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四川人的人生200多萬年前，四川便開始有了人類活動，距今25000年前開始出現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四川人經歷了滄桑巨變，形成了獨特的性格和特點。那就是勤勞、樸實、機敏、智慧、豁達。
四川人來源
四川人的構成主要為本土四川人和後來的湖廣等地移民。簡捷地說，四川人原本是全國各地移民的後裔。秦滅蜀後，就曾“移秦民萬家”充實巴蜀；東漢末到西晉，又發生過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從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遷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進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動前後延續一百多年，即所謂“湖廣填四川”；抗日戰爭時期，大批“下江人”即長江中下游居民大量遷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國解放後，大批北方幹部進入四川，三線建設時期又有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員進入四川，並從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國歷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換血”就已達六次之多，以至於達到了移民在數量上超過土著，親戚遍全國：“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隨著移民的進入，必然發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原文化、南粵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同形成於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間的碰撞，可以想見是持久而激烈的。可是，碰撞的過程也就是融合的過程，其結果便是一種新的區別於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的誕生。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四川人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現異質並存、錯綜複雜的現象。第一次跨進蜀地的人總會有耳目一新之感，似乎自己是跨進了一個新的國度。公元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詩聖杜甫逃離戰火紛飛的中原，從華州經秦州、同谷，來到成都，不禁大感驚奇。這種驚奇感的強烈，甚至壓倒了艱辛旅途給他的感受。他在《成都府》一詩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難，而只是大聲驚嘆道：“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見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川人性格
一是像衝出峽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麗而驚人”。四川人無論什麼身份、職業都始終洋溢著一種勤勞勇敢、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精神。這種文化品格的形成與其所處的地理條件分不開。四川盆地地勢複雜，高山深谷縱橫，從中衝決而出的滔滔洪水終歸萬里長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養，四川人出於對貧窮落後的抗爭，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無聞，蓄志待發，但一旦突破“瓶頸”現象，衝出“最隘一個峽口”——夔門，便大有一種誓不回頭的志向，更有一番驚世駭俗的作為。對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峽》中滿懷激情地讚揚道：“從三峽出發的人，他們都有點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麗而驚人”。二是像終究會燃起的濕木“疙兜”（樹根），以“忍耐”性強而著稱。忍耐是東亞文明之特徵，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這種性格是他們在長期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中養成的。在生產勞動中，他們憑藉這一精神，“欲與天公試比高”，不奪豐產不回頭，表現了人定勝天、不向自然低頭的英雄氣概。在殺敵戰場上，他們憑藉這一精神，敢於刺刀見紅，作戰勇猛，屢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對優越的自然環境中生活慣了的四川人，也養成了一種安於現狀、隨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維持，一般不願拋棄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軌跡。因此，即使受了壓迫欺負，他們大多“忍”字當頭，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負重。北方人像乾柴烈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滿，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濕木“疙兜”（樹根），更多則是採取傳統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諷刺，來發泄胸中的憤憤不平之氣。四川人乾任何事情，開始時總是默默無聞，只是到了關鍵時刻才轟轟烈烈、閃光發熱。三是像疾風中的“勁草”，富有“忠勇犧牲”精神。