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
中文品名 北宋鈞窯天藍釉六葵口盞托
尺寸(厘米） 高：5.1 直徑：9 重量(克） 180.4
年代 北宋（公元960-1127)
窯口 鈞窯系
品相 總體良好
類別 古瓷器/高古瓷/宋鈞窯系/鈞瓷
此盞托造型精緻，釉水肥厚，是個小可愛。釉面有風化，十分罕見。
杯與盞，中國酒文化與茶文化
瓷杯，日用器皿，從古至今其主要功能都是用來飲酒或飲茶。基本器型大多是直口或敞口，口沿直徑與杯高近乎相等。有平底、圈足或高足。考古資料表明最早的杯始 見於新石器時代。無論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還是河姆渡文化遺址中都見有陶製杯的存在。這一時期杯型最為奇特多樣：帶耳的有單耳或雙耳杯；帶足的多為錐形、 三足杯、觚形杯、高柄杯等等。
戰國至漢代出現了原始青瓷杯，其中漢代的橢圓形、淺腹、長沿旁有扁耳的杯最具代表性。隋代杯多是直口、餅底的青 釉小杯。唐代的三彩釉陶杯和紋胎陶杯最有特色，當時還流行盤與數隻小杯組合成套的飲具。宋元時期的杯多直口、淺腹、圈足或高足，高足底為喇叭狀。宋杯多以 釉色取勝，如龍泉窯及官、哥、汝、均各窯。其中磁州窯釉下黑彩裝飾頗為鮮明。元杯胎骨厚重，杯內心常印有小花草為飾，明清時其制杯最為精緻，其胎輕薄，其 釉溫潤，其彩艷麗，其型多樣。明代有著名的永樂壓手杯、成化鬥彩高足杯、雞缸杯等，中早期多見高足杯。清代杯多直口、深腹、腹部有把或無把，還有帶蓋或無 蓋的分別，裝飾手法豐富多樣，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各種單色釉。
瓷盞，飲茶用具。基本器型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較飯碗小，較酒杯大。據考 古或文獻資料證明，瓷盞在東晉時已有製作，所見實物器形為直口直腹壁，餅狀平底足，施青釉，開細碎紋片。南北朝時飲茶之風逐漸流行起來。唐代及五代時期的 茶盞以南方越窯和北方邢窯最富盛名。唐時茶盞又稱“甌”，陸羽《茶經》中說： “甌越州上，口唇不捲，底卷而淺，受半升而已”，由此可見越窯盞的大致形態。越窯盞多配有盞托，其托常常設計成荷葉卷邊狀，上托蓮瓣狀茶盞，頗為精巧動 人。越窯盞胎質細膩，釉層均勻，釉色青綠，被陸羽稱為上品是理所當然的。邢窯盞以"白如雪"而聞名，且"天下無貴賤而通用之"，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唐時南北茶盞均以敞口，斜直腹壁、玉壁底足為常見器型。
宋代鬥茶之風大盛，因便於觀察茶沫白色的緣故，所以特別崇尚建窯和永和窯的黑釉盞。連 宋徽宗趙佶皇帝也不例外。他在《大觀茶論》中直言："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有玉毫條的盞即是人們常說的兔毫盞，產自福建建陽窯。宋時盞型大致有 兩種：一為小淺圈足，斜弧腹，口沿直；另一種為撇口，如喇叭，小淺圈足，腹壁斜直。有的以描金裝飾，書"壽山福海"字樣。除建窯外，宋代的官窯、哥窯、定 窯，均窯、龍泉窯、吉州窯都普遍燒制茶盞。
元代黑釉茶盞相對減少，多見青白釉製品。元代茶盞多直口、胎體較為厚重。明代以宣德白釉盞製作最為 精美。成化、嘉靖青花盞次之。明代盞中早期多小折沿、深腹、高深圈足。中晚期多小撇口、深腹、上闊下窄、圈足較淺，裝飾上多繪釉上青花圖案，亦有鬥彩、五 彩和單色釉裝飾。清代茶盞的器形、裝飾手法、製作工藝均勝過前朝，其粉彩和琺瑯彩繪畫裝飾的小盞更是精美絕倫。基本器形為敞口、弧形腹壁，圈足前期高、 大、深，後期相對低、小、淺，皆修制規整。 杯盞的發展史上，兩者相較，杯的產生在先，盞在後，杯多用以飲酒，盞多用以飲茶，杯的器形較小，盞的器形較大，杯多高腳，盞多圈足，杯的 紋飾簡約，盞的紋飾繁雜。透過杯盞演變，可窺悟中華民族茶酒文化的博大精深。
鈞瓷史略
一，創燒時期
