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
宋宣撫處置使司隨軍審計司印寶
宋代制寶比較複雜，除太祖所受“皇帝承天受命之寶”和“皇帝神寶”為後周所制外，每位皇帝繼位，都紛紛刻制御寶，僅北宋九帝，就制寶三十餘枚。宋太祖登基後，“又制‘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至宋徽宗時，其仿效唐制，刻制了皇帝八寶，即鎮國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元極”）、受命寶（文曰“受命於天，即壽永昌”）、“皇帝之寶”、“皇帝信寶”、“皇帝行寶”、“天子之寶”、“天子信寶”和“天子行寶”。政和七年，徽宗又制一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號為定命寶，合前面八寶共為九寶，以合“乾元用九之數”。南宋時，“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作”。高宗所作八寶，則完全是仿製徽宗八寶。除皇帝制寶外，宋代皇后、妃子、太子也皆有寶。
印
宋朝官印製度宋代官僚機構設定重疊，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官僚統治集團。這樣也使宋代的官印數量大為增加。從諸王、中書門下、樞密院、宣徽院、三司、尚書省諸司到節度使、觀察使以及州、府、軍、監、縣都有官印。一些受朝廷臨時委任的官員，“其奉使出入，或本局無印者，皆給奉使印”。此外，還有一些機構和官員不斷請求鑄印。如“樞密院承旨，本吏人名，太平興國以翰林楊守一為之，加‘都’字。後復用吏。熙寧三年，復以李綬充副都承旨。未幾，又請鑄印，詔只許印在院，以‘樞密都承旨印’為文”。到南宋時，“由內外官有請於朝，則鑄給焉”。官印的頒發已較為泛濫了。
記
記與朱記應起於唐代，現有唐代“大毛村記”和“蕃漢都指揮記”等可以佐證。但在唐代這種用法還不多見，到宋代才被廣泛地用於下級官吏的印中。《宋史•輿服志》載：“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及外處職司及諸軍將校等，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到了南宋時，“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又下無記者，止令本道給以木朱記，文大方寸”（註：《宋史•輿服志》，中華書局，1977年。）。其實，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宋廷只在北宋初年，曾使用過道一級的行政區劃，後即改為路，直到南宋末年。但宋人沿襲唐朝的習慣，在言語中仍將路稱之為道。這樣，文中“止令本道給以木朱記”一句，就較為容易理解了。這說明在南宋，路一級的機構是有權給屬吏頒發木朱記的。
分期
北宋 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揮第二都朱記 故宮博物館創建期
建隆元年至開寶九年，為整個太祖朝。這一時期，國家剛剛建立，外有南唐、後蜀、北漢等強敵林立，內有藩鎮擁兵自重。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滅割據勢力，穩定時局，統一國家，還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關注典章制度。所以，無論是皇帝的御寶，還是各級官署的印記，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舊物，自製的寶印還很少。宋太祖除“傳周廣順中所造二寶”外，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寶”和三印。到乾德三年，才因“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下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於數量很少，我們至今尚未發現一件這一時期的寶印實物。太祖所鑄“天下契約之印”、“御前之印”、“書詔之印”三印稱印而不稱寶，是與以後皇帝制寶相違背的。所以，太宗繼位後很快就將三印改鑄為寶。這一現象應視為這一時期制度尚未完備的表現。
規範期
太平興國元年至靖康二年。這一時期，國家政治趨於穩定，除晚期外，沒有大的社會動盪。印製上的突出特點是形成了皇帝八寶制度；各級機構的印記完全摒棄了五代舊印，改鑄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規範。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統一大業之後，開始著手大規模整肅軍隊，給禁兵各軍正式命名新的番號。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宋太宗繼位僅三個月，即“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有了新的、正式的番號之後，諸軍將校印記的鑄造工作才得以相繼展開。
