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向忠發(1880-1931)又名仲歲。湖北漢川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8年2月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屆一中全會，在共產國際支持下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
1931年從蘇聯回到中國。4月顧順章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之後供出共產黨機密，包括向忠發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徵。6月22日亦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亦向國民黨招供。 6月24日向忠發被國民黨槍殺於龍華。
生平
1894年到漢陽兵工廠當學徒，兩年後進造幣廠做工，後來又到輪船上做過事。
中共“五大”會議舊址
1922年8月擔任漢陽鋼鐵廠工會副委員長。12月任漢冶萍公司總工會副委員長。在許白昊同志的介紹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從事碼頭工人運動，在武漢碼頭工人中有一定影響。
1923年3月參加京漢鐵路工人的大罷工。3月任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黨漢口市黨部的工作。
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委員，主管職工運動。10月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此後專門從事革命活動。
192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他沒有出席中共八七會議，但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和李震瀛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和學生團去蘇聯，他擔任代表團主席團主席。同時他還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他和李震瀛還同蘇聯代表團史達林、布哈林一起聯合起草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草案)，並獲大會通過。不久他又參加了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後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他還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蘇維埃運動委員會、婦女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召集人。由於當時黨內過分強調“領導幹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但他實際上並未起到黨的主要領導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國。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他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他雖然還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大權卻被王明等人所控制。
同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隨即叛變，兩天后即被槍斃。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他雖然還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大權已經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隨即叛變，次日晚即被槍斃。
關於向忠發是否叛變的事情，目前有爭論。有學者認為向忠發未曾叛變，經過刑訊逼供，死於電刑，《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很有可能為偽作。
人物事件
起家工運
向忠發向忠發，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國小五年輟學。隨父母遷回湖北原籍，14歲入漢陽兵工廠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學徒。工廠倒閉後去江西一家大戶做傭人，3年後因受東家賞識介紹進入輪船公司，僅4個月即升任二副，兩年後再升大副。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治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並日漸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治萍工會工作。幾年之後，即1921年，他已經成為擁有上千名會員的漢治萍工會的副委員長。次年，中共黨員許白昊發展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工人領袖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有四名黨員是從早年土生土長的工人運動領袖中發展而來的。他們就是鄧培、向忠發、王荷波和蘇兆征。鄧培是1921年入的黨，向忠發和王荷波晚鄧培一年，而蘇兆征更晚他們3年，是1925年入的黨。但就黨內地位而言，向忠發和蘇兆征最初遠不如王荷波和鄧培。王荷波和鄧培是最早成為中央委員的，在中共三大與四大時，他們先後被選為中央執行或候補執行委員。他們在中共的工會工作中，也曾占據著相當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蘇兆徵才開始成為中共工運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而向忠發則只是在武漢地區成為革命中心之後，才開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時，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於鄧培在廣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監察委員，蘇兆征和向忠發才取代鄧培和王荷波而異軍突起，同時當選中央委員，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說向忠發在黨內嶄露頭角很大程度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漢的結果，並不等於說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領袖這塊金字招牌，誰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發這時的崛起，靠的還是其不同尋常的突出表現。
入選黨中央