在國家統一、人民安居樂業的時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無聞，交差完糧，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歷史緊要關頭，當內憂外患嚴重威脅到國家民族生存時，就會像疾風中的“勁草”，表現出強烈的“忠勇犧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戰爭前，由於四川軍閥連年混戰，一時間，四川人被國人目之為“怯於公戰，勇於私鬥”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戰爭的烈火激發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使其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保家衛國的滾滾洪流中。八年抗爭中，川軍以窳劣的武器，迎戰裝備精良的日軍，熱血灑遍江淮河漢，威名播於三山五嶽。與此同時，盆地之內的四川父老，為全國補充了近300萬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線有“無川不成軍”之說；為國家承擔了占總數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為全國提供了占徵收總量38.5%的稻穀……四川人民在抗戰八年中所做的貢獻，受到了全國各界的高度評價。隨著移民的遷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區人際交流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徵；各地風俗相互滲透、融合，最終形成了四川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徵。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廣水利論》中較早提及“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說法，簡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國歷史上膾炙人口的移民運動。經過明末的兵燹戰亂，四川境內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遺，儼同空谷”。經過其他地區民眾的自發遷徙以及官府的招徠流民，四川人口逐漸增長。湖南和湖北因與四川毗鄰，轉徙最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謀生的人數在各省移民中為數最多。來自湖廣等地的大批移民，對於四川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四川省會成都，有一首竹枝詞這樣寫道：“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這是說一家中的女人，或嫁與陝西人，或嫁與江蘇人，而娶來的媳婦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廣人，家庭成員的原籍可謂五湖四海，當時已沒有超過十世的“老成都”了。這種移民潮不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響到廣大鄉村。隨著移民的大批遷徙，經歷明清鼎革兵燹戰亂的四川，經濟元氣逐漸恢復，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在成都，字號放賬的都是山西人、陝西人，當地人稱“老西”、“老陝”，所謂“放賬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陝氣如雷。城鄉字號盈千萬，日見佗銀向北回”。從這首竹枝詞所述可見，山、陝商人在成都的勢力如日中天，一般民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將本地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回老家。作為商幫勢力繁盛的標誌，四川各地的會館相當發達，而在鱗次櫛比的各地會館中，陝西會館顯得鶴立雞群。除了大商幫外，錢鋪基本上為江西人所壟斷。伴隨著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發達，人們之間的交流和接觸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徵。清代前期，紹興師爺就受到成都人的極大矚目：“安排擺設總求工，古董諸般樣不同。美服更兼窮美味，師爺氣派與門公。”這首竹枝詞，敘及紹興師爺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與眾不同。清初以來，四川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各地風俗相互滲透、融合，最終形成了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徵。[1]川人交往
至遲從公元前4世紀起，地處四川盆地的巴國和蜀國已經與中原的諸侯國聯繫在一起。在秦國擴張到巴蜀舊地後，大批移民就開始遷入。此後，巴蜀地區曾經歷過一次次比國內其他地區更加慘烈的天災人禍，以至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的說法。但無論亂到什麼程度，四川又會浴火重生，恢復為“天府之國”，成為西南重鎮。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四川的自然條件是“天府之國”的基礎。四川地區水源充沛，從古至今，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了四川“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加上氣候溫和，植被茂密，物產豐富，在農業生產條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給有餘。