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張春橋張春橋，男，漢族，1917年2月生，山東巨野人，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1932年至1934年在山東濟南正誼中學讀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報》社副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1958年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宣傳“左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5月到上海，從事文化寫作。1937年9月返回濟南，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1月抗戰期間到延安，此後從事革命的宣傳文化工作。1940年赴晉察冀解放區，曾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石門日報》社社長、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1949年7月至9月任新聞日報管委會委員。1949年隨軍進入上海。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1967年初夥同姚文元、王洪文製造上海“一月風暴”，在全國颳起奪權風。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一書記（1975年8月起）。1975年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任職至1976年10月），第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任職至1976年10月），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職至1976年10月），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任中央軍委委員（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2月起為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任職至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被隔離審查，並被撤銷在上海市的黨內外一切職務。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公開審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鑒於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依法將對其原判處的死刑緩期2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逝。
擔任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至1953年1月）。
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
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報》社副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
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
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
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
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
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化工作。
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
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
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67年10月起）。
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
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
1975年1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一書記（1975年8月起）。
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任職至1976年10月）。
第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任職至1976年10月）。
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職至1976年10月），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任中央軍委委員（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2月起為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任職至1976年10月）。
重要論述
擁蔣反共
張春橋由於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
隱瞞身份
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張春橋1936年4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的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脫黨分子。不久，這個組織被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布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1938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老婆特務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16年生，皮膚較黑，短髮，戴淺黃色眼鏡，女學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讀書時加入共青團，抗戰爆發後入黨，1942年到晉察冀根據地黨校學習，1943年被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她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字寫得很好，由此認識了張春橋。戀愛時，張春橋26歲，李淑芳27歲。
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後，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文靜，派她在上海擔任了重要職務。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工作，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平步青雲
張春橋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張春橋與林彪、江青就勾結到一起。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潛回上海，發起“一月風暴”，向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奪權。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張春橋於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強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簡報，用上海廣大黨員和民眾的名義“強烈要求”在黨章里寫上林彪是“接班人”。張春橋後來說：“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張春橋摸清了王維國、陳勵耘是林彪的親信這個底，就親自出馬提名王、陳二人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