河南省禹州市有發展陶瓷的天然資源。遠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先人已從事陶器生產。境內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中，曾出土大量 古陶器。經過漫長的歲月和先人們的不斷創造，在陶器的基礎上，又採用瓷土作原料燒造出瓷器。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連鄉崗胡村西晉墓葬發掘中，出 土了早期青瓷殘器。後又在三峰山南麓楊莊村西晉墓葬發掘中，出土兩件完整的青瓷罐。隨著我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制瓷工藝技術的不斷改進與提高，禹州的陶 瓷業到了唐代，發展更加迅速，不僅窯場增多，而且瓷器質量提高，釉色品種也顯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國占重要地位。目前已發現唐代古窯址4處，其中萇莊鄉3 處，神垕鎮1處。萇莊鄉的3處古窯址分布在萇莊村、玩花台村和磨河村。這裡西接登封市，北連新密市，陶瓷原料豐富，交通比較發達，3處古窯址，相距不到4 華里，是唐代禹州的一個陶瓷集中產區，總面積約9萬平方米，該窯址的文化堆積層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窯具、瓷器殘片等遺物。器物有碗、罐、壺、盆等。釉色 有黑、黃、褐、白四種。器物造型豐滿、平底。在裝飾藝主上，有白釉飾綠色彩斑，有黑、褐釉飾藍斑或白斑。磨河西岸的窯址內涵豐富，瓷片、窯具俯拾皆是，有 黃釉闊腹平底缽，有平底淘澄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藍斑殘片。1984年5月經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心家馮先銘等鑒一，確認系唐代燒制。
1977年冬，在神垕鈞窯集中產區下白峪村的趙家發現1處唐代花瓷古窯遺址。該窯場面積約3000平方米，窯區內有很多花瓷器殘片、窯具、爐灰等。窯爐上 部已坍塌，只有半個窯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質窯。靠近窯爐旁泥池內的泥料為淺黃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種罐、盤、碗、缽等，胎骨較厚。碗、缽、罐均為平底。 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數黃色釉。由於受窯溫的影響，彩斑多不規則，有的穩定，有的從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塊有月白色、灰白色、藍色，瀟灑自然，有煙 雲變化之美感。也有的藍白相間，瑩潤典雅，耐人尋味。在堆積層內，發現有窯具、瓷器殘片和木炭灰，沒有煤碴，也沒有匣缽，系用木柴燒制。這一窯址的發現， 使陶瓷介的專家學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天津美術學院的專家、教授，曾親臨現場考 察，都認為這是一次重大發現。這個窯口的產品，質地優良，和魯山段店、郟縣黃道窯的唐代花瓷屬同一類型，為研究中國陶瓷發展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新資料。如 《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內記有：“此後不久河南禹縣……在小白峪（實為下白峪）也發現了1處唐代瓷窯遺址。在採集的標本中，也有 不少腰鼓殘片，釉色斑點、形質與魯山段店窯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燒腰鼓的除魯山窯外，還有禹縣小白峪窯……提示了鈞窯早期歷史與唐代花瓷有關。”
