3枚(編號旅大12);第一套紀念蘇聯建軍節的郵票——《慶祝蘇聯建軍節二十九周年》一套3枚(編號旅大7)都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這一階段發行的其它郵票分別為:1946年7月7日的《七七抗戰紀念》一套3枚(編號旅大3)、1946年8月15日的《中華民國八一五光復一周年》一套3枚(編號旅大4)、1946年10月10日的《中華民國雙十節紀念》一套3枚(編號旅大5)、1947年5月1日的《紀念五一勞動節》一套3枚(編號旅大8)、1947年9月15日的加蓋“中國關東暫作”一套4枚(編號旅大9)、1948年2月23日的《慶祝蘇聯建軍節卅周年》一套3枚(編號旅大10)、1948年8月的加蓋“關東郵政暫作”一套3枚(編號旅大11)、1948年11月7日的《紀念卅一周年十月革命節》一套3枚(編號旅大12)、1948年11月15日的《慶祝四八年關東農業勞模展覽大會》一套2枚(編號旅大13)、1948年11月的第一次小字加蓋“中華郵政關東郵電暫作”一套2枚(編號旅大14)和1949年1月的第二次大字加蓋《中華郵政關東郵電暫作》一套4枚(編號旅大15)。1949年3月30日關東郵電總局發布第五二號命令,大致內容為:新印製的郵票已按數發下,於4月1日啟用,以往發行的加蓋暫作改值郵票於3月31日停止銷售,4月1日至7日這段時間內可以按數兌換新發行的郵票(《生產交通圖》),逾期一律作廢,禁止使用。

改版郵票

雖然這些加蓋暫作改值郵票在當時的生活、生產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蓋的內容也是積極向上的,但是繼續使用在日偽、偽滿郵票加蓋的郵票與時局不符,有損民主政府和人民郵電的形象和聲譽,關東行政公署和關東郵電總局都下發公函迫切要改變這種舊面貌。關東郵電總局分別於1948年8月8日和14日,兩次在《大連日報》(《大連日報》名稱的沿革:1945年11月1日,創刊,報名《人民呼聲》,是中共大連市委機關報,當時是以大連市職工總會的名義辦刊,1946年6月1日,更名為《大連日報》,1949年4月1日,與《關東日報》合併成為《旅大人民日報》,1956年元旦,易名為《旅大日報》,1981年3月1日,改稱為《大連日報》至今),8月5日、6日、8日和9日四次在《關東日報》刊登徵集新郵票圖樣啟事,很快就徵集到郵票圖稿100餘幅(現在又有新的考證結論為26幅,但還需要進一步確認)。1949年4月1日,是旅大解放區黨組織正式對外公開的日子,這一天也是旅大解放區第一套由自己設計、印刷的郵票《生產交通圖》(編號旅大16)誕生日,該普通郵票一套三枚,其中伍元“工人農民圖”(綠色)、拾元“火車輪船圖”(橘黃色)是由大連一家百貨公司的廣告員寧秀山繪圖;五十元“大連港”(紅色)是由秦少浦繪圖。自1949年4月1日至1950年5月間,共發行新型郵票10套20枚(含再版票),其中兩套普通郵票是以《生產交通圖》中的伍元和拾元兩枚郵票分別於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加蓋暫作改值郵票,前者是1949年9月加蓋,為一套4枚(編號旅大21),是用鉛字機蓋;後者是1950年5月加蓋,為一套2枚(編號旅大25),是石印加蓋,且加蓋的是篆體字,它是旅大解放區郵票的關門票,為旅大解放區郵票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還有一套票是1949年7月7日發行的《交通圖》(編號旅大19)普通郵票,該票為一套1枚,圖案與面值和《生產交通圖》中的50元“大連港”完全相同,只是顏色由原來的紅色變為深紅色,下框內的“關東郵電總局”改為“旅大郵電管理局”。1949年9月1日發行的《紀念九三勝利四周年及大連工展開幕》郵票一套1枚(編號旅大20)面值10元和1949年11月1日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郵票一套1枚面值35元(編號旅大22)都是三色套印,這在中國解放區郵票中是少有的,可見旅大當時的印刷水平是走在全國的前列,在中國解放區郵票中僅在旅大區和東北區印製發行過彩色郵票,這兩套郵票都是由曹鴻毅設計、秦少浦繪圖,前者還有再版票,原版顏色為淡藍和深藍,再版顏色為橄灰和藍色;後者更是中國郵票中第一套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郵票,也是中國郵票中第一枚展現新中國國旗——五星紅旗的郵票,在中國郵票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曹鴻毅是旅大郵電管理局辦公室秘書,當時很年輕,還不到20歲,雖然他不會繪畫,但他的腦子特別靈活,善於出點子,與秦少浦合作還設計了於1949年12月20日發行的《偉大的世界革命導師中國人民最親摯的朋友史達林元帥七十壽辰紀念》(編號旅大24)郵票一套2枚,這套郵票是中國郵票中迄今為止票名字數最多的郵票。1949年5月1日發行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編號旅大17)一套1枚“工人圖”面值10元、1949年7月1日發行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紀念》(編號旅大18)一套1枚“毛澤東像”面值50元和1949年11月7日發行的《偉大蘇聯十月革命節三十二周年紀念》(編號旅大23)一套1枚“列寧、史達林像”面值10元郵票都是由寧少舫設計的。前兩套郵票都發行了再版票,“工人圖”原版顏色為朱紅色色,再版為玫瑰紅色;“毛澤東像”原版顏色為淺紅色,再版為紅色。《偉大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是中國郵票中第一枚印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史達林像的郵票,也是中國郵票中第一套印有外國人物肖像的郵票,它還是一套錯票,與1953年中國人民郵政發行的紀20《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未發行)同犯一樣的時間概念性錯誤,是先發生了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發生後好幾年才建立起“蘇聯”這個國家,因而紀20《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紀念》郵票被取消發行,重新印製了紀20《偉大的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紀念》,從而導致了未發行票成為中國珍郵