張春橋巴結林彪、江青的心血沒有白費，沒多久，他就平步青雲，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春橋總是以“左”的面目出現，誣陷我們的許多幹部是叛徒、特務﹔但另一方面，卻利用其篡奪的權力，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務、漢奸文靜，讓文靜擔任了“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材料組、聯絡組的負責人，抓動態，管項目。他的妻子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工作時，被日本侵略軍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軍特務，到處為日軍做策反工作，破壞解放區的抗日鬥爭。張春橋對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靜交代說：“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於1946年結了婚。“文革”以後，張春橋與江青關係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歸。文靜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軼事的，出於這種完全屬於個人的原因，她對張春橋不放心。張春橋就安撫文靜說，他要通過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準備成則為王，敗則砍頭。由此可見王、張、江、姚的勾結，是出於一種什麼目的。在公開審判時，人們通過電視轉播都看見了，張春橋自始至終一語不發，藐視法庭。但在最初訊問談話時，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樣，以不語應萬語，而是談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借“風慶輪”的問題，在政治局鬧事。當鄧小平不軟不硬地加以抵制時，張春橋陰冷冷地說：“鄧小平又跳出來了！”會後，王、張、江、姚立即聚集連夜密謀策劃，決定背著正在北京醫院治病的周恩來和政治局其它成員，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長沙，誣陷鄧小平要搞復辟﹔誣陷周恩來在醫院會見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廬山會議之勢”。在我們找他訊問談話時，張春橋都交代說他們當時是看周恩來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當張春橋說到這兒時，我們突然發問：“你們在準備搞了周總理、鄧小平以後、由誰來當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替總理呢？”張春橋毫無戒備，吞吞吐吐說：“他們（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來。”張春橋這一漏嘴，我們頓時感到捕捉到了關鍵問題。因為說誰有錯誤，要打倒誰，他們一直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是認識上的偏差，是執行中的錯誤﹔可這一名話，張春橋露出了他們拱倒別人，與安排自己位置相連，搞陰謀，想篡權的野心昭然若揭。其他介紹：1938年1月抗戰期混入延安。1940年赴晉察冀解放區，曾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石門日報》社社長、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1949年7月至9月任新聞日報管委會委員。1949年隨軍進入上海。
爭奪一把手
四人幫張春橋要取陳毅而代之成為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
1968年10月13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在討論召開黨的“九大”的準備工作時，對參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們要不要選舉他們當“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見。在10月31日全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出來講話了，他說：對這些老同志，還是選他們當“九大”代表；陳毅，“可以作為右的代表”。事情就這樣一錘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別要迫害陳毅，張春橋十分起勁，他一回到上海，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準備工作領導小組，由張、姚和王洪文等組成。接著，他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開市革委會各組、辦和各民眾團體負責人會議，張春橋在會上作了布置。他說：“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將，要把他們的材料蒐集起來，‘九大’開會的時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民眾組織，把這些人在上海的活動情況，統統蒐集起來，把知情人都發動起來……”張春橋還當場決定，在康平路大院裡成立一個專門的“九大”材料小組，由王洪文和徐景賢直接抓。
陳毅在上海的幹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張春橋要在上海站住腳跟，取陳毅而代之，成為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就必須千方百計削弱陳毅在上海民眾中的影響。
有一天，張春橋看到一份情況簡報，內中反映有些幹部在得知陳毅挨整的訊息以後，背地裡議論陳毅過去如何善於指揮戰鬥，而現今的上海市領導根本沒有打過仗等等；靜安區的一個幹部，在聽說陳毅受到批鬥以後，難過得落下了眼淚。張春橋看了以後，氣得要命，決定馬上召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由他自己主持並作講話。他在會上傳達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直接點名批判參與所謂“二月逆流”的幾個老同志，對陳毅批得尤其厲害，他說：“陳毅，過去是新四軍的，解放以後又在上海工作了一個時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對他還有迷信。靜安區有一個人，聽說陳毅受了批判，居然還替他掉眼淚！因此，我們要揭穿他的老底：陳毅這個人，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反對毛主席。有人把他在軍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實他不會打仗，只會下棋……”講話完畢，張春橋規定必須把全會精神“原原本本”地傳達到上海的基層民眾，企圖用高壓政策來抑制上海人民對陳毅的懷念和愛戴。
挖空心思蒐集陳毅的材料條條都是誣陷誹謗
“九大”材料小組的成員為了把陳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種檔案資料，還挖空心思地尋找陳毅的社會關係。有一個幹部過去當過陳毅的警衛員，“九大”材料小組就通過組織對這個警衛員施加壓力，讓他寫出揭發老首長的材料。
上海市文史館反映了一個情況，說陳毅市長過去批示過讓一個反革命分子當文史館館員。“九大”材料小組馬上跟蹤追擊，發現有一個國民黨的舊人員，戴過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對金石篆刻頗有造詣。他把陳毅寫的詩詞蒐集起來，刻成一本印譜，送給陳毅。陳毅愛才惜才，就寫了一張條子給上海市文史館，安排他為文史館館員，按月發給津貼，一方面展其所長，一方面解決其生活困難。這可是一條“陳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謂尖端材料。
經過一個多月的蒐集，一本30來頁的《陳毅同志言論小集》的清樣趕排出來了。這本小冊子是從陳毅1953年至1966年期間，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種會議上的報告、講話及接待外賓時的談話記錄中摘抄編成的，共分9個部分，條條都是誣陷誹謗。
小冊子編成後，送王洪文、徐景賢等審定，徐景賢把小冊子的標題改成《陳毅反動言論小集》，上綱上得更高。最後送張春橋、姚文元過目後，一共印了80多本，分發給上海的“九大”代表。
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賢接到通知立即乘飛機去北京，參加“九大”預備會議。臨上飛機之前，王洪文的秘書小廖提來一個大皮箱，交給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裡面滿滿地裝著上海蒐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開會期間，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團都住在京西賓館，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員，都住在釣魚台。大會開幕之前，張春橋、姚文元到京西賓館看望上海代表團。張春橋穿了一身軍裝，洋洋得意，他對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說：“陳毅是上海選的代表，他應當參加上海小組的活動嘛。你們可以通過大會秘書處通知他，什麼時候開會，就讓他來參加，聽聽大家的意見……”
