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莊園裡的真真假假
嘲川（劉小飛）
當今主管劉文彩莊園宣傳的要人王治安（四川日報副刊主編）在他的一本名為《莊園秘聞》的書中說，過去“出現過個別不實之事”，現在“對虛假的東西已經校正”（見該書104頁）。在此我當一回導遊，帶領讀者到劉文彩莊園去檢驗王治安的“校正”。
一進莊園大門，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輛福特轎車，解說詞說是劉文彩為了自己的轎車能開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揮霍公款）。這個謊言很不高明，沒有公路之前小車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實是劉文彩修公路的時間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後，一九四八年劉文彩才買了一輛二手吉普車。現展出的福特車劉文彩從來就不曾有過。在一九四九年劉文彩病重期間用的小轎車都是劉文輝借的。
不過安仁過去確有一輛類似的轎車，那是一九四六年劉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來供“文彩中學”的校長和教師們使用的，劉文彩本人從未享用過。主管部門弄來這輛車其實是為了抵毀劉文彩在抗戰時期為國為民修公路的業績。
小轎車的左邊是“僱工院”。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次全國文博會議上，當時的館長吳宏遠發言說：當年為了把“僱工院”布置得悽慘，就人為地改建過，降低了房屋的高度……。他的發言是留下了文字記錄的。近日我親耳聽到吳宏遠對採訪者說：過去僱工院是修得很好的，是我們故意把它打爛的……。可見展出的“僱工院”是用來騙人的一個假貨。其實“僱工院”和主人的住房是同一個檔次。即使在極左年代，當年的僱工們也對主管部門的人說：他們和主人吃的飯菜是差不多的。劉小飛還聽莊園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劉文彩曾與僱工合過影。還聽說僱工們空隙時常常玩牌，劉文彩有時還去觀看。
在福特車的對面有一道門，門裡面有一口井，解說牌標明“僱工井”，說是當年劉文彩家每天殺雞殺鴨的屎尿血水及禽毛全部傾倒在這口井裡，劉文彩就強迫僱工們喝這樣的水。其實劉文彩在的時候沒有這口井，僱工與主人吃的是距此十米遠的同一口井裡的水，劉文彩在時這是他家唯一的水井。劉文彩的莊園在解放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作戰部隊幹部學校。由於住在莊園裡的解放軍人數眾多，一口水井不夠用，於1951年解放軍幹部學校就請了好些附近的農民來又打了一口井，這就是後來說的“僱工井”。
再往前走，右邊分別是“西式客廳”與“中式客廳”，這兩個客廳同樣是騙人的假貨。“西式客廳”原本是賬房先生薛副官的寢室，裡面有兩張普通木床，一張薛用，一張為來客備用。“中式客廳”其實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寢室。
過了兩個客廳，前面出現一對紅沙雅石缸，解說詞說這是劉文彩當年從宜賓公園偷運回來的。劉文彩的兩個兒子對我說這紅沙雅石缸根本就不是他們家的。這種紅沙雅石的產地在雅安，這種雅石作品在安仁絕非稀罕之物，而是隨處可見。在莊園前面的安惠里就擺放了近百件，莊園右邊的商店門前也擺放了數十件，這種本地隨處可見之物怎么會是宜賓的東西呢？
向前走就是劉文彩的內花園，裡面有兩間較大的房間，主管部門當年用重金把它裝修成劉文彩的逍遙宮，以此向大眾宣傳劉文彩是如何的奢侈荒淫。其實這兩間房當年是很平常的，原本是青磚鋪地，如今的木地板是主管部門裝修的。劉文彩在開始一年夏天的白天在那裡乘過涼，晚上不睡在那裡，後來發覺那裡沒有風，以後就不去了，倒是他的三公子常在那裡讀書習字。
又往裡走就到了劉文彩的內院，內院祖堂的左邊有一套一進二的房間，裡間原是三太太凌君如從宜賓撤回來時住的地方（劉文彩偶爾從雅安回來就住在這裡）。外間是劉文彩三個兒子童年時住的地方，以便大人照管。後來凌君如為了爭奪財產在成都借腹生子，回來劉文彩就不準她再住在這裡，而是把她趕到旁邊的廂房去居住。
現房間裡擺了張古式的農家花床，其實這不是劉文彩家的，劉家原本都是西式床。本鎮鄉民李國孝一再公開申言這是他們家的床，說他們家有兩張床擺在劉家莊園裡。
祖堂前面現擺了一座大屏風，這也不是劉文彩家的東西。
祖堂右邊同樣是一進二的房間，解說牌上標明是劉文彩的冬季吸菸室，裡間擺著一張金碧輝煌的退一步大龍床，解說詞說是劉文彩當年用三萬斤大米來打造的。多年來這都是地主莊園裡的重頭戲，以此來證明劉文彩是何等的奢侈。
可是，本人聽劉文彩的兩個兒子說那個房間從來就不是他父親的，而是家裡為至親準備的客房。劉文輝兩次回家鄉都住在這裡（一次是劉湘死後，一次是來接收新公館時）。日本飛機轟炸成都時，楊夫人來安仁躲避期間也住在這裡。
書歸正傳，我現在交待那張龍床的來歷。劉文彩的家人都告訴我，說他們家從來就沒有過那樣的龍床。據劉小飛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回老家向莊園工作人員問及此床來歷時，莊園前辦公室主任周永軒和檔案室管理員楊正等告訴他，這張床是莊園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找本地陳木匠、張木匠等人打造的，因陳木匠打造有功還安置了他一個兒子來莊園就業。又聽本地老人劉結熙告訴我，那張床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莊園的人找了幾個本地木匠在本地雕匠廖子秋家裡關起門來搞了一年多搞出來的。原來是這樣!