當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剛剛攻克岳陽，湖北區執委機關為準備北伐軍進攻武漢，一度移往武昌，漢口只剩下向忠發、許白昊等4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由於北伐軍將至，漢口的工人運動驟然高漲，作為漢口當時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最高負責人，他與許白昊等全力以赴，廢寢忘食，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很快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了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在總工會成立之後，27天裡武漢三鎮的工會從最初的13個猛增到270個之多，有組織的工人迅速達到數十萬。加上具有執法隊性質的幾千工人糾察隊的組成，湖北總工會一時間叱吒風雲，呼風喚雨，成了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自然也功不可沒。隨著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均移到武漢，向忠發作為令人矚目的工人運動領袖而入選中共中央，可以說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勢原因
向忠發雖然在中共五大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但他畢竟仍舊是一省工會系統負責人，不僅離中共中央甚遠，而且連中共湖北省委的領導工作也很少能夠涉足。向忠發的突然得勢，顯然得益於共產國際1927年7月14日一紙電令。該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由於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而表現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改造中共中央。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時長成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八七”會議
機會主義錯誤是怎樣產生的？按照共產國際的邏輯，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認定，這是由於“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根據這樣一種認識和共產國際的明確要求，“八七”會議當然要設法“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而黨內現成的“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還能有誰呢？那只有三個人，這就是蘇兆征、向忠發、王荷波。結果，經過投票，蘇兆征、向忠發均以僅有的兩個全票（20票）當選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王荷波則以多數票（17票）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地位低下
當然，“八七”會議並不能使向忠發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層領導人內部，多數人對向忠發遠不如對蘇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發事實上不能參加武漢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並沒有特別重視向忠發的作用問題。因此，向忠發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其實也只是名義上的。他不僅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在武漢（從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開過的20多次常委會議和四次政治局會議，而且自國共關係破裂以後幾乎就沒有接到過具體的任務。由此可知，向忠發這時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舊是最低的。被捕叛變
漢陽兵工廠1931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顧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義時期，從工人中湧現出的工人領袖，後長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風糜爛，在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後，在武漢的公開場合演魔術被特務認出後被捕，而後便叛變了。他向國民黨獻計企圖把中共中央一網打盡。我黨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同志得知此訊息後，迅速向上海的黨中央匯報。中共中央及時轉移了上海的中央機關，並在其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補救。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由原來的住宅搬到黨組織租的一棟樓房裡，向忠發當時剛與楊秀貞結婚不久，住在樓房的一樓，黨組織派陳琮英帶著她自己不滿一歲的女兒遠志住在二樓，她的主要任務是注意楊秀貞的一切活動，為了工作的方便，陳琮英喊楊秀貞“嫂嫂”，當時陳琮英並不知道向忠發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是一個闊商。顧順章叛變後不久，上海的形勢異常緊張，為了找到向忠發的行蹤，顧順章首先找到他過去介紹給向忠發的老婆楊秀貞當娘姨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在顧順章叛變後就被解僱了，顧順章就安排這個女人查找向忠發的下落，這個女人知道楊秀貞在一家裁縫店裡做的一件衣服還沒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縫店裡等待楊的出現，不久楊秀貞果然來取衣服，這個女人就暗中跟著楊找到了向忠發的住處，幸好她的跟蹤被察覺到了，周恩來考慮到向忠發的安全，又把向忠發接到了他的住處，並再三囑咐不守紀律的向忠發不要外出活動。向忠發的新婚妻子楊秀貞與陳琮英一起搬到了靜安寺的一個新旅館裡住下，當時楊秀貞還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這是她的養女，名叫鴿子。
中共中央為了保證總書記向忠發的安全，決定把他轉移到中央蘇區去。本來中央已決定同意向忠發在離開上海往中央蘇區前，與楊秀貞見上一面的請求，見面時間定在6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離開，向忠發卻違背組織的規定，6月21日，在周恩來的住處趁周恩來外出之機，偷偷地溜出來，私自到旅館內去看他的老婆，當時陳琮英在旅館裡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離開，但向忠發置之不理，並在旅館內住了一夜，其實向忠發的行蹤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發走出旅館，到原來他經常要計程車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車行要車時，被埋伏在那裡的特務當場抓獲，出賣他的就是該車行的會計葉榮生，葉曾在上海互濟會工作過，聽過向忠發的報告，認識向忠發，敵人根據顧順章提供的向忠發少半截手指的特徵，將向忠發逮捕。