姚文元也穿起了軍裝，但衣服看起來總是不太合身，皺巴巴的，袖子過長，樣子顯得有些滑稽。他接過張春橋的話頭：“我同意春橋同志的意見……”這是姚文元的習慣用語，一開口往往先來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複他所要強調的話，“你們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陳毅那本言論集的幾個部分，要上海的代表們分頭準備一下……準備一下，從不同的角度發言，進行批判。”
“我們想把那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送一冊給陳毅本人，讓他自己看看。”徐景賢出了一個點子。“可－－以。”張春橋拖長了聲音回答，“應該是在上海肅清陳毅的流毒的時候了。”
張春橋也曾是眾人的“中心”陳毅收到小冊子猝不及防張春橋放聲狂笑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里燈火輝煌。上海的80名“九大”代表整齊地坐在會場裡。張春橋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場。王洪文、徐景賢坐在鋪著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邊給陳毅留了一個空位置。王秀珍喉嚨響、聲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會場門口，一看到陳毅進場，就帶領大家喊口號。當時，“九大”秘書處由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負責，他聽說上海小組要批陳毅，特地派了兩名聯絡員來，坐在後排，一面做記錄，一面觀察動向。
會場裡的空氣一時顯得有些緊張。代表們都齊刷刷地轉過臉去，朝會議室的入口處張望，等待鬧劇開場。
忽然，聽見王秀珍的尖嗓子高聲喊起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將！”“陳毅必須低頭認罪！”代表們也跟著齊聲叫喊起來。
陳毅來了。他額頂已經幾乎全禿了，出現了許多花白頭髮，過去紅潤豐滿的臉顯得瘦削了許多。
等到陳毅在主席台的邊座上坐下，主持會議的徐景賢便先來了一段開場白：“今天，我們‘九大’上海小組的81名代表，在這裡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陳毅同志作為上海小組的成員之一，今天也來參加會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上海市的共產黨員，選舉陳毅同志為右的代表。但是，陳毅同志過去在上海工作期間，存在著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又卷進了‘二月逆流’。對這些問題，我們上海的代表們必須進行清算……”
說到這裡，徐景賢從檔案袋裡取出早就準備好的《陳毅反動言論小集》，舉在手裡揚了揚說：“我們把陳毅同志過去在上海等地發表過的講話，摘編了一本集子……”這時，王洪文把小冊子接過去，對陳毅說：“今天，我們把這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當面送給陳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徹底清算自已！”說罷，王洪文把小冊子遞給陳毅。陳毅一下子懵了，他萬萬沒有想到今天會收到這樣一份見面禮。他接過小冊子說：“承蒙上海黨選我當‘九大’代表……”“什麼上海黨、北京黨的，我們的黨只有一個。你陳毅這種說法是製造分裂！”主席台下有人打斷了陳毅的話。
會議主持人宣布批判發言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王洪文，接著，代表們一個個發言，像連珠炮似地向陳毅射去，足足兩個多小時，這場鬧劇才暫告結束。
第二天上午，向來起床很晚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一反常態，早早就從釣魚台趕到京西賓館來了。在上海代表團住的七樓小會議室里，他們津津有味地聽取匯報。其實，他們早已從大會秘書處派來的聯絡員那裡，了解到批判陳毅的情況，但他們還是想體會一下昨天晚上的具體情景；特別說到陳毅收到小冊子，猝不及防、“頗為狼狽”的時候，一向嚴肅正經的張春橋放聲狂笑。笑了片刻，當王洪文提出還要再批陳毅的時候，張春橋陰陽怪氣地說：“你們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讓陳毅講講話嘛。”
一言為定：3月29日晚上繼續開會，而且事先通知陳毅讓他發言。在代表們講完以後，聽聽陳毅說些什麼；如果他的態度不好，再批。
張春橋王洪文和徐景賢咬耳朵陳毅被深深地激怒了
第二次會議開得時間更長。這次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們作了連篇累牘的批判發言，隨後讓陳毅表態。陳毅看來已經有所準備，一邊翻著上海編的那本小冊子，一邊侃侃而談。他談到自己當了9年的上海市長，講話很多，確實有不少缺點錯誤，歡迎批判。陳毅一口氣講了3刻鐘。下面的代表們已不耐煩，有人中途就喊叫起來，打斷了他的講話：“陳毅不要評功擺好！”“陳毅老實交待實質問題！”
王洪文和徐景賢咬耳朵，決定由徐景賢撿起當年紅四軍七次黨代會上陳毅和毛澤東發生爭論這件黨史、軍史有定評的陳芝麻、爛穀子，攻擊陳毅所謂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當時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對黨史、軍史毫無所知，聽了徐景賢拿出這樣的“材料”來煽動，只有一個勁起鬨的份兒。這時，大會秘書處派來的聯絡員急匆匆地走了，估計是去向領導匯報會場上的情況的。
陳毅無言地坐在座位上，顯然，剛才徐景賢的發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輕輕地翕動著，想要說什麼，但終於沒有說……
王洪文眼看代表們的狂熱已被煽動起來，宣布說：“我們奉勸陳毅同志認真考慮代表們的批判、幫助，作出一個像樣的檢查來，下一次向代表們徹底交待。”
陳毅緩緩地站起身來，撿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論集走了。代表們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留下來，正在討論下一步打算的時候，大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通知他們幾個馬上到京西賓館大會秘書處吳法憲的辦公室去一下。
吳法憲的大辦公室里空無一人。他們等了十分鐘左右，又矮又胖的吳法憲進來了。他字斟句酌地對他們說：“上海的‘九大’代表們開了兩次會，幫助陳毅同志，我們的聯絡員都在場，已經向領導上作了匯報。剛才總理把我找去了，總理指示：適可而止。所以，找你們幾位傳達一下，下一次會議是否就不開了？”稍稍停頓了一會兒，吳法憲又說：“這次‘九大’，要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毛主席指示：要保證這些卷進‘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選上……”
由於周恩來的保護，張春橋等再整陳毅的陰謀沒有得逞。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陳毅和其他幾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舉行的“九大”全體會議上，仍舊當選為中央委員。
著作年表
張春橋書法《春雨之夜》，張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中學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為國捐軀》，春橋，山東《民國日報·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愛痕之一》，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中學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張春橋書法
《這一天》，張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五月計九日。
《漫談》，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學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寫》，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計一日至甘三日。
《學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計五日，
《學校生活素描——代數班》，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學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計八日。
《學校生活素描——離別之夜》，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銀鈴》，張春橋，《華蒂》，一九三三年創刊號。又載於《婦人書報》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計五日。
