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縣

婁縣

婁縣——秦於今江蘇崑山東北置婁縣,南朝梁改信義縣。

改名

婁縣——秦於今江蘇崑山東北置婁縣,南朝梁改信義縣。清順治年間,分松江府首縣華亭置婁縣,民國併入華亭,華亭鏇又改名松江縣

主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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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區歷史悠久,自古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才薈萃。據考古發現,距今約6000年,先民們就在九峰一帶勞動生息。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東吳名將陸遜以功封華亭侯,華亭始見於史志。唐天寶十年(751年),置華亭縣。至清嘉慶十年(1805年),演變為1府(松江)、7縣(華亭、上海、青浦、婁、奉賢、金山、南匯)、1廳(川沙)。民國元年(1912年)廢府,華亭、婁縣合併為華亭縣。民國3年改稱松江縣。解放後,松江縣隸松江專區。1958年3月,松江專區撤銷,改隸蘇州專區;同年11月由江蘇劃歸上海。

1988年全縣面積605.5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6.99萬畝,水面9.06萬畝。全縣總人口496771人(男246859,女249912),其中松江鎮84956人。

縣城東北距上海中心人民廣場約40公里。縣境東與上海縣、閔行區、奉賢區為鄰,南、西南與金山縣交界,西、北與青浦區接壤。1988年轄3鎮、18鄉。

本縣地處太湖流域碟形窪地底部,境內地勢平坦,東、南部略高,西、北部低洼,為長江三角洲平原,西北部有十幾座小山丘。黃浦江三大源流在本縣南部匯合,東流出境。境內河渠縱橫,池塘眾多,是典型的水網地帶。所有河流均系感潮河道,每晝夜漲、落各2次。黃浦江(米市渡)最高水位為吳淞零上3.8米;警戒水位3.3米,危險水位3.5米。

本縣氣候屬北亞熱帶季風區,受冷暖空氣交替影響。年平均氣溫15.4℃,最高氣溫38.2℃,最低氣溫零下10.5℃,無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103.2毫米,雨日137天。6~7月有梅雨,平均20天左右。夏秋常有颱風過境,平均每年1.5次。局部地區有時有龍捲風、冰雹為害。秋冬多霧。易澇少旱。

本縣的香粳米、四鰓鱸魚、佘山蘭花筍黃桃綠茶草長浜紅菱、蘭花小茄、泖河大蟹等,稱譽古今。解放後,由陳永康培育的“老來青”稻穀,曾揚名中外,為我國水稻增產發揮過重要作用。

悠久的歷史,遺留下大量文物古蹟。松江縣城中有:唐代陀羅尼經幢,宋代興聖教寺塔(方塔)、望仙橋,以及始建於宋,明代重建的雲間第一橋(跨塘橋),元代雲間第一樓、清真寺,明代磚雕照壁、西林塔、葆素堂、頤園、大倉橋、《急就章》碑,清代醉白池、蘭瑞堂(楠木廳)、邱家灣天主堂、遂養堂張祥河宅)、陳化成祠等。鄉間有湯村廟、廣富林、姚家圈、平原村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塔匯鄉有始建於唐代的李塔;天馬山、佘山有宋代護珠塔(斜塔)、秀道者塔;泗涇的南村,曾是元末學者陶宗儀寄居地;鳳凰山有明代草書大家張弼墓華陽橋有明代平倭墓碑;小崑山北盪灣村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廣富林有陳子龍墓等。九峰歷來為重要名勝區,古代每峰都有“八景”、“十景”的記載。在西佘山上建於清代的天主堂、天文台,如今已成為遠近聞名的重要景觀。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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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經濟向以農業為主。縣境西北一帶出土的石犁、石鐮、稻粒等物,證明早在5000年前本地已有水稻種植。歷代府、縣誌載有水稻品種近40個,分粳、秈、糯三大類。民國25年(1936年),松江稻作試驗場有水稻品種215個(粳稻109個、秈稻44個、糯稻62個)。其中香粳稻薄稻等名產享譽古今。明末水稻畝產約1.5石(112.5公斤);清代中葉約1.8石(135公斤)。民國23年糧食平均畝產137公斤,民國34年為118公斤。