16世紀美洲作物玉米、紅薯等傳入後，盆地周圍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開發利用，從而養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閉的地形地勢也使四川比較容易防禦外來的入侵，在戰亂中能保持相對的安定，或者成為穩定的後方。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外來移民。四川的早期歷史記載蠶叢、杜宇等首領都來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經發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也部分證實三四千年前發生的頻繁遷移。在古代，長距離的遷移不僅能使移民獲得新的生產和生活資源，找到合適的生存空間，而且是移民群體本身優勝劣汰的過程。而最終能在遷入地成功定居並繁殖綿延的，都是在體力、智力上的強者。秦滅巴蜀和滅六國的過程中，大批移民遷入，帶去了先進文化。東漢末年中原大亂，大批移民進入巴蜀，成為劉備建立蜀漢的中流砥柱。西晉時，大批氐人和漢人移民遷入，不僅建立了割據政權，也使當地的經濟、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戰亂中延續。這樣的歷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開發、定居、繁衍後的移民和移民後代熱愛他們的第二故鄉，在抵抗外敵時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堅毅頑強，顯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後代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隨著人口的增加，墾殖和開發區域的擴大，四川的經濟迅速恢復，名人輩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幾乎都是移民的後裔。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開發，因而四川無論在天災還是戰亂之後，仍能恢復為“天府之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川人精神
盆地意識盆地意識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識。盆地意識有許多種理解。基本上，盆地意識是由四川盆地幾乎完全封閉的地理特性造成的。歷史上，由於四川盆地物產豐饒而使四川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體，成為一個相當獨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識通常有自足、自滿、自大等多種意思。四川多奇山異水，同樣，四川人則多奇異人士，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閉性和自成一體有關。四川地區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確實養了一些懶散之人，這一點在成都平原地區顯得尤為突出。《隋書》中稱“溺於逸樂”，正是“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的原因，這自然是指條件較好的成都平原地區。《宋史》認為蜀人“懷土罕趨仕進”，與《隋書》的記載異曲同工。這樣的文化氛圍與古代安土重遷意識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環境的相對閉塞又更加促使了這種安土重遷意識的加深。歷史時期四川地區各小區內經濟文化發展差別是十分大的，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區“土曠人稀”，物質基礎較差，民性自然不可能有因沉溺於遊樂而不思進取，可能多是受地理環境封閉的影響，主觀上倒很難說成是有不願外出的意識存在。《隋書·地理志》稱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閒”，這可能在事實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學而不求仕進的風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蜀人在外的影響，故范鎮《東齋紀事》認為這種現象是在張詠以後才有所改觀的。四川人如果有點盆地意識，可能還與自古以來成都人“懦弱”而難以走出外面競爭有關。在歷史上許多史籍都記載“蜀人懦弱”、“蜀兵怯懦”，主要是指成都平原上的那些“衣食不期而至”的悠閒者，四川其它地區的民性還是十分剛悍的，不然晉代不會有“巴有將”的記載，也不會有宋代川南“義軍”的威名，後來也不可能有川軍出川抗戰的業績了。由此看來，歷史上四川人有盆地意識存在，但其深厚只是在一定的時期內，而且也主要是指成都平原的“蜀人”而已。不然，籠統言四川人有盆地意識，怎能解釋近代四川人在中國叱吒風雲的歷史？可能也難以解釋現在十萬“川軍”民工在外打工的現象。不過四川、重慶人對傳統的家鄉文化的依戀仍是十分強烈的，許多“少小離家老大還”的長者仍是鄉音未改，對麻辣的喜好也使許多人食俗不改，也影響到外地人，這正是川菜風行全國的基礎。今天四川、重慶人已經大量走出去了，但卻以出賣勞力為主，省內城市“棒棒”、“扁擔”、“背篼”流行，省外“川軍”成了出賣體力民工的代稱。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時期有樂於詩書而不求仕進的傳統，青山綠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詠詩作畫，好文刺譏，悠閒安逸，確實使歷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樂此不疲。今天，我們有魏明倫有棒棒軍有李伯清等等，在全國不乏影響，但四川的文化還不應僅僅如此，我們還應有更多的融入全國主流文化的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開放精神敢為天下先、勇於開放、敢於創新——這是蜀文化的內涵特徵。這種精神從古以來一以貫之，不論在古代、近代還是現當代，都在持續地發生作用，不斷地表現出來。這裡不妨舉出幾個例子。