《秋》，張春橋，《華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業的人》，春橋，上海《新詩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個問題》，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濟南文藝界簡報》，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六日。
《相聲》，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濟南底報紙副刊一覽》，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關於拉丁中文》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論詩意》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覆》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東底方言》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讀屋跟文學青年》，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樣答覆他們》，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關於臧克家》，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說話》，張春橋，上海《中華日報》，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們的春天》，張春橋，上海《文學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八集《詩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濟南話寫作的實驗》，張春橋，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濟南》，張春橋，《中學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濟南話劇界歡迎熊佛西先生記》，張春橋，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五年三月計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張春橋，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們山東人》，張春橋，上海《漫畫與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劇》，春橋，上海，《新藝》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張春橋，上海《漫畫漫話》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張春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張春橋，上海《創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槍射手》，張春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驅逐》，張春橋，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訴》，張春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講故事》，張春橋，上海《時事新報》，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張春橋，上海《申報》，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鄉愁》，張春橋，上海《時事新報》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訴》，張春橋，上海《時事新報》，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張春橋，上海《時事新報》，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張春橋，上海《時事新報》，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線泉邊》，張春橋，上海《申報》，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樣的少年》，張春橋，上海《申報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張春橋，上海《立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鴉與胡適》，狄克，上海《知識》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鄉村》，（書評），水晶，上海《書報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畫是圖畫的武裝》，狄克，上海《漫畫與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還有一雙眼睛》，張春橋，上海《申報》，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張春橋，上海《申報·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詩歌》，狄克，上海《立報》，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學的管見》，狄克，上海《立報》，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讀者想不到的》，張春橋，上海《漫畫與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把孩子領向哪裡》，狄克，上海《文學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光明〕》——文藝新刊集評》，張春橋，上海《東方文藝》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紀念高爾基》，張春橋，上海《生活知識》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飯之外》，狄克，上海《立報》，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張春橋，上海《今代文藝》創刊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車！》張春橋，上海《現實文學》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海燕》，張春橋，上海《文學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與民眾——評臧克家的詩》，狄克，上海《立報》，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個關里人的紀念辭》，張春橋，上海《立報》，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紀念九一八》，張春橋，上海《文學大眾》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個土匪》，張春橋，上海《文學大眾》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連續圖畫吧！》，張春橋，上海《漫畫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魯迅先生斷片——我的悼念》，春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
《從洋人打死人力車夫說起——“驕子”和“下等人”》，春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論通訊員運動》，張春橋，上海《時淪》－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小說家座談會第二次記錄》，張春橋記錄並發言，上海《小說家》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張春橋，上海《大晚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張春橋，上海《申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張春橋，上海《熱風》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藝》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陽》，狄克，上海《民族文藝》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寫紅蘿蔔》，春橋，上海《熱風》終刊號，一九三七年三月。