近年來所面世的數十枚宋代軍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這一時期鑄造的。如1952年10月於內蒙古寧城縣遼中京大名城遺址出土的“神衛左第一軍第二指揮第二都朱記”，以及開封市博物館徵集的“虎翼右第一軍第三指揮第四都記”。行政機構印記的鑄造，也應是同步進行的，只是這類印記出土的數量較少，不及軍印多罷了。
嘉興府金山防海水軍統領印（宋）建炎元年至祥興二年，實際是整個南宋時期。這一時期，經過靖康之難，南宋小朝廷偏安東南一隅，宋金、宋元戰爭連綿不斷。戰亂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廢馳了，印製也開始渙散，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其一是由於巨大的社會動盪，使官印的管理和使用出現了混亂。
“南渡之後，有司印多亡失，彼遺此得，各自收用。”“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將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這種情況在宋代被稱為“假借”。假借之風盛行，使有關部門深感不安，立陳改變這一現狀。“乾道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悉毀而更鑄。”“紹熙元年，禮部待郎言：‘請令有司制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但實際收效並不顯著。
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現了新變化。
南宋初年，所鑄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與北宋舊印相區別。關於年號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記載，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於河心沉船中，發現“建炎諫官之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建炎宿州州院朱記”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號。又如“寧宗嘉定十四年，山東郊順，鑄……泰安軍及‘京東安撫使’、‘馬步軍總管’、‘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印，並冠以‘嘉定’二字”。至於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問題， 《文獻通考》記紹興四年，“權戶部侍郎王俁言……請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各鑄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為文……其他部要一切印記，都省依此施行。詔印文添‘行在所’字”。有人認為，這當是南宋朝廷在建炎、紹興年間的權宜之計，並未長期執行，所鑄印記也不多。
其三是會子印的出現。
《宋史•輿服志》記載：“成都府錢引，每界以銅朱記給之。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為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為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為文；契約印十二鈕，內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契約印’為文；五百文、二百文準此。”將官印用於紙幣，這當是中國印史和貨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印製中的一個創舉，值得更深入地研究。現在，我們尚能看到的“壹貫背契約”印，即上文提及的“契約印”之一種。實物與文獻記載情況不同，說明當時會子印也有多種，即使是“契約印”也可能會因不同“界”而印文有所不同。
管理與使用
壹貫背契約-宋其一，國家設定了專門的鑄印機構——少府監和文思院
《宋史•職官志》載：在宋代，“凡車輦、飭器、印記之造，則少府監、文思院隸焉”。但具體到北宋時期，“凡進御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彩工巧之事，分隸文思院，後苑造作所，本監但掌造門戟、神衣、旌節，郊廟諸壇祭玉、法物，鑄牌印朱記……”當時文思院隸屬於少府監，是其下屬五院之一，鑄造印記是由少府監直接負責的，並不歸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紹興三年，詔少府監並歸文思院”。之後，文思院就繼少府監成為國家專門的鑄印機構了。從現有的實物看，至少是在真宗鹹平年之後所鑄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監鑄”。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鑄”。這應是少府監、文思院作為鑄印機構最直接的證據。在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方“宣撫處置使司隨軍審計司印”，是當年疏浚西湖時發現的。其背款刻“建炎四年二月宣撫處置使司行府鑄”，顯然不合乎宋代印製，對於這一情況，可有兩種解釋：一是南宋初年，時局動盪，政令不行，個別機構擅自越權為下屬鑄印。二是因統一鑄印不便，朝廷允許一些機構暫時便宜行事的結果。這類印數量不多，具體情況還需進一步研究。