當時負責中央“特科”的周恩來知道向忠發被捕後，即刻組織人員營救。但執行任務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來了，因為向忠發已經叛變了。為了證實訊息是否可靠，周恩來同志親自到小沙渡後頭的高堤上，從這個地方可以遠遠看見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後窗戶，看到的是窗簾拉開的暗號，知道敵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實向忠發被捕後就出賣了周恩來，敵人來搜查時，剛巧周恩來不在家，鄧穎超及時知道訊息後，又外出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家中只有兩位老人，一位是鄧穎超的老母親楊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親夏娘娘，敵人打了夏娘娘，見是兩位老太太，也就沒有抓走她們，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來回來。所以周恩來對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指出過向忠發的叛變，並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處死，有兩處機關破壞。”1972年6 月，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證實了他當時的見聞，他說向忠發這個總書記，在上海住著一套好房子，還搞了一個名叫楊秀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樂。楊秀貞被捕後，還不承認向忠發是黨員，可是向忠發被捕後立即承認自己是黨員，並做了叛徒，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向忠發被捕後，就向敵人求饒，他首先提供了陳琮英的住址，致使陳琮英與楊秀貞被捕，在巡捕房裡，向忠發一看見陳琮英，就指著陳用湖北話告訴敵人說：“她就是任弼時的老婆”。敵人並沒有聽懂他的湖北話，也就沒有在意，向忠發又轉過頭對陳琮英說：“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講了吧。”敵人接著問了陳琮英幾句話，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發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人去了。所以當時身為中央機關機要交通員的陳琮英親眼目睹了向忠發向敵人卑躬屈膝的醜態。向忠發除了向敵人提供了在小沙渡周恩來的住處外，還向敵人提供了中央機要處的地址，這個地方是中央負責人看檔案的機關，造成機要處人員張越霞、張紀恩被捕。女牢中當時黨的負責人李沐英回憶說：“張越霞同志曾對我說，向忠發被捕後就叛變了，對敵人什麼都說，還說我黨分成幾派，等等。”
被捕的另一位機要員張紀恩在《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一輯上，發表了他的《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發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實這種懷疑說不通，這個道理很簡單，向忠發是6月22 日上午被捕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急於報功，立即給南京的蔣介石發去了電報，蔣當時不在南京，電報又轉至廬山，蔣介石接到電報就批覆就地處決。向忠發叛變後，熊式輝又給蔣介石發去了第二封電報，恰在這時蔣介石的電報批覆已到，加上向忠發提供的情報處處讓敵人撲空，這讓熊式輝十分失望，按蔣介石的電報，6月24日便把向忠發槍決了，而張紀恩是6月23日被捕，這樣向忠發也就根本沒有時間去指認張紀恩了，更談不上兩個人去對質了。所以說是敵人沒有給向忠發留時間去指認陳琮英、張越霞、張紀恩、關向應、余昌生、喬生髮等人。
向忠發被槍決後，獄中的陳琮英等人，始終不承認共產黨員的身份，她們還積極做楊秀貞的工作，楊秀貞沒有對他們進行指認，敵人沒有任何證據，加上獄外黨組織的積極營救，最終他們一個個出獄了。毛澤東在杭州接見外賓時說過，向忠發被捕後，給敵人帶路抓人，敵人把人抓完後，把他也殺了。鄧穎超在世時，又有人寫文章質疑向忠發的叛變問題，鄧穎超親自撰寫文章進行澄清。歷史畢竟是歷史，不是僅從歷史資料中找幾個疑點就能推翻的。周恩來把他稱作：“氣節還不如一個妓女。” 楊秀貞並非中共黨員，雖說她知道向忠發的政治身份，受審訊時一開始並不承認向忠發是中共黨員。當時特務們問她知道不知道向忠發的身份。她搖頭說不知道，特務們又動刑問她知道不知道。她還是說不知道。最後她終於說知道了，而其過程卻是如此的讓人憤惱。竟然是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先叛變了，然後走到楊秀貞的那裡對著中統特務們依然說道：交代了吧，他們都知道了。
向忠發在被捕後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熊式輝立即電告正在廬山上的蔣介石。由於向忠發已供不出別的中共秘密機關，蔣介石下令將其就地槍決。這樣，向忠發在被捕後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場。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
（以上內容多來源於網路，關於向忠發是否叛變的事情，目前有爭論，有學者認為向忠發未曾叛變。）
人物爭議
於1931年8月24日瑞金當局以“向忠發同志被難二周月紀念日”為由，發布“8月24日到8月30日為向忠發同志紀念周”的緊急通知。這就是說，向忠發犧牲了兩個月，還沒被指認為叛徒。有個叫黃慕蘭的女士“回憶”說第二天她就知道向忠發叛變了，黃女士還說參與營救了關向應！？而向忠發曾安排過營救關向應，那么，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還來得及通過律師和法官去營救關向應么？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兩天后被處死，疑點有一串：“由顧順章的叛變，向忠發被捕。被捕後，向忠發馬上叛變，並出賣了組織和同志。雖然蔣介石得知後急電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23日晚將他槍決了，這前後只有兩天時間。向忠發也終於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成為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之一。”
上述是史家引用最多的說法，實際是24日遇害。從時間上可以推斷：向忠發被捕後進行了最強硬的抵抗？
如果是叛徒，則口供多多益善，需要他帶路去抓更多的共黨。而且有可能獲得比顧順章更高的地位。下面是置疑：
1.與向忠發同時被捕的有任弼時的愛人陳琮英，她是組織上派去專門陪向忠發的愛人楊秀貞的，在獄中向忠發並沒有向敵人供出她的黨員身份，最後被判無罪，保釋後出獄。
2.在上海江寧路1141號存放中央檔案處工作的機關人員張紀恩、張越霞被捕後，向敵人提供虛假口供。當時在獄中的向忠發是知道他們的身份的，但他們的身份並沒有暴露，敵人最後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判處張紀恩有期徒刑5年，張越霞無罪保釋放出。
3.當時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內還關押著關向應、余昌生二人，敵人並不知道二人的真實身份。向忠發被捕前曾與周恩來交換過意見，並設計過營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發被捕後並沒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無罪保釋出獄。