那個時代正是人民沒飯吃的時候，三萬斤大米不給人民吃，卻用去打造一張龍床來栽在劉文彩的頭上，我們的主管部門就專幹這種事情。
在客房的對面有一間小房間，解說牌標明是“珠寶室”。其實最初是保姆的房間，後來又是劉元貴回老家住的地方。我曾看見一些媒體報導，莊園成立初期（一九五八年），上面撥下十幾萬元到寄買行去購買珠寶來充實劉文彩莊園。據本人所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時，社員曾發過幾個月的工資，每人七至十四元不等，全勞力每月最高工資為十四元。上面撥下的這十幾萬元就是當時一萬個全勞力農民一個月的全部血汗錢！
“珠寶室”的右邊是劉元龍的房間，門的上方有一塊匾，落款是黃金榮。莊園裡的工作人員楊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告訴過劉小飛，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莊園自己製作的，漆水都不是過去年代用的那種。
再往裡走就是後院，那裡布置有一間醒目的佛堂。聽劉家的人說，他們家從沒在此設過佛堂，這是他們家一日三餐吃飯的地方。
佛堂的右邊有一間房，當年是劉文彩家存放全家棉絮衣物類的儲藏室。上世紀六十年代主管部門編造說是劉文彩的女客房，是他玩弄女色的地方，並憑空捏造出李二姐、林奶子等幾個人世間從不曾有過的人物和許多荒唐下流的情節，還牽連進他未成年的三公子。為編這些無恥的性故事，主管部門還逼死一位川劇女角羅某，欠下一條命債。詳情請看後文。
“佛堂”對面的一個房間標明是“燕窩庫”，解說員說劉文彩一家吃燕窩，一頓便吃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我到本地茶館裡去問那些老人，他們眾口一詞地說：“劉文彩根本吃不得燕窩，他是火體，吃了要流鼻血！”現在“燕窩庫”又改名“海味室”。
“佛堂”旁邊是王玉清的房間，這才是劉文彩住的地方。
再往前走，穿過曾經稱為“刑訊室”、“水牢”、“土牢”（這些事以後再寫文章詳細講述）的地方便到了後花園。花園左邊是一幢西式平房，進到裡面就看見一組泥塑，牆角還陳列著血衣。解說詞說是劉文彩殺人霸產的地方（原來這裡還有兩組泥塑，一組殺人霸水，一組是圈地霸產）說當年劉文彩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裡栽秧的三個貧下中農打死在這裡。
據現居安仁維星街56號的曹克明之子曹登貴說：當年他父親曹克明告訴他，當時有三個四處流竄作案的土匪在唐場搶了綢緞鋪，並把老闆家的人槍殺了，縣裡正在通緝捉拿這三個兇犯。有一天這三個兇犯跑到親戚劉益山家中，劉益山和他母親請了好幾個裁縫用搶來的黑色綢緞為其趕製衣服。看到此事的農民就跑到鄉政府去報告，鄉長劉紹武便立即召集人員前去捉拿。到達後劉紹武便叫曹克明進去探虛實，曹進去后土匪就拔槍準備打他，曹為了自衛便立即拔槍射擊，當場打死兩人。一人逃出房外後被外面的治安隊員開槍打死。
劉益山是劉文彩本家的侄兒，劉文彩原對他很好，但他把家供給土匪作據點使劉文彩很不高興（誰願意和與土匪勾結的人做鄰居呢？）於是就讓他搬到街上劉文彩新修的一套房子裡去住。那套房要寬大許多，又是新房，劉益山不可能吃虧。情況就是這樣。
解放前夕曹克明因此事被抓起來關押了兩年，後查明對方確係土匪才獲釋，但給他帶了一頂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曹殺人屬職務行為，殺土匪而戴反革命帽子非常可笑，難道土匪是革命份子嗎？
曹登貴還告訴我：上世紀六十年代主管部門指使當時的鎮長安海山叫曹克明去談話，強迫他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狗腿子，強迫他說打死的三個土匪是三個貧下中農，不然就要打他（安仁鎮全是反吊起來打）。並且要他去充當“殺人霸產”故事的泥塑模特。曹克明雖是一個貧民，但他戴有反革命帽子，這種人是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曹克明除了就範沒有任何選擇。
泥塑完成之後，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主管部門指使鎮上的幹部王明軒、李銀松前來抓人，把曹克明五花大綁地從家中抓走，罪名是說曹克明造謠，居然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當晚就把他送交大邑縣公安局。不久縣法院就以造謠罪判處曹克明徒刑十五年。從此劉文彩指使曹克明“殺人霸產”的故事就在這後花園的房子裡展出了。
鄧小平上台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曹克明在牢里請人寫了一封申述，不久法院以量刑過重改判五年釋放了曹，那時他已服刑十四年。
出來後曹克明不服，過去他與劉文彩沒有任何關係，“殺人霸產”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水牢”的故事當局也承認是假的了，那就是說他判罪的依據也不存在了。為此他到縣法院去申述，縣法院不敢受理。他又到地區法院去申述，地區法院也不敢受理。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鳴，悲憤交加的曹克明便在縣法院門口服毒自殺，以生命來作了最後的抗爭！此前他一再對兒子曹登貴說：“你要為我申冤啊！”
上世紀九十年代劉小飛問當時的館長吳宏遠“殺人霸產”是怎么出來的？吳宏遠回答：“當年編出‘殺人霸產’的依據是：劉文彩也許知道（這件事），也許不知道（這件事）”。
當時劉文彩是劉文輝系統的下野官僚，而曹克明抓土匪的治安隊是縣政府系統的，兩者互不相干，劉文彩知道不知道都與他沒有關係。何況是突發事件，事前劉文彩不可能知道。
主管部門在找不到一個願意出來充當“證人”的情況下，便說門外的一棵柑子樹是當年的見證。而那棵柑子樹根本作不了證。因為那是一棵沙田柚，是劉文彩後來從外地購回的一批樹苗中的一棵，是劉文彩在這件事後種下的，這件事之前本地沒有這種品種。
在王治安的《莊園秘聞》中他照搬了“殺人霸產”的故事，但做賊心虛，沒敢說出曹克明來。
導遊到此，我請求我們的黨政部門不要再讓主管部門把曹克明的塑像放在“殺人霸產”的現場，讓冤魂得到安息，並給曹克明家人一個公道。抹黑劉文彩何必殃及無關的底層弱者嘛！
再往裡走又進了一個房間，這裡放有一些斗和一架飛輪風谷機。解說員在此詳細地講述劉文彩當年是如何用大斗換小斗來剝削農民，又用飛輪風谷機來拚命吹走農民用血汗種出的穀子。因此這些斗和風谷機曾名震全國。
其實這些都是假的，大斗換小斗的故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被成都曲藝團的郭××在舞台上公開揭露了。飛輪風谷機也不是劉文彩的。聽本地人說，那是本鎮鄉民廖增山的，廖是個機械愛好者，飛輪風谷機是他的一個技術實驗。
而當今《四川日報副刊》主編王治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轟天絕唱收租院》的書里是這樣宣傳的：“在劉文彩殘酷盤剝中，更毒的招數，是在風谷機上加鋼珠（飛輪），大斗大秤，一斗租谷，只能算是六七升。請聽用淚水書寫出的一首歌吧：風谷機，鐵滾滾（加鋼珠）。地主用它來收租，五石七斗乾黃谷，風來只有三斗六。年年汗水空長流，一家老小餓斷腸，即使年年大豐收，也受不住這般剝削苦。……”
