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槐遺址古槐尋根祭祖園
米黃色的牆壁，翠綠色的琉璃瓦，紫紅色的門，看上去既樸素大方，又莊重典雅。進了園門，迎面是一座高大雄偉的影壁，水磨青磚砌造，雕刻玲瓏精緻。四周以漢白玉欄桿環繞，欄桿外邊是一圈東青樹。影壁中心是一個紫紅色的斗方，四角有黃色圖案鑲嵌，正中一個豐滿剛勁有力的黃色隸書大字“根”，為中國工藝美術學院張仃教授親筆手書，左右兩旁楹聯是篆書“欽水”、“思源”四個字。繞過影壁向北，是第二道園門，歇山頂，琉璃瓦覆，紫紅色的廊柱，顯得古樸雅致。二道園門之內，草木茂盛，綠樹成蔭，青槐松柏，鬱鬱蔥蔥。再向正北，迎面一座木質牌枋，四柱三樓，飛檐斗拱。式樣古色古香，匾額詩意濃濃。陽面額刻：“譽延嘉樹”四個字。兩邊配有兩首詩：
古道青槐倚夕陽，浮屠突兀插支傍。
窩名老鸛想傳久，高建豐碑姓字香。
西汾北霍舊河山，碧翠清流四面環。
薈萃人文稱樂地，雲煙過眼古鄉關。
匾額陰面刻“蔭庇群生”。這四個字，說的是民國二年（1913），袁世凱派盧永詳的三鎮兵，由太原順古驛道南下，進軍平陽（臨汾），進攻山西革命軍，一路搶掠。來到洪洞大槐樹下，官兵們者停步不前，相互傳言說是：“回到洪洞老家了”。“蔭庇群生”，洪洞百姓避免了一場兵災人禍。匾額兩邊也配有兩首詩：
木本水源流澤長，依依楊柳認村莊。
行人還里前蹤記，遺愛情深比召棠。
遷民往事憶當年，柱杖穿雲耀夕煙。
嘉木扶疏堪紀念，猶留經塔聳巍然。
木牌東側，便是大型鑲瓷壁畫“大槐樹遷民”。畫面正中是一棵巨大的槐樹。槐樹上遷民告示寫著：“不願遷著，三日內到大槐樹下登記”。人們窮家難捨，紛紛拖老帶小來到大槐樹下。他們被士兵重重包圍後聽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到大槐樹下的民眾，一律外遷”。在大槐樹下，一邊是府衙官兵，手持刀矛，威風凜凜。另一邊是成千上萬的百姓，扶老攜幼，推車挑擔，哭哭泣泣、呼天喚地。槐樹上有老鸛窩，群鳥橫飛，遮天蔽日。這幅由畫家蘆葆桐先生創作的壁畫，氣勢浩大，栩栩如生，情節悲壯，催人淚下，令人回想無窮，思緒萬千。
古槐遺址在第二代古槐正南，是1952年修建的革命烈士碑亭。烈士亭下，豎起六面巨碑。首面碑上，鐫刻著原山西省省長王世英“殲敵滅寇實壯烈，洪崖古洞出英雄”的題詞，接著是原中共洪洞縣委書記張耀廷撰寫的槐鄉兒女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氣壯山河的英雄事跡。石碑的背面，刻有洪洞縣在戰爭年代犧牲的3114名革命烈士的英名。
在烈士亭的正面，是民國三年（1914）建成的茶室三間。茶室裡邊陳列著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蒞臨視察、參觀的情況以及自1991年以來，歷屆“尋根祭祖節”盛況的照片。
茶室的四柱上刻有楹聯兩幅。
其一：香挹行襟留快欽，
蔭清古道倚夕陽。
其二：茶可解煩碧乳澄清通世味，
亭堪棲跡綠槐夾道識鄉情。
茶室楣匾為“欽水思源”。
在茶室的屋後，有一宏大的仿古堂殿，這就是祭祖園的中心建築——祭祖堂。祭祖堂原在“古大槐樹處”石碑後面一孔枕頭窯里，陰暗狹窄。古槐後裔尋根祭祖，常常擁擠不堪。1998年重建了這座面積寬大，式樣仿古，門窗明亮，進出方便的殿堂建築，大大便利了移民後裔的觀光遊客的尋根祭祖活動。祭祖堂里還陳列著大量的古槐子孫後代的家譜、族譜、祠堂碑文、墓碑碑刻、村史調查、人口調查等。在供桌上分十個供櫥，含433個姓氏牌位。這裡是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專家學者研究明代遷民史的檔案資料館，更是移民子孫尋根祭祖的聖地。從五湖四海、世界各地來到祭祖堂的古槐後裔，走進祭祖堂，那倍加思念的情感、複雜心情的流露，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在祭祖堂之西，是2001年新建的碑林。有石碑50餘通，刻著我國著名書畫家董壽平的書畫作品。董老出生於洪洞，1997年初，病重住院，1997年1月23日，洪洞堂政部門的領導同志前往北京到醫院看望。董老在病危中看到了故鄉親人，剎時精神倍增，提筆勁書“母親石”三字，成為書畫家一生書畫作品的絕筆。碑林之南，是民俗展覽場地，展品有石磨、石碾、扇車、紡車……等。
在碑林東北角的空地上，豎有“蘇三卸枷處”的石碑。蘇三原名周玉姐，明正德年間人。其父周彥亨，任大同府尹，母譚淑貞在其七歲時患產後風亡故，繼而父親病逝。父母雙亡的玉姐，被人拐賣到北京城裡的一家姓蘇的妓院，因年小，排行第三，故稱蘇三。有禮部尚書的三公子王影隆與蘇三一見鍾情，私定終身。蘇三將其私房珠寶首飾，全部交給王三公子，讓他考取功名。王走後，蘇三暫不接客。老鴇十分惱怒，正巧有山西洪洞的馬販子沈鴻要買她為妾，就把蘇三帶來洪洞。不料，沈妻與近鄰趙昂早有姦情，遂毒死沈鴻，誣為是蘇三下毒，因而蘇三蒙冤入獄。正在這時，王三公子考中的狀元，派到山西太原任巡撫，在審閱案卷時，發現了蘇三的冤情，即命押解太原複審。傳說起解時，路經大槐樹下，長解為蘇三卸去刑枷。因此戲曲里就有了：“蘇三離了洪洞縣，大槐樹下歇歇涼”的唱詞。
“蘇三卸枷處”石碑之南，古槐碑亭後面的窯頂上，石經塔——楞嚴幢高高豎立。這是廣濟寺留存至今的稀世遺物，更是明代遷民的歷史見證。
附一：重修大槐樹古蹟碑記