4.1931年春，發電廠工人領袖喬生髮被捕，向忠發與周恩來多次研究如何營救喬出獄，向忠發被捕後此人也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後來也無罪出獄。
5.1931年8月24日瑞金當局以這樣的名義“向忠發同志被難二周月紀念日”為由，發布“8月24日到8月30日為向忠發同志紀念周”的緊急通知。
6.毛澤東在文革初追問周恩來，向忠發叛徒故事才得以流傳……
歷史檔案
1931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顧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義時期的工人領袖，後長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風糜爛，被捕後便叛變了。他向國民黨獻計企圖把中共中央一網打盡。我黨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同志得知此訊息後，迅速向上海的黨中央匯報。中共中央及時轉移了上海的中央機關，並在其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補救。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由原來的住宅搬到黨組織租的一棟樓房裡，向忠發當時剛與楊秀貞結婚不久，住在樓房的一樓，陳琮英帶著她自己不滿一歲的女兒遠志住在二樓，她的主要任務是注意楊的一切活動，為了工作的方便，陳琮英喊楊秀貞“嫂嫂”，當時陳琮英並不知道向忠發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是一個闊商。顧順章叛變後，為了找到向忠發，顧首先找到他過去介紹給向忠發的老婆楊秀貞當娘姨的一個女人，顧就安排這個女人查找
向忠發的下落，這個女人知道楊秀貞在一家裁縫店里做的一件衣服還沒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縫店裡等待楊的出現，不久楊果然來取衣服，這個女人就暗中跟著楊找到
了向忠發的住處，幸好她的跟蹤被察覺到了，周恩來考慮到向忠發的安全，又把向忠發接到了他的住處，並再三囑咐不守紀律的向忠發不要外出活動。向忠發的妻子
楊秀貞與陳琮英一起搬到了靜安寺的一個新旅館裡住下，當時楊秀貞還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這是她的養女，名叫鴿子。
中共中央為了保證總書記向忠發的安全，決定把他轉移到中央蘇區去。本來中央已決定同意向忠發在離開上海往中央蘇區前，與楊秀貞見上一面的請求，見面時間定在6
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離開，向忠發卻違背組織的規定，6月21日，趁周恩來外出之機，偷偷地溜出來，私自到旅館內去看他的老婆，當時陳琮英在旅館裡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離開，但向忠發置之不理，並在旅館內住了一夜，其實向忠發的行蹤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發走出旅館，到他經常要計程車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車行要車時，被埋伏在那裡的特務當場抓獲，出賣他的就是該車行的會計葉榮生，葉曾在上海互濟會工作過，聽過向忠發的報告，認識向忠發，敵人根據顧順章提供的向忠發少半截手指的特徵（向忠發年輕時為了戒嫖，將左手指砍去一個），將向忠發逮捕。
當時負責中央“特科”的周恩來知道向忠發被捕後，即刻組織人員營救。但執行任務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來了，因為向忠發已經叛變了。為了證實訊息是否可靠，周恩來同
志親自到小沙渡後頭的高堤上，從這個地方可以遠遠看見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後窗戶，看到的是窗簾拉開的暗號，知道敵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實向忠發被捕後就出賣了周恩來，敵人來搜查時，剛巧周恩來不在家，鄧穎超及時知道訊息後，又外出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家中只有兩位老人，一位是鄧穎超的老母親楊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親夏娘娘，敵人打了夏娘娘，見是兩位老太太，也就沒有抓走她們，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來回來。所以周恩來對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指出過向忠發的叛變，並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處死，有兩處機關破壞。”1972年6 月，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證實了他當時的見聞，他說向忠發這個總書記，在上海住著一套好房子，還搞了一個名叫楊秀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樂。楊秀貞被捕後，還不承認向忠發是黨員，可是向忠發被捕後立即承認自己是黨員，並做了叛徒，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被捕的另一位機要員張紀恩在《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一輯上，發表了《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發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實這種懷疑說不通，這個道理很簡單，向忠發是6月22日上午被捕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急於報功，立即給南京的蔣介石發去了電報，蔣當時不在南京，電報又轉至廬山，蔣介石接到電報就批覆就地處決。向忠發叛變後，熊式輝又給蔣介石發去了第二封電報，恰在這時蔣介石的電報批覆已到，加上向忠發提供的情報處處讓敵人撲空，這讓熊式輝十分失望，按蔣介石的電報，6月24日便把向忠發槍殺了，而張紀恩是6月23日被捕，這樣向忠發也就根本沒有時間去指認張紀恩了，更談不上兩個人去對質了。所以說是敵人沒有給向忠發留時間去指認陳琮英、張越霞、張紀恩、關向應、余昌生、喬生發等人。
向忠發被槍殺後，獄中的陳琮英等人，始終不承認共產黨員的身份，她們還積極做楊秀貞的工作，楊秀貞沒有對他們進行指認，敵人沒有任何證據，加上獄外黨組織的積極營救，最終他們一個個出獄了。毛澤東在杭州接見外賓時說過，向忠發被捕後，給敵人帶路抓人，敵人把人抓完後，把他也殺了。鄧穎超在世時，又有人寫文章質疑向忠發的叛變問題，鄧穎超親自撰寫文章進行澄清。歷史畢竟是歷史，不是僅從歷史資料中找幾個疑點就能推翻的。
死因新說
對向忠發的被捕和受刑，《陳文》引用了葉永烈《出沒風波里》一書中關於張紀恩被捕情況的敘述。作者寫道：“據張紀恩說，當
向忠發熊式輝的難言之隱對向忠發的被捕與處決，熊式輝為何卻無任何說辭呢？
熊式輝在他的回憶錄中，充滿了對共產黨的抨擊之語，開口“共匪”，閉口“朱毛匪軍”，因此，對中共首腦人物的被捕，他不會有任何同情。但，對抓捕向忠發一事，他卻居然隻字不提，豈不反常？是不是無關軍事的事情，熊式輝便不記錄？也不是！對於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內偵察、並於22日逮捕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首領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國民黨當局抓捕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人員牛蘭、繳獲若干共產國際檔案的事，熊式輝在回憶錄中，都記得清清楚楚。然而，獨獨對離牛蘭事件僅僅兩個多月的向忠發被捕一事，熊卻未置一字。