此外，少府監、文思院除直接從事官印的鑄造外，還負責制定官印的形制。《宋史•職官志》記載“元豐官制行，始置監、少監、丞、主簿各一人。監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監為之貳，丞參領之。凡乘輿服御、寶冊、符印、旌節、度量權衡之制，輿夫祭祀、朝會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焉。”這所謂的符印等物“之制”具體到官印上來，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實際上，早在元豐改制以前，少府監就一直擔負著這項職能。王文盛是少府監的篆文官，他於仁宗景期間曾兩次上書，議定官印的形制。在第二次上書時他說：“舊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練使、轉運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闊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議，“紹從其言，著於令”。這應當是少府監負責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為明確的記載。在南宋，少府監這一職能被文思院承襲。
其二，由禮部負責官印的管理
《宋史•職官志》載：“禮部掌國之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令。……若印記、圖書、表疏之事，皆掌焉。”其實，宋代的禮部對官印的管理，主要體現在對新印的頒發、廢印的收繳和銷毀。“神宗熙寧五年，詔內外官洞官合賜牌印，並令少府監鑄造，送禮部給付。”禮部成為代表國家，給各級官員頒發印記的部門。
宋代的官印雖為銅鑄，但是由於一些衙門公務十分繁忙，官印磨損得快，竟需每年更換一顆新印。“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劇也。”再加上一些機構撤併和人為損壞，宋代各級機構每年報廢大量的官印。而這些廢印，各衙門是不能善自處理的，必須上交禮部。所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錄》中說：“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路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最後他借鑑唐朝的辦法，建議“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這是英宗治平年間的事，當時廢印只是上交禮部保存，而未做處理，但到了宋神宗時，已有了銷毀印的記錄了。“（元豐）六年，舊制貢院專掌貢舉，其印曰‘禮部貢舉之印’，以廢貢院，事歸禮部，別鑄‘禮部貢舉之印’。”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防止官吏盜用舊印，產生奸弊，所以《宋史•輿服志》神宗元豐六年十二月“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不即隨葬因而行用者，論如律”的記載，當是不準確的，最起碼這一詔令沒有實行施行。
另外，從建國後數十年的考古發掘情況看，宋代官印或為當時戰敗者所遺棄，或為戰勝者所繳獲，多出土於古代遺址或江河湖泊之中，而在大量宋墓中，僅發現幾枚私印而已，至今尚未見到一枚官印。這種現象也可以作為否
北宋時期稅務官員徵稅使用的銅印其三，主要的管理制度
1.牌印製度
為了適應官司印的特點，宋代借鑑唐代的辦法，制有銅牌，與官印同時頒發給官員，這樣就使“諸王、節度、觀察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刻文雲‘牌出印入，印出牌入’”。至於具體情況，我們可參見胡三省於《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並牌印皆沒不反”下注曰：“至唐始置職印（即官司印——引者注），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臥內，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這就是說，官印平時由官員本人負責保管，牌由有關屬吏持有，須鈐印時，由屬吏向官員交牌拿印，用完後，再交印將牌拿回。
2.知印製度
宋代衙署往往有多人為主官，因而出現主官輪流“知印”的新情況。如宋代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參知政事為副相，設政事堂于禁中，作為其議事辦公機構。故《宋史•職官志一》記載：“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宋初宰相雖有多人，但只指定二人分別輪流執掌中書之印。參知政事初設時職位較低，無權執掌中書之印，也不在政事堂議事。直到至道元年，才“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