自來名勝古蹟，率以帝王將相氯祥，高人逸士所隱跡，遺後人勒石記載永矢弗諼。若吾洪溯陶唐分封而後降及春秋，師曠、羊舌古墟指不勝臚，迄秦漢唐宋，代有遺徽，地以人傳，胥志邑乘，然此為續文獻之徵、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源者，宜及時表章，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大槐樹處之待於木曷櫫者，顧不重哉。嘗稽《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間，屢徙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成祖永樂年，徙山西山西萬戶實北平，覆核太原、平陽、澤、潞丁多田少無田之家，分丁口以實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於保全州。自是以後，移徙於四方者不一而足。蓋爾時，洪地殷繁，每有遷徙，其民必與，而實以大槐樹處為薈萃之所。宜乎生齒繁衍、流澤孔長。後世子孫聞其地而眷懷鄉井者，種族之念為之也。洎余通籍後，宦遊燕、趙、齊、豫諸省，偶到土商過從。略展邦族籍隸洪洞，輒殷殷致詢曰：“吾祖籍也。”言之親切有味。若斯，比此革命軍興，義旅蒞止，士座中有欽水思源介言賓至如歸者，遂獲安寧秩序之慶，雖謂此址，即吾邑之保障可也。吾有景君爾宇，世居賈村，密邇其處，曩嘗需次山左，由觀城廳卸任後，佐邑紳劉君子林長山縣幕，慨然興復，募諸客商，集款三百九十餘金，郵寄里門，補葺經塔，亭樓周建，長廊四起，仰視平台浮屠巍然，正在趨事赴功，而戎馬倉皇，工半款絀，豎碑建坊，尚會闕如。今者景君由茌平廳解組返里，余亦歸田，爰伸前議，謀諸合邑紳商諸君，賡續此役，一時群情鼓舞，交口贊成，莫不簟膠投河，惟力是視，集資又三百餘緡，於是豐碑既立，巨坊待建，欲於慘澹經營，期於觀厥成而止。《禮經》曰：“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尚書》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斯役之興，微特保存古蹟，俾來者生親慕之感，而由今視昔，實有御災捍患之功焉。余深紉諸君玉成之雅誼，與景君始終提成之功有足多者，乃述其崖略。此筆記之，俾饞諸石。
附二：古碑保障說
邑之城北，望霍門外二里許，大道通衢，汾水東濱，廣濟寺左，留有古蹟。昔年樹木林立，其中蒼槐最古，有謂為漢槐者，前明洪武中，永樂間，朝命移民實邊，此蓋其薈萃處也。廣濟寺曾樹碣載其事甚詳，鄉時耆老猶及見之，迄今年湮代遠，飽歷風霜，古剎會諸汾流，遺碣鞠為茂草，僅留孤塔，矗立其間，翟聞風鈴對語而已。余家於邑西汾水之濱，嘗聞父老述遷民事，而欲求其遺址，杳不可得。惟地當空道，每有客扆止，駐驂郊外，輒訪古大槐樹處，僉曰：“吾先世邦族也”，撫今追昔，流連不已。古大槐樹之關係，匪物四方堪留紀念，一邑尤足資保障也。前清宣統，辛亥民軍起義，戎馬倉皇，鄰封率多震驚，比盧協統督師南下，部下士卒履洪境，道經古大槐樹處，皆下馬羅拜，媲美甘賞遺愛，低徊不忍去者久之。城郭安堵，軍士保衛之力居多。蓋軍中多燕、趙、齊、豫人，溯其始遷，皆由於此，故於洪尤加敬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彼糾糾者詎獨異於人哉。余竊嘆槐樹之古蹟，其關於民族紀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鉅，故國喬木，有御災捍患之功，於呼偉矣。余恐時過境遷，歷久湮沒無聞，故就當日事實而為之記，俾覽者，鹹共曉然古槐蔭庇群生，未有涯埃雲。
附三：修復大槐樹古蹟記
昔宋室王嘗按獄活數百人，因手植三槐於庭，謂後世必有為三公者，然第一姓之發詳而非百族這托蔭也。洪洞為古楊侯國，喬木世臣後先輝映，乃自封建易為郡縣，河山未改，城郭已非，古樹猶豎高標於百尺。邑北門外有大槐樹一株，盤日拿雲，濃陰可蔽數畝，明代永樂移此地之民以實齊、魯、燕、豫之郊，聚宗族而長子孫者累世已至，今人過其下，莫不摩挲遺蹟，有桑梓敬恭之思焉。鄙人於民國三年綰符斯邑，德行譾陋，不能如斯樹之猶能庇民，每因公出，按田陌百車蓋所蒞輒於茲，涼飆瘋然頓清炎夏，欲秉筆敷飾而未逮。今則碑碣亭記煥然一新，瓴頓增輝，棟宇耀，可以沽美酒淪新花，往為斯途之人頗有實至如歸之象斯，又非一邑之覆幬，而實為四方之並蒙也。是不可不記。
附四：遷民的歷史原因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大規模地移民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這自然要從元末的歷史談起。
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只有八十九年，雖然盛極一時，但“見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於元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農民起義日益頻繁，再加上黃、淮河多次決口泛濫，水旱蝗疫，天災人禍，傾時而注，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從而導致了元朝的滅亡。明朝建立後，洪武年間開始了大量移民，生產剛剛有所恢復，又了生了“靖難之役”，戰亂四年，以致“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為茂草”，結果“中原田多荒”，再次加劇了中原地區地廣人稀的荒涼局面。面對社會經濟被戰爭疫破壞的局面，明朝政府為了鞏固已得的封建政權，鞏固邊防，恢復生產，不得不採取以移民墾荒為中心的振興農業的措施。