這一切表明：熊式輝對於向忠發被捕與隨後處決一事，可能有著難言之隱，不能說，不願說。就是事情過去了幾十年，也鐵心讓其塵封於歷史。當時他人雖在江西，但淞滬警備司令部，畢竟仍是以他為首，因而，為“淞滬警”隱，也就是為他熊某人隱。在向忠發的問題上，熊式輝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難言之隱呢？解開歷史謎團的密鑰到目前為止，比較符合邏輯的結論就是：向忠發的死，是一個意外，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個作業差錯，而所謂“處決”云云，純為虛構宣傳。並且，這個“作業差錯”，錯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輝幾十年後還不願面對。那么，到底是什麼“作業差錯”呢？
據張紀恩回憶，當時國民黨軍法處的審問者，給他看了一張向忠發坐電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張不要步向忠發後塵。這張照片，就是解開歷史謎團的密鑰。算起來，向忠發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個小時。在此期間，第一，中共再沒有人因向忠發的被捕，而發生有黨員遭到國民黨方面逮捕之事；第二，向忠發並未作出國民黨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確，向忠發被捕後，曾作有一份供詞。據張紀恩回憶，他在被轉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受審時，審問者給他出示過向忠發的供詞，張紀恩說：“向忠發的供詞，那是用毛筆寫在十行毛邊紙上的，約兩三頁。”
僅僅二三頁的十行毛邊紙，還是用毛筆寫，那能寫幾個字？
1933年10月，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出版的《轉變》一書，刊登了一篇有數千字的《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詳細有序地敘說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組織及重要人員的情況，聲稱是向忠發被捕後的供詞。然而，在這篇供詞，有很多疑點。例如，“供詞”中涉及的關向應、余昌生等幾名中共活動家，向忠發被捕前，均已化名被關押在國民黨龍華監獄內了，而向忠發也都知道。但向忠發的被捕，卻並沒有暴露這些人，沒有影響他們處境的惡化，而且他們不久後均被保釋，安全出獄了。張紀恩、張月霞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倆不僅始終未暴露真實姓名及共產黨員身份，而且，很快張月霞就獲釋，而張紀恩也只是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被判處五年徒刑。再則，張紀恩親眼看到向忠發的那份供詞，即那僅僅兩三頁的十行毛邊紙內，顯然，是不可能有數千字內容的。
實際上，《轉變》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內容，若由當時叛變不久的前中共特科頭頭顧順章捉刀來炮製，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國民黨特務機關搞造假把戲，來對共產黨人進行心理戰，在當時是常有的事，如國民黨特務機關1932年2月在上海幾大報上刊登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欲離間中共人員、誣害周恩來的事件，就是顯著一例。因此，所謂《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偽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謂向忠發的自供是偽作，如果向忠發在這26個小時內，是拒不供出國民黨很需要的東西，那么，國民黨特務機關對付向忠發的，就必然是刑訊室“待遇”：施以嚴厲酷刑，拷打逼供。對此，前述那張向忠發受電刑的照片情況，就是鐵證。那么，時年已52歲、並不年輕了的向忠發，會不會暴斃於國民黨特務機關逼供的慘烈酷刑之下？如果真如此，在向忠發問題上，對熊式輝為何始終處以緘默，就不難解讀了
人物評價
共產主義宣言向忠發、林彪等曾在中共黨史上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最終叛黨、叛變了革命的人物，中共黨史人物研究者們也改變了過去那種說“好”就全都好，說“壞”就全都壞的形上學傾向，貫徹了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精神。
對向忠發，研究者不因他的叛變完全否定他的歷史，肯定他曾是大革命時期武漢工人運動的領袖，為北伐的勝利做過有益工作。他當上總書記後，也並不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人云亦云的傀儡，掛名的總書記。他在一些問題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1930年在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爭論中敢于堅持己見(雖然他的看法是錯誤的)。再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在是否派張國燾到江西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問題上他是持反對意見的；在是否讓毛澤東作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問題上，他做出了正確決策，提出讓毛澤東當主席。
根據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轉述徐恩曾的說法，是瑞金的中央蘇區派人故意告密而逮捕向忠發的。
雙面紅人
權利慾望
向忠發一方面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方面卻又得不到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這自然又要讓向忠發心存某種程度的不快。他當然知道共產國際主張發揮他這種工人領袖的領導作用，但自己為什麼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開始懷疑，黨的領導機關的改造遠沒有達到共產國際的要求，黨的領導層知識分子仍舊占據著支配地位。共產國際幾乎同向忠發一樣，不那么滿意“八七”會議的改造結果。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幾乎只是舊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實際上的總書記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並且是陳獨秀中央時的重要成員；另一位常委李維漢與瞿秋白一樣，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反共事變之後甚至阻止過農民對長沙的反攻，這件事更讓共產國際感到不滿。常委中雖然也充實了一位工人領袖，但又是眾所周知在退出武漢政府問題上表現軟弱的蘇兆征，
這當然不符合共產國際理想中的工人領袖標準。因此，進一步選拔合適的工人領袖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責任，並且大規模地充實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來，不能不成為共產國際這一時期反覆強調的問題。只是，連共產國際領導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適的工人領袖來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責任，還不那么容易。