解放後,中共松江縣委和縣人民政府把發展農業、興修水利放在首要地位。1949年冬~1950年春,對多年失修的海塘及有關河道進行大修和治理,並逐年疏浚水害嚴重的河道,50年代新開人民河、通波塘城中段、油墩港南段和新五鄉建設河,疏浚骨幹河道30餘條(段),擋住了海潮,增強了低洼地區防洪抗災的能力。

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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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1年,全縣完成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剝削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26萬餘無地少地的僱農、貧農、中農(主要是下中農)分配到約45萬畝土地。“土改”後,農民要求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在自願的基礎上組建了一批農業生產互助組,到1952年參加互助組的已占農戶總數的61.3%。早期組織互助組的先進分子中有城東陳永康,他通過多年“單穗傳”培育的水稻“老來青”,在1951年,創單產716.5公斤的紀錄。這一經驗很快得到總結推廣。1952年,全縣水稻單產從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這時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本縣農民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建立起第一批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底,加入初級社的已占總農戶的85.01%。1956年春,初級社開始向高級社發展,很快出現農業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4月,全縣99.14%的農戶加入了高級社。

1958年9月間,全縣300餘個尚未整頓鞏固的高級社,在5天時間內,組建成17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本縣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盛行,經濟工作出現了嚴重失誤,在農業生產中盲目提出“畝產萬斤糧”等口號,嚴重挫傷了農民民眾的生產積極性。隨之出現了“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

1959年,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對人民公社作了調整,對無償“平調”作了退賠。1960年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本縣農業生產在繼續治水改土的同時,積極發展機械化,改良品種,提高複種指數。1963年開始推行“麥、稻、稻”三熟制,當年糧食畝產達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達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種,改進田間管理,產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畝產分別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農業機械化從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進展,1965年全縣已有拖拉機111台,手扶拖拉機92台,機引農具195台,機動脫粒機2252台,排灌電機651台,農機總動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勢低洼少種低產的三麥,這時已占糧食總產的15%。

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農村雖也受到影響,但廣大幹部民眾堅持農業生產、推進農業機械化和其他增產措施,使農業產量仍有增長,但社員分配卻較低。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1980年本縣農村開始推行多種形式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5年,全縣已有2773個生產隊實行家庭承包、聯戶承包,或採取新經濟聯合體等形式。其中,有131個戶均承包糧田45.5畝的種植大戶,2200個養殖大戶和26個新經濟聯合體。同時,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農業生產服務體系。1978年後,農田降低夏種指數,恢復以稻麥兩熟制為主的耕作制度。經過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加上鄉鎮工業的興起,更促進了農業的發展。1980年糧食畝產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創糧食畝產849公斤、棉花畝產98公斤的紀錄,油菜籽高達144公斤。1988年三者畝產分別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糧食總產量28.8萬噸,棉花、油菜籽也分別達到318.9萬公斤和1828.8萬公斤。全縣擁有農機總動力20.5萬千瓦,農田機耕面積達99.3%,機電排灌面積達100%。本縣為上海郊主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之一。

其他副業

副業(包括林、牧、漁業)生產,解放初期仍為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商品率很低。農業合作化後,集體副業、家庭副業同時並舉。農村養豬,解放初期平均20畝田一頭豬,1971年達到了“一畝田一頭豬”,1979年飼養總量增至903739頭。生豬上市量也大量增加,1971~1988年平均每年在30萬頭以上。80年代開挖了近萬畝魚塘,水產品產量由1980年的1832噸增長到1988年的8966噸。禽蛋上市量1980年為428萬隻和558.6萬公斤,1988年分別提高到1631萬隻和1485.4萬公斤;牛奶產量也從1980年的550噸提高到1988年的6396噸。食用菌生產始於1959年,僅種植12平方米,1983年發展到55.95萬平方米,總產232.1萬公斤;1985年下降為24.22萬平方米,總產72.2萬公斤。編織業有草繩草包、草蓆、杞柳製品和鉤針編織物等種類。鉤針編織始於清末,解放後逐漸從花邊發展到棉、毛、尼龍手套,70年代起又增加毛衣、鞋帽、拎包、床上用品等種類,形成了一個為出口服務的加工業,全縣業餘編織隊伍達10萬餘人。副業產值,50年代僅占農業總產值的25%左右、工農業總產值的15%左右。80年代起提倡多種經營,重視規模效益,以副養農,副業迅速發展,1978年產值為3600萬元,占農業總產值的24.84%,1988年增至20889萬元,占59.18%。