元豐改制後，廢除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職，以尚書省的副長官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右丞管理省務，並任執政（另二執政為門下、中書二省侍郎各一人），這樣，左、右丞即“掌參議大政，通治省事，以貳令、僕射之職。僕射輪日當筆，遇假故，則以丞權當筆、知印”。左、右丞就成為在假日權代左、右僕射執掌相印的實權人物。宋代之所以這樣嚴格規定“知印”與“不知印”之分，一是為了防止官員，主要是宰相一人掌印，大權獨攬；二是為了明確職責，防止官吏盜用官印，產生弊端。可以說“知印”制是對唐代牌印製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並為以後各代所沿用、繼承。
3.臨時給印製度
宋代對臨時受朝廷之命出使外國的官員，無論原有無官印，都頒發奉使印，作為奉使出入的憑證。如包拯在慶曆五年時，就曾以監察御史的身份，任賀契丹正旦使，持奉使印，出使契丹。到了神宗熙寧四年，對頒發奉使印作了更詳細的規定：“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以上，不以職務緊慢，余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余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為名。”至此，對那些職位較低的官員，不再頒發奉使印，只給奉使朱記。到了南宋，繼續沿用這一辦法，“或銜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給之，復命則納於有司”。“後以朝命出州縣者，亦如之。新進士置團司，亦假奉使印，結局還之，此常制也。”這樣，奉使印的使用範圍被擴展了，不但“銜命出境者”可持奉使印，臨時奉命出巡州縣的官員也被授於奉使印，連新科進士也可借用奉使印了。
4.御寶的管理
北宋長期都是由“門下省主乘輿八寶”，後在宋徽宗崇寧五年，尚書省“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于禁中。……內符寶郎奉寶出以授外符寶郎，外符寶郎從寶行於禁衛之內，朝則分進於御坐之前”。內外四位符寶郎，相互內外，互為牽制，以加強御寶出納使用的監督與管理。高宗紹興十六年又重新製作了八寶，藏之於御府，由入內內侍省掌管。
其四，複雜的鈐印方法
宋代不僅有嚴密的官印管理制度，在鈐印時，也有許多複雜的規定和慣例要遵循，有時連內行人也搞不明白。大中祥符五年，真宗皇帝在閱覽河西節度使、許州知州石普的奏狀時，發現石普用的是許州觀察使印，不解其意，經宰相王旦的詳細解釋，才弄清了其中的緣由。
宋代的鈐印是很有講究的。首先是皇帝的用寶制度，其八寶中“鎮國寶、受命寶不常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具體到用寶程式，也有明確規定，“應合用寶，外符寶郎具奏，請內符寶郎御前請寶，印訖，付外符寶郎承受”。一般的官司印，鈐印時也有嚴格的規定。如上文提及的石普，他一人持有節度使、觀察使和知許州三印。“節度使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書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書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本使判書，用州印。……石普獨書奏章，當用河西節度使印。”如此複雜，難怪連皇帝老子也弄不清楚了。
但是，若是兩個衙門共同辦理一件事務時，反而較為簡單，行文時只鈐用級別較高衙門的官印。如《宋史•職官志》載：“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共為一院，但行東院印。”在宋代以樞密院為最高軍事機構，獨掌軍機大事，中書不得參與。“慶曆中，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建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仁宗以為然，即詔中書同議。”此即是上文東、西院“共為一院”之意，實際上是中書與樞密院共同商議，處理軍國大事。如果兩院共同簽署檔案時，只鈐用中書印而不用樞密院印。與此大致相同的是宣徽院有南院、北院之分。“南院資望比北院頗優，然皆通掌，止用南院印……”
形制
保捷弟一佰三弟六指揮使朱記-宋質料
宋代官印的一大特點就是質料的簡單化。在宋代，除皇帝御寶有用玉、用金之別外，其他官印基本上為銅鑄。“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下莫得用。”所以，以玉制璽，成為帝王們的專利。宋代皇帝的御寶也是以玉質為主，金質的較少。太祖制有三方金印，即“天下合用之印”、“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太宗將其改鑄為寶時，仍為金質。其他各朝，也只有真宗封禪所用“天下同文之寶”為金鑄。八寶則皆為玉寶。