唐代南卓《羯鼓錄》前錄成書於唐太宗二年（628年），後錄成書於唐太宗四年（630年）。由於禹州唐代花瓷窯址發現較晚，古書無記載，但其 生產時間並不晚於河南其它唐代瓷區。建國後，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區內徵集收藏較完整的唐代花瓷10餘件，其中定為國家三級以上文物的8件。70年代在 萇莊鄉龍福寺和火龍鄉瓦店村出土的兩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魯山文化館、郟縣文化館收藏的注子形質基本一致，都是我國唐代花瓷的典型 作品，也是國家的稀有珍品。1988年5月，在禹州市淺井鄉橫山村，唐代陽翟鎮遏兵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瓷雙系罐3件，造型古樸高雅，彩斑揮灑淋漓， 分別定為一級和二級文物。據該墓出土的墓誌記載，郭超岩死於唐元和二年（807年），葬於唐元和五年（810年），證實了禹州生產唐代花瓷的時間下限。唐 元和五年屬唐代中晚期，這時花瓷工藝技術已相當成熟，可證唐代花瓷的始燒時間應在唐代中期或早期。唐代陶瓷手工業“以釉致勝”的獨特裝飾技術是我國顏色釉 陶瓷蓬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種花瓷由於在黑釉、褐釉、茶葉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經高溫燒制而泛現出灰藍、乳白色的大塊彩班，或藍、白、綠、灰相 間的流紋，形態各異為化萬千，突破了單色釉的局面，發展為多樣裝飾，和宋代鈞釉有相似之處，陶瓷史學界稱之謂“唐鈞”。根據《中國陶瓷史》記載：“花釉 瓷……利用釉的流動，使它出現像窯變一樣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淋漓酣暢，大膽潑辣，似有意似無意，似有表似無形，妙趣橫生，變紀晨測，為後來的鈞釉彩斑開 啟了先聲。”趙青雲、許天申在《鈞瓷的興起及其工藝持片》一文中也說：“唐代花瓷出現，為鈞窯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鈞瓷在北宋成為五大名窯之一是與唐 鈞的無導作用密不可分的。”從上述可知，唐代花瓷與宋代鈞窯有淵源關係，是鈞窯的前身。鈞瓷始於唐，已得到陶瓷史學界的公認，並載入史冊
二、成熟時期
神垕唐代花瓷區的下白峪村，地處大劉山下、清龍河之濱，瓷土、釉料儲量極其豐富。這裡河水潺潺長流不斷，古時山上森林茂密，煤的覆蓋層薄，易開採，有發燕尾 服陶瓷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和此地毗鄰的禹州市磨街鄉，唐、宋時期冶煉業比較發達，有“四十五里黃砂鎮（指鐵礦綿延45里長），七十二座分金爐（指煉鐵爐 之多）”的傳說。至今古冶鐵遺址猶存。碗藥山（產釉料的礦山）和產銅礦石的大紅寨山都距此地不遠。這裡又和燒唐代花瓷的黃道窯、燒青瓷的汝州窯，僅一山之 隔，有博採眾長的優越條件。匠師們在唐代花瓷工藝的基礎上，經過潛心研究，利用當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銅質，在還原氣扮下，成功地燒製成高溫窯變鈞紅 釉，可謂 “水到渠成”了。下白峪唐代花瓷窯址周圍，宋代早期鈞窯遺址很多，又和於溝、上白峪、劉莊等古鈞窯遺址連線在一起，成為面積約為4平方公里的大瓷區。且 唐、宋、金元時連續燒制，產品質精釉美，是鈞窯的發祥地，也是民窯的中心。建國後，研究古陶瓷的專家學者都把這裡作為考察重戰火炎。出土的標本，造型豐富 多姿，古樸典雅，胎骨細膩，切削規整，釉色多樣，質地瑩潤，寶光內蘊，工藝精細，達到類翠似玉的程度。在該遺址中，還發現有薄胎厚釉，晶瑩似玉，天青掛紅 斑，胎體厚度僅2毫米，兩面釉比胎厚1/3的鈞瓷錢片。釉色之佳，製做之精，不愧為“雨過天晴泛紅霞”之美稱。建國後，這裡又出土了完整的帶把洗、蓮花式 大碗、香爐等工藝精細、釉色瑩潤的珍品。1988年又在該窯遺址中，發現連座瓶殘片，其造型和釉色與傳世的宋代連座瓶完全一樣。
經過近年來的多次調查，神垕鎮的劉莊窯、下白峪窯遺址中，均發現有底刻數碼字和“郗”“朱”“李”等標記，釉色和帛作工藝與“傳世宋鈞”相似的器物殘片。可證當時鈞窯高超的技藝水平已為達官權貴所賞識，為鈞窯由民窯升格為官窯鋪平了道路。