各類郵票

旅大區郵票旅大區郵票

由於旅大解放區是蘇聯紅軍軍事管制區,旅大區發行的郵票很多都與蘇聯有關,這是在全國其他解放區所沒有的。旅大解放區人民郵政的管理機構名稱在4年之中四易其名,1946年6月1日,旅大郵政管理局與旅大電政管理局合併,組建成旅大郵電總局,1947年4月3日更名為關東郵電總局,1949年5月1日又改稱為旅大郵電管理局。

另外,1949年12月15日,旅大郵電管理局為慶祝亞洲婦女會議在北京召開,報請旅大行政公署計畫發行《亞洲婦女會議紀念》郵票,因該會議已於12月10日在首都北京召開,且郵票圖樣不符合要求而未獲批准。1950年3月10日旅大郵電管理局發行了與中國人民郵政發行的《天安門圖案(第一版)》普通郵票圖案相同的普旅1《天安門圖案》普通郵票一套5枚,分別為5元、10元、20元、35元、50元和100元,幣制為關東幣,是新中國普通郵票中的珍品。它與新型的旅大區票一同使用,但它不歸屬於旅大區票範圍內,集郵界將它歸類於新中國普通郵票範疇。雖然存在著一些爭議,有人認為應該與華北解放區的《天安門圖案》郵票一樣,把它也歸於解放區郵票行列之中,但通過研究,大多數人還是把它歸納於新中國普通郵票之中,這一點基本得到集郵界的認可。但3月10日的發行日期存在著很大的疑問,現在發現該票有在3月10日之前的實寄封,而且日期早了很多。