機會終於送到向忠發手上來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從蘇聯在上海領事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慶祝活動。這時，南昌暴動剛剛失敗，相當一批中共中央領導成員還在廣東、香港不能回來，瞿秋白、蘇兆征以及李維漢等
又正在從武漢前來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無法離開，加上各地工作同樣極其緊張，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讓剛來上海不久的工人領袖、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充當這個工農代表團的領導人，當然是再合適沒有了。因此，共產國際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以便趕在10月中旬由上海組團出發。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達上海，向忠發向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通報了此一情況，並商定了代表團的基本構成。李維漢同時表示向忠發可以以中央委員身份作中共駐國際代表，負責轉達雙方的有關信息。
10月15日，向忠發與湖北省工委負責人李震瀛一道，帶2個武漢工人和5個上海工人乘蘇輪安迪吉號由上海前往蘇聯海參崴，然後再乘火車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向忠發10月革命節當天又是參加莫斯科紅場的慶祝活動，又是在電台發表廣播講話。之後接連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方民族兄弟大會、國際蘇聯兄弟大會，在德國和比利時舉行的反帝同盟擴大會議和反對中國白色恐怖委員會會議等，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到處作報告，當委員，可謂風頭出盡。而向忠發的報告，包括他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狀況的報告，確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共產國際東方部很快就樂於讓向忠發參加處理一切有關中國的具體事務問題。而向忠發也確在處理一些連共產國際東方部都感到棘手的問題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果斷與魄力。共產國際印象最深的顯然是這時向忠發處理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班中國學生的學潮問題。此一風潮發生於1928年1月間，100多名中國學生結隊在共產國際辦公大樓前示威，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勸說無效，不得不請向忠發出面解決。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來，並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此事的最後解決，基本上是按照向忠發的提議辦的。這不僅迅速奠定了向忠發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發乘機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種欲望。
召回莫斯科
1928年1月，向忠發被共產國際從休養地召回莫斯科，準備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他同時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會議的各項決議和羅明那茲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的訊息。這立即給了向忠發發難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組織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小委員會，史達林、布哈林與向忠發、李震瀛等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向忠發敏感地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當然，向忠發很聰明，他並不指望能夠在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會議上當著中國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發難，而是接連寫了兩封信給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領導人。在這些信里，他非常強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滿。
政治局擴大會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決定，向共產國際派駐自己的全權代表，以便更及時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種重大問題。本來，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已經在莫斯科，並且已經開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顯然不相信幾個月來始終沒有參加過政治局會議的向忠發能夠準確地反映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為此，他們特別決定派政治局常委蘇兆征來擔任這一職務。當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中共中央決定以蘇兆征、向忠發和李振瀛三人組成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蘇兆征、向忠發為全權代表，而以蘇兆征為書記，李振瀛為秘書。因此，當1928年3月7日，蘇兆征正式通知共產國際東方部他已到任之後，向忠發也開始名正言順地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的身份進行工作了。事情就此發生了最根本性的變化。3月下旬，共產國際作出決定，不惜冒極大風險、花大量金錢，組織大批工人作為100至110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來，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徹底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此舉意味著，共產國際對於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經有了相當的信心。這種信心從何而來？考慮到此前共產國際始終未能確定此會的召開地點和時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顯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情況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為共產國際這時終於選中了具有中國工人領袖“金字招牌”的向忠發，決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地位上來。毫無疑問，即使對於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來說，這也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步驟和組織步驟。通過外力的作用把一個在中國黨內並不十分出眾的工人，推到最高領袖的地位上來。向忠發是工人出身，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確實較其他共產國際所了解的中國工人領袖更有組織和指揮能力，這在史達林等人看來，多半也就足夠了。至於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響綜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為凡是大的問題，都有莫斯科在指導把關呢。