在古代，古蜀人開創了以成都為起點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絲綢之路”，最早把中國的名稱China傳播到西方世界；改革開放後，新中國第一家典當商行——華茂典當服務商行在成都開業。這幾個例子，可以說明蜀文化在歷史上和當代四川經濟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僻居內陸腹地的四川人，由於交通信息的閉塞，比起得風氣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難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窮則思變，愈是閉塞便愈思開通，愈想打開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這種開通進取的狀態下，敢作敢為，以致在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上，開創了許多“敢為天下先”的典範。在近代，四川保路運動“引起中華革命先”，成為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孫中山高度評價四川人的這種敢為天下先的歷史功績，他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起義或者要遲一年半載。”自20世紀初年的留學生運動湧進四川以後，鄒容、吳玉章等先進知識分子便開創了四川青年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虛心學習、學以致用的優良傳統。五四運動後，由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繼承這一傳統，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在全國著為先鞭，人數之多僅次於湖南。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成為後來的革命元老和骨幹。“百年巴蜀革命潮流，保路運動肇其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這裡走出了世紀偉人鄧小平、“永遠的紅司令”朱德、“軍神”劉伯承、元帥陳毅等一大批功勳卓著的革命家。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為”的大事更是層出不窮。在農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廣漢向陽人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大無畏的膽識和勇氣，第一個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掛起了“向陽鄉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陽人率先恢復鄉村建制的創舉，在全國農村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以此為開端的經濟體制改革，被正式寫進了國家的根本大法，載入了新中國的光輝史冊，向陽也因此獲得了“中國第一鄉”的美稱。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經有企業改革發軔之作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還有新中國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於1980年12月誕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報》廣告禁區，寧江工具機廠於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報》登出廣告的舉動。川人代表
科技奇才
主持修建了中國早期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的戰國時期蜀守李冰，西漢閬中的天文學家
漢代雕刻的蜀守李冰石像
漢代雕刻的蜀守李冰石像
落下閎等，世界聞名。
傑出文人
歷史上，四川就有“文宗自古出巴蜀”的說法。四川是中國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三星堆文化為表征的巴蜀文化是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結構中的重要一元，在夏商時代是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惟一代表，在中國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顯赫的地位。四川處於西南民族與漢民族的多民族互動交流地區，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多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交匯區，又是民族融合的交融區，同時還是介於內地與西南民族之間高文化、高科技的匯聚區和通道區。這使四川聚集了多種文化精華，匯聚了大批高文化人才，聚合、積累並生成四川文化上和科技上的極大優勢。四川的高文化表現出“水庫”特徵，不斷向外輸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斷從外引進高文化人才。歷史上，四川的人才走出夔門後，常常是大展才華，“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馬相如、三蘇等，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後，更加成就了其“語不驚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當推唐代大詩人李白與杜甫。這種相反相成的“水庫”效應，恰應了“流水不腐”這句古話，構成了歷史上四川與外省文化在經常性的互動中互補的交流特點，它使四川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態的同時，不斷更新其表層結構，從而得以站在中國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漢代的司馬相如、唐代的詩人李白、宋代文豪的蘇軾、現代的文學家巴金和郭沫若等都是四川文人的傑出代表。