元朝末年，農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治，時至正元年，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有百餘處發生農民反元起義。以後農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台州起義；至正十一年方國珍在台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穎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後十餘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決戰於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民紛紛回響，元軍出其精兵強將與農民軍決戰，攻城掠地，擄掠殺人，乾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攻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七十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貼木兒部與農民軍戰。“兩者皆敗之，斬首萬餘級”。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後來元正規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的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民軍作戰，山西的王保保（擴廓貼木兒）父子，陝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陝、魯和兩淮，終於把紅巾軍鎮壓下去。在這次戰鬥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的僅餘有18家。溫縣牛窪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後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傾時而注。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元史》載，僅元朝末年雨旱災，山東十九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兩淮地區八次。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禾不入土、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流入水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數。三年二月，鞏昌寧遠、優羌、成幻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數。五月黃河決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穎等縣大水害莊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和稼廬舍漂沒甚重。東平路東阿、陽穀、汶上、平陰四縣，衢州西安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濫。七年五月黃河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已醜，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多人。四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臨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二十年六月，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餘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衢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漲死三百餘人。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四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不平、壽張縣，圯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壽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和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徒、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瘟水溢，深四丈許。漂東關居民數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有百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的河南地區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水泛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當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連歲飢謹，民不聊生。”
元末中原地區不但水患嚴重，大煌災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煌災計有十八九次。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六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區從元統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飢。十八年“京師大飢，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七年冀、魯、豫大飢，通州民劉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不禁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於河南、山東、河北、陝西以及南方諸省。
以上種種，兵亂蝗疫相繼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就是到了明朝，由於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正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並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戶的三十餘州降為縣。
明朝建立後，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知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積骸成丘，居民鮮少，”“多是無人之地，”“累年租稅不入。”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比正中原之急務，”於是採納了鄭州知州蘇琦，戶部郎中劉九皋，國了監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略決策。一場大規模的歷經數朝歷時近50 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業生產剛剛有所恢復，又發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爭又加劇了中原的荒涼局面，為此乃有永樂遷民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採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建文軍反覆拉鋸作戰，進行了四年的戰爭，這就是中原地區盛傳的所謂“燕王掃碑”。當時一部分地區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搞拒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恢復生產的願望。
根據《明史》記載，燕軍在戰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一仗，燕王“乘風縱火歷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中原地地區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後，對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遺類，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王所至，村城成墟。當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抵抗，燕王無奈轉路攻取南京。後燕王把這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肖賽村光緒四十年編的《李氏祖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後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凡為丘墟焉”。
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當元末中原地區荒疫兵亂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的兵亂及各種災疫很少波及山西，晉南省大部分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的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南一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也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四百五十四口。等於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經過移民及其繁衍，到了弘治四年，河南省的人口就和山西一樣了。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晉南，而洪洞又是平陽一帶人口稠密大縣。洪洞地處交通要道，北達幽燕，東接齊魯，南通秦蜀，西臨河隴，明時遷民，雖不是專遷洪洞人，但把洪洞作為遷民重點，就是很自然的了。為此，明朝政府便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廣濟寺設局駐員，集中移民、編排隊伍，發放“憑照川資”，廣濟寺前的漢植大槐樹下，就成了移民蔡萃，開拔外適的集中之地。