1949年9月1日,旅大郵電管理局為紀念九三勝利四周年及大連工業展覽會開幕,發行了區內、外郵資明信片,規格為94X142mm,凸版印刷。一種郵資圖案與當年5月1日發行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工人圖)郵票圖案相同,將郵票上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文字改為“中華郵政”,面值10元(關東幣),為區內使用。另一種為郵資圖案與當年7月1日發行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紀念》(毛澤東像)郵票圖案相同,將郵票上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紀念”文字改為“中華郵政”,面值為25元(關東幣),為區外使用。這兩種郵資明信片的背面左下角都分別印有6種圖案:旅大紀念碑、帆船、輪船與飛機、農舍、海鷗、輪船碼頭。因而每一種都是由6枚片組成,現在要收集到這兩種全套12枚片,難度很大,經過實寄的片就更難了,每枚品相好的片目前的市價至少在2000元左右,有的甚至還要高得很多,特別是經過實寄的片,價格更是高得出奇。1950年夏,由於改使用東北幣,又在“工人圖”區內片的郵資圖上加蓋藍字“改作一千伍佰元”,在“毛澤東像”區外片的郵資圖上加蓋黑字(綠字)“改作貳千伍佰元”和在郵資圖右邊空白處加蓋紫紅色“另加紙費伍佰圓”。據金州集郵家王金周老先生回憶,當時他正在讀國小,1949年9月發行的2種明信片中,由於幣值的調整,一些沒用使用的新片,為了廢物再利用,在上面印上了《解放區的天》等一些革命歌曲,發給學生們練習唱歌,當時他有不少,很可惜當時對集郵理解不深,只顧積攢一些郵票,因而沒有將這些珍貴的明信片保存下來。1949年的2種片,發行日期不少人認為不是9月1日,大連的集郵家孫述芬老師等人在編撰《大連集郵史》時認為是8月28日,但旅大郵電管理局在9月6日給旅大行政公署的呈文總發二十三號、業字第九十六號檔案上已明確說明: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周年及大連工業展覽會開幕特發行紀念郵票一種及區內外明信片,於九月一日使用,理合附屬檔案呈請,懇請批准與備案,謹呈。可見該片是與編號為旅大20的《紀念九三勝利及大連工展開幕》郵票是同一天發行使用的。解放區的郵資明信片只有華東區、旅大區、華北區和東北區發行使用過,但旅大區發行和使用的種類和枚數都是最多的。

郵票設計家

在旅大區自己設計、印刷郵票階段,共湧現出寧秀山秦少浦寧少舫曹鴻毅4位郵票設計家,其中寧秀山和寧少舫還是同胞兄弟,但二人彼此都不知道對方設計了郵票,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他們才知道哥倆兒都參與了當年旅大區票的設計工作,可見當時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如此到位,這在中國郵票史上是少有的,為後人留下了一段傳世佳話。

紀念郵戳

旅大解放區郵票的發行使用過程中,沿用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梳式日戳,這也是旅大區和東北區所獨有的,由於旅大地區有蘇聯紅軍長期駐軍,1950年元旦開始,在一部分日戳上使用了俄文。在旅大區票的發行過程中還使用了7枚紀念戳,其中“遼寧郵政四一接收紀念五一勞動節”這枚紀念戳是解放區郵政史上第一枚紀念郵戳,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這些戳為戳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在大連這兒,康永昌和劉恩善對此項研究頗有建樹。旅大郵電管理局在1950年還發行了3種郵票彙編冊。

免費郵寄

在旅大解放區郵政史上有過2次免費郵寄,第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不久,1949年11月,為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32周年,旅大郵電管理局在11月3日發布了總發第六號業字第一四○號通告(現存於大連檔案館),11月6日在當時的《旅大人民日報》(今大連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這則通告(詳見複印件照片),其內容為:

