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觀改革優先理論

巨觀改革優先理論

巨觀改革優先理論是著名經濟學家王珏為代表人的經濟學家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經濟改革理論,主要是針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選擇什麼樣的戰略,以什麼為改革的突破口而提出的一種觀點。該理論從中國經濟實際運行的歷史和現狀出發,提出了巨觀體制改革應當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點。王珏認為價格改革主線論試圖通過“抓中間、帶兩頭”的戰略,但缺乏可行性,無法解決價格補償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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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觀體制優先理論的根據是建立在對“企業改革主線論”和“價格改革主線論”的分析與批評的基礎上的,指出企業改革儘管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但並沒有觸動舊的巨觀管理體制,企業要求“鬆綁”不可能實現,企業改革本身不能代替巨觀體制改革,不能解決需求膨脹的矛盾,更不能繞開價格改革這一關,企業改革不能帶動改革的全局。王珏認為價格改革主線論試圖通過“抓中間(指價格改革)、帶兩頭”的戰略,但缺乏可行性,無法解決價格補償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在經濟學上,通貨膨脹意指整體物價水平持續性上升。一般性通貨膨脹為貨幣之市值或購買力下降,而貨幣貶值為兩經濟體間之幣值相對性降低。前者用於形容全國性的幣值,而後者用於形容國際市場上的附加價值。兩者之相關性為經濟學上的爭議之一。通貨膨脹之反義為通貨緊縮。無通貨膨脹或極低度通貨膨脹稱之為穩定性物價。在若干場合中,通貨膨脹一詞意為提高貨幣供給,此舉有時會造成物價上漲。若干(奧地利學派)學者依舊使用通貨膨脹一詞形容此種情況,而非物價上漲本身。因之,若干觀察家將美國1920年代的情況稱之為“通貨膨脹”,即使當時的物價完全沒有上漲。除非特別指明,否則“通貨膨脹”一詞意指一般性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之測量由觀察一經濟體中之大量的勞務所得或物品價格之改變而得,通常是基於由政府所收集的資料,而工會與商業雜誌也做過這樣的調查。物價與勞務所得兩者共同組成物價指數,為整組物品的平均物價水平之測量基準。通貨膨脹率為該項指數的上升幅度。物價水平量測整體物價,而通貨膨脹是指整體物價的上揚幅度。

因此,必須進行以企業改革為基礎的巨觀體制先攻戰略,即通過抓兩頭帶中間的牽“牛鼻子”戰略,才能使改革得以順利進行。抓兩頭是指抓企業改革這頭,適應市場調節的企業主體就出來了;抓好巨觀體制這一頭,調節總量平衡和結構比例的巨觀調控機制就出來了,在此基礎上從價值和使用價值上確保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大體平衡,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了,價格體制改革就是一個“放”字。可見,抓好了巨觀體制改革,價格體制的改革就好比牽“牛鼻子”那樣順手。因此,對傳統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既不能把價格改革作為突破口,也不能把所有制改革作為突破口,而必須走“制衡總量,巨觀先改”的路子。

戰略事項

為了實現巨觀體制先改的戰略,應注意以下幾點:

(1)必須進行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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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改革的順序是:第一,進行財政、金融外匯、計畫投資等巨觀體制改革,在確保新的巨觀體制能調節總量平衡和結構協調的基礎上,使短缺的賣方市場轉變為鬆動的買方市場,價格體制的全面改革才具備條件。第二,通過價格體制改革使經營性的商品和勞務價格放開,通過市場供求狀況調節商品和勞務價格的形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不同行業、不同商品、不同企業的資金平均利潤,為投資體制改革創造基本條件。第三,牢牢把握住企業體制改革這條線,因為巨觀體制改革和企業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為全面培育市場和塑造市場機制準備條件的過程。

(2)要正確選擇巨觀體制模式

王珏認為,可供選擇的巨觀體制模式有三種:一是高度集中的巨觀體制模式;二是間接調控的巨觀體制模式,實現這種巨觀模式,需要以私有制為基礎和市場機制發育成熟為條件;三是從中國市場機制發育不很成熟的國情出發,創造一種集中與分權相結合的巨觀體制模式。王珏認為,中國是一個生產力發展極不平衡、交通信息極不靈通的大國,因此,採用第三種模式比較符合中國的國情。

(3)巨觀體制改革的具體辦法

第一,塑造總量制衡機制。要在國家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形成橫向分權的總量制衡機制和縱向分權的總量制衡機制。在橫向分權上要處理好計委、財政、銀行之間的制衡原則。在縱向分權上,可實行制衡財政收支平衡、信貸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的巨觀承包制

第二,塑造資源配置的制衡機制。在轉軌階段,由於市場體系的不完善及市場機制的扭曲,要在投資領域強化國家調節的功能,通過國家調節進行資源配置。隨著改革的深入、價格體制改革的完成,則會形成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基本上同向調節的格局,這時可以擴大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範圍,但在一些重大的投資項目上,仍需堅持以國家調節為主的原則。

第三,實行雙向調節的機制。所謂雙向調節,即縱向靠國家的直接調節,橫向靠市場機制的調節。

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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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處於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也處於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時期。當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很多情況和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客觀反映。黨的十七大強調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經濟成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長期實踐得出的重要結論,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人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會,是根據現階段中國發展的客觀實際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

必須深刻認識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好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對於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重大戰略意義和緊迫現實意義,扎紮實實地把黨的十七大提出的這項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戰略任務落到實處。在工作中,要突出把握好幾個重大問題: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為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最佳化升級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術支撐,加快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歷史進程;必須堅持城鄉統籌,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格局,努力實現城鄉共同繁榮;必須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把推進現代化與建設生態文明有機統一起來,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必須堅持內外協調,統籌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努力促進中國發展和各國共同發展的良性互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切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更加注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準確把握世界經濟走勢,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主動性。要進一步提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妥善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全面提高對外經濟工作質量和水平,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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