關於鈞窯和柴窯的關係，過去陶瓷專著曾有不少記述。清朱琰《陶說》中說：“後周柴窯，柴世宗時燒者，故曰柴窯。”相傳當時督瓷官吏請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狀 曰：“雨過天青雲破處，才（這）般顏色作將來。”清陳瀏《陶雅》云：“宋鈞之無紫而有異我發現者，蓋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為悅哉！今以月白俗名 污之，謬亡甚矣。蓋世人俚語，不知世有柴窯者也。”又云：“鈞窯有紫、青兩種，青者俗謂之月白，實淵源於柴周之雨過天青。”民國許之衡《欽流齋說瓷》中 說：“鈞窯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為月白，蓋仿柴之雨過天青也。”中國歷史博物館傅振倫先生在《陶說注釋》中也談到：“明已有‘片柴值千金’之諺。傳世品除 見於高澹人《宋鈞窯瓶歌注》、王淦洋《香祖筆記》外，還有《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七頌堂識小錄》，但窯址迄今尚未發現。”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趙青雲、 許天申在《鈞窯的興起及其工藝特徵》一文中也說：“柴窯這種精良的瓷片，也為北宋瓷業的發展，準備了有利條件。”上述史料說明，柴窯和鈞窯關係極為密切。 相傳鈞窯原為柴窯故有工匠所組成，所制器物已較柴窯為優。而且鈞窯與後周顯德時在鄭州設立的柴窯相距不遠，迨趙宋工周，柴窯工匠無所依歸，遂群趨潁川經營 鈞窯是有可能的。但迄今尚未發現此要窯舊址和器物，尚不能定論。柴窯的真相，有待考證。
北宋王朝由於採取了寬減賦稅，鼓勵農業、手工業生 產等措施，從而使科技發展，商業繁榮，加之煤炭用於生產和冶煉業的推廣，為陶瓷的高溫燒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屬元素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宋代鈞瓷業得到空前的 發展，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當時宋都汴京已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場。隨著經濟的繁榮，茶館酒樓急劇增加，一般都使用高檔家具和名 貴瓷器，以招徠顧客。同時，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首先是皇室、貴族、富商大賈裝點居室和觀賞收藏的陳設用瓷需要量的增多，對陶瓷生產和陶瓷藝術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北宋時，禹州稱陽翟，屬潁昌府，隸京西北路，東近首都開封，西通西京洛陽，鈞瓷銷售市場極為廣闊，這都為鈞瓷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禹境 內現已發現北宋鈞窯遺址多達40處。屬北宋早期的有：神垕鎮內的劉莊（劉家門），上白峪，下白峪，於溝，張莊，苗家門，茶葉溝，槐樹灣，里杜溝，紅石橋， 王家門，長春觀等，共12處。屬北宋中晚期的有：鈞台窯，西寺，霍洞，鄧禹寨，溫家門，趙家窪，五洞口，五龍泉，花石，王橋，大澗，王家門，閔莊，吳莊， 黃莊，神林店，接官亭，石峪，華溝，石圪節，鐵爐溝，扒村，桃園，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樹，鴻暢村等，共28處。這些窯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區，依山傍 水建在藍河上游，湧泉河、清龍河、潘家河、騶虞河之濱，以神垕鎮的大劉山腳下最為集中。如禹州現存最早的《鈞瓷志》中說：“磁窯在州西大劉山下。”《河南 通志》（雍正本）中也說：“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這裡陶瓷原料儲量豐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產陶瓷有著優越的便利條件。隨著時代的推 移，鈞瓷生產由南向北逐步發展。生產規模南大北小，生產品種南繁北簡。在考察中發現，宋早期鈞窯遺址中，規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種最多的是神垕鎮的劉莊 窯。如葉哲民在《河南禹縣古窯址調查記略》中說：“劉家門（劉莊）所燒器物品種較多，水平也最高……” 器物中尤以帶把洗、菊花盤、折沿碟、蓋盒等最為出色，真正估重疊了“蔥倩肥厚，光彩奪目”的程度。這個窯址內的窯爐非常密集，從殘留的遺蹟看，其形體多為 饅頭式，高度已看不出來，直徑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築的土質窯。