為慶祝偉大蘇聯十月節免減辦理郵電業務事

為慶祝偉大蘇聯十月節卅二周年以下列措施,表示鄭重祝賀:
一、郵政方面:自十一月三日至十日止,凡寄往旅大區黨委、蘇軍司令部、旅大友協、旅大人民日報社、實畫報社等地代表轉至“史達林元帥”“毛主席”等字樣的感謝信、致敬信、簽字表、內容無通訊性質者,不論其單件或總束皆按免費寄遞,如寄信人有特殊要求時可按免費雙掛號辦理。
二、電報方面:自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內凡機關團體向各級機關之祝賀性質之電報一律免費。
三、電話方面:自十一月七日至十日止減價發放電話,全旅大區新裝每具電話裝設費六千元(筆者註:為關東幣)現收四千元整,減價百分之三十三,不限機關、團體及一般商號等均予辦理。
正是報紙記錄了這段珍貴的免資郵電史。

第二次是在1950年1月1日,旅大郵電管理局開辦了哈爾濱、吉林等27個城市一般電話、快遞郵件,以及四川、廣西等地郵政包裹業務,並免費郵寄烈士遺物。

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第一次的信件都是寄給咱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主席”和當時的蘇聯國家元首“史達林元帥”這2位特殊的人物,或許那時的檔案沒有公開,集郵界至今也沒有見到當時的郵件真面目。第二次開辦免費郵寄烈士遺物業務,使用的都是包裹單等收據,都在郵局保存,或許在放置到一定的年限都給銷毀了,或許那時郵寄包裹的人很少,或許知道此項免費政策的人很少,再加上辦理此項業務的時間很短,故辦理此項業務的就更少。這也是僅在現在的檔案材料中見到這項規定,但至今也沒有見到實物,或許到四川、廣西等地尋找,會給旅大郵政史留下實物的證據。在集郵界中,沒有人提及旅大解放區的2次免費寄遞,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問題研究

提及旅大解放區郵票,還有一些不明的問題需繼續去探究,畢竟時間不等人啊!

其一是1946年初夏的“沙河口”加蓋暫作改值一套2枚普通郵票現在依舊存在爭議,仍未列入旅大區票範圍之中,集郵界著名的旅大解放區郵票研究家何宏和劉恩善等人通過多年的實地調查和研究,訪問了當時的郵政局領導、郵政局視窗的售票員和郵票的購買者,認為這套郵票應該為真票。由於當時郵局剛恢復營業不久,沙河口地區的郵政部門從上級領取的一些面額郵票不夠使用,通過請示相關領導,經同意後在日偽一次昭和3錢(綠色)和6錢(橘黃色)的郵票上手工加蓋“暫作壹圓”和“暫作伍圓”,並將原郵票上的“大日本帝國郵政”字樣用兩道黑線劃銷,僅在沙河口郵局及其附近的幾個小郵局出售使用。因為現在沒有當時的檔案和實寄郵品來佐證,以及何宏先生和劉恩善先生當年所訪問的當事人已經離開人世,因而還存在懸念。雖然未見實寄的郵品和檔案,但也不等於該票就不是真票啊!筆者還特地詢問了該郵票“暫作伍圓”持有者之一,70多歲的王金周老先生,他回憶說,這套郵票肯定是當時的加蓋票,他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了解這套郵票,並一直在找機會尋到它。1981年春天,他的朋友,著名郵票設計家張克讓先生到大連,他們會面時,王先生通過張克讓認識了大連市建委基建處孫處長(具體名字現在記不起來),閒談中得知孫處長手中有一枚“沙河口”加蓋5元票,經張先生協調,王先生用2個1980年《庚申年》生肖方聯郵票換來,現在兩個第一輪生肖猴票方聯已經升值為2萬6千元左右。2006年夏天,我在研究旅大區票時,王金周先生將珍藏的加蓋票拿出來讓我拍照,該票是一枚使用過的郵票,很可惜右上角的銷戳不夠清晰且蓋得過於靠近邊緣,沒能確切地反映出當時的具體信息。他還把當時他和張克讓、孫處長的黑白合影照片拿給我看。2008年4月15日的《大連集郵》(2008年第二期,總第218期)刊登了83歲的老集郵家徐沛然先生的文章,他回憶了當時與旅大嶺前區吳福善先生交往的事情,他們都是新光郵票會會員,徐老喜好收集區票,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他們通信交流,特別是吳福善先生的旅大區票多而精,曾寄給他多套“沙河口”加蓋郵票。徐先生在當時還曾讓給北京的沙伯泉先生一個該套郵票的四方連,在當時也沒有任何異議。在與吳福善的交往中,吳先生都非常講信譽,郵票都是從旅大區的郵局中買回來後與郵友交流,根本就不像是制假售假之人。只是在幾年之後,說這套郵票是偽加蓋,理由是大連的早期普通郵票都是手工加蓋,未見有機蓋票,故未列入旅大區票中,這個觀點也是有很大的漏洞。