從這個風谷機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主管部門向民眾宣傳的劉文彩故事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再往裡走就到了《收租院》。《收租院》的知名度不用我來贅述。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曾被中宣部的周揚捧為“建國以來兩大雕塑成就之首（另一個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在此我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劉小飛從縣城趕中巴車到安仁去。上車後司機問他：“你是去地主莊園嗎？”劉小飛回答：“我回自己的老家！”司機和乘客都驚奇地問：“你姓劉嗎？”回答：“我是劉家的後人，怎么不姓劉呢！”司機又問：“你是老的那邊還是新的那邊的？”本地人稱劉文彩的家為老公館，稱劉文輝的家為新公館。當司機聽劉小飛說是老公館的後人時立即激動地說：“我爺爺今年九十五歲了（老人家而今該是一百零五歲了），現在還在。他說的，當年在你們家交公糧的時候（把交租說成是交公糧，耐人尋味），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接著全車的人都說：“當年別個（指劉文彩）是全縣公認的劉大善人，別個當年做了好多好事啊！結果給別個編些啥子喲！”
中巴車破例把劉小飛送到莊園辦公室門口。劉小飛見到吳館長後就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重複給他聽。吳沒作聲，旁邊的一位本地老人劉澤高立即回答：“是的，有這個事。送糧的人來要請飯在大邑縣劉文彩是首創。說劉文彩是善人有民謠為證，當年的民謠是：‘我們不盼家鄉出貴人，只盼家鄉出善人！’貴人指的是劉湘，他貴為省主席沒給家鄉辦過實事；善人指的是劉文彩，他回家鄉修公路、修學校把一條街修成七條街……，所以大家公認他是劉善人！”此時吳宏遠立即打斷劉澤高的話，吳說：“現在雖然講實事求是，但還是有紀律，該說的才說，不該說的就不能對外人說！”
在劉小飛的一再追問下，最後吳宏遠說：“劉湘抗日、劉文輝起義、劉文彩建設家鄉，這是他們三個人一生中的亮點，但上面說了，劉文彩是否定了的人物，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定型了，就不要改變他了。現在國家的第一大事是安定，如果把實情報導出去，會助長動亂。”
原來當年還有歌頌劉文彩的民謠——“我們不盼家鄉出貴人，只盼家鄉出善人！”
從上文吳宏遠回答劉小飛的那些話中證實，在劉文彩事件上，上面拒絕實事求是，準確地說是不敢實事求是。
再從上文提到的那位老貧下中農的那句話：“當年在劉文彩家交公糧的時候，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有了這句話，《收租院》所有的思想性和所有的藝術性就通通變得分文不值了！
在此我引用一下劉文彩故事的幕後策劃者馬識途的一段文章，該文透露了人民公社時期四川農民交公糧的情況：“據社員說，那幾年徵購糧食徵得太多，把他們的口糧也搜颳得沒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簡直是翻箱倒櫃，整得雞飛狗跳。有的地方關係緊張到社員反抗，不得不派武裝去鎮壓，有的社員對我說，連機關槍都對他們架起來了。”（見《龍門陣》1995年第三期第7頁）
這些場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實寫照嘛！怎么拿來栽在劉大善人的頭上呢？
文章還有：“我們搞‘四清’發動社員訴苦時，社員一訴就訴到自然災害那幾年他們那裡餓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同上文）
文章還有：“中央就向四川多徵購20億斤糧食，向中央說了大話，就要兌現，不得不把社員的口糧也徵購了一部分，這樣一來，哪有不餓死人的。”（同上文）
既然馬識途的文章提到餓死人的事，那么那幾年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呢？
據說省檔案館記錄的是810萬人。但這不真實，據老幹部鄧自力（鄧小平的兄弟）的回憶文章《坎坷人生》中有這樣的記載：“老陳說：‘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萬，據公安廳統計的還不止這個數，不敢上報。’”（摘自《坎坷人生》265頁）
那些年大邑縣又餓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縣縣誌上有歷年的人口統計，現摘要列出：
公元1950年303350人
1958年346770人
1959年317673人
1960年295188人
1961年281491人
1962年280906人
由此表可看出，從1958年到1962年間人口負增長了65854人。
而劉文彩的罪惡故事就是在那幾年大饑荒年代中著手編造的。也正是在那個民眾大量餓死的歷史背景下，編造出來的劉文彩故事才拿來瘋狂炒作，推向全國，推向世界。
事實證明，現在劉文彩莊園裡的所有展品依然全部都不是他家的東西，全是主管部門栽贓的，解說詞也依然是極左年代用過的那些陳詞濫調。
看來王治安極不老實，在劉文彩故事已經破產的今天，他的《莊園秘聞》就是把秘聞的標籤貼在過去的謊言上，妄圖繼續騙人。
我的導遊到此暫停，現在談談其他事情。
先談當年貧下中農訴苦的事情。
公元一九六四年前後，主管部門組織了“家史演講組”，即專業憶苦思甜班子。其中第一人就是冷月英。她剛出來講述坐劉文彩水牢的故事時，很多本地人故意問她：我們怎么不知道劉文彩家有水牢呢？你是哪裡來的，我們怎么不認識你呢？面對這些問話冷月英回答說：“我說的是冤枉話，但這不是我要講的，是上面叫我來說的。”主管部門得知後十分不安，便立即通知她，除持組織部介紹信的來人外，對任何人不得泄露真相。從此冷月英就不敢再向別人講老實話了。
改革開放以後，在一次縣政協會上，本地老人劉結熙故意問她坐水牢是怎么一回事，她回答：“不是我要講的，是上面教我那樣講的，當時不那樣講也脫不到手！”可見冷月英是在壓力下才扮演這一角色的。
本地老人劉澤高講，在本縣調查水牢真偽時，冷月英對本地的許多老人講，一個姓郝的幹部（主管部門的人）找到她，要她把過去坐水牢的訴苦報告重說一遍，他用錄音機錄下來，然後放到莊園檔案館作為證據來阻撓水牢真象的調查，冷月英說：“我都沒說”。她以此向大家表白，過去她所作的水牢報告並非她本人自願，而是上級施壓的結果。她現在不說了，證明她本人並不願去冤枉劉文彩，證明她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時代變了，社會進步了，冷月英才敢拒絕那幫人的糾纏，才敢拒絕她不願充當的角色。
前些年，王治安把持的《四川日報副刊》載文為冷月英“開脫”，說她出生貧苦，又歷數她為黨和人民作的種種好事，言下之意她是個好人，讓大家原諒她。其實這是主管部門很狡猾的一招。表面上他們是為冷月英開脫，實則是把水牢謊言的責任全部推到冷月英一人身上，以便主管部門的那些策劃者，教唆者逃之夭夭。《四川日報副刊》的文章接著又陰陽怪氣地說當時他們搞錯了，不是劉文彩關冷月英的水牢，而是劉文彩的侄兒劉伯華關冷月英的水牢（沒聽見冷月英這樣說過）。
