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求學時光
外交舞台上的喬冠華留學海外
1933年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繼續攻讀哲學，並參加革命活動，由於他的進步活動為日本反動派所不容，不久被驅逐出境。1935年喬冠華又赴德國圖賓根大學留學，一年多後，即在23歲那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得德國哲學博士學位。喬冠華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國際風雲變幻，局勢日趨緊張，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激烈，瘋狂擴軍備戰，軍事問題一時成為國際問題的焦點。喬在德遇到國民十九路軍的朋友趙一肩，兩人對國際局勢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們“不務正業”，在歐洲利用課外的一切時間鑽研軍事科學，特別研讀了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三卷本《戰爭論》。
除鑽研《戰爭論》外，這位年輕的哲學博士在德國留學期間又自開新課，他廣泛研討了歐洲的戰爭史和軍事地理等方面的書籍，並且對著歐洲和世界地圖，反覆思考的局勢，這為他日後寫出大量如同身臨其境又不同凡響的國際評論文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回國革命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國土淪喪，喬冠華放棄在哲學“純學術”領域深造的念頭，從德國過境法國巴黎輾轉於1938年乘坐法國遊輪”霞飛號“回到香港，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他先是在香港余漢謀主辦的《時事晚報》做總編輯，開始發表政論、國際評論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連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0年在香港創辦“中國通訊社”任社長。1941年，喬出任香港《華商報》編委，《大眾生活》編委。
1941年春，應華僑胡文虎先生之邀，喬冠華和鄭森禹聯袂自港乘輪抵達新加坡。喬擬出任星島《文匯報》主筆。未料到當時英華民政務司卻拒絕喬一行入境。幾經交涉，亦只準登岸48小時。《文匯報》同仁遂於是晚在南天酒樓歡宴喬冠華等人，郁達夫先生等出席作陪併合影留念。
1941年12月18日，日軍在香港登入，喬冠華奉命離開香港，到東江游擊隊去。
重慶時期
1942年秋，喬冠華隻身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任重慶新華日報社國際新聞主編，主持“國際專欄”。擔任《民眾周刊》主編。在這期間，喬冠華首次見到周恩來，並與重慶市民醫院外科主任、蘇州籍醫生李顥成知交。
1943年春，喬冠華巧遇從香港返渝的胡風，請胡風在《民眾》寫紀念魯迅的文章《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
1943年夏天，喬冠華應龔澎之約會見外國記者，期間患急性腹膜炎，李顥冒著被國民黨特務迫害的風險，搶救了因腸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喬冠華。當時，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多次到醫院看望他，龔澎則是天天來醫院陪伴，並燃起愛情火花，兩個人於1943年9月結婚。毛主席稱他倆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1944年秋天喬冠華與龔澎的第一孩子喬宗準出生 ”。
輾轉滬港
1945年，重慶談判《雙十會談紀要》發布後，喬冠華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繼續留在重慶工作。
1946年，去延安向毛主席匯報工作，並於胡喬木互相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結下深厚友誼。
1946年5月，喬冠華與龔澎夫婦常駐上海，負責外事工作和報刊工作，任《民眾》雜誌主編。
1946年10月19日，國共和談破裂前夜，根據周恩來的決策，夫婦二人離滬前往香港，喬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48年，在《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文藝創作與主觀》的評論。
1948年元旦，送胡風離香港。
1949年9月，喬冠華從香港帶隊護送民主人士順利到達北平。
外交生涯
喬冠華1950年10月，喬冠華作為顧問，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武裝侵略。
1951年7月2日22時，由北京乘車去安東，於7月4日傍晚由安東動身去平壤(不去聯司)，大約於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裡，喬冠華作為主要助手，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克農的主要顧問，參加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
1954年4月20日，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乘專機從北京經莫斯科，於1954年4月24日抵達。
1954年11月，任外交部黨組成員。
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萬隆會議結束後，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助理。
1955年7月25日，出任“中美會談指導小組”副組長，會談小組成績要回錢學森。
1955年10月30日，在中央黨校作報告。
1958年3月9日，根據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召開“改進外事文稿寫作”座談會。
1961年10月，他擔任中國代表團顧問，隨陳毅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十四國討論寮國問題）。
1962年8月，陪同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
1962年11月，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
見證歷史