二是在郵票目錄中,編號旅大3—15的加蓋改值郵票是《泰東日報》社印刷廠鉛字機蓋,可是查閱歷史資料,由日本人把持了37年之久的《泰東日報》在1945年10月上旬被蘇聯紅軍司令部勒令停刊,依法將其取締並以敵產收回,那它的附屬印刷廠也同時被收回。並於當年10月30日創刊《新生時報》。《泰東日報》社已經不存在了,怎么會給1946年7月後的郵票進行鉛字機蓋呢?旅大區第一套郵票是沈旭等人從崗外(當時旅大老百姓對蘇軍控制線以北地區的俗稱)帶來的,第二套票是在旅大本地手工用牛角戳加蓋的,那么第三套票至第十五套票到底是哪些印刷廠機蓋的呢?經過與旅大區票研究會的康永昌會長、王威秘書長等人交談和翻閱一些歷史檔案資料,應該是《新生時報》印刷廠和《大連日報》印刷廠承印的,這一點還需進一步研究。其三是現在大多目錄中提到編號旅大22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郵票發行日期為1949年11月1日。也有根據1981年5月號《集郵》雜誌上的文章《旅大地區郵票彙編》中,該郵票邊紙上印有的文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來推斷郵票為1949年11月15日發行的。還有根據香港知名集郵家、郵商楊乃強所編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圖鑑》,認為該票的發行日期為1949年11月16日。但從現在已知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與該票有關的3種資料:(1)1949年10月29日旅大郵電管理局致函旅大行政公署,並附郵票樣品,函中的大致內容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盛典,茲於11月1日發行套三版六色紀念郵票一種,票額35元。(2)10月31日,旅大郵電管理局以業字一三四號公文報告旅大行政公署,公文大體如下: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盛典,茲於11月1日發行套三版六色紀念郵票一種,票面額35元,印製45000張。樣本付文呈請,懇祈使用備案。(3)旅大行政公署於11月3日發出批覆指令:核該局業字134號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盛典,擬於11月1日發行紀念郵票乙案,查核可行,準予此呈,此令。目前國家郵政局資料室中有一枚蓋有1949年11月6日日戳由大連寄往北京的該票實寄封,大連的旅大區票研究家徐英南老先生持有一枚銷有1949年11月8日大連日戳的該票信銷票,他在2006年5月號《大連集郵》撰文,推斷該郵票的發行日期應該至少應該為1949年11月3日。在2007年1月5日,筆者收到外地郵友發來的電子郵件,見到清晰蓋有1949年11月3日大連郵政日戳信銷票。究竟是哪一天發行該票,還需研究,還需實寄郵品來進行證明。但筆者以為,還是1949年11月1日發行比較合理可行,依據是編號旅大20的《紀念九三勝利四周年及大連工展開幕》已公認發行日期為1949年9月1日,但是旅大郵電管理局是在1949年9月6日才向旅大行政公署呈文總發第23號,業字第96號公文;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周年及大連工業展覽會開幕,特發行紀念郵票一種……,於九月一日使用,理合附屬檔案呈請,懇乞批准備案,謹呈。既然這個公文雖然滯後,但並不影響其郵票的9月1日發行日期,那么編號旅大22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郵票也應該是旅大郵電管理局在函件和公文中的申報發行日:1949年11月1日。