劉伯華何許人也？劉伯華是劉文彩四哥劉文成的獨生子，本名劉元舟，是個天生的痴兒。成人後的劉伯華也談不上任何智商，他成天顛三倒四，滿臉鼻涕口涎，專愛坐在地上。這是劉文成一生的痛心事，他常年把劉伯華關在後院，親戚來了都不讓看。原因很簡單，一是怕別人看了笑話丟了自家的臉，二是怕劉伯華出門走丟了，更怕被壞人綁票，所以劉文成長年把劉伯華深鎖在後院。如果按《四川日報副刊》說的那樣，劉伯華帶著狗腿子去抓冷月英，又把冷月英弄來吊起打，然後投入水牢，要是劉伯華有這等本事，其父劉文成不知會何等高興。
這就是王治安的“校正”。《四川日報副刊》登這樣的文章，真是太無聊了！
再談“家史演講組”的另一要員萬洪雲。萬洪雲原是劉文彩長兄劉文淵家的廚師，因做得一手家常菜而深得劉文淵的賞識。解放後，萬紅雲有一次生病打針打漏了，便在手上留下一道凹痕。這本是一個醫療事故。當到了編造劉文彩故事的時候，主管部門就找到他，要他說手上的凹痕是當年劉文彩打的，並為這個故事專門設計製造了一條恐怖的鋼絲皮鞭。萬洪雲從此就進入“家史演講組”，併到全國各地去作血淚控訴，以他手上的凹痕和鋼絲皮鞭為證據，來控訴劉文彩是怎樣壓迫貧下中農的。因此他成了僅次於冷月英的二號明星人物。
冷月英和萬紅雲的“血淚控訴”給階級鬥爭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精彩內容，但接下來的事情又給階級鬥爭賦予了絕妙的諷刺，這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安仁鎮人都知道的事情：
文革中期兩派鬥爭之際，萬紅雲和冷月英各在一派。矛盾激化後就大字報相見。萬紅雲率先寫出大字報，揭露冷月英不是劉文彩的佃戶，更沒坐過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寫出大字報揭露萬洪雲手上的凹痕是解放後打針打漏了留下的，根本不是劉文彩打的等等。這事讓上面的主管部門非常尷尬，後來他們考慮到冷月英的影響更大更重要，決定挺她。於是就把萬洪雲驅逐出“家史演講組”，又把《收租院》里萬洪雲挨打的塑像撤了。那條專為萬洪雲量身訂製的鋼絲皮鞭卻留了下來，編成了另一個故事。
主管部門向外宣稱：居然讓劉文彩家的廚師混進“家史演講組”來了，可見階級鬥爭之複雜，今後更要提高革命警惕，把好階級鬥爭這一關。
為了挽救被萬洪雲公開揭穿了的水牢故事，主管部門便把冷月英提升為縣革委副主任，又以清查謠言為名來威脅恐嚇本地民眾，於是人們就不敢公開議論冷月英、萬紅雲互揭老底的醜事了。
再談過去說劉文彩霸占貧下中農房屋的事情。
公元一九四零年前後，劉文彩為劉文輝的反蔣大業而建“公益協進社”，聯絡各地實力派共同反蔣，劉文彩準備在鎮上建一個小院來接待外客。他看中本鎮鄉民羅世維的房地，便與羅世維協商，劉文彩用昇平街修的新房，而且多一倍的面積來與他交換。羅世維高興地答應了。在羅全家遷入新居後劉文彩才拆了羅的舊房。劉文彩給建起的小院取名花園，這裡成了他辦公的地方。
一九六四年前後，主管部門要編造劉文彩霸占窮人房屋的故事時，主管部門就找到羅世維做工作，教唆他加入“家史演講組”出來訴苦。要知道加入“家史演講組”就可以不下地幹活，而且拿工資，還有很多特殊的待遇。可是羅世維堅決不乾，一再拒絕。他說：“別人（劉文彩）讓我搬出去住寬大的新房子，又是我願意的，我有啥子苦訴嘛！”糾纏了羅世維好些日子的主管部門才去外鄉另找了一個叫羅二娘的婦人來充當角色。開始羅二娘也不願意，後來經不起威脅利誘才進了“家史演講組”，成了第三號明星人物。
除了這三人，“家史演講組”還有幾位成員，本地人都輕蔑地稱他們是些不要臉的人，全是亂說胡說。本人認為不該怪罪他們，因為全是主管部門使的壞。
關於貧下中農訴苦的內幕暫時講到這裡。
下面講一件無聊的事情。
凡是地痞流氓罵街，都要施展他們下流的想像力，編造出無數污穢不堪的性髒話去侮辱對方。我們的主管部門也不例外。
這些骯髒的故事有很多，下面選講一例。
過去地主莊園曾展出過這樣一個故事：說劉文彩把一個川劇演員（羅某）關在家中，與自己的三兒子爭相強姦，父子為此事爭風吃醋，提槍對仗。此事在當年被各種媒體炒得沸沸揚揚。
這個故事編出來後，主管部門才派人去新津川劇團找羅某，卻始終沒有去詢問過“當事人”劉元富。本地老人劉澤高說：“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因為當時劉元富只有十幾歲，完全是個娃娃，而羅某已經二十八歲了，又是一位袍哥大爺家養的情婦，劉文彩當時成天忙於各種事務，認都不認識她！”
這是怎么一回事呢？本人為此採訪過劉元富，現把調查的情況寫在下面。
劉文彩在他三兒子劉元富十歲那年，依照本地舊習為他訂了娃娃親。劉元富不願意，小小年紀的他居然隻身到成都去登報解除了婚約。劉文彩本是很守信用的人，與對方父親又是朋友，所以堅持這門婚約。後來劉文輝回安仁鎮，劉元富把此事告訴他，劉文輝很愛這個侄兒，就勸劉文彩，婚姻的事等後輩長大後自己作主。劉文彩對劉文輝的話沒有不依從的，他就答應了。但劉文彩心裡還是很不高興，劉文輝走後，他生氣地對劉元富說：“我今後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劉家撕毀婚約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加之俞家小組又是一個從一不二的舊式女子。鄉長劉紹武的大小姐為此多次勸過劉元富，結果卻是越勸越不聽。大小姐就叫自己的丈夫黃某想辦法。黃某說羅某走的地方多，見識廣，找她出出主意。
羅某何許人也？
聽鎮上老人講，羅是一個川劇藝人，當時是因事情請來鎮上唱戲的，來的一共三位女角，一名叫玉霞，年齡最小；一名叫曲芬，長得最漂亮；還有一名就是羅某。她們三人來後就被三位袍哥大爺瓜分了。其中玉霞後來嫁與安雨晴作了小。三人中羅某年齡最大，容顏也較差，被張海如要了。張本是個花花大爺，喪妻後不再娶，專在外與妓女鬼混。他把羅某帶回家不久，又帶了一個年輕些的叫俞志堅的女子回家。羅某心裡很不高興但又不敢鬧。羅某也有長處，她戲唱得很好，為人處事也很能討人歡喜，安仁鎮的小姐太太們都喜歡與她交往。
當黃某找她想辦法勸合劉元富和俞家小姐時，羅熱心地說：“只要他倆常在一起就會產生感情”。黃某和其妻（劉紹武的大小姐）認為是好主意，於是就想辦法安排他倆見面。一天，大小姐叫來俞家小姐，又叫人去請劉元富，說是來鎮上打牌，地點在劉文彩叫作花園的小院內。
劉元富來時一眼就看見有俞家小姐在坐，當即就想離開，但出於禮貌還是坐下了。在坐的四人是劉元富、俞家小姐，大小姐和羅某。劉元富應付了幾轉牌就起身告辭走了。
事後，守花園的老頭把此事告訴了劉文彩。劉聽後非常生氣，立即叫來兒子責問：“我給你訂的親你死活不從，現在給你退了婚你又背著我去與別人見面！……”劉元富回答父親，不是他要去的，是大小姐叫他去的。劉文彩又叫來劉大小姐責問，大小姐推說是羅某的主意。劉文彩又叫來羅某，羅當時無話可說，硬著頭皮挨了一頓罵，其間劉文彩叫她滾。第二天羅某就走了，從此再沒有回來。事情就是這樣。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僅有冷月英、萬紅雲、羅二娘等人出來訴苦還不夠鬧熱，還要編出更精彩的故事。於是，主管部門的那些地痞流氓就把一件平常的家庭鎖事編成了前面提到的劉文彩父子強姦羅某展開槍戰的故事。決定讓羅某進入“家史講演組”，製造又一起轟動。
