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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訴訟中關於收集、使用證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制度，是中國古代訴訟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古代的早期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決斷爭訟是非，曾採用過以獸觸罪者的神明裁判方式。《說文解字》釋“廌”字道：“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廌即獬豸(見彩圖),古代法冠又稱獬豸冠。《後漢書·輿服志》說：“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神明裁判到了周朝就基本上消失,而代之以“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尚書·呂刑》）的審判方式。“聽五辭”，即《周禮》記載的“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周禮·秋官·小司寇》）。這就是說，審案時，傳喚雙方當事人到庭，聽取他們的供述，並觀察他們的語調、顏色、氣息、聽覺、眼神，從而作出判斷。這種以察顏觀色斷獄的方法，具有主觀臆斷色彩，但是比神明裁判前進了一步。而且，當時也已懂得，審案不能只聽“單辭”，即當事人一面之詞，而要兼“聽獄之兩辭”，還必須“察辭於差”（《尚書·呂刑》），即分析雙方供述的矛盾，才能正確斷案。
周代的訴訟中，已廣泛使用證人證言、書證和物證等證據。《周禮》載：“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即凡是民間發生爭訟，要以當地的鄰里人作證，凡是發生土地爭訟，要以官府所藏地圖作證。又說：“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任器貨賄，就是殺傷人的兇器和所盜財物。在周朝,對傷害案件,要檢驗被害人的傷勢程度，以確定被告人罪責的輕重。《禮記·月令》中說：“命理瞻傷、 察創、視折、 審斷，決獄訟必端平。”這裡的傷、創、折、斷，是指皮傷、肉傷、骨折、骨肉皆斷等不同程度的傷害，而瞻、察、視、審是指肉眼檢驗的方法。此外，周朝還把當事人“盟詛”(宣誓)作為一種證據,“有以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周禮·秋官·司盟》）。西周出土金文《鬲攸從鼎銘》、《匜銘》，也有在訴訟中盟誓的記載。(見彩圖) 秦代至清代的證據制度，其重要特點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罪的一項重要根據。《清史稿·刑法志》指出，“斷罪必取輸服供詞”，說明被告人不供認，就定不了罪，被告人一供認，就可以定罪。與重視被告人口供相適應，當時的法律允許刑訊以逼取口供。古代訴訟重口供和允許刑訊，是當時冤案層出不窮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在下列特殊情況下,也許可不憑被告人口供而以其他證據定罪:①根據唐律、明律、清律的規定,屬於議、請、減、老、小、廢疾等不得拷訊的被告人，“皆據眾證定罪”。②明律、清律規定：“若犯罪事發而在逃者，眾證明白，即同獄成，不須對問。”③唐律規定：“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
歷代刑律對證人證言的收集、使用，規定了一些規則，主要有：①不得作證的情況。在通常情況下，證人必須作證，而且法律上允許拷打證人。但是，根據唐至明、清的法律規定，下面兩類人不得作證：第一，屬於相容隱範圍的人，即一定範圍的親屬之間和奴婢、部曲（農奴）、僱工人對家長不得作證。這是封建禮教和家族制度在證據制度上的反映（見親親相隱）。第二，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和篤疾者(惡疾、癲狂、兩肢廢、兩目盲等，見傷害)。這些人往往缺乏作證能力,而且“以其不堪加刑故，並不許為證”。②偽證有罪。居延（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流域）出土漢簡中發現的東漢《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責寇恩事》案卷中記載，在審案時，要先對被訊問者告以“證財物故不以實”所負刑事責任的法律,然後進行訊問(見彩圖)。唐律規定，證人不講真話,以致定罪有出入的，證人要負刑事責任。明律、清律的規定與唐律相同。③眾證定罪。“稱眾者,三人以上”(《唐律·名例六》),就是要有3個以上證人“明證其事,始合定罪。”如果只有兩個證人,或雖有3個以上證人,但有人證實,有人證虛，也不能定罪。這種規定帶有形式證據制度的色彩。 自秦至清的訴訟中，比較重視通過觀察犯罪現場、檢驗屍體傷痕來收集物證和其他證據。從《秦簡·封診式》(見睡虎地秦簡)所載的現場勘察和屍體檢驗文書案例來看,當長官接到轄地發案報告後,就必須立即派官吏去現場進行勘驗。勘驗時不僅要詳細勘察現場情況，檢驗屍體的傷痕，而且要向被害人及其家屬和鄰人了解情況。到了宋代，更制定了比較系統的勘驗規則（見《洗冤集錄》）。明、清兩代進一步在刑律中規定：“凡檢驗屍傷，若牒到託故不即檢驗，致令屍變，及不親臨監視，轉委吏卒，若初復檢官吏相見符同屍狀，及不為用心檢驗，移易輕重增減屍傷不實，定執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領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檢驗不實符同屍狀者，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減者，以失出入人罪論。若受財，故檢驗不以實者，以故出入人罪論。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各從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