軍政大家
唐代女皇武則天、共和國時期的元帥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和世紀偉人鄧小平都是四川軍事或政治領域的傑出人物。
四川人經歷的幾個主要時期
古蜀文明根據考古發現，200多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早期，四川便開始有了人類活動。四川境內有已被命名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四處。距今7~8千年的時候，四川地區逐漸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很廣，目前已發現200多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廣漢三星堆遺址、廣元營盤梁遺址、西昌禮州遺址等。約4~5千年前，四川地區進入上古傳說時期，這一時期大約同中原的夏、商、周時期相當。此時的古史傳說內容主要關於上古四川先王世系和活動，較著名的有大禹導江、杜宇化鵑等。儘管沒有史料記載，但三星堆、金沙、十二橋等遺址的考古發掘和口頭傳說證明，最遲到商代，成都平原已經進入奴隸社會。
商周時期，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奴隸制政權蜀國可能與古史傳說中的“三代蜀王”——蠶叢、柏灌、魚鳧有關。大約在夏商之際，蜀人部落從今茂縣一帶遷徙至成都平原。“三代蜀王”之後，大約相當於中原西周時期，杜宇王朝建立，其間蜀國的都城遷至郫邑（今郫縣），杜宇王朝採用君主世襲制，勢力強大，其勢力基本覆蓋了整個四川盆地。大約相當於春秋早期，杜宇氏禪位於治水有功的蜀相鱉靈，鱉靈建立了開明王朝。
戰國至三國開明王朝定都於廣都（今雙流），起初國力強盛，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開明九世開始仿效華夏禮樂制度，並把都城從廣都遷往成都，也就有了萇弘化碧的傳說。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國為統一天下做準備，從石牛道討伐蜀國。秦攻占蜀國後，設蜀、漢中兩郡。四川地區逐步實行秦國的制度，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秦昭襄王至秦莊襄王年間（前227年~前247年），李冰擔任蜀郡太守，採取了許多開發蜀地的重大措施，比如修建都江堰，疏通檢、郫二江（今南河、錦江），使成都平原日漸富饒，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西漢以後四川地區社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繁華程度超過關中地區而被譽為“天府之國”，美稱相沿至今。漢景帝年間，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在成都建立中國首個官辦學堂“文翁石室”，從此蜀地學風大盛，可與齊魯地區相媲美。西漢末，公孫述占據益州，國號“成家”，建都成都。
東漢末，益州又被劉焉劉璋父子割據（189年~214年）。後來，劉備在成都稱帝，史稱“蜀漢”（221年~263年）。蜀漢疆域包括今重慶、四川、雲南大部，貴州全部，陝西和甘肅小部。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蜀漢丞相諸葛亮勵精圖治，使蜀國社會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兩晉至隋唐蜀漢後主炎興元年（263年），蜀國被魏國所滅。不久，司馬炎建立晉朝。西晉後期，永興三年（306年），李雄在成都稱帝，國號“大成”。至東晉鹹康四年（338年）時，李雄侄李壽又改國號為“漢”，歷史上因之合稱為“成漢”。成漢是“十六國”中最早建立的國家，其全盛時疆土覆蓋四川盆地及周邊部分地區。東晉永和三年（347年）至隋開皇元年（581年）四川併入隋朝版圖，四川地區先後受東晉，前秦，樵縱，南朝的宋、齊、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個政權的統治。由於政治動盪，戰亂頻繁，社會經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隋唐時期，四川地區社會安定，經濟進入全盛時期，有“揚（今江南地區）一益二”之說。安史之亂時，唐玄宗曾入蜀避難。之後又有多位唐朝君主入蜀避難，如唐德宗避朱砒之亂，唐僖宗避黃巢起義。唐天佑四年（907年），唐朝被覆滅，王建、孟知祥先後在四川地區建立起前蜀、後蜀政權，分別歷時18年、31年。前蜀、後蜀前期都採取休養生息政策，由於沒被捲入中原爭鬥，四川一度成為全國最為繁榮的地區。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宋軍滅後蜀。
宋元至明清宋、元時期在四川地區曾發生多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比如王小波、李順起義。儘管如此，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四川地區仍較安定，使得社會經濟繼續發展，成為兩宋抵抗金、蒙的大後方。元初四川地區長達半個世紀的戰亂，使經濟遭到巨大破壞。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發兵將四川地區併入明朝版圖，轄區除現在的四川、重慶外，還包括今貴州省遵義和雲南東北部及貴州西北部。明末張獻忠農民起義軍人川，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1644年~1646年），以成都為西京，清初的30多年間，四川一直處於戰亂之中，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進入穩定時期。康熙二十四年湖廣填四川。嘉慶元年（1796年），四川爆發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歷時9年清廷才將起義鎮壓下來。
宋末至清初，四川地區在空前的戰亂下，人口銳減，經濟調敝。於是，朝廷在明初與清初兩次推行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歷稱“湖廣填四川”。兩次移民運動使人口缺乏的四川獲得大批勞動力，社會經濟得到迅速恢復。