主管部門的思路遠不止此，他們考慮羅某是川劇演員臉皮厚，準備編出更多荒唐下流的故事，讓她配合以親歷的方式講出來。主管部門就是這樣，他們先編好故事，然後再選中一個人，通過威脅利誘，讓對方以親歷或親眼所見的方式講出來，這樣劉文彩的故事就出籠了。
主管部門於一九六六年三月派出一男一女（男的叫熊正甫，女的叫王俊華）到新津川劇團找羅某迫其就範。在政治強勢的威脅和誘逼下，從未在莊園留宿過的羅某被迫說：“我在劉文彩家住了三年”。還說出林奶子、李二姐等人物和許多荒唐的情節來。本人問過劉澤高，他生氣地說：“安仁鎮從來就沒聽說有過這幾個人物！”在誘逼下，羅某還說出她看見劉文彩的大門上掛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之後主管部門就在各種媒體上大肆宣傳說當年劉文彩家門上還掛有血淋淋的人頭。
至於劉文彩父子強姦她的故事羅某無法啟齒始終難以配合。世上怎能憑空逼迫一個女人說自己被別人強姦過呢？何況是一個未成年的娃娃強姦一個二十八歲的老娘們的荒唐故事！
主管部門未達到目的，於同年四月又二訪羅某。當時羅早已為人妻，並兒大女大了，她怎能按照主管部門的要求去講那些無比骯髒下流的故事呢？在逼人的淫威下，在羞辱中，最後羅某跳樓自殺。
羅某慘死後，主管部門立即在佛堂右邊的女客房門口部置了劉文彩父子強姦羅某的現場對外展出，這真是對死者的莫大侮辱！
主管部門為什麼處心積慮地要把這個骯髒故事栽在劉元富的頭上呢？在此我要交待一下其中情由。
長年在老公館居住的劉文彩親人中，當時活著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五姨太王玉清，一個就是劉元富（楊夫人和其他子女一直住在成都）。他兩人是莊園的活見證。主管部門作賊心虛，怕他兩人站出來揭露他們的彌天大謊，為了封他兩人的口，於是編了一個吃鴨蹼的故事栽在王玉清的頭上；又編出上述故事栽在劉元富頭上，使他兩人背上這沉重的黑鍋，自然就無力出來指控他們了。
下面談幾件歷史事件。
劉文輝家族在起義投共前夕，為防止蔣介石的報復，於是他們把家中的貴重物品藏起來。劉文輝剛發布起義通電，蔣介石部隊立即抄了劉文輝、劉文彩家族在成都所有的公館，搶走了所有的家當，並四處追捕劉氏家族的成員。同時他們又派重兵去攻打安仁鎮。在安仁鎮，蔣介石軍隊又搶走了新老公館的大量家當，包括劉文輝新公館裡的金庫。
主管部門在幾十年的宣傳中，每當提起劉氏家族因投共被蔣介石抄家這件事時，總是幸災樂禍，極盡嘲諷之能事。在此我請問中共的黨政領導，這是什麼意思？
主管部門在幾十年的宣傳中，每當提起劉氏家族為防備蔣介石抄家而轉移財產之事時，總說成是為逃避共產黨的沒收。這是天大的笑話，如果真是這樣，劉文輝家族還會來投共產黨嗎？
下面談談劉文彩的楊夫人。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來，楊夫人便離開劉文彩帶著孩子住在成都文廟后街。劉文彩病故後楊夫人成了一家之主。當時正是兵荒馬亂之際，楊夫人準備帶著子孫到海外去避亂世。她把此事告訴劉文輝，劉文輝勸她不要走，一起去投共產黨，並要她裝得沒事一樣，不要讓蔣介石方面看出異樣，緊要關頭他會通知她撤離。楊夫人聽從了劉文輝的勸告和安排。
在劉文輝起義的當天上午，他派人來文廟后街通知楊夫人馬上撤離。楊夫人當即跑到打金街姜親家的家裡躲藏。劉文輝通電起義後蔣介石部隊就立即查抄了劉氏家族在成都的所有公館，並四處追捕劉氏家族成員。楊夫人嚇壞了，第三天天未亮，楊夫人帶著兒媳張皇出逃。跟著一個引路人走田間小路，深夜才到達娘家大邑三岔鄉，路程130華里。楊夫人是半小腳，兵荒馬亂之際在外逃亡，當時的狼狽可以想像。
1973年劉文彩的次子劉元華到北京去見么爸劉文輝，鳳凰衛視製作的節目“大地主劉文彩”中劉元華講述了當時的經過：劉元華到了之後，劉文輝就傷心地哭了，並揮手叫自己的子孫離開，只留下侄子劉元華在身邊，所有的媒體只報導了這些情況，其實劉文輝留侄子劉元華在身邊是要給他說一句話，這一句話原本只有三人知道：劉元華、劉元華的愛人和劉元華的兒子劉小飛。現我把它公之於眾。劉文輝讓自己的兒孫離開後，傷心地哭著對劉元華說：“老二，我對不起你們，早知道是這個樣子，我就帶你們走了！”
劉文輝說的“我對不起你們”，我想可能就是指他當初勸楊夫人不要去海外，而要她隨自己一起去投共產黨，以至後來楊夫人一家都掉進了政治絞肉機里。劉文輝心痛啊！
1951年，劉文輝因公從重慶到成都，主管部門在他到達之際，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了“惡霸地主劉文彩”的展覽。這是主管部門乾的首次宣傳活動，這是他們至今都經常提起的得意之作。可是，此次陳列的所有展品都不是劉文彩的，他的家當早被蔣介石抄得乾乾淨淨。這個展覽其實是衝著劉文輝來的，為的是侮辱他，打他的威風。
1955年西南軍政委員會撤消，劉文輝被四川當局用花言巧語騙來四川成都，給了他一個省政協副主席的席位。在他到達之際，主管部門再次在成都文化宮舉辦“惡霸地主劉文彩”的宣傳展覽，其用心和目的再明白不過。
主管部門瘋狂迫害劉文輝家族，劉文輝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乾也不能倖免。1965年四川當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乾強行押解到農村去監督勞動，聽說還把她弄去遊街批鬥。劉文輝的長女劉元愷去找四川省委統戰部，那裡根本不予理睬（可見是故意的），直到劉文輝找了中央統戰部後才把她放回來。身心受到傷害的李助乾於數月後鬱郁死去。
幾年前我在《文摘周報》上看到一篇馬識途的文章，說劉文彩在宜賓殺了共產黨員李家勛和李筱文。為弄清情況，本人弄到了宜賓市志辦公室出的《李家勛傳》和《李筱文傳》，仔細看後，這兩人並非劉文彩所殺。劉文彩是稅政長官，又不是城防司令、公安局長，抓人殺人不是他的工作。李家勛和李筱文二人的傳記上寫明是城防司令覃筱樓所殺。劉文彩與覃筱樓兩人是眾所周知的對頭，覃的行為與劉文彩絕無關係。不過兩人的傳記上都寫了劉文彩在宜賓的苛捐雜稅繁多。這一點就得談談當時的歷史背景了。那個年月正是四川軍閥混戰之際，為了打敗對方，軍閥們都在橫徵暴斂，竭澤而漁，這些軍閥各多征了多少呢？以1935年為準，劉湘徵到1975年，多征了40年；田頌堯徵到1987年，多征了52年；楊森徵到1989年，多征了54年；鄧錫候徵到1991年，多征了56年；劉存厚至少多征了100年；而劉文彩只徵到1949年，多征了17年。如果列一張壞人排行榜，劉文彩名落孫山，最後一位。而劉文輝說：“劉文彩做的事該我負責！”
下面談劉文輝捐獻財產之事。
劉文輝早在1948年年底，就準備投共，而不是後來四川當局說的兵臨城下的選擇。劉文輝延遲一年多投共，那是中共中央從戰略戰術上考慮的結果。劉文輝聽從中共中央的指揮。早在1948年以前，劉文輝就通過王少春問過中共中央，他投共後，中共將怎樣對待他和他的家族（中共的做法其實是盡人皆知，只是看你相信不相信）。據我所知，中共至少對劉文輝說了：“土地上交，財產保留”這句話。王少春還給劉文輝講了中共的統戰政策。劉文輝是在這個前提下才最後決心跟定共產黨的。才有後來他勸劉文彩的楊夫人不要去海外，而與他一起去投共產黨的事情。