二十六界聯大會議喬冠華大笑1971年11月11日上午，代表團飛抵紐約，第二天喬冠華即拜會了本屆大會主席印度尼西亞的馬利克，隨後幾天，喬冠華又到紐約魯瓦醫院探望當時在養病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他還連續拜會了二十三個提案國的代表。
1971年11月15日美國時間上午10時30分，大會主席馬利克稱之為“歷史性的時刻”，喬冠華、黃華、符浩、熊向暉等走進聯合國大會議會廳就座。喬冠華坐在中國代表團排頭第一位的席位上。最後登上講台也是新中國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聯大講台的是喬冠華。喬冠華發言結束時，熱烈的掌聲長時間地迴蕩在聯合國大廳。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二十三個提案國及許多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圍著他，向他頻頻握手表示感謝。國外各大新聞機構對喬冠華代表中國首次在聯大的發言給予高度評價。喬冠華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講壇上為中國人揚眉吐氣，“喬的大笑”瀟灑豪放成為中國外交自信的符號，當時被各國媒體稱為“震懾議會大廈的玻璃。”
這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復後，第一次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長，協助周恩來為打開中美關係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1971年至1976年，喬冠華連續6次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屆“聯大”，均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歷屆聯合國大會。
“基喬會談”
1972年2月21日，中國外交又迎來了尼克森訪華這一重大事件。尼克森訪華進程中的會談分三個層次進行。喬冠華與基辛格起草聯合公報的會談，是最為艱巨的會談。毛澤東主席自始至終密切掌握著談判的整個進程。
1972年2月22日，基喬會談的第一天，他兩人逐句審查公報草案，首先肯定已經達成協定的部分；然後雙方各自闡述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1972年2月24日，雙方開始了關於台灣問題的實質性談判。
1972年11月24日下午，喬冠華向周恩來匯報，基辛格向尼克森匯報後，雙方都做了讓步，提出了新方案，基喬會談已取得突破，這時周恩來進來參加最後定稿的談判。到第五天凌晨兩點，公報文本基本落實。後來，周將文本報請毛澤東和政治局批准，這就是引起強烈反響意義深遠的上海中美聯合公報。
1973年5月，陪同鄧小平訪問法國。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長身份再次訪法。
重新工作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喬冠華被隔離審查，後在王震的過問下，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委託習仲勛、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喬冠華，後來喬冠華被安排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擔任顧問。
文革歲月
1966年，喬冠華與陳毅、姬鵬飛等人一起，被列為外交部的“打倒”對象。1973年經毛澤東點名，喬冠華恢復了工作。復出後的喬冠華和“四人幫”走得很近，1973年底，參加了四人幫發起的對周總理的不公正批判。 喬冠華是周總理從1940年代一手提攜起來的幹部，二人關係情同父子。 這件事情使喬冠華心裡一直十分內疚自責。喬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周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周總理非常寬容地說：“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么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周總理則安慰他說：“不要這樣想。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
喬冠華受到中央特偵組的審查。在被審查期間，喬冠華著手整理舊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慶和建國後寫的許多國際評論翻出來，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編成了《喬冠華國際述評集》。
1970年，毛澤東主席為支持高棉人民反對美國侵略鬥爭而發表的《五·二聲明》、《中美聯合公報》等。
1964.3～1974.11年，任外交部副部長。
1974.11～1976.12年外交部部長等職。
北京逝世
喬冠華的癌細胞進一步擴散了，他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習仲勛代表中央到醫院探望喬冠華。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時40分逝世，享年70歲。
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主持了喬冠華的遺體告別儀式，他的骨灰盒被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1985年春節過後，章含之來到蘇州，在好友李顥的陪同下，1985年清明節那天，章含之手捧喬冠華的骨灰盒，來到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島東山藤灣湖沙村華僑公墓，使他魂歸故里。
人物論著
主要著作
1937年至1946年：《爭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國際》《形勢比人強》《向著寬闊光明的地方》《從戰爭到和平》《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出版。
主要文章
《歷史的報復》《報復的歷史》《史達林的大手筆》《站在勝利的門前》《沉寂不是和平》《時代終究是變了》《馬德里的陷落》《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方生末死之間》《法國的崩潰》。
家庭關係
龔澎，喬冠華家庭照片叔父：喬守清
妻子：龔澎，喬冠華的第一任妻子，1970年病逝，曾任新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部長助理。
章含之，是喬冠華第二個妻子，章士釗的養女、毛澤東英文教師，晚年撰寫回憶錄，享年七十三歲。
兒子：喬宗淮。
女兒：喬松都，喬松都是喬冠華與龔澎之女。
人物軼事
毛澤東為“二喬”斷名