近代1840年，鴉片戰爭揭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但直至1895年，李鴻章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其中規定增開四川的門戶重慶為通商口岸，才算真正步入近代。四川社會自然經濟逐步崩潰並且半殖民地化，民族資本主義在四川開始萌芽。19世紀60年代，石達開入川，之後又爆發成都教案，以及義和團起義。在四川爆發的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1911年，成都獨立成立軍政府；民國元年（1912），撤銷道一級建置，改為省直轄府、州、廳、縣。1913年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實行“軍民分治”，廢省改道，將四川地區分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東和邊東、邊西7道，後改盆地5道名為西川、建昌、永寧、嘉陵、東川。同時廢府、州、廳建置，將縣直隸於道。1914年，裁去邊東、邊西兩道，劃康定縣以西30個縣為川邊特別區域（包括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區），受四川省節制。民國時期，川內軍閥混戰，從1912年至1933年止，大小戰爭不下480多次。四川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各自為政。1935年，國民黨中央軍入川，為了“剿共”及嚴密監視地方的革命活動，仿效在鄂、豫、皖等省縮小政區的辦法，把四川劃分為18個行政督察區及西康行政督察區（原川邊特別區），另設成都市（1928）和重慶市（1929）。1939年實行新縣制，編組保甲，劃分鄉鎮。同年，又將原西康行政督察區和四川所屬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區合併，設立西康省，實行川、康分治。同年，增設自貢市。
四川人的風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先後長征進入四川。紅四方面軍於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在四川東北及與陝西接壤地區，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面積約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達700萬，是當時全國第二大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沿海沿江的各類工礦企業、高等學校和文化團體也紛紛內遷至四川，四川再次成為中國的大後方。同時300萬川軍出川抗戰，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其子蔣經國，從成都飛往台灣，隨後四川和西康相繼更換政權。
新中國成立以來，四川人沐浴改革開放的春風，意氣風發地投入國家和四川的偉大建設，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華譜寫新的篇章。
古代四川名人
武則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利州（今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人。祖籍并州文水人（今山西省文水縣），漢族。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正統的女皇帝、也是繼位年齡最大的皇帝（67歲即位），又是壽命最長的皇帝之一（終年82歲）。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漢辭賦家。少好讀書擊劍，景帝時,為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他稱病免官，來到梁國，與梁孝王的文學侍從鄒陽、枚乘等同游，著《子虛賦》。梁孝王死，相如歸蜀，路過臨邛，結識商人卓王孫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樂，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歸成都。家貧,後與文君返臨邛，以賣酒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話，為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讀了他的《子虛賦》，深為讚賞，因得召見。又寫《上林賦》以獻，武帝大喜，拜為郎。後又拜中郎將，奉使西南，對溝通漢與西南少數民族關係起了積極作用，寫有《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文。後被指控出使受賄，免官。過了一年，又召為郎，轉遷孝文園令，常稱疾閒居，有消渴疾。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辭賦上。《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現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六篇,另有《梨賦》、《魚□賦》、《梓山賦》三篇僅存篇名。《隋書·經籍志》有《司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司馬文園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漢族，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中國唐朝詩人，有“詩仙”、“詩俠”之稱。有《李太白集》傳世，詩作中多以醉時寫的，代表作有《望廬山瀑布》、《行路難》、《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早發白帝城》等多首。李白祖籍隴西成紀（現甘肅省秦安縣隴城），701年正月十六[1][2][2月28日]生於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鄉。另一種說法是其父從中原被貶中亞西域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市）所生，4歲再遷回四川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江油市）。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尊稱為“詩仙”，其詩大多為描寫山水和抒發內心的情感為主。他與杜甫並稱為“李杜”。
