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派

投降派

所謂的漢奸,大都是在外族入侵的外部條件下產生的。一些人為了自身生存或在利益驅使下,而出賣人格出賣靈魂,乃至國家與民族的利益,走上投敵叛國的漢奸道路。實然是這些人的貪奴綜合品性的表現,何為貪奴的綜合品性??即它們既具有貪官們貪婪虛榮的品質,又具有奴才卑躬屈膝的奴性。投降派有個著名的三段論:因為弱小,所以需要發展;因為需要發展,所以需要和平;因為需要和平,所以必須投降。

基本信息

釋義

古人有語,士可殺,不可辱。上下五千年,中國歷史上忠義之士層出不窮,如寧死不屈的文天祥,不食美國麵粉的朱自清等,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榜樣。當然,有正就有邪,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不會缺少貪生怕死賣國求榮的人渣,如秦檜、汪精衛、之流。

投降派有個著名的三段論:因為弱小,所以需要發展;因為需要發展,所以需要和平;因為需要和平,所以必須投降。投降派這個三段論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看問題的思想方法,這裡有兩個致命的錯誤:(1)他們假定敵人也是靜止的。但是敵人的胃口不會因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滿足,既然輕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會不斷打上門來。歷史上無數先例證明投降派總是麻煩不斷,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2)他們假定投降的代價小於發展的成果,但實際上投降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投降後發展的成果。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國際信譽、政權的道義基礎、軍民士氣等等軟實力的損失。

引證

魯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發表的《流氓的變遷》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滸》中“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後,就深刻地對《水滸》作了如下的評論:
“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對要去二龍山入伙的武松說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話:“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這番話,是宋江的醜惡靈魂的自我暴露。他終生為之奮鬥的就是要“攛掇”農民起義軍投降,把他們引進地主階級的屠場;同時,他自己踏著農民起義軍的屍體爬上去,藉以升官發財,封妻蔭子。

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篡奪了梁山起義軍的領導權,用他的投降主義的路線代替了晁蓋堅持農民起義的路線。他把晁蓋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一字之差,卻反映了農民和地主這兩個對立階級的不同的世界觀。“聚義”是要起義,要革命;而“忠義”則是要招安,要投降。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號。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幫助宋王朝瓦解和鎮壓農民起義,以鞏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他口口聲聲說要“保國安民”:“保國”,指的是保衛地主階級的反動政權;“安民”,就是自己當奴才,還要別人也都跟著他去當奴才。

就在梁山“大聚義”那一天,宋江乘興寫了一首《滿江紅》,下令樂和單唱:“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結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對聲。但這絲毫沒有能動搖宋江“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的反革命決心。他一投降,就馬上率領大軍打方臘,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他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意志和願望,難道還不夠清楚嗎?宋江是帝王將相和整個地主階級的鷹犬。對於這樣的鷹犬,《水滸》竭盡美化歌頌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義色色俱全。這種歌頌正好證明了它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

三國時期天下紛亂,謀臣武士東奔西投,美言之則雲良禽擇木而棲。要說到投降,其中最可憎惡的當數呂布,殺丁原刺董卓、逼劉覆袁,不能不說他是投降派。

最不幸的投降派,卻當是孫吳諸文士,欲做投降派而不得,卻被諸葛亮斥之為“此等小人之儒也”。唯一主戰的魯肅,後雖肩負王佐之任,然孫吳天下,到了孫皓一代,終被一班儒將聞風而降,成就了杜預大功。諸儒遺風若此,必魯肅所未曾料也。

至於正統的蜀漢,只因先主劉備是個仁人,仁人有仁心,因此收留的一班手下也是三教九流魚龍混雜的。既有鞠躬盡瘁的諸葛亮、單騎救主的趙子龍;也有陷叔的劉封殺飛的范韁張達;更且有隱藏極深的反賊魏延,而這一干人物裡面活得最長生活享受得最好的,仍然是投降派。你道是誰?原來卻就是譙周。此子巴西西充國人,先在劉璋門下做官,他勸劉璋向劉備投降時說“某夜觀星…象小兒謠雲…不可逆天道”,後劉備對“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譙周自此得亨榮華。及過了幾十年至鄧艾入川,又是這個時任光祿大夫的譙周諫劉禪降魏,鄧艾受下玉璽重待譙周。