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劉文輝起義成功，中共解放軍一到就立即把劉文輝請到了重慶。隨著國民黨軍的敗走，解放軍的到來，成都很快恢復了安全。劉文輝家族就陸續返回成都，他們無一例外地發現自己的家已被占領，劉氏家族通通被擋在街上不得進入。當時除了國民黨的黨產政產之外，其他軍閥、官僚、地主們的財產都未被沒收占領，沒收他們的財產是後來土改運動的事情。劉氏家族的人員只好回到安仁老家，幾乎同時西藏軍區的解放軍也住進了安仁的劉氏莊園，劉文輝的莊園住得最多，劉文彩的莊園住了一半。這些事情的發生都在國民黨軍剛敗走，解放軍剛到的那段時間，都遠遠早於土改運動。
土改運動的事情在此我就不講了（留在以後）。我只講土改剛完，四川當局得知劉文輝手中還剩有一筆錢，於是就又向劉文彩的楊夫人及劉文輝的其他哥哥那裡逼要，說是剝削的罰款，數目與劉文輝手中的那筆錢剛好相同。逼要的手段與土改的手段一樣慘烈。劉文輝是明白人，為了救自己的親人，他把剩下的錢乖乖地全部“捐獻”出來了。從此劉文輝成了無產階級，他住的是公房，房中的家具也都是公產，每月領取400餘元工資，直到1976年逝世。當年劉文輝對他的老朋友們這樣講過：“我對他們（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領導）講，錢我不要了，我全部交出來，我們劉氏家族是詩書禮儀之家，就愛這點面子，這點面子你們總該給我嘛！”
劉文輝愛面子比愛錢都更愛，他的弱點為對方知道了，我估計這就是後來編造劉文彩故事的發端。
劉文輝的兒子親口對劉小飛說過：“如果上面沒人點頭，他們（馬識途、李維嘉、周鼎文等人）是不敢整我們的”。上面的那個人我知道是誰，這個人不是劉伯承，不是鄧小平，這個人當年聽信了馬識途的讒言，自己後來在文革中也為讒言所傷，最終丟了性命。
迫害劉文輝家族的人中有一個是李維嘉，解放前李維嘉在成都身份暴露，危急之際是劉文彩最親近的侄子劉元瑄救了他，把他藏在家裡，還把他送到雅安保護起來，同時給了他許多錢。當時李維嘉把劉元瑄介紹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後李維嘉翻臉不認帳，劉元瑄一再給自己的家人說：“李維嘉這個人太不要臉了！”1996年劉元瑄逝世，李維嘉是同一層樓的近鄰，卻不去看他的救命恩人，劉元瑄的後人都說他不要臉！
下面談談狗腿子的事情。
劉文彩家中從來就沒有宣傳中說的那種狗腿子。他家只有四十來個僱工，這些人都是貧僱農，他們平時里種菜，管理果園，打掃衛生，處理糧食，秋收時收租谷，空閒時在莊園裡打打牌，從未在外傷害過他人。本地老農對我說：“主人都是善人，下面的人也學主人的樣。”在土改時，因劉文彩與本地農民有著極深厚的友情，所以不敢在大邑安仁當著本地民眾的面迫害劉文彩的家人，而是把他們弄到成都慈惠堂街七縣聯合辦事處關起門來用刑。劉在安仁的管家薛籌九連批鬥都沒受過。薛籌九是在農業合作化時被逮捕的，因為他當時雇了幾個人幹活，罪名是說他破壞農業合作化。
宣傳中的狗腿子不是指上面那些介入了劉文彩田產經營的那些人，而是“公益協進社”中的人。“公益協進社”是袍哥組織，那些是追隨劉文彩反蔣的人，這些人從未介入過劉文彩的田產經營。是主管部門出於邪惡的政治目的故意混淆歷史，把這幫人說成是“收租院”中的狗腿子。
下面我來講幾個“狗腿子”（公益協進社中的人）的情況。
一、李育滋是安仁鎮的名門望族，他是劉文彩在政治上最忠實的追隨者，李育滋一直保護和救助中共地下黨李維嘉、李安瀾、周鼎文等人，解放後這些人不僅不報答，反而咬他一口，說李育滋是大地主、大惡霸，鎮壓共產黨，並把他投到牢里施以酷刑，先是捆住他的兩個大拇指反吊起來毒打，當手臂吊斷後又強迫他跪瓦礫，並用步槍上的鋼條把他的左眼球活活挑出來，後來槍斃李育滋時周鼎文還高高坐在審判席上（解放後他任大邑縣法院院長），李育滋死後屍體拿來示眾，其間他的心臟、肝臟被挖，連生殖器都被挖了。
二、劉紹武是本地鄉長，當年國民黨通緝周鼎文時，是劉文彩收留了他。劉文彩把周安排到劉紹武家當家庭教師，要劉紹武保護他。劉紹武就供他吃，給他錢，一直把周鼎文保護起來。土改時周鼎文把劉紹武定為惡霸地主，還說他是反共救國軍而把他槍斃了，連他的大小姐都被周鼎文逼得自殺了。
三、起義人員劉結熙告訴我，他的父親劉從周（“公益協時社”的副總社長）本是去解救中共地下黨，解放後這些人反咬一口說他是去鎮壓他們，還編出一些情節寫進偽歷史中。
四、劉澤高是“公益協進社”的管事，與劉文彩的田產經營並無關係，但現在成都的媒體都說他是劉文彩管帳的管家，看來還在混淆歷史。
五、住在安仁裕民街35號現在還活著的楊茂全，他是劉文彩的親信，“公益協進社”的三牌管事，全家僅兩畝地，是個典型的貧農。
王蘊茲的起義部隊得以逃脫國民黨的追殺，楊茂全是立了汗馬功勞的。下面是劉元富告訴我的那段歷史。
1949年5月，民革地下黨組織川西地區主要負責人王蘊茲（崇寧縣參議長）領導的地下武裝4千餘人（大多是袍哥武裝和爭取過來的部分警察），因過早暴露，倉促提前起義，為王陵基的保全部隊擊潰，王蘊茲和另外幾位領導人劉紹成（崇寧縣參議員）、伍錫青（崇寧縣袍哥組織總社長）、劉本元等帶領餘眾百餘人，欲往雅安依靠劉文輝，但沿途關卡盤查，勢難飛渡，就晝伏夜行去到安仁鎮，要求公益協進社支援，這兩方組織過去雖無聯繫，但都是劉文輝掌握的地方力量，自是一談即合。當時，劉文彩已去成都養病，行前委託李育茲（開明士紳）代總社長，處理日常事務，李見事關重大，並且一下子來了近千人（隨同王等來的百餘人，後又陸續到達七、八百人），供給問題也不是日常經費能夠負擔的，於是一面安置來人，並給劉文彩寫信請示辦法，又恐文彩病重不能煩神，另給其兄李光普（西康財政廳長）去信，請其轉稟主席（劉文輝），兩信交給總社三牌管事楊茂全火速送到成都。楊茂全先去見劉文彩，文彩在病床上看了信後，閉目細聽楊茂全詳述情況，隨即命人給其老家總管楊孟高寫信，囑其全力解決來人所需費用，並命楊茂全立即去西勝街李光普公館，李見信即帶楊坐上小車，直駛新玉沙街劉文輝公館，將楊留在副官處，自去見主席。劉文輝考慮，此事不宜動用軍隊，只能使用地方力量，但文彩病重，找誰好呢？還費思量中，猛然想起，過去曾任24軍某師參謀長的張鶴齡去信，說安仁鎮要送客人到雅安，請張與王陵基駐三岔鄉的保全部隊邱營長打個招呼，再由李光普給駐邛崍的24軍謝海凡營長寫信，囑找一輛卡車，準備送人到雅安，然後李光普給李育茲回信，並轉致來客，去雅安宜隱蔽，不宜多人，以免招惹蔣特耳目（這會過早暴露24軍的政治立場）。楊茂全回到安仁鎮，拿到劉升廷給張鶴齡的信後，又趕赴邛崍送去。張鶴齡見是老廳長（民國七、八年時，劉升廷曾任四川省檢察廳長，時人多以老廳長稱之）的委託，不敢怠慢，即同楊茂全到三岔鄉會見邱某，說安仁鎮有客人去邛崍，經過貴軍駐地，希望不要誤會等語。邱某這個營，就是王陵基安在成雅小道上的卡子，負有防範革命進步人士通往雅安的任務，（當時雅安是出了名的民主人士之家）今見大腦殼當面來說，心知事不簡單，腦子裡飛速運轉，想到眼前這個張某就得罪不起，如果報告上級，都有公益協進社的堂口，20里外的邛崍就有24軍駐紮，如真得罪了安仁鎮的人，自己不會有好結果的，不如賣個人情，今後在地方上也好相處，打定了主意，滿臉堆笑，忙說：“小事一樁，張老派個人來說一聲就是了，何必親勞貴步”，張老乾笑一聲：“嘿嘿，好說，恐怕叫人來說不清楚，反轉誤事，順便介紹這位楊三哥給你見見面，日後就是由他陪客人一路的”。邱某連說：“沒問題，沒問題”。這一關打通了，楊茂全陪張鶴齡返回邛崍，再去謝營長處交了李光普的信，同謝約好上車日期，才回到安仁鎮向李育茲匯報。（以上是劉元富提供的史實）
王蘊滋的隊伍最終到達了劉文輝的駐地，終於得到了保全。楊茂全功不可沒。
解放後周鼎文把楊茂全定為狗腿子地主，判刑兩年。