1982年以後，鈞瓷研究者又對該窯址進行了複查，收集到不少實物標本。通過器物殘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爐、洗、盤、碗、碟、罐、盒等九類，品種達 40餘種，且造型比例勻稱，切削工藝考究，內施滿釉，外施過足釉，部分足部塗褐色護胎薄汁。可以看出，劉莊窯輪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燒造技術已達到很高的 水平。
1985年對神垕鎮劉家溝遺址進行了複查，該窯址，東起崇音寺，西至小山頭，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這裡古窯址很多，以民眾俗稱“七么地”的地段內最為密 集，殘片和窯具的堆積層有2米多厚，釉多天藍，和其他窯口相比有獨到之處。同時發現的還有1個鈞瓷小碗和一些古錢幣，有開元通寶和大觀錢、崇寧錢等。和劉 家溝相連的有一個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鈞瓷窯區，據傳為了存放鈞瓷，開挖土窯洞作為倉庫，俗稱該村為貨垌，後易稱“霍垌”（此村無一霍姓者）。足見這一 窯區時代之早，範圍之大，窯爐之多，產量之高。1988年在神垕鎮北大辦事處的王家門又新發現1處北宋鈞窯遺址，這處古窯址，是民眾燒磚現的。出土器物、 殘器做工精細，造型優美，釉色鑫豆綠色，且勻淨純正，釉、胎都較薄，匣缽有桶式和漏斗式兩種，除燒鈞瓷外，還燒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早期 宋鈞釉色是以蛋白石光澤青釉為基調，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在還原氣氛中焙燒而成，呈現出天青、天藍、月白、蔥翠青等色。同時當時匠師們的在紅色上很下功夫， 經過千錘百鍊，燒出深淺不同的紅色或紫色窯變彩斑。鈞紅釉的創燒成功，一方面顯示出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才能，同時也為陶瓷辟了新的境界。正如《中國 陶瓷史》所說：“宋瓷所創造的美學境界，主要在於宋瓷不僅重視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質地之美。鈞瓷……不是普通浮薄淺露、一覽無餘的透明釉，而是可以 展露質感的美的乳濁釉……”
三、鼎盛時期
鈞瓷在宋初已負盛名，宋代中期得到很大發展，很快飲譽全國，聲震京 都，進入了名窯的行列，被喜文弄墨、善詩長畫、喜愛花石的徽宗皇帝趙佶所看中。為了滿足宮廷建造園林和美化生活的需要，選派職官，集中民窯優秀工匠，在陽 翟縣（今禹州市）鈞台附近設立官窯，為宮廷燒造貢瓷。
建國前，有關史料對鈞窯的記述不詳，見解各異。建國後，古陶瓷專家、學者，對鈞窯遺 址曾進行過數次調查，但都未得到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如1964年3月，故宮博物院葉哲民，在《河南省禹縣古窯址調查記略》中記 述他在神垕鎮西劉家門一帶發現的早期鈞瓷殘片，“但大都為盤、碗之類，而傳世的許多號稱宋鈞，特別是刻有數碼的盆、奩等殘片，迄無所獲。”陶瓷介對鈞窯的 起始年代，因何命名，窯變技術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了繼承和發展古鈞藝術，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河南省政府指示禹縣組織力量，進行全面調查，要 求3年內寫出一部完整的《鈞瓷史》。1964年8月，中共禹縣委員會、禹縣人民政府抽調幹部，組成“鈞瓷史考察組”。他們是焦俊昌、王熙兆、謝相林、田松 山。調查組成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而擱淺。