中共領袖
一步登天
向忠發事前並沒有想到他會如此輕易地一步登天。還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開幕之前三天，這位未來的總書記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上，第一次發言就講了幾句顯然不符合其未來身份的自謙的話。中共六大上，由共產國際審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農分子即占50人，知識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來後
來憤憤不平地稱這次的代表中其實是“暴徒一大堆”。在6月17日分發的由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可以說已經初露端倪了。根據這一日程安排，向忠發被明確指定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雖然僅僅通過這一通常更具榮譽性質的會議職務，人們一時很難看出向忠發將來在黨內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會閉幕的前一天，就很有人不了解共產國際的意圖了。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在這個36人的名單里，工人就占到了22個，而且，向忠發的名字頭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已經不再需要共產國際代表的提示了，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緊接著，向忠發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正式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缺少才能
共產國際幾次電報，中共中央卻仍舊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意見，這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國際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來先行回到上海，並於22日向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由於周、瞿回國之際，共產國際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兩次會議記錄。中共中央領導人這時對冒犯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的嚴重後果，還缺乏深刻的了解。直至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向忠發的領導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職務，均無任何改變，因此，中共中央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所以，當遠東局說明共產國際決定調李立三去莫斯科時，向忠發仍舊敢於表示反對，“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調立三同志去”，直到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堅持，向忠發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國際應讓李立三在兩個月後即趕回國內。
11月中旬以後，情況全然改變了。先是陳紹禹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大發雷霆的訊息，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對此，作為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竟還蒙在鼓裡，以至於他還敢在11月17日的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著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把陳紹禹等痛罵了一頓。但當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產國際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根據從遠東局得到的關於李立三反對共產國際的有關報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兩次會議記錄，斷言李立三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志已經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對立的反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在11月18日的會議上，向忠發心情沉重地宣讀了共產國際的來信。在22日與團中央舉行的聯席會議上，他被迫開始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過去那點打抱不平的勁兒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甚至開始畏畏縮縮地想把自己摘個乾淨，說什麼：“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辨”，加上“我不能寫，沒有幫手，使我自已覺得立三不對也不能反抗，這是我過去的責任—助長‘立三路線’”。當然，他這時還不了解陳紹禹等留蘇學生背後有蘇聯的大手在撐腰，因此還是咬著牙不收回過去對陳紹禹等人的處分決定，並且不能容忍陳紹禹等人對中央的態度，堅持要“與之鬥爭”。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來到上海，並與向忠發談過話之後，向忠發徹底老實了。他甚至提出辭職，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贊同，瞿秋白第一個反對，肯定向忠發自六大以來領導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