近代四川文化名人
巴金，原名李堯棠（1904~2005），字芾甘。漢族。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散文集《隨想錄》。祖籍浙江嘉興。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省樂山市觀娥鄉沙灣鎮，漢族，原名郭開貞，字鼎堂，乳名文豹,號尚武。筆名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蜚聲海內外；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
近代四川軍事名人
朱德（1886.12.1--1976.7.6）字玉階，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省儀隴縣一個佃農家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首。
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生。原名鄧先聖，學名鄧希賢。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劉伯承（1892~1986），原名明昭，出身於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現代軍事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入學生軍，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組織過滬順起義、南昌起義，先後任過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對中國革命軍隊的建立和壯大，對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的邁進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四川人的自然環境聶榮臻（1899-1992）中國軍事家，政治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899年12月29日生於四川江津（現屬重慶市）。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8月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次年春轉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10月到蘇聯學習。1925年8月回國後，歷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成員、軍委特派員，中共湖北省委軍委書記。後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與向北伐軍派遣中共黨員等工作。
陳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名世俊，字仲弘，四川樂至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詩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十大元帥之一），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新中國第一任上海市長。
古今部分各行業有影響的四川人
A．艾蕪．阿來．安崇善
B．巴金．白靈．包雪陽．白連春
C．常璩．程德全．諶容．陳伯鈞．陳華．陳希同．陳朝霞．陳毅．陳龍燦．陳宏程顯謨陳煒謨．陳麗娜
D．戴季陶．杜弢．翟永明．鄧昌友．鄧朴方．鄧萍．鄧通．鄧賢．鄧儀中．丁世謙
E．爾瑪依娜
F．傅鍾．范想．范祖禹．范鎮．范長江．費密．符光耿．范遠泰．費盡賢．樊懷章傅增湘樊建川
G．郭尚平．郭敬明．郭汝瑰．郭沫若．高敏．郭映．郭際
H．何嘉儀．何拔儒．何政軍．何音．胡寄窗．胡曉明．虎艷芬．還珠樓主．黃開基．黃繼光．黃荃．胡小燕
J．江虹．江村羅布．江竹筠 紀敏佳．蔣婷婷．蔣文文．賈童．競華
K．孔祥明．寬霖法師．康澤．況璃
L．樂以琴．劉伯承劉光第．劉天佑．劉心武．劉文彩．劉文輝．劉永好．劉滄龍．劉湘．劉田夫．廖亦武．廖昌永．李伯清．李元勝．李劼人．李吉順．李大章．李宇春．李宗吾．李家鈺．李承鵬．李玟陽．李碩勛．李西月．梁光烈．梁慧星．流沙河．羅廣文．羅瑞卿．羅青長．賴寧．李崇禧．魯平．陸更夫．劉仁艷．羅震林．羅昌秀．李安民．劉克剛．龍宇
M．蒙文通．閔恩澤．馬班郵路
N．寧峰．聶榮臻．聶多堯
O．歐陽奮強
P．彭曉．普欽．朋弟．蒲巴甲．蒲殿俊．蒲海清．蒲輔周
Q．屈伯川．瓊瑤．秦九韶．覃輝．邱光華．邱少雲
R．任榮．任鴻雋．容中爾甲．饒國華 饒雪漫
S．司馬相如．孫元良．孫炳文．孫維世．施光南．桑吉悅希．沈瓊．沙汀石魯 蘇洵 蘇舜欽 蘇軾．蘇轍．邵子南T．唐君毅．唐甄．唐成海
W．萬夏．伍精華．吳縝．文同．王光祈．王小丫．王小佳．王怡．王方定．王灼．王玄覽．王銘章．王順友．魏於全．魏明倫．魏長生．吳加勤．伍勇．王錫仁．吳伯朅．王覺俠．文良成
X．向守全．向守志．向榮．夏培肅．徐冰．徐堪．徐彥剛．蕭毅肅．薛煥．謝力同．辛克貴．謝平安
Y．嚴新．嚴綬．于江震．余傑．余虹．喻培倫．揚雄．易紅．晏紫．晏陽初．楊伯愷．楊尚昆．楊廷和．楊慎．楊文岳．楊遇春．殷劍．虞允文．袁珂．陽翰笙．魚朝恩．楊崇匯余開元
Z．卓文君．周倫佑．周克芹．周學光．周學文．張力尹．張含韻．張嘉倪．張思德．張瀾．張愛萍．張群．張裔．張錦秋．張靚穎．扎喜旺徐．曾少宗．曾遠榮．朱友學．張虹賓．趙一曼．趙宗燠．趙爾宓．趙越．鄒凱．鄭潔．鄭裕玲．鄭集．張志和．張露萍．周國志．張永言．張正光．張前東．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