本縣手工業自古比較發達。宋代緙絲馳譽全國,明代棉紡織業“衣被天下”。清代起,特別是鴉片戰爭後,洋布大量輸入,松江棉紡織業逐漸衰落。民國年間,手工棉布生產僅為鄉間農民自給,已失去商品意義。1900年前後,現代工業開始在本縣發展,最早是機器碾米業及為其服務的機器維修業。後來,又出現了一些紡織、針織、印刷、化工、機械製造等工廠。但在長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環境中,發展困難。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加以美貨傾銷,發展更為困難。解放前夕,全縣只有小型工廠144家,手工業作坊5000餘戶,工業、手工業產值1222萬元。

解放後,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1956年1月,全縣工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個體手工業實現全行業合作化,共建立合營工廠22家,手工業合作社(小組)80個。一大批職工被提拔為企業領導,私方人員一般都得到適當安排。

1958年盲目“大躍進”,本縣所屬全民工業企業由1家發展為28家,社鎮集體工業企業增至201家,但在發展初期就存在缺乏資金、原料、技術等問題,加上管理混亂,困難重重,一年後,多數工廠停辦。1962年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縣全民工業企業大多恢復,部分劃為市屬,許多社鎮工業企業關、停、並、轉,工業產值由上一年的10028萬元,下降為6014萬元。至1964年下降到5659萬元,接近1958年5487萬元的水平。1965年開始回升到7216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部分工廠“停產鬧革命”,全縣工業產值降至4918萬元。1970年,建立三級農機修理網,社鎮工業有所發展,全縣工業產值又上升到8595萬元,1972年起,工業產值才穩定地超過農業產值。

新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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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貫徹“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工業企業開始管理體制的改革,推行廠長負責制和生產崗位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工業發展加快了步伐。1988年全縣工業企業由1978年的484個增加到1399個,其中縣辦167個,鄉鎮(包括鄉鎮以下)辦1118個,其他114個。鄉鎮企業逐步發展成為本縣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1978年產值為11457萬元,占全縣工業總產值的42.15%,工農業總產值的27.49%;1988年達到169121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73.04%,工農業總產值的63.38%。本縣多層次的工業企業,已形成紡織、服裝、食品、化工、建材印刷機械電機電子電器等眾多系列,產品有上千個品種,1988年總產值231539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266836萬元的86.77%。

1958年本縣劃歸上海後,縣城被規劃、闢建為市郊工業衛星城鎮之一,一批部、市屬工廠陸續遷入本縣。1985年,縣境內共有部、市屬工廠21家,職工2萬餘人,總產值4億餘元。這些工廠分屬冶金、鑄造、工具機、照相機等工業門類,通過聯營、加工協作、技術指導、設備轉讓等形式,對縣屬和鄉鎮工業的發展起了支持促進的作用。