一八五六年九月,地主階級分子韋昌輝,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妄圖奪取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權。事先參與密謀的石達開,聞訊從武昌趕回天京,表面上裝做“和事佬”,說是“要與他們排解”,其實是要和韋昌輝分掌大權,於是兩隻惡狗互相廝咬起來。石達開擺出一副“仁義”面孔,假腥腥地指責韋昌輝殺入太多。後來聽說韋昌輝要殺他,便“吊城由小南門而出”,逃到安徽,搖身一變,打起擁洪討韋的旗號。洪秀全粉碎了韋昌輝的武裝復辟政變後,他神氣活現地回到天京,大耍兩面派手法,騙取民眾信任,樹立個人威信,要挾洪秀全把全部軍政大權交給他。

洪秀全看穿了石達開篡奪最高領導權的狂妄野心,在委他管理天國政務的同時,收回了他掌握的軍權,並對他採取監督措施。石達開眼見篡權無望,更怕原形華露,使不顧敵軍壓境,形勢危急,悍然分裂出走。

一八五七年五月,他用期騙手段,拉走長江中游戰場上十幾萬最精銳的太平軍,公開扯起分裂主義的黑旗。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接受了停比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國共兩黨實現了合作。但是,在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卻大肆散布抗戰亡國謬論,公開反對抗戰,主張對日妥協,走上了賣國投降的道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汪精衛就積極鼓吹和推行對日妥協方針,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汪變本加厲,小顧民族利益,違背全民抗戰公意,公開鼓吹賣國投降理論,組織叮氏調俱樂部”,宣稱“哉必大敗,和末必大亂”,大肆散布民族失敗主義思想。1937年8月3日,他公開發表伏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講話,要求國民“說老實話,宣稱日本小司一戰勝,極力要求對日妥協定和。汪精衛的投降賣國思想和言論,代表了國民黨內妥協動搖分子的思想意志,成為投降派的精神旗幟。

代表

譙周

在益州士族階級,是土生土長的益州人。諸葛亮依法治國,那是井井有條,有條不紊。他主張“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就是一視同仁。所以益州本地士族集團就不滿。士族得不到優待,不能有權有勢。這時曹丕實行的政策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可以永遠做官,世世代代世襲官位。所以益州本地士族集團就偏向於曹魏,就大唱投降論調。譙周這樣才勸後主投降。

秦檜

在宋徽宗,欽宗被俘後,女真貴族要立張邦昌為傀儡,時任御史中丞的秦檜不發一言。御史馬伸等人上書反對立張邦昌,要求秦檜也簽名。秦檜起先不同意,但數十名官員先後簽名,馬伸“固請”,秦檜無奈,只得簽名。因在上書者中秦檜官職較高(言官之首),於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檜反立張邦昌,將他捉去,同去的還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從等.這時宋徽宗得知康王趙構即位,就致書金帥粘罕,與約和議,叫秦檜將和議書修改加工潤色。秦檜還以厚禮賄賂粘罕,金太宗把秦檜送給他弟弟撻懶。

明末

吏部官員王孫會在大順軍入城時,坦然告訴其家人不用害怕,曰:吾自有定心丸在此。命家人取來竹竿拴上白布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九個大字。
他勸別人投降的理由是百善孝為先先全個孝吧
張家玉說:殷人從周古已有之,若至家玉,願學孔子
龔鼎茲說: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耳
錢魏昆說:我夜觀天象發現大明氣數以近。立刻投降。自己在打通大順關節後逢人便說我明日便非凡人也。後人作不凡人傳來諷刺他。
錢謙益嫌水太涼,不肯和娼女出身的小妾投水自盡。

許乃濟

生於1777年,比林則徐長9歲,浙江杭州人,1809年中進士,歷任御使,廣東按察使,太常寺少卿(太常寺系官署名,少卿為大卿或正卿的副職)。此人官位不大,只因主張弛禁鴉片而引人注目,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稱許乃濟是"中國最為有名的政治家之一",有些過譽。如果說他是政治家,只能算禍國殃民的政治家;如果說他有名,不過是臭名、惡名,最後留下千古罵名而已。當道光帝一時傾向嚴禁派時,許乃濟失寵,l838年11月被降為六品小吏,第二年他就死掉了。

汪精衛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2月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本質

魯迅作為一個戰鬥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宋江這類以革命者的姿態乾反革命勾當的投降派是深惡痛絕的。特別是當他經歷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堅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臉。

縱觀古往今來的投降派,他們最拿手的就是宣揚審度時勢,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實則在他們眼裡時勢之變易莫測,終究比不過投降後所能享受的榮華富貴來得實惠,因此雖身敗名裂者不乏其例,仍樂此而不疲,至於時呀、勢呀、人道天道等等之類的話語,只不過是拿來為他的投降主義虛幌一槍,遮遮人家的眼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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