《關於語言》，春橋，上海《語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著春光——寫給你跟我自己》，張春橋，上海《申報周刊》，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計畫地工作》，張春橋，《通俗化問題討論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紀念八一反戰節》，張春橋，上海《立報》，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七月八日晚上》，張春橋，上海《中流》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槍斃間諜》，張春橋，上海《立報》，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別動隊來了》，張春橋，上海《立報》，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怎樣對付漢奸》，張春橋，上海《立報》，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
《武裝民眾》，張春橋，上海《立報》，一兒三七年九月三日。
《中國為什麼勝利的？——報告文學》，張春橋，上海《國聞周報》戰時特刊第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血火中的上海》，張春橋，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韓復榘》，張春橋，漢口《戰地》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
《漢奸吉恩恭（延安通訊）》，張春橋，漢口《抗戰文藝》一卷五期，一九三八年五月。
《在鞏固和擴大中的陝北公學》，張春橋著，七十八頁，一九三八年延安出版。
《秋天在平原上》，張春橋，《晉察冀日報》，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對目前邊區文藝工作的意見》，張春橋，《晉察冀日報》，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四日。
《為王老栓全家復仇》，張春橋，《晉察冀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我所領會的〈真理報〉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張春橋，《人民日報》，一見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又見《新華月報》一九五四年五期。
《報紙是作家接觸生活的一個基地》，張春橋，《文藝月報》，一九五四年六期。
《訪蘇見聞雜記》，張春橋著，華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目錄如下：
一、工人報刊的榜樣
二、報紙和作家
三、訪波列伏依
四、“給小孩子們大文章”
五、人——驕傲的稱號
六、“戰士”集體農莊
七、在列寧格勒
八、難忘的夜晚
後記
《在紅星照耀著的地方》，張春橋，《文藝月報》一九五五年二期。
《我們的期望》，張春橋，《文藝月報》一九五六年一期。
《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們——上海南京路印象》，張春橋，《人民文學》一九五六年二期。
《數字的詩》，張春橋，《新民晚報刊》，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半夜鼓聲》，張春橋，《處女地》，一九五八年九期。
《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張春橋，上海《解放》一九五八年六期；又轉載於《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為之加了按語。
《今朝集》，張春橋著，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七八頁，共收雜文卅三篇。這些雜文散見於各報刊，主要是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目錄如下：
序
在新的高潮面前
新年的期望
南京路上的雜感
一把鑰匙
把文化藝術的力量充分調動起來
要像魯迅那樣生活
關於“火種”
聞早有感
在重重困難面前
把根扎深一些
只能“放”，不能“收”
堅持工農兵方向
一個好傳統
論“雅量”
論算舊賬
從“借東風”想起
“今天天氣……”
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
質問彭文應
從盛夏想到鋤草
雜談帽子
在大風大浪中的雜感
靈魂工程師的靈魂
看大字報有感
看大字報有感（之二）
看大字報有感（之三）
“唯唯諾諾”辯
愈遠就愈明顯
論志氣
續論志氣
偶然想到
論十年樹人
《新時代的新諺語》，張春橋、《讀書》一九五九年十期；又見《解放日報》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
《在蘇聯“造船城市”作客》張春橋《長江文藝》一九六○年三期。
《龍華集》，張春橋著，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六○年出版，一八二頁，共收雜文四十篇。目錄如下：
《失業的人》張春橋
“娘，娘，別哭啦， 你還能哭回爹爹嗎？”
“那么以後怎么過：
一家幾口喊著餓！”
“我的年紀雖然小：
還混不夠吃的：
就憑我這條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漢，
怎么都是餓回來？”
“哭也哭不飽呵，還是
叫妹妹去拾麥，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補個名，
怎不撐上幾個月？”
“說得都比辦的好，
你爹死後你怎這：
到這家來不收留，
到那家來嫌人稠，
張家小五也回來啦，
你再出去誰肯收？
再說南北成天開戰爭，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緊，
我能找到些金銀，
家裡不是還有槍？
今天晚上就入伙：
殺的殺，砍的砍，
到處都是咱的飯！”
序
東風頌
“外行”質題
我們的常規
看櫥窗有感
“四無”戶答客問
一個被遺忘了的故事
又一個被遺忘了的故事
關於現代題材劇目的問題
讓大字報流芳百世
從《老事新辦》想起
要熱情地支持民眾的創舉
更上一層樓
《大字報選》序
關於雜文
破除這種迷信
論“不落常套”
“決心大變”頌
大躍進的風格
破“假洋鬼子”
劉詩昆得獎以後
抓住真理，勢如破竹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打掉低級趣味
論不知足者常樂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深耕時節
勞動的節日
《工人的語言》序
念一念看
攀登新的勝利高峰
天安門前想上海
“第三，還是學習”
樂觀
兩種高度
“綠樹成蔭”議
贊“南京路上好八連”
喜看綠葉成牡丹
“窮棒子”精神
發跡歷程
王洪文、張春橋與江青在追悼毛澤東大會上張春橋在江青1963年來上海建立“基地”時，通過柯慶施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成為後來毛主席所說的“四人幫”，亦即“上海幫”的主要成員。
張春橋的發跡，靠的是他那套察顏觀色、溜須拍馬的本領。解放初，張春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工作時，因為向黨伸手，要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而受到批評。他感到不得志，鬧了很久的情緒。儘管黨組織一再教育幫助他，但他總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來。1953年張春橋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他未經請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在報上擅自點名批判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領導陳時夫同志，還點名批判華東局工業部的領導甚至還準備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此事被陳毅、譚震林、及時發現並制止，才未造成進一步後果。為此陳毅、譚震林和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同志於當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報》正副總編和全體編委到華東局開會，陳毅、譚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陳老總有句話意味深長：“要對搞亂我們陣線的人有所警惕”。陳老總的話就是針對張春橋的。此後不久經華東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的所有職務，並報中央組織部同意，擬將張春橋調離上海。