票面面值

旅大區票發行的過程中,先後使用了兩種貨幣作為票面面值,分別是蘇聯紅軍司令部發行的貨幣紅軍券和關東銀行發行的關東幣。其中自1946年4月1日編號旅大1“遼寧郵政暫作”改值郵票開始,到1948年11月7日發行的編號旅大12《紀念卅一周年十月革命節》郵票止,郵票的面值都為蘇聯紅軍券。1948年11月14日,關東行政公署發布訓令,由關東銀行發行地方貨幣——關東幣於當天開始使用,從11月15日發行的編號旅大13《慶祝四八年關東農業勞模展覽大會》郵票開始,至1950年5月發行的編號旅大25第二次加蓋暫作(篆字)郵票止,使用的是關東幣。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0月8日郵電部郵政總局發行了新中國第一套郵票。根據有關規定,1950年6月30日,旅大解放區郵票全部停止銷售,7月8日停止使用,自7月1日開始使用東北幣幣制郵票,1951年4月1日起,使用人民幣幣制郵票。

郵票印刷

旅大區後期的新型郵票印刷相當精美,足見旅大地區當時的印刷水平已經走在全國的前列,這些郵票是由《大連日報》(1949年4月1日改稱為《旅大人民日報》)社印刷廠印製。在一些目錄中有人誤以為是大連公安印刷廠印製,現在應該予以更正。

集郵家

提到旅大解放區郵票,首先還是要感謝天津的集郵家們,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天津的著名集郵家詹慶寶先生(已於2001年1月8日去世,享年81歲)通過無國籍白俄羅斯蘇黎斯基,認識了在天津治病療養的前蘇聯僑民斯傑潘,不知道是何種原因(至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斯傑潘手中擁有大量的旅大解放區郵票,其中加蓋票、變體票數量之大,珍品之多,讓人瞠目結舌。後來不久,詹慶寶從斯傑潘及其親屬手中收購了全部郵品。再後來,詹慶寶將這些郵品以人民幣500萬元(舊幣,相當於幣制改革後新人民幣500元)的價格賣給了天津著名的集郵家范蘭如先生,經其重新整理配大全集近20部和若干整版全張,從而使旅大解放區郵票展現在世人面前,讓世人所了解,同時也使旅大區票廣泛流通於國內外郵市,被世人為之稱奇。

歷史意義

旅大解放區作為中國一個特殊的解放區,有著特殊的歷史原因,郵票的發行要通過郵政主管部門的申請,報由當時的旅大最高行政機關(旅大金聯合行政辦事處、關東行政公署、旅大行政公署)批准並備案,再經過蘇聯紅軍警備司令部批准和備案,才可以發行使用,因此,旅大區的一些郵票與前蘇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讓人們難以忘卻那段特殊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於1949年12月16日出訪蘇聯,1950年2月14日,中國政府代表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與前蘇聯政府代表維辛斯基在克林姆林宮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依據這些文本精神,旅大地區由蘇聯紅軍軍事管制改為蘇軍駐防,由於當年6月25日韓戰的突然爆發,以及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0月19日出兵朝鮮,條約中的一些條款被暫時擱置。1954年10月12日,中、蘇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蘇關於蘇聯軍隊聯合使用的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基地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支配的聯合公報》,1955年1月,中國軍隊開始接受蘇聯紅軍防務,蘇聯紅軍開始撤離,4月16日零時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獨立擔負保護旅大地區的任務。1955年5月26日蘇聯紅軍全部撤出旅大回國。至此,旅大結束了那段特殊的歷史。

旅大解放區郵票僅短短的使用了4年零3個月,但它見證和記錄了那段極其特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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