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所謂的“官場心病”是指在官場中因壓力變成心理障礙而引發出抑鬱症或發生極端事件的疾病。
眾多抑鬱症而自殺的案例代表了某種極端的狀態，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機在整個公務員群體中的日益凸顯。
起源
心理壓力來源主要包括職務升遷受阻、工作責任、住房負擔、領導工作風格、目睹腐敗與抵制誘惑等幾個方面。
症狀
官場心病有媒體根據公開報導統計發現，自2014年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員被認定為自殺或者排除他殺可能。在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鬱症，至少5人死亡前稱身體有疾病。
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諮詢中心曾經對20箇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狀況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13.5%的職工選擇了重度或者極重的選項。
公務員群體幾十年來都是強者的隊伍，他們的競爭力和抗壓力往往比較強，他們的壓力變成心理障礙，一定是有事件觸發的。
工作中很多人寧願硬扛著也不願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幹部很忌諱這個。由此說明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狀態是不好的。
臨床表現
官場心病往往還具有季節性的屬性，越到換屆時期，越是官員“心病”高發的季節。
一個患有“疑病症”的病人，許多專家均認為他沒有病，但他卻堅稱自己體內長了惡性腫瘤，每次散步都不會超出小區方圓20米，每次出門車上都要準備好各種急救設備和藥品。面對醫生也堅稱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突然問他，“你生病後工作怎么辦”時，他反覆說了三四遍同樣的話：“他們會給我留著位子的。”
機關將要提拔一個辦公室主任，結果“民眾推舉是我，領導推薦是我，公示名單是我，可任命名單不是我”。結果公布後，心理卻承受不了壓力。
治療
2009年視為全社會開始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年”。那時媒體公開報導中，共有13個官員自殺。為此，中紀委、中組部的有關負責人曾經專門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談，並請專家做事件分析，特別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和問題。2011年年底，中紀委、中組部聯合下發《關於關心幹部心理健康提高幹部心理素質的意見》。也正是從那時候起，關於公務員心理健康的講座與培訓開始在各級政府機關頻繁舉辦，有些心理學專家還被請入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專家小組，另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中央黨校的課程設定里開始出現了心理學的部分。
根本
官心病絕不能簡單視為患病官員的個人問題，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絕非他們這些學者，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解決中國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學，也不能等到有了問題之後再去治心病。治病是下醫做的事，治人是中醫做的事，而大醫要治國。
只有建立一個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制度環境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公務員們的心理健康，否則就是治標不治本。
北師大心理學院曾經開展過為幹部制訂心理測評問卷的工作，結果這項工作到後來不得不終止，所有的測評方法都會被官員破解，他們知道選擇什麼樣的答案會帶來何種結果。
影響
公務員前來諮詢、問診和治療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費，不走醫保，為的就是不留檔案，讓人知道有心理問題，怕會影響仕途。
電話打來，約個時間地點，不說為了諮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諮詢的官員的求助方式也獨具特點：大多在街邊電話亭用公用電話做諮詢，或者諮詢自己子女出現的一些問題。同時患者也喜歡參加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講座，不少公務員都是忠實的聽眾，有些人甚至從處級聽到了局級。
錯誤治療
官場裡對於“心病”的某種禁忌，是這個特殊群體普遍不願意坦然問診或就醫的重要原因。很長時間裡把心理問題當作態度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覺悟問題，很多人覺得自己覺悟高態度正，他不承認得了病，還有人覺得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問題，自己不該得的，所以拒絕承認。
最極端的情況下，一些官員寧願訴諸迷信也不願求助心理專家。曾經有一個基層官員，為了治療心病，專門請風水先生到家裡，把家具都重新擺一擺。一次擺完他覺得好一些了，過一段時間又覺得不行，再請另外一個風水先生重擺一次，最後萬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專家來看心病。
現狀
處級以下幹部比處級以上幹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這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題為《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所得出的結論相似，相對於行政級別為處級的被調查者，科級和科員感受到的來自角色超載的壓力明顯偏高。
醫院所接診的基層公務員數量遠遠超過所謂“官員”數量。因為他們可能說錯一句話一輩子就完蛋了，有的認為陪領導的崗位，壓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一項對國內官員非正常死亡案例進行的調研。該調研發現，與“畏罪自殺”的社會現象不同，一些主動結束生命的官員反而是責任心很強的優秀公務員。
很典型的病人，他們覺得現狀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價值觀和信仰不一樣了，又無法逆轉這個局面。
有一些廉潔的鄉鎮幹部，因為領導班子裡大家都要就他們不要，當然會被看作異類，成為孤家寡人。一個專程來北京看病的外省幹部，他業務能力出色，但一到簽字的時候就害怕，總是擔心財務虛報瞞報，“如果我真的貪污受賄做錯事，我受這些罪是應該的，但是我沒有做錯事啊”。他患上了抑鬱症，覺得自己對不起組織培養，他甚至希望出車禍，或者得一場重病解脫，因為這樣可以“死得體面”。
國外現狀
在德國，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穩定之外，公務員群體相比其他社會群體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職就可以。同時這一群體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權力”，在高度程式化的辦事規則里，貪污腐敗的可能被大大降低。中國的官場不一樣，權力放在這裡是個很大的誘惑，做壞事與不做壞事都有很大的壓力。
德國近100名當地公務員所做的心理諮詢，表現與國內完全不同的，德國公務員感到抑鬱的原因並非壓力過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穩定，缺乏激情，對生活提不起興趣”。
在國外，有關職業健康心理學的研究通常都會將目標定在影響決策與政策制定上，定在改變社會大環境上，只有這種做法才最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