李文靜幹部履歷表1954年，柯慶施來到上海，推翻了經陳毅、譚震林同志批准將張春橋調離上海的決定。就這樣張春橋繼石家莊之後又和柯慶施在“一起”了。張春橋被柯慶施重用之後，精神才抖擻起來。柯慶施在石家莊當市長時，張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那時，張春橋就竭力巴結討好柯。柯慶施到上海之後對張春橋極為器重，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
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張春橋從柯慶施的升遷中揣摩出一條道道，那就是誰的根子硬、權力大，就跟誰。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討好、迎合柯慶施。1958年，他根據從已升任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裡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動向，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這篇“成名作”集中體現了張春橋的極“左”思想，助長了當時的“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由於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在後來鄭州會議上把他和陳伯達並提，張春橋聲名鵲起，由此而晉升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慶施支持下，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控制了文藝宣傳大權。江青來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現代戲，又給張春橋往上爬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江青開始抓的兩部戲《紅燈記》 、 《蘆盪火種》雖然都是“滬產”牌，但都“移植”給北京排了，張春橋甚覺“不上臉”。他找到江青主動要任務：“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產呀！”為了拍江青的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後面轉，上海市委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不管江青在哪裡講話，他都有聞必錄，即使在黑暗的劇場里也要記。終於，上海後來搞出了《智取威虎山》 、《海港》 ，這兩部戲打上了“張記”印戳，貼上了“滬產”標牌。1965年，張春橋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並博得一個“兩齣戲書記”的諢號。周恩來總理後來說：“江青只講要一個助手，難道還要市委一個書記去陪呀！”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麼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麼卑劣的事都幹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著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這番語驚四座的話，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這個“馬屁精”的嘴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他在談到對《智取威虎山》的宣傳時說：“應該對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齣戲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舉例說：“東北戰場、遼瀋戰役作戰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當然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對於張春橋這種惡劣品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許多領導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對他進行了不少教育和幫助。記得有一次在華東局傳達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擴大會議上，陳毅、譚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曾嚴肅地對他進行過批評，指出他眼睛只會向上，目無組織，目無民眾。他卻對大家的批評幫助不僅充耳不聞，而且記恨在心。
經過批“有鬼無害”，經過搞革命現代戲，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慶施這個“基地”老闆，又有了張春橋這個“基地”軍師，江青就開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罷官》開打了。
婚姻狀況
張春橋老婆文靜張春橋的妻子文靜（原名李淑芳），1916年出生，李淑芳在1943年日軍大掃蕩時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叛變，當時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與李淑芳聯繫上，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並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他們在張家口結婚，文靜隨後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兩人於1973年離婚，由於文靜的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所以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度晚年。
大事年表
1931年至1934年，濟南正誼中學讀國中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1966年至1969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69年至1973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至1976年），
國務院副總理（1975年至1976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975年至1976年）。
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
1977年8月被中共中央永遠開除黨籍。
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1998年1月保外就醫。
2005年4月21日因患胰腺癌廣泛轉移去世。
因病逝世
張春橋在法庭上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慢慢悠悠發表了前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的死訊：4月21日，張春橋病亡，患癌症，年88歲。全文不到150個字。5月11日見報後，距離張死已長達20天，而且沒說明死於何處。至於張的結論，早在張未亡之前，也就是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宣判之日起，中共官方就已經對張春橋蓋棺論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首要成員。張名居“四人幫”第二位，名列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之後，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之前。
所謂“四人幫”，是官方的說法，按照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家麥克法夸爾、費正清所編寫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研究資料表明，當時的王、張、江、姚與毛澤東都屬於“文革”最高決策層的“同盟”、激進派。在毛澤東1976年9月9日去世之前，他們四人和14名政治局委員都是以年邁的毛澤東為首（核心），具有最高決策力量。