本縣商業歷來繁盛。縣城是府治、縣治所在地,又是府境糧食、棉花以及其他商品、貢品集散轉運中心。大批官僚、地主、豪紳、富商集中於此,城鄉流通渠道暢通,形成了較大的消費市場。在社會安定時期,一直能保持興旺局面。至解放前夕,全縣有坐商4126戶、行商471戶、攤販2293戶,共59個行業。1954~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縣有32戶私商直接過渡為國營企業;大部分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組建成49個合營企業;還建立了174個合作商店,以及許多合作小組。一部分小商小販、服務行業繼續從事個體經營。此後幾十年中,商業管理體制進行了多次改革。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人民生產、生活需求不斷增長,商業也繼續發展繁榮,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49年為2578萬元,1978年為17590萬元,1988年達71754萬元。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銷售比例也有很大變化,1949年為95.69%和4.31%;1988年為73.37%和26.63%。80年代外貿發展迅速,已形成一批出口商品生產基地。1988年出口產品總值46205萬元,比1978年增長7.58倍。其中工業產品占87.83%,農副產品占12.17%。工業產品中,鄉鎮工業產品又占82.89%,達到33641萬元;花邊加工費從1971年的66萬元增至2344萬元。解放以來,集市貿易歷經興衰,1949年成交額為175萬元,1978年為371萬元,1988年增至6064萬元。個體經濟幾經起落,1956年初對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全縣尚有個體工商業487戶;1958年“大躍進”時期,不少個體戶停止經營。1962年開放集市貿易,市場上又出現3000餘個體戶,經整頓清理,至1965年只剩918戶。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縣發證僅20戶。80年代起,個體戶逐年增加,1980年發證118戶,1985年增至3205戶,其中城鎮678戶,農村2527戶,營業額341.45萬元。1988年個體戶數達3969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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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收

明、清兩代,松江府歲征田賦(米)120萬石左右,超過北直隸一省,農戶負擔之重,甲於天下,而本縣前身的華亭、婁縣,賦額又占全府大半。民國時期,本縣每年田賦仍達40餘萬石,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財政支出,主要用於軍警、政府機關以及教育、衛生等方面。解放後,建立起新型的財政稅收制度。全縣財政收入,1950年為794.44萬元;1983年突破1億元;1988年達到18148萬元,其中縣級財政收入17022萬元。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再調整稅制稅率,改變了千百年來財政稅收主要依賴田賦收入的局面。1958年以前,農業稅占全縣財政收入的大半;1958年後約占1/2;1971年後約占10%;1985年僅占3.85%。工商稅1950年占29.92%,1980年超過1/2,1985年為75.45%。企業上交利潤1952年占0.07%,1971年曾達59.13%,1985年為20.45%。歷年財政支出,35~70%用於文教、衛生事業,7~25%用於農田水利建設。

1988年,本縣社會總產值392777萬元;國民生產總值140962萬元,人均2838元;國民收入125706萬元,人均2530元。經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農業(種植業)收入由1978年占農副工三業總收入的33.03%下降為8.68%,工業由21%上升為62.51%,副業占28.81%。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有了顯著改善。1956年職工工資人均451元,農民收入人均84元,1988年職工工資人均1876元,農民收入人均1272元,勞均2079元。城鄉興建起大批住宅,1985年松江、泗涇兩鎮人均居住面積超過8平方米,農村80%以上人口住進了新建的樓房,人均居住面積達24平方米。城鄉居民口糧皆有剩餘,副食品消費水平提高。1985年,農村人均消費肉類19.39公斤,禽類3.73公斤,蛋類4.82公斤,水產5.13公斤。1985年農村人均消費棉布1.7米,化纖布5.07米。據1987年抽樣調查,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腳踏車223輛,電扇213台,縫紉機86架,電冰櫃33台,洗衣機76台,電視機109台(其中彩電33台),收錄機56台,照相機20架;農民每百戶擁有腳踏車135輛,縫紉機70架,電扇91台,洗衣機2台,電冰櫃1台,電視機55台,收錄機15台,照相機1架。

城鄉個人儲蓄存款,1978年末為885萬元,人均19.5元;1988年末增至24473萬元,人均492.64元。

道路交通

據南宋《雲間志》記載:“唐之置縣,固有城矣。”至宋代,華亭城中已有街巷數十條。元初升府,城內有一府一縣行政機構,因城垣較小,城市建築沿市河向西延展,到元末已形成“十里長街”。明代松江城曾列為全國33個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城有一府兩縣行政機構,官紳第宅眾多,商店作坊櫛比,居民稠密,形成繁榮的市面。後來上海都市崛起,松江城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逐漸被上海所取代。近百年來,戰亂不斷,特別是日軍入侵,松江城幾成廢墟。至解放時,還是窄街低屋,砂石路面,市政設施落後。