喬冠華眼下，“北喬”南下，跟“南喬”相聚於重慶，這就“麻煩”了!由於“喬木”出典於《詩經》，又寓意“高大、挺直”，兩“喬”都喜歡這一名字，不願改動：“南喬”以為，他本姓喬，用“喬木”筆名，順理成章；“北喬”呢，他連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豈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兩位喬木聚在一塊，許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發表一篇署名“喬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喬木的手筆，朋友們都希望他們之間內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由此，毛澤東出面，為“二喬”斷名：有一天大家在毛澤東主席那兒談起這件事，請毛主席作評判，後經毛主席問明是他(北喬)先用喬木這個名字，而南喬的真姓確是喬，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個‘胡’字，南喬則仍用喬木原名。從此兩喬之間有了區別，而‘胡喬木’的大名也隨時局的發展，而為全國人民所熟知了。”至於“南喬”的喬冠華只是寫文章時用“喬木”作筆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成為周恩來的外交副手，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喬冠華了。
1965年1月初，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宴請部分工農代表。席間，當毛澤東得知那位因下鄉務農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鹽城人時，便說：“你們鹽城有‘二喬’，你知道嗎？”
一時間，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門登瀛橋，東門朝陽橋。”
毛澤東笑道：“我不是說橋，是說人。鹽城‘二喬’，是胡喬木，喬冠華!”。
戰局預言
1940年6月9日，德軍向法國馬其諾防線發起全面進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雜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記者對戰局作各種猜測和構想。喬冠華大口吸菸，一言不發，傾聽大家爭論。忽然，他起身揮手打斷眾人話語，說：“6月9日是法軍最黑暗的一日。剛才聽了諸位的許多高見，似乎還抱著很大的希望，實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訴大家，三天以後，巴黎將不戰而降！”
一語驚四座！愛潑斯坦、根塞斯坦、羅吟圃等名記者搖搖頭，不以為然，“決戰正在進行，勝負未見分曉……”有的人則忿怒地質問：“你怎能這樣說？！”
喬冠華掐滅菸頭，自信地說：“這不是一句話可以回答的，諸位請看以後的報紙好了。”就在眾人爭論的第四天，法國投降，德軍開入巴黎。戰局的發展，證實了喬的預言。這位青年國際評論家受到了普遍的讚譽。
周恩來搭橋成人之美
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喬冠華主持《新華日報》的《國際專欄》。1940年，龔澎奉中共中央之命來到重慶，擔任《新華日報》記者、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兼翻譯以及對外新聞發言人。 大家公認喬冠華和龔澎是一對才子才女，但他倆誰也沒先開口。旁觀者清，周圍人早已看出端倪。好心人周恩來看在眼裡、想在心裡，急著想找個機會撮合這“天造地設”的一對。
有一天，周恩來問喬冠華、龔澎：“哎，你們倆到底準備拖到什麼時候啊？”喬冠華尷尬地從口袋裡掏香菸，一見周公桌上有一塊“請勿吸菸”的牌子，隨即將手縮了回來。 龔澎立刻笑著為喬冠華解圍：“我從小說里看到，西方人不抽菸情緒就不高。” 周恩來望著喬冠華笑道：“噢，你們倆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龔澎連你抽菸都不反對，你還有啥子說嘛？” 喬冠華、龔澎二人面面相覷不好意思微微笑了。 周恩來則指著他們哈哈大笑：“哎，我這裡是禁菸不禁婚呀，你們商量個時間吧！” 於是，在周恩來的撮合下，1943年深秋，龔澍和喬冠華這對有情人在重慶終於喜結良緣，成為令人羨慕的恩愛伉儷。朋友們戲稱“斷腸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澤東讚譽他倆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
1944年喬冠華、龔澎的兒子宗淮出生。他們把孩子放在周公館，誰有時間誰就幫著照看，周恩來有時也抱抱孩子。
人物評價
毛主席：“喬冠華的文章可以頂得上幾個坦克師。”
惠特曼說：“他是一個和藹、友好的人，我來了以後從來沒有見過他皺眉頭。”
茅盾：“三個半國際問題專家”中的一個(其餘兩個半是金仲華、張鐵生和張友漁)。
徐遲：“他是我們時代的最傑出的人物，豈僅是一般的新聞記者、社論記者，他實在、終究將是這個世界的新聞人物、政治風雲里的鳳毛麟角，山鷹中之山鷹。”
“老喬以俊逸的文筆，寫出透徹的見識，閃耀於讀者之前，而使我震懾，為之叫絕。之後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論，使南天的讀者，目明耳聰，茅塞頓開。我個人則是如同從沉睡中被他喚醒一樣，覺醒了過來。從此追隨真理不捨了，我感到他的文筆之優美，論點之鮮明，不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
美國國務院：把“於兆力”(喬冠華筆名）的重要文章編印成藍皮書。
馮亦代：“我每天讀著《時事晚報》，老喬用‘喬木’這一筆名寫的政論。每讀一文，心頭如飲一瓢清泉，不僅徹涼，而且眼睛也跟著亮起來”。
“秉情曠達，恃才傲物，當初不求聞達，而聞達自至，蓋時勢使然；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時勢使然，可悲也夫！”誠然，可悲也夫！
基辛格：“喬冠華這個人很有才華，不好對付。”
胡風：“在我的印象上，他是一個恃才傲物，地位觀念重，有些浮華的共產黨文化領導人。但現在個別接觸後，發現他對工作有責任心，而且是有做組織工作經驗和才幹的，這和過去關於他的看法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喬木：“驚悉冠華同志於今日逝世，不勝痛悼。冠華同志投身革命近半個世紀，對黨和國家的貢獻不可磨滅。晚年遭遇坎坷，方慶重新工作，得以博學英才，再為人民服務，不幸被病魔奪取生命。這固然是黨的一大損失，也使我個人痛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後訣別，實深憾恨......”。
人物故居
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