周恩來死後，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獲得了毛澤東的支持。在他們的授意下，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文章《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4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文章《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1976年4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憤怒聲討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鄧小平》，1976年5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俺們也要和鄧小平算算帳：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南垴大隊貧下中農》，無一不是針對鄧小平及其背後的保守派（即“文革”倖存者），其背後代表的利益集團正是毛澤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如果他們四人聯手毛澤東，並在毛澤東去世前把最高權力以公開的制度的形式安排好，奪權的基礎打實，並拉攏當時的“文革”受益者華國鋒等人一共分享權力，也就不可能有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翻身機會，更不會有以後公審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可能了。
當時政治局的政治形勢是對“四人幫”奪權是有利的，他們為了製造輿論，在以毛澤東為後台的最高核心默許下，謀求最高權力－－張春橋早就在爭總理的座位（見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張春橋的“大本營”和根據地－－上海領導班子已經開始通過利用民眾傳遞呼籲，要求讓張當總理，並說“張春橋當總理我們一百個放心，王洪文當總理我們更放心”。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同意提議張春橋任代總理，而是選擇了華國鋒。1976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檔案的第二天，張春橋寫了《1976年2月3日有感》，發泄心中的不滿。《“文革”十年史》作了轉錄，現轉至此：
又是一個一號檔案（引者註：華國鋒代總理）。1975年1月8-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發了一個一號檔案（引者註：補選鄧小平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職務，後又恢復副總理職務）。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民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直到今天，也就是張春橋死後，研究他的這段話仍然是有意思的，他個人沒有當成總理，當然也希望通過“人民的反對”，讓上台的華國鋒就像鄧小平（1966-1973年被清除出局，1976年中央已經打招呼開始批鄧，到4月7日被中央正式宣布撤消所有職務，僅保留黨籍）當年一樣“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事實上，張春橋分析的對，華國鋒當總理以及後來當黨主席確實是“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胡耀邦取代了華國鋒。只是張春橋自己也沒有想到，一貫被毛澤東支持的最高決策層人物也同樣“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甚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1981年1月23日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直到1983年1月才被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新華社2005年5月10日發布該新聞的時候用的標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其中“主犯”、“病亡”等用詞說明了中央核心成員（即重新掌權的“文革”倖存者）當年對其的定語仍然不變，張春橋至死仍然是罪犯－－“反革命罪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後，“文革”激進派的日子就比較難熬了，不但總理當不成，副主席也當不成了，反而成了“階下囚”。1976年10月5日，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在政治局秘密會議上決定逮捕“四人幫”，10月6日成功執行。1976年10月7日一大早，通宵出席中共政治局會議的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會議剛剛結束後，不顧疲勞，趕緊給鄧小平打電話，把拘捕“四人幫”的訊息告訴了他們。當時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等病住進北京310醫院六樓。鄧小平接到葉劍英的電話後，對妻子卓琳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鄧小平此番的感慨，正說明了他的政治生命又將恢復了－－心中沉重的最大石頭落地了，否則他的下場將是日後張春橋等“四人幫”的下場。《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對“四人幫”當時使用的策略作了評價：（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後），“四人幫”對華國鋒的晉升十分惱怒，尤其是張春橋－－他顯然對總理垂涎已久。這導致他們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錯誤。大概，這一錯誤使他們在毛死後保留權力的微小希望也化為烏有－－確實是烏有。他們沒有與潛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全力以赴，奪取權力－－雖然當時政治局的政治形式對他們有利，當時23名政治局委員，14名是“文革”激進派和受益者，只有9人為“文革”倖存者－－鄧小平、葉劍英和年邁的朱德（當年7月6日去世）、劉伯承等開國元老派。由於“四人幫”反對周恩來葬禮和宣布4月5日天安門悼念事件為“反革命事件”，被“文革”倖存者認為不得人心而成為“文革”倖存者的敵人。所以張春橋打錯了算盤，鄧小平則自稱可以安度晚年了－－直到1997年2月以93歲高齡去世，去世前仍然對中共高層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一篇名為《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人民日報出版社）的文章提到張春橋的一句名言：“工作由他們做，責任由他們負，辮子由我們抓。”看來，張春橋不愧和江青一樣，都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毛澤東主義的捍衛者，他們都擅長抓辮子，最後自己的辮子卻被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抓在手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陰謀起家者必被陰謀所謀殺。
2005年春夏之交，被郭沫若寫詩封為“狗頭軍師張”的“反革命主犯”張春橋死了，或許他是帶著某種遺憾離開這個世界的－－比如沒有在周恩來死後當成總理，更沒有想到毛澤東一死就成為階下囚，更更沒有想到判處死刑後還能夠活到88歲，但他卻已經“高壽”了……
後事處理
張春橋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慢慢悠悠發表了前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的死訊：2005年4月21日，張春橋病亡，患癌症，年88歲。全文不到150個字。2005年5月11日見報後，距離張死已長達20天，而且沒說明死於何處。至於張的結論，早在張未亡之前，也就是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宣判之日起，中共官方就已經對張春橋蓋棺論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首要成員。張名居“四人幫”第二位，名列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之後，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之前。所謂“四人幫”，是官方的說法，按照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家麥克法夸爾、費正清所編寫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年-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研究資料表明，當時的王、張、江、姚與毛澤東都屬於“文革”最高決策層的“同盟”、激進派。在毛澤東1976年9月9日去世之前，他們四人和14名政治局委員都是以年邁的毛澤東為首（核心），具有最高決策力量。