雖然向忠發仗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但反覆公開地承認錯誤並把自己說得幾乎一無是處，結果使他明顯不再象過去那樣爭強好勝了。他開始把寶押在陳紹禹的身上，極力想讓剛剛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陳紹禹進入政治局常委，來幫助把關。因為他這次政治上的嚴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再不能象過去那樣呈英雄了，他幾次提出需要有個“幫手”。而這個幫手最好就是陳紹禹。其實他早就知道，陳紹禹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幹將。但過去他過於自信，竟沒有把陳紹禹放在眼裡。如今他翻然悔悟。雖然米夫和遠東局最初並不同意讓陳紹禹迅速進入常委工作，但他還是每每必定拉上陳紹禹來開會，並且一反過去那股從不服輸的勁頭兒，即使是陳紹禹當面頂撞他，他也儘量不動肝火，好長一段時間裡，每逢開會，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過，四中全會以後，向忠發還是做過兩件對中共歷史有重要影響的決定。第一件是不讓張國燾到江西蘇區去擔任蘇區中央局的書記。再一件事是讓毛澤東來做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發的這一提議，很明顯為毛澤東以後在政治上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
墮落
但是，向忠發在中共黨內的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就到此為止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全黨的工作重點已經開始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上去了，大批的幹部和工人黨員被先後送到各個紅軍根據地去，向忠發原來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會的召開由於違反了黨的幾大工會系統黨團幹部的意願，因而引起了強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為代表的25名重要幹部在開會反對四中全會時，被人告密全部犧牲，接著又是以羅章龍為代表的一批工會幹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禮。結果，包括上海在內的諸多城市工作及工會工作嚴重受損，從此幾乎一蹶不振。面對這種情況，向忠發再也鼓不起過去那種急於想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了。他的總書記固然並非完全虛置，但他可以考慮和可以用心去籌劃的工作畢竟越來越少了。理論上有陳紹禹等一大批留蘇學生，實際工作上有周恩來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遠東局代表匯報一次工作，參加一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或常委會議，聽幾個報告，發兩次言而已。漸漸地，向忠發越來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陳紹禹不可一世的樣子，動不動就和陳大吵，使得遠東局一度為兩人的關係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顧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不僅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好一段神經緊張，而且搞得部分領導人對此議論紛紛。因此，周的評價是，向忠發這時“墮落”了。其實，這期間“墮落”的又何止一個向忠發。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於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箇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這也就難怪，當向忠發被捕並被殺後，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明確表示想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卻不被共產國際所考慮。繼向忠發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是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的事了。
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
| 職稱 | 姓名 | 上任日期 | 卸任日期 | 備註 |
| 中央局書記 | 陳獨秀 | 1921年7月 | 1922年7月 |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
|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 陳獨秀 | 1922年7月 | 1925年1月 | 1922年7月中共二大、1923年6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陳獨秀 | 1925年1月 | 1928年6月 | 1925年1月中共四大、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選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向忠發 | 1928年6月 | 1931年6月 |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1931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後，由王明代理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博古(秦邦憲) | 1934年1月 | 1935年1月 |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張聞天(洛甫) | 1935年1月 | 1943年3月 | 1935年1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主席 | 毛澤東 | 1945年6月 | 1976年9月 | 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主席 | 華國鋒 | 1976年10月 | 1981年6月 |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主席 | 胡耀邦 | 1981年6月 | 1982年9月 |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胡耀邦 | 1982年9月 | 1987年1月 |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趙紫陽 | 1987年1月 | 1989年6月 |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江澤民 | 1989年6月 | 2002年11月 |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胡錦濤 | 2002年11月 | 2012年11月 |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 中共中央總書記 | 習近平 | 2012年11月 |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