附五：明代遷民的歷史見證——廣濟寺
廣濟寺又名宏濟寺，位於洪洞縣城北賈村之西的永安里。創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到了宋代，廣濟寺進入全盛時期。寺院規模宏大，香客絡繹不絕。殿宇雄峙佛嚴，佛像均顯金身。佛事活動有序進行，香菸裊裊繚繞四周。史料記載：廣濟寺山門朝東，內有大雄寶殿、天王殿、三聖殿、迦藍殿、藏經樓、鐘鼓樓，還有祖師堂、方丈室、禪堂、齋堂、客堂等。由於廣濟寺位於北達幽并，南抵黃河陽關古道的西側，官府在近帝建有驛站。房舍寬敞，常駐驛官，辦理公差事務。這一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廣濟寺佛事興旺，名揚三晉。
到了南宋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廣濟寺惠璉法師修建了楞嚴幢，俗稱石經塔。塔身高三丈。上、中、下三層。上層刻有“奉獻乘惠璉大師建立楞嚴勝咒幢”十四個大字。中層青石之上，分八面刻有八個金剛大力士，力士之上，刻有八個大鵬金翅鳥。據佛教密宗諸經記載：鵬鳥的食物是大海里的蛟龍。龍王稟報如來佛，大鵬如此吞食蛟龍，龍族將斷子絕孫。如來聽後，勸大鵬不要再吃蛟龍，其食物由佛門供給，並封大鵬為護法鳥。自此，佛門僧侶用齋時，用筷子夾一點兒齋飯，放到寺院乾淨處，以示供養。下層的青石上，分八面刻有“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咒”的佛經，簡稱“楞嚴咒”。楞嚴咒是佛教大藏經中楞嚴經里的神咒，共分五會，有四百二十七句，二千六百二十字，都是佛界的神名。關於楞嚴咒，佛經記載：釋迦牟尼在世時，堂弟阿難隨佛出家。一天他出外化齋，遇美麗的摩登仙女。昔日二人有緣，因而一見鍾情。她把阿難抱進暗室，迫使阿難昏迷不醒，將破戒體。釋迦佛得知，遂派文殊菩薩持楞嚴咒前往搭救。文殊破其幻術，使阿難清醒過來。彼此，佛門把楞嚴咒定為早課。石經塔建成後，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紛紛來到石經塔前，摸著塔石上的經文，繞塔轉圈，以求菩薩保佑。
元朝末年，臨汾盆地一帶，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從而使廣濟寺的佛事活動更加興旺。而在此時，中原地區卻因連年戰亂，黃河決口、水災、旱災不斷發生，蝗蟲、瘟疫接連流行，從而使黃河下游，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尤其是河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平民百姓，十去七八，不少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王朝建立後，面對中原地區的荒涼局面，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元年（1368）詔諭：“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賅成丘，居民鮮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從此，一個規模宏大的移民高潮，在山西51個縣的遼闊地區拉開的序幕。當時，明朝官府就在“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廣濟寺左側的古大槐樹下面，成了移民的歇腳處。關於當時遷民的詳情，廣濟寺碑刻里有記載。《古槐保障說》文中樹碣載其事其詳，鄉里耆老猶及見之。由於廣濟寺建在汾河東畔，年長日久，河道東移，汾水泛濫，寺院遂被沖毀。《洪洞縣誌》記載：“順治八年（1651）汾澗水暴漲，浪高二丈，直衝城下郭外西南隅，廟宇廬舍，漂沒無蹤”。洪水退後，寺院僧侶便把石經塔移至古槐北側，又把記載遷民業績的石碑，移至賈村正東二里之遙的的彎里村，並依照廣濟寺原殿閣堂舍的布局和模式重建，建成後，改名北橋寺。北橋寺“樓閣深遠，花木幼稚，為洪洞一大勝景”。據《洪洞縣誌》記載：“清鹹豐三年（1851）八月十二日，粵軍由平陽北竄，城陷，盤踞凡五晝夜，城中蹂躪殆盡”，北橋寺遂“毀於兵燹”。載有遷民史跡的石碑，也毀壞無遺。唯獨廣濟寺的古塔，卻出人意料地保存了下來，成為極其珍貴的遷民遺蹟和明代移民的歷史見證。
洪洞廣濟寺現存的另一遺蹟，是近年來，在山東省魯西古城鎮發現的金代古鐘。從鐘上鑄有“法輪常轉”字樣來看，該鐘系佛寺古物無疑。鑄造時間是“金承安四年六月初六日，和廣濟寺石經塔建造的年代相近。古城鎮正是黃河上游支流汾水沖毀有歷史記載。古城鎮方圓幾十里的百姓，祖祖輩輩，一代接一代的傳下來，都說這座鐘是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廣濟寺鐘樓的古鐘，是歷史上發大水，古鐘被吊掛鐘的木架托起，漂浮到這裡的，此鍾，是否廣濟寺鐘樓之古鐘，有待於專家考證。”但這充分而有力地說明：千百萬移民子孫一直掛念著古槐遺址的歷史變遷。（大槐樹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