他們的工作雖歷時不足半年，卻收穫很大，共發現古鈞窯遺址110處，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價值的瓷片、窯具標 本，寫出了《鈞窯遺址考察筆錄》，為恢復和發展鈞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和文字資料。特別是他們通過深入調查，發現了鈞台窯，引起了陶瓷界的關注，為研究 鈞瓷展史和中國陶瓷發展史，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史料，並為“鈞官窯”的全面發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考察組於1964年11月和省文物工作隊共同進行考察定 點，為全面發掘做準備。接著“四清”運動開始，繼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之久。
197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對鈞台窯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以後又不斷配合基建施工前的勘探發掘，對該窯址的範圍和文化內涵已得出初步的結論。該窯址位 於城關鎮北門內的鈞台周圍，東起城牆，西至十三幫會館，南起老縣衙（今人民武裝部）前東西大道，北至城牆，東西長達1100餘米，南北寬約350米，總面 積達30多萬平方米。整個遺址分為官用和民用兩大燒造區域，東部以燒鈞瓷為主，西部以燒民用瓷為主。遺址內除發掘出窯爐、作坊、泥池、灰坑等遺蹟外，還發 現大量的窯具、工具、瓷器殘片、瓷土、泥料、石英、釉藥、彩繪料等。瓷器品種，以鈞瓷為主，還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此後又在今 人民武裝部院內發現7座窯爐遺址，有較完整的窯爐4座，殘窯3座，均埋入地下2米以下。這裡的窯爐一般都是就地挖築的土質窯，除了燒造天目瓷的窯爐門向西 外，其餘均坐南向北。窯爐挖築比較集中，有的呈一線排列，有的三窯鼎立，中間充作坊，並與各窯相通。窯爐有圓形、馬蹄形和長方形。發掘時保留了兩座窯爐供 研究和參觀之用，按發掘編號為一號窯爐與七號窯爐。經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測試，斷定為北宋所燒。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發掘 出的標本看，宋徽宗在位25年間，是鈞瓷生產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盛燒的鈞瓷是在民窯天青釉和紫紅斑釉的基礎上，成功地創燒了藍、紅、紫、青諸色錯綜掩映 的窯變釉，由北宋早期的青一色發展到“官鈞”青紫並重的基本格調。青藍釉施於器內，紅紫釉多施器外，即清代陳瀏《陶雅》所說“內青外紫”，也有少數是內外 皆施青藍釉的。但官鈞青藍釉不像早期宋鈞那樣純粹單一，而是在一個較深的藍色背景上布滿帶月白汗珠狀的流紋（淚痕紋），少數燒制工藝水平高的則遍布蟠回曲 折的蚯蚓走泥紋，或在一個紫色背景上遍布藍白色流紋，此即一些文獻所稱的“宋鈞之紫汗漫全體，青蔥紫倩蠟淚之成堆”。從釉的藝術風格看，官鈞和早期宋鈞也 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模仿花瑪瑙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萬變的自然景觀。從遺址中發掘出來的大量官鈞瓷片和殘器標本看，釉色極為豐富，大體分 紅、青兩大類十餘種窯變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天藍、蔥綠、米黃；紅者如茄皮紫、海棠紅、玫瑰紫、胭脂紅、葡萄紫、雞血紅、丁香紫、火焰紅等。
此時鈞窯釉 那種瑩 光般含蓄的乳光狀態和絢麗多姿的窯變藝術效果臻於完美，構成鈞瓷獨特風采和巧奪天工的精湛藝術效果，為世人所傾倒，故獲得“鈞瓷無對、窯變無雙、千鈞萬為、意境無窮”，和“鈞與玉比，鈞比玉美，似玉非玉勝似玉”的美稱。