1949年,縣城共有各類建築485476平方米,多為一二層磚木結構房屋。50年代,城市建設以利用改造原有建築設施為主。1957年,滬松公路接通。1959年,華東電網向松江城鄉全日供電。1962年,縣城、泗涇鎮有了自來水。1965年,建成第一批新公房。1966年,四位自動撥號電話開通。“文化大革命”期間,城市建設緩慢。1978年後,城市現代化建設加快了步伐。到1985年松江鎮已初步形成五橫(樂都路、中山二路、中山路、迎賓路、松匯路)十縱(環城東路、茸城路、方塔路、北內路、普照路、谷陽路、人民路、西林路、永豐路、玉樹路)道路格局,主要道路全部鋪設瀝青水泥路面。1985年底,全鎮共有各類建築265.87萬平方米,是1949年的5.47倍。其中,70年代末至1985年共增建172.49萬平方米。公房住宅已達60.65萬平方米。縣城內電話容量2800門,另外18個單位交換機容量2350門;農村電話容量3500門。境內鐵路除滬杭線外,新增了新閔、金山支線;公路總長210公里,除通向市區、鄰縣、鄰省外,各鄉都通行公共汽車。松江鎮內還設公交線路一條。大泖港、黃浦江上建有全市最大的斜拉橋和公路鐵路雙層橋。鋼筋水泥橋遍布城鄉。1986年建成電視發射塔並開始播送節目。全鎮設有各類醫院10所,影劇院5座,縣屬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科技館體育場游泳池各1座,公園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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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農村新建瓦房漸多。70年代末,開始改建樓房。1978~1985年,農村新建住房573萬平方米,其中有樓房30808幢。解放後,逐步改善農村飲水衛生。1950~1985年,農村共挖井8萬餘口。1964年新橋鎮自來水廠建成。1977~1985年,又建成農村自來水廠23座。全縣28%左右的人口已飲用自來水。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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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文化教育素稱昌盛。早在西晉,“二陸”(陸機、陸雲)即名重文壇,以其故居在崑岡,人以“玉出崑岡”譽之。宋代始建縣學;元代升府後,松江城內府、縣學並立,又有書院、塾學多處。科舉及第者較多。自宋至清,華亭及後設的婁縣,共有521人中進士,內有狀元5人。“布衣”及流寓人員中,也有不少傑出之士。元末,黃岩陶宗儀、山陰楊維楨、錢塘錢惟善等名士,均先後來松定居,他們與當地文人陸居仁、袁凱等,交往甚密。陶宗儀築草堂於泗涇之南村,編著有《南村輟耕錄》、《說郛》等多種。明代,文化興盛,人才輩出。如:書法家沈度、張弼,學者顧清,政治家徐階,“雲間畫派”的骨幹人物莫是龍、顧正誼、孫克弘、董其昌、趙左、陳繼儒等。明末清軍南下,松江文人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李待問、夏完淳等奮起抵抗。入清,文風不衰,名家接踵,如:書畫家張照、陳枚、改琦、張祥河,歷史學者王鴻緒,文學家姚椿、韓邦慶等,皆享譽當世。

清末廢科舉、興學校,松江因靠近上海,得風氣之先,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即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學堂——私立中西學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史量才、馬相伯、吳雪齋在泗涇創立私立養正國小。光緒三十年設立松江府中學堂。辛亥革命前幾年,原有書院、義塾、私塾紛紛改辦學堂。民國時期,公立私立學校並舉,女校、師範也隨之誕生。日偽時期,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到解放時止,本縣共有中學8所(內私立6,女中1),中等職業學校3所(師範1),國小244所。

解放後,私立學校逐步改為公辦或併入公辦學校,女子學校改為男女合校。至1985年,全縣共有幼稚園(點)386個,國小261所,中學49所(完全中學10),職業學校14所(師範1,師範班1),中學職業班28個,電視大學分校1所。1980年基本完成了掃盲任務。1983年普及了國小教育。1988年國中普及率達87.01%。