南宋時，高宗皇帝制有十一枚玉寶（含八寶）而僅鑄有三枚金寶。皇后、皇太后、皇太妃、皇太子之寶皆為金鑄，只有真宗劉皇后和英宗高皇后曾垂簾聽政，其“皇太后寶”和“太皇太后之寶”為玉質。“紹興七年……禮官言國朝禮制，諸後謚寶，曾垂簾聽政者則用玉，余則比金用。”至於一般官印的質料更為單一，“宋因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區別僅在於諸王及中書門下、樞密院、宣徽院、三司、節度使、觀察使印塗金，其餘各級官印皆不塗金。但這是宋初的制度，到了元豐年間，神宗改革官制，將原政事堂的職權分屬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三省恢復了實際地位和職權。為顯示三省與樞密院的特殊地位，“元豐四年，詔三省印，銀鑄金塗”。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述：“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余皆鑄銅而已。”從此直到南宋時期，三省和樞密院印皆用銀鑄。此外，南宋時，一些地位較低的府吏，還發有木朱記。
尺寸
宋代官印的另一特點是印面加大，且官職越大，官印越大，二者成正比例關係。“宋制，天子之寶皆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這應是宋代皇帝御寶的通制。但特例有兩個，一是真宗所制“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因用於封禪，不合常制，僅方一寸二分；二是徽宗制定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是八寶後所制九寶，故方九寸。真宗劉後和英宗高后，因其特殊地位，其寶尺寸也與皇帝御寶相同。另外，據《宋史•輿服志》記載：“後寶用金，方二寸四分”，太子寶“方二寸，厚五寸”，均有定製。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院、宣徽院、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其餘各機構官印均方一寸八分。朱記“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
從各地現存宋代官印實物看，至今尚未發現一方御寶及高級機構官印，所見均為中下級機構官印，如“宜州管下羈縻都黎縣印”，邊長5.5厘米；“東南路第十二副將之印”，邊長5.5厘米。其大小應與宋代一般機構官印的尺寸大體相當。從現在出土較多的宋代記與朱記實物測量，其邊長大致在5至5.5厘米之間，與記載也基本吻合。
鈕式
宋代官印的第三個特點是鈕式的單一化。除寶的鈕式較為多樣外，其他各級官印均為長方鈕，或稱為橛鈕、塊鈕、矩形鈕等。
漢魏時期官印，無論何種鈕式，均有穿銎用以系授帶，以供官吏隨身佩帶。隋唐時，由於官司印盛行，官員不再隨身佩帶官印，但印鈕上的穿銎仍被保留了下來。到宋代，穿銎已不復存在。與以前的各代相比，這是宋代鈕式的一個典型特徵。宋代皇帝御寶均為盤龍鈕，只有徽宗所制鎮國寶和定命寶為螭鈕；劉、高二皇后寶也為龍鈕；
嘉興府駐劄殿前司金山水軍第二將印——宋書體
關於宋代的印文書體歷來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多年來意見相左，至今尚無定論。但是近些年有些文章將宋代官印書體通體稱為九疊篆，也似為不妥。按《宋史•輿服志六》記載：“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自是，台、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伊印，悉令溫柔重改鑄焉。”由此看來，當時人們確實將“屈曲纏繞”形式的書體稱為“繆篆”。有的學者為了將它與漢代的繆篆相區分，承認其演化與發展的新特點，而將其稱之為“後期繆篆”，南、北宋的大多數官印即是這種書體鑄造的。
但是，疊篆也確實起自於宋代。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玉工，用元豐年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因此，至少是從北宋末年起，疊篆就應該已被用於鑄造官印了，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內府圖書之印”，應是最好的物證。疊篆使印文布滿了印面，其字屈曲纏繞，不宜辨識，在普通人的心中，顯得更加神秘而又威嚴。其後，屈曲纏繞更甚，終於在金、元時，發展成了九疊篆。此外，小篆和楷書也偶被用於官印書體。
款識
宋初，官印背款僅刻“××年×月鑄”。大約從真宗朝開始，背款上加刻了鑄印機構的名稱，即刻為“××年少府監鑄”，南宋時又改為“××年文思院鑄”。印鈕上或印背上端還刻有一個“上”字，以防鈐印時用反。這是宋代官印背款的一般形式。上文提到，南宋初有一段印製混亂時期，一些機構越權鑄印，有的還將自己的名稱刻在了印背。另外，還有一些封爵印，如“弋陽開國”，印（邊長5.3厘米），印背無款。這種印數量不多，形制較為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