這個時期的鈞窯作品形制繁多，工藝規整，端莊渾厚，胎厚釉活，精美絕倫。具有代表性的是尊、爐、鼎、洗、盆、奩、杯、盞、瓶、缽、盤、碗、盒、枕、座墩 等十餘種。尤以花盆為多，如葵花式、蓮花式、海棠式、主角式、方形和長方形等。器底呈芝麻醬色，器表有片紋，瑩潤渾厚，絢麗奪目。官鈞的上製品入選後，其 殘次品全部銷毀，不準在民間流傳和收藏，故鈞台窯作品傳世極少而聲價也極高。鈞台窯遺址出土之器物比民窯品種和釉色要多，不僅為禹境諸窯之冠，即在整個鈞 窯系中亦為首屈一指。這說明“鈞台窯”生產，在工藝上精益求精，在經濟上不惜工本，屬於非商品性燒造。
鈞台窯燒造規模大，產品質量好，藝術水平高，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藝術寶庫。對它的發現和發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在它的文化層中發現了很多珍貴的實物資料，解決了多年來鈞瓷研究中懸而未決的疑雜和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
（一）解決了鈞瓷始燒年代的爭議
對鈞窯的始燒年代曾有幾種說法。一說在宋初，（清）《景德鎮陶錄》中說：“鈞窯亦宋初所燒……”一說在北宋，（清）《中國青瓷史略》中說：“所謂鈞瓷， 在北宋時候只是緊臨汝州陽翟縣所燒的一種青釉器而已，還沒有鈞窯這個名稱。而在南宋的記載里也沒有提及過鈞窯。它的興起與臨汝窯的衰落有密切的關係。就是 說，臨汝窯到北宋末年，經過靖康之變是毀滅了，而緊臨著臨汝東北鄉大峪店的陽翟縣野豬溝（東距神鎮10公里屬郟縣轄區），就燒造了一種不同於臨汝所燒的青 瓷器。這是在北方金人統治之下以及元代一百餘年間的產物。”又說：“鈞窯之繼汝窯而起，是在金人統治時代，那時是鈞器的黃金時代。”關松房在《金代瓷器和 鈞窯的問題》一文中也說：“鈞州在戰國時為陽翟，到宋代元豐三年陽翟屬潁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為鈞州，鈞窯不叫陽翟，不叫潁昌，也不叫禹窯足見鈞窯建 於金大定二十四年後，這是肯定的。”一說始於元，如有人認為，鈞窯器在大量宋代墓葬中不曾發現，而多出於元代墓和遺址中，因而宋無鈞窯，鈞窯創燒於元代。 在鈞台窯的發掘中，出土大量的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有底刻與定窯、汝窯銘文相同的“奉華”字樣的器皿。據考證，宋有“奉華”殿 名，這些器皿都是為宮廷需要而燒制的。金無此殿名。且宋金對峙時，禹州在金人統治下，更不能為南宋燒造宮廷用瓷了。早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禹州有 一魏姓者，在鈞台窯區挖出瓷製方形錢模一個，正面有“宣和無寶”字樣。1964年又發現同樣錢模，經河南省文物研究部門鑑定，錢模胎質與鈞台窯鈞瓷胎質相 同。“宣和”為北宋徽宗年號，這一重要發現為解決鈞台窯的斷代提供了最有力的實物佐證。還可和1962年地方國營禹縣神垕瓷廠（今禹州市瓷廠）建電廠時出 土的“元七年高天順制”鈞窯碗相互印證。再據老一代史志、古陶瓷專家傅振倫先生說：1946年11月8日和李鴻慶同游，在北京古玩鋪見一鈞窯盤，銘文曰： “紹聖二年（1095年）五月□命望道□敬造社長劉造於鈞州高天祥題。”上述實物都足以說明，北宋中後期是鈞窯盛燒之時，始燒是北宋早期。正如趙青雲在 《鈞台窯的興起與昌盛》一文中所說：“鈞台窯創燒於北宋初期，盛燒於北宋中、晚期。”
（二）解決了鈞瓷因何命名的問題
關 於鈞瓷一名的由來，明以前沒見記載，自明以來說法有二。一說因產於鈞州而得名。如明代屠隆《考磐餘事》、高濂《遵五八箋·燕閒清賞箋》、文霞亨《長物志》 均稱鈞窯為“鈞州窯”。（清）《南窯筆記》中也說：“鈞窯北宋鈞州所造。”建國後仍有不少文章中沿用“鈞瓷因產於鈞州而得名”。二說因鈞台而得名。如郭葆 昌《瓷器概論》中說：“鈞窯建於宋初，在河南禹縣，其地有鈞台，因名鈞瓷，至今尚存。”經過對鈞台窯的發掘，陶瓷界才統一了認識，鈞瓷因鈞台而得名。因為 禹州古為夏禹國，禹受封於此為夏伯，境內有鈞台，禹之子啟大享諸侯於此，表示正式繼位。從此，鈞台就成為中華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實物佐證和國家產生的標 志，也成了我國稀有的遠古遺蹟和歷史名勝。數千年來，禹州人民一直把鈞台當作禹州的象徵。北宋時，在禹州城內北門裡鈞台附近設立官窯，大規模地燒造宮延用 瓷，並在藝術上取得傑出的成就，故古人以鈞台這一歷史名勝命名鈞瓷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清《景德鎮陶錄》所載：“鈞窯宋初所燒，出鈞台。”現代古陶瓷學家安 金槐也說：“禹州夏有古鈞台，鈞瓷之名由此來。”趙青雲在《鈞台窯的興起與昌盛》一文中也明確地說：“若窯以地名，鈞窯就當來自鈞台，這是和宋鈞的產地及 其禹縣在北宋以前就有聞名於世的古鈞台這一歷史地名是完全一致的。”