“公益協進社”本是劉文彩在劉文輝授意下組建起來的反蔣組織，後來被周鼎文等人以種種陰謀手段把它說成了反共組織，這些情況本人在以後專文講述。
下面我來談談大邑縣人眼裡的劉文彩和主管部門乾的一些事情。
劉澤高說：劉文彩一回到家鄉便鼓勵鄉親經商致富。當時安仁鎮只有一家菜油作坊，他問老闆有多少庫存，老闆說有二十大缸，每缸兩百斤。劉文彩當即全部把油買下，之後油價就漲了，他又把這四千斤油全部白白送給了油房老闆。劉文彩說：“我就是要獎勵那些經商致富的人”。以此給鄉民灌輸商品意識，致富意識。
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以後，大邑縣縣委統計歷史上誰給大邑縣作的貢獻最大，統計的結果有兩個人，第一個就是劉文彩。主管部門得知後驚恐萬狀，他們跑到縣裡來大吵大鬧，強令本縣不準將此事以文字形式寫進檔案。十多年來主管部門四處指責為劉文彩“翻案”的種種事件，但大邑縣縣委統計的事他們卻從來不敢提起，生怕張揚出去。
上世紀九十年代，安仁鎮黨委書記李嘉賓在一次會上發言：“當年劉文彩發展了安仁鎮，現在我也要發展安仁鎮……”
一九九五年三月份，原文彩中學五十周年校慶之際，時任縣長的金嘉祥先生順應民意，提寫了“文彩寫春秋”，主管部門為此事到大邑去與金縣長大吵大鬧，說他為劉文彩翻案，現在都沒放過他。
在此我要問主管部門，劉文彩有案嗎？劉文彩的案在哪裡？我們看見的只是鋪天蓋地的潑婦罵街式的宣傳，難道這些就是劉文彩的案嗎？
一九九五年劉小飛和他的友人一起到安仁鎮去，親自聽見莊園工作人員楊正先生說，他考證了那段歷史，劉文彩回到家鄉做的全部都是好事。他還講了一件事情：當年一個很窮的農民在走投無路時來找劉文彩，劉文彩親自出來接見他。農民說他窮得年都過不了，劉文彩立即叫家人拿出很多年貨送給他，這些年貨足夠他們全家好好過一個年。臨走時劉文彩對那位農民說：“你這樣子還是不行，等你把年過完了再來找我，我從新給你想辦法”。這就是劉文彩的為人。
一九九五年本地企業家閔德寧捐資三十多萬裝修了原文彩中學的大門，並在校園裡修建了一座三十餘米高的蠟燭形紀念碑，上書“百年樹人”。他在會上說：“過去說劉文彩的那些事，我們本地人都不知道有那些事；過去弄我們去政治學習，我們又懂不起；我們只相信自家老人告訴我們的：劉文彩是個好人。所以我捐資修建這個紀念碑，象徵劉文彩的光輝照耀家鄉！”閔德寧的這些話在安仁鎮是有代表性的。主管部門恨死了閔德寧，卻不敢公開提起這件事，但八年後他們還是以種種藉口拆了這個紀念碑。
2004年劉小飛再次和友人到安仁去，在街上他們故意問一位三輪車夫：“劉文彩是不是惡霸地主？”對方很生氣地說：“我們懂不起啥子叫做惡霸！”這時旁邊一個叫廖福全的三輪車夫說：“劉文彩的事情我們不知道，我只聽見我的老人（父親）告訴我，當年他撿狗屎路過劉文彩家門口的時候，劉文彩看見了就請他進去吃飯。”過去的宣傳卻編造說，劉文彩專放狗去咬那些討飯的人。這裡我要指出，劉文彩最愛乾淨，他嫌狗髒，終其一生家裡從不養狗。
聽本地人講，劉文彩生活簡樸，他衣著樸素，飲食簡單，長年只吃三樣菜，一是回鍋肉，二是煮回鍋肉的湯加青菜，三是時令蔬菜。而主管部門卻大肆宣傳說劉文彩專吃人奶，並用了六個奶媽。這等充滿腥氣的故事，只有禽獸才想得出來。過去的宣傳還說劉文彩的三太太嫌包車硬，弄一個胖女人來做肉墊。三太太又不是同性戀者，她怎么會坐到一個肉感十足的胖女人懷中去呢？編這種故事的人只能是變態狂。
我還聽到本地人說，當年劉文彩不會眼見自己的鄉親到外面去討口，凡有困難的人家他都要幫助，凡向他求助的人沒有一個是空手而歸的。劉文彩在時，他的家鄉沒有一個人到外面去要飯的。即使極左年代在主管部門的淫威下，本地的貧下中農在私下還是眾口一詞地說：劉文彩在的時候我們都有飯吃！都吃飽了的！在安仁鎮劉文彩的口碑是最好的。
莊園負責人吳宏遠也承認，過去貧下中農家裡有人生病，劉文彩知道後都送醫送藥。
安仁鎮所有的民眾對泥巴捏的《收租院》都嗤之以鼻，他們說：當年在劉文彩家交租時，收租現場擺了好幾張飯桌，交租的人湊足八個人就擺飯，上的菜全是大盤大碗的回鍋肉、紅燒肉等，剩下的還可端回去給婆娘娃娃吃。好些人為了來此多吃一頓，就把一次可以交完的穀子分兩次交。難怪他們說：“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
2003年前後，隆昌石油井下作業處的野外隊（固井隊和壓裂隊）多次出差路過安仁，其中固井隊十餘號人在安仁周邊的農村走訪了二十餘家農戶，他們都說劉文彩對他們很好，並列舉了很多當年劉文彩做的種種好事。有人反問那些農民：“你們說他那樣好，他為什麼要收你們的租呢？”農民們回答：“別個（劉文彩）用自己的錢來買的田，咋個不該收租呢？別個是怎樣收的租呢？窮人不交租，他問都不會問，像我們這些交得起的不交也不會來問，凡是去交租的，他就大油大肉的請我們吃一頓，吃不完的還可以端回去給娃娃吃。”壓裂隊的出差人員比固井隊的人員還要多，他們走的是街上，街上的人對他們說劉文彩為人很好，在列舉了他生前作的種種好事後說：他是大家公認的劉大善人。
近日，我到安仁鎮瓦窯村五組見到劉文彩當年的家庭廚師劉玉林老人（現九十歲），他說當年不敢說劉文彩好，要不他們（主管部門）就要整他，還要打他。現在他敢說了，劉文彩對人很好，遇見他（指劉文彩）家忙的時候，劉文彩就下廚來對他說：切厚點，沒關係。他還說，劉文彩沒吃過啥子，都是一般的。又說幫劉文彩兩年，他怎么做劉文彩就怎么吃，從沒說過他。在場的二十幾位鄉鄰都說劉文彩造福鄉里，當年每到年關，他都在興福寺施米接濟窮人，此活動長達兩三天，直到一倉米施完為止。其中一位叫李福全的鄉民說，他母親告訴他：當年一個叫劉平山的鴉片鬼搶占他們的房子，他母親就去找劉文彩，劉文彩說：你搬回去，看哪個敢來攆你走。他們就搬回去了，從此對方再不敢來欺壓他們。
本地人還說：說劉文彩過去在宜賓怎樣怎樣壞，那些事不可信，他回家鄉十二年，他的為人和所作所為是有目共睹的，一個人的本性是不可能偽裝那樣久的。劉小飛在石油固井隊時，有個姓孫的同事，他對劉小飛說：他的大爺爺孫明高曾是當年劉文彩在宜賓時的廚師，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抹黑劉文彩的歲月中，他一再對孫家的人說：那是亂說的，劉文彩對人好得很。孫明高解放後成了宜賓國營餐飲界的一代名廚。
當年主管部門宣傳說劉文彩修莊園霸占農戶的田地房地，害得別人家破人亡，而莊園後面94歲的老貧農劉丙南說，當年劉文彩占用了別人的房地田地，就修一個四合頭的房子還對方，還另送8畝田（有的送15畝）。真是好價錢！
2007年3月份，本人到安仁去採訪，一位縣人大代表對我說：每次開人大會時，都有安仁的代表出來振臂高呼，要為劉文彩正名！可是縣裡不敢表態，更不敢受理。
1964年，以真人真事不必要（即無中生有）編造出來的劉文彩故事即將推向全國之際，主管部門做賊心虛害怕本地民眾揭露他們的彌天大謊，他們就策劃把民眾打壓下去。這個工作首先在劉文彩的近鄰中展開，因為這些人最了解情況。
這些人中有一個叫劉福田，是個貧農，劉文彩死時他35歲，當年他與劉文彩關係很好，又曾在劉文輝手下當過連長，依據這些背景，懷疑他會向外界講真話，於是決定用他來開刀，然後開展暴力驅逐莊園周邊十餘戶農民的工作。
主管部門以劉福田是劉文輝手下的偽軍官為藉口把他捆走，由民兵頭頭鄭澤安把他反吊起來毒打，又綁到各種會上去批鬥，然後把他定為反革命份子。整劉福田就是為了製造恐怖，威嚇民眾。果然，民眾嚇住了。
當年10月1日本地開大會，以劉福田是劉文輝手下的偽軍官的罪名宣布逮捕，並判無期徒刑（殺人滅口）。接著又宣布對莊園周邊十幾戶農民的驅逐令，驅逐令上規定沒收他們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工作必須當天完成。