辛亥革命前,本縣醫療衛生保健全賴中醫中藥。民國4年(1915年)設立時疫醫院,民國10年出現第一所西醫醫院。以後近30年間,先後建立西醫院10所(內公立醫院2),至解放前夕,尚存4所(公立醫院2)。解放後,陸續建立起縣、社(鄉)、大隊(村)醫療衛生機構和人民醫療保健制度。從50年代起,大力防治地方病和傳染病,1984年消滅了血吸蟲病。到1988年,全縣有縣級醫院7所,鄉鎮衛生院20所,縣醫療救護站1處,共有病床1495張,醫務人員1764人。

本縣近代體育起步較早,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松江勸學會附設體操講習所”(我國最早的一所體育學校)後,學校中均設體操課。民國8年(1919年),松江縣公共體育場建成。同年5月7日舉行的松江縣高等國小聯合運動會,是本縣首次運動會。30年代,體育運動以學校體育及城市體育活動為主。解放後,隨著體育運動的普及,曾湧現出一批優秀運動員,50年代,在省級以上比賽中,獲冠軍7次,得第一名4次,破省及全國紀錄7次。體育設施得到擴建和更新,縣城現有設備齊全的公共體育場,還有燈光球場,籃、排、網球場,桌球房,還新建了游泳池等。學校、工廠、農村都新建或擴建了一些體育場所。體育運動在農村中也正在廣泛開展。

解放戰爭

松江人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精神。唐末農民起義軍黃巢攻下潼關的那年(880年),王騰據華亭反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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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農民大起義,松江人民積極支持“紅巾軍”占領松江。明萬曆年間,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橫行鄉里,民眾憤起燒掉了董家住宅。明末,松江進步知識分子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等,組建愛國文學團體“幾社”,當清軍南下、明朝復亡時,“幾社”中人參加了抗清鬥爭。府城陷落後,李待問等義軍數千人壯烈犧牲,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陳子龍等也先後犧牲,徐孚遠突圍至福建,繼續鬥爭,至死不降。辛亥革命爆發後,松江積極回響,組織學生軍,支持革命政府;“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時,松江學生軍敢死隊參加進攻上海江南製造局的戰鬥,犧牲多人。“五四”運動中,松江湧現出侯紹裘等一批革命青年。民國12年(1923年)秋,侯紹裘成為松江第一名共產黨員。民國15年,松江建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鬥爭。民國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侯紹裘被推選為上海臨時政府委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侯紹裘在南京被害。同年中共黨員袁世釗、吳子喜、陸龍飛、顧桂龍等在新浜、楓涇一帶開展農民運動,並於民國17年在陳雲領導下策動了楓涇暴動,失敗後吳子喜、陸龍飛被捕犧牲,其他同志轉入地下,繼續堅持鬥爭。民國19年後,顧桂龍袁世釗等先後被捕犧牲,民國22年松江中共地下組織遭敵人嚴重破壞,黨組織中止活動。民國26年11月9日松江淪陷。民國28年後,中共在和尚涇、葉榭、莘七、天昆地區重建地下組織,領導當地人民,配合新四軍進行抗日鬥爭。有很多青年參加了新四軍、八路軍等抗日部隊,不少人為國捐軀。民國34年夏,新四軍在泗涇、七寶、莘莊一帶建立游擊根據地,並成立了泗寶區公所,這是中共在本縣建立的第一個人民政權。同年7月,浦南爆發了反抗“軍米”等鬥爭,中共地下組織積極參與領導,憤怒的民眾一舉懲辦了偽鎮長、保長等數十人。

解放戰爭中,中共地下黨員始終在本地堅持鬥爭。解放前夕,中共松江地下組織6個支部的128名黨員,和浦東人民解放總隊松江大隊100餘人武裝隊伍,與全縣人民一起,配合解放軍,勝利地迎來了1949年的解放。

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松江人民繼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作出了新的貢獻。抗美援朝時,松江捐獻飛機3架,900餘名松江子弟,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79人犧牲在朝鮮戰場上。1955~1985年,有1.9萬餘人應徵入伍,在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有44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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