（三）解決了鈞窯編號數碼用意的爭論
鈞瓷底部刻有一到十的數碼，對其用意長期以來曾有多種解釋。
（明）張應文《南窯筆記》中記有：“有一、二數目字樣於底足之間，蓋一副之記號了……”還有的認為紅朱色者都用單數，青藍色者用雙數。從發掘出的大量器 皿標本中，經過數碼器物對照，弄清了數碼的用意，即數目字與器物的尺寸密切相關，數碼越小器形越大，數碼越大器形越小。同時也是為了花盆與盆托（即盆奩） 同號配套，按照宮廷盆景設計需要，對不同類型不同號碼的花盆和盆奩進行批量生產的標記。現選附《中國陶瓷史》之表於此供參閱。
（四）解決了鈞瓷研究者多年來未能解決的技術難題
陶瓷介的專家學者，用現代化的手段，對鈞台窯的胎、釉進行了測試和研究，揭示了鈞瓷窯變的本質，找出了窯變的規律，提供了科學的數據，為鈞瓷的恢復和發 展，在科技方面找到了正確途徑。鈞窯匠師在鈞台窯出土的實物中學習到了很鑫的高超技藝和寶貴經驗，解決了不少技術難題，特別是鈞台窯的造型技藝、帛作工 藝、釉料配製、燒造技巧，已成為鈞窯匠師長期追仿的榜樣。
（五）解決了鈞、汝兩窯誰晚的爭議
北宋時期，鈞窯已影響到河南 省內的郟縣、寶豐、魯山、歸汝、登封等較為有名的窯區，正如《中國陶瓷史》中所說：“一種瓷器在市場上受到歡迎，首先是臨近瓷窯的相繼仿製。”尤其是臨汝 窯與鈞窯相互仿製更為突出，在鈞、汝兩窯址的考察中，也確實發現了不少天青、豆綠等釉色相同的殘片，故有“鈞、汝不分”和“鈞窯繼汝窯而起”之說。建國 後，陶瓷界對此曾多次實地調查，發表文章。如60年代中期，馮先銘在《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一文中記有：“重點複查了 11處遺址，就有8處燒造鈞瓷（宋代3處，金、元時期5處），可見臨汝窯大多數燒造鈞瓷。”馮先銘通過對臨汝西南鄉嚴和店與東北鄉大峪店兩大窯區遺址的多 次考察，認為臨汝窯燒制的鈞釉器，以大峪店東溝窯、陳家莊窯最為精美，既具有臨汝窯晶瑩似玉、勻淨明快的特點，又有鈞窯乳光內含、豪放酒脫的窯變特色。而 在鈞窯遺址中，特別是鈞台窯遺址中，也有專燒汝瓷的瓷窯。如趙青雲在《汝窯的燒造歷史及裝飾藝術》一文中說：“然鈞台窯除了燒造鈞瓷名牌產品，對汝窯印花 青瓷的傳統工藝也倍加欣賞，所以在鈞台窯專設一個生產區燒造汝瓷，其產品除光素無紋者外，也印有各種纏枝、折枝花卉和水波游魚等文飾，且產品造型卻與眾不同，圈足較矮，碗盤較淺，臨汝窯風格的印花小碗敞口尖底與碗身稍高的特徵，在這裡幾乎絕跡。”在鈞台窯中還發現有與汝窯相同的“奉華”銘文器皿。都可證兩 窯系同時燒制，又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禹州市西部的鈞窯集中區神垕鎮，與汝州的大峪店鄉的東溝、碗溝相距很近，而且都有發展陶瓷的天然優越條 件。兩地近在咫尺，在陶瓷技藝上，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是很政黨。但兩地產品各具特色，如兩地釉面，鈞窯多光素，而汝窯則多刻、印花紋；釉色，汝窯為顯示 花紋多薄而透明，而鈞窯則多厚而乳濁；胎骨，則是鈞窯厚而當窯薄；鈞窯釉青中帶紅斑者居多，而汝窯青中帶紅者較少。至於汝官窯和鈞官窯的胎骨和釉色更是 涇、渭分明，各具千秋了。綜上所述，鈞、汝、兩窯，關係密切，同屬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由於鈞釉窯變色彩美妙，汝窯自然要學習其技法，而鈞窯對汝窯美麗的釉 色，倍加讚賞，也要吸取其技巧。正如李輝柄在《鈞窯系的形成與分期》一文中所述：“臨汝與禹縣近鄰，禹縣的鈞窯影響到臨汝而生產鈞瓷，臨汝的印花青瓷也影響到禹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