周恩來去世後，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獲得了毛澤東的支持。在他們的授意下，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文章《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4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文章《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1976年4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憤怒聲討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鄧小平》，1976年5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俺們也要和鄧小平算算帳：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南垴大隊貧下中農》，無一不是針對鄧小平及其背後的保守派（即“文革”倖存者），其背後代表的利益集團正是毛澤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如果他們四人聯手毛澤東，並在毛澤東去世前把最高權力以公開的制度的形式安排好，奪權的基礎打實，並拉攏當時的“文革”受益者華國鋒等人一共分享權力，也就不可能有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翻身機會，更不會有以後公審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可能了。
當時政治局的政治形勢是對“四人幫”奪權是有利的，他們為了製造輿論，在以毛澤東為後台的最高核心默許下，謀求最高權力－－張春橋早就在爭總理的座位（見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張春橋的“大本營”和根據地－－上海領導班子已經開始通過利用民眾傳遞呼籲，要求讓張當總理，並說“張春橋當總理我們一百個放心，王洪文當總理我們更放心”。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同意提議張春橋任代總理，而是選擇了華國鋒。1976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檔案的第二天，張春橋寫了《1976年2月3日有感》，發泄心中的不滿。《“文革”十年史》作了轉錄，現轉至此：又是一個一號檔案（引者註：華國鋒代總理）。1975年1月8-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發了一個一號檔案（引者註：補選鄧小平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職務，後又恢復副總理職務）。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民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張春橋在葬禮上直到今天，也就是張春橋死後，研究他的這段話仍然是有意思的，他個人沒有當成總理，當然也希望通過“人民的反對”，讓上台的華國鋒就像鄧小平（1966-1973年被清除出局，1976年中央已經打招呼開始批鄧，到4月7日被中央正式宣布撤消所有職務，僅保留黨籍）當年一樣“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事實上，張春橋分析的對，華國鋒當總理以及後來當黨主席確實是“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胡耀邦取代了華國鋒。只是張春橋自己也沒有想到，一貫被毛澤東支持的最高決策層人物也同樣“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甚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1981年1月23日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直到1983年1月才被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新華社2005年5月10日發布該新聞的時候用的標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其中“主犯”、“病亡”等用詞說明了中央核心成員（即重新掌權的“文革”倖存者）當年對其的定語仍然不變，張春橋至死仍然是罪犯－－“反革命罪犯”。
張春橋在葬禮上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後，“文革”激進派的日子就比較難熬了，不但總理當不成，副主席也當不成了，反而成了“階下囚”。1976年10月5日，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在政治局秘密會議上決定逮捕“四人幫”，10月6日成功執行。1976年10月7日一大早，通宵出席中共政治局會議的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會議剛剛結束後，不顧疲勞，趕緊給鄧小平打電話，把拘捕“四人幫”的訊息告訴了他們。當時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等病住進北京310醫院六樓。鄧小平接到葉劍英的電話後，對妻子卓琳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鄧小平此番的感慨，正說明了他的政治生命又將恢復了－－心中沉重的最大石頭落地了，否則他的下場將是日後張春橋等“四人幫”的下場。《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年-1982年）》對“四人幫”當時使用的策略作了評價：（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後），“四人幫”對華國鋒的晉升十分惱怒，尤其是張春橋－－他顯然對總理垂涎已久。這導致他們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錯誤。大概，這一錯誤使他們在毛死後保留權力的微小希望也化為烏有－－確實是烏有。他們沒有與潛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全力以赴，奪取權力－－雖然當時政治局的政治形式對他們有利，當時23名政治局委員，14名是“文革”激進派和受益者，只有9人為“文革”倖存者－－鄧小平、葉劍英和年邁的朱德（當年7月6日去世）、劉伯承等開國元老派。由於“四人幫”反對周恩來葬禮和宣布4月5日天安門悼念事件為“反革命事件”，被“文革”倖存者認為不得人心而成為“文革”倖存者的敵人。所以張春橋打錯了算盤，鄧小平則自稱可以安度晚年了－－直到1997年2月以93歲高齡去世，去世前仍然對中共高層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一篇名為《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人民日報出版社）的文章提到張春橋的一句名言：“工作由他們做，責任由他們負，辮子由我們抓。”看來，張春橋不愧和江青一樣，都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毛澤東主義的捍衛者，他們都擅長抓辮子，最後自己的辮子卻被葉劍英、鄧小平等人抓在手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陰謀起家者必被陰謀所謀殺。2005年春夏之交，被郭沫若寫詩封為“狗頭軍師張”的“反革命主犯”張春橋死了，或許他是帶著某種遺憾離開這個世界的－－比如沒有在周恩來去世後當成總理，更沒有想到毛澤東一去世就成為階下囚，更更沒有想到判處死刑後還能夠活到88歲，但他卻已經去世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歷任領導
| 市委書記 | 任職時間 | 市長 | 任職時間 |
| 饒漱石 | —— | 陳毅 | 1949年5月28日—1958年11月 |
| 陳毅 | —— | 柯慶施 | 1965年11月—1967年2月 |
| 陳丕顯 | —— | 曹荻秋 | 1965年11月—1967年2月 |
| 張春橋 | —— | 張春橋 | 1967年2月—1976年10月 |
| 蘇振華 | —— | 蘇振華 | 1976年10月—1979年1月 |
| 彭沖 | —— | 彭沖 | 1979年1月—1980年3月 |
| 陳國棟 | —— | 汪道涵 | 1981年4月—1985年7月 |
| 芮杏文 | —— | 江澤民 | 1985年7月—1988年4月 |
| 江澤民 | 1987年－1989年6月 | 朱鎔基 | 1987年—1989年6月 |
| 朱鎔基 | 1989年8月－1991年4月 | 黃菊 | 1991年4月－1995年2月 |
| 吳邦國 | 1991年4月－1994年4月 | 徐匡迪 | 1995年2月－2001年12月 |
| 黃菊 | 1994年4月－2002年10月 | 陳良宇 | 2001年12月－2003年2月 |
| 陳良宇 | 2002年10月－2006年9月 | 2003年2月－ | |
| 韓正（代理書記） | 2006年9月－2007年3月 | ||
| 習近平 | 2007年3月－2007年10月 | ||
| 俞正聲 | 2007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