逮捕劉福田已經把人們嚇住了，接下來的驅逐令更是把人們驚得目瞪口呆，他們說：我們沒有犯過任何法，沒做錯過任何事呀！無辜是沒有用的，因為這是主管部門的決定。
這些人被發配到好幾里路以外，又不作安置，他們只好去住破敗的茅棚、窩棚，裡面腐臭難當，沒有床，更沒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所有被驅逐者都被定為“壞人”，在新地方他們被歧視、被修理，還剋扣工分、剋扣口糧，簡直把人往死路上趕。
在極左年代，只聽說把“有問題”的人押解回原藉勞動改造，還沒聽說過從原藉發配他鄉。
劉福田的大兒子劉德均一年前就與其父分家，此時也被發配。他的妻子鄧秀芳馬上就要生產了，因發配地床都沒有，哀求下寬限了幾天，就這樣還隔三差五來催促，陰曆九月二十五日，極度驚恐和緊張的鄧秀芳終於產下了孩子。接著上面就來催逼，生產不到十天的產婦就這樣被趕出了自己的家。近日我到五星六隊去看望他們，好遠一段路！當年真不知一個產婦是怎樣走過去的。
劉福田的妻子拖著另三個孩子，其艱難無法言說。子女不準報名讀書，剛滿三歲的小兒子送給了人家。這就是一家貧農的悲慘遭遇。
1979年，由於鄧小平上台中國的政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劉福田才以量刑過重放了出來，當時他已勞改了十五年。量刑過重不等於沒有罪，現在都沒平反。可是，正因為劉福田是劉文輝手下的“偽軍官”，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都軍區發給他起義證書，民政局每月發給他500元的津貼。同一個原因，主管部門判為罪，成都軍區定為功，真是天大的怪事！
當年二十八歲的劉世柄也是被驅逐者。他畢業於新津師範學校，當過教師，其妻廖秀芳是共青團員。劉世柄的父親是1960年餓死的。劉世柄認為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分的，自己又沒有犯過任何法規，憑什麼沒收自己的房子和家具。他找上面評理，根本沒有用。回來時他的房門已上了封條。劉世柄見狀氣憤已極，上前把封條扯了，夫妻雙雙進門回到自己家中。上面知道後，就把槍發給了打手鄭澤安等人，當天晚上劉世柄有重大危機！好在有人把險情告訴了他，他嚇得立刻跑到外縣去了。
晚上民兵來的時候，家裡只有劉世柄的妻子共青團員廖秀芳，她的背上還背著一個不到四個月的兒子。民兵們立刻上前把她按倒在地，用繩子把她五花大綁起來，押往發配地。押解途中路過榿木河大橋時，廖秀芳由於氣憤和絕望，背著孩子就往河裡跳，好在被人拖了回來。由於發配地的破茅棚沒有門，劉世柄便返回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門來擋風雨，為此，上面扣了他四百斤穀子，那是他全年的口糧。
發配的名單中有一個五十餘歲的寡婦廖素瑤，其夫死於1958年的大躍進。因她三十幾歲才嫁人，所以在掃地出門時兩個女兒才分別十五歲和十七歲。這個家庭本來就過得十分艱難，上面也不放過他們。母女三人被發配到十里外的新河，途中要踩過一段水路，十五歲的小女兒劉世倫踩水時不慎撲到水裡，那時她正來月經，到了新河就病了。當時吃的住的都沒有哪來錢治病？由於病，由於境況惡劣，更由於野蠻的政治迫害，一個月以後她就死了。花兒還沒有開放就已經凋零。
還有一個外來戶陳履章，當過民辦教師，其妻劉世英出身貧農，他們也被發配。這家人走得最晚，是這年陰曆10月23日才被掃地出門的。走時兒子陳貴偉未滿三歲。
小貴偉原本長得很胖，他看到自己的父母被人用暴力驅趕，受到了驚嚇。新環境的惡劣又增加了他的恐懼，他天天哭喊著：“我要回去！”沒幾天他就病了，當時一家人分文沒有，直到孩子病重了才借了十元錢到縣醫院去。醫生說要住院，要60多元，陳履章夫婦沒有辦法，又把孩子抱回來。小貴偉是當年臘月26滿的三歲，臘月28就死了。死前他一直哭喊著：“我要回去！”小貴偉死後不久，劉世英就因勞累過度從此成了殘廢。
在劉文彩與劉文輝兩個公館之間，住著愛國抗日將領劉湘么爸劉文禮的後人，上面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在下驅逐令之前，劉文禮的小兒子劉元金就被抓到縣裡關起來。在找不到任何罪名的情況下，把他定為“壞份子”，並把他捆起來四處批鬥。劉文禮有個孫子劉世海，1977年藉口都沒要就把他抓走了，直接關進高山勞教農場。三年後，由於鄧小平出來工作了，中國的政治有了很大的變化，劉世海才被放出來。出來時已被逼瘋了。瘋後的劉世海每天到街上嚷嚷，上面害怕暴露他們害人的罪行，在一天夜裡派了一輛城管的巡邏車把他拉走。從此劉世海就在安仁民眾的眼中消失了。時間過去二十多年，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在此次名為純潔莊園周邊階級隊伍的行動中，主管部門的打手劉世應等人還揚言要把這些人統統殺了，在恐怖下有些單身青年就嚇得遠走他鄉。如陳建中和劉世偉等。
當把這些不放心的人發配走以後，還是發生了一件事情。支部書記的父親老貧農劉月斌在回答外來參觀者的問題時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那是劉文彩放貴重物品的地方。主管部門知道後把支部書記叫去訓了一頓，他回來對自己的父親說：“以後如果外人再問你，你就說不知道嘛，就不要再說真話了。”
當年，這場血腥的迫害只是開始，接著這一工作就全面展開了。他們逮捕了不少知情者和敢講真話的人，抓來遊街批鬥的人就更多了。
在此講一件事情。上世紀九十年代有個現役軍官周東浩，他寫了一本《地主莊園滄桑錄》，該書雖然是幫主管部門說話的，但他還是講出了一件血淋淋的事件：“大邑縣唐場鄉曾是劉文彩控制的地盤。在那裡，有一張姓人家，父輩與劉文彩關係交好。張家唯一的兒子張某長大後，劉文彩做媒將安仁一位姓劉的姑娘嫁給了他。
……文革一開始，村里便首先將已40多歲的張某揪出來批鬥，原因當然是張某與劉某的結合乃是劉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鬥中，張某實在忍無可忍，便問了一句：“我們犯了什麼法？”憤怒的批鬥者們聽了這話，好似火上添油，大罵張某“死不改悔”，隨之將張家的房子拆毀，將張某的妻子一同綁來批鬥。不久，張某病故（病故之說不可信。嘲川），丟下其妻繼續遙遙無期的“戴高帽”批鬥。一次，張妻正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狠批”，突然想到丈夫已慘死，房屋又被拆，自己無依無靠，便忍不住傷心地放聲大哭起來。有人便說她這是對批鬥的一種反抗，於是，砍來酒杯粗的帶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來，張妻渾身血淋淋的動彈不得……”（《地主莊園滄桑錄》188頁）
本地民眾就是這樣被鎮壓下去的。縱然如此，當年面對主管部門的淫威，本地民眾還是公開表示劉文彩的那些事情他們不知道，以此來抵制和否定主管部門的宣傳。劉文彩慷慨好義的豪俠形象已深深植入安仁民眾的心中，誰也抹煞不掉！
1960年前後，就在主管部門花重金裝修劉文彩的“逍遙宮”的時候；就在主管部門花重金購買金銀珠寶來充實劉文彩莊園的時候；就在主管部門用3萬斤大米打造一張龍床來栽在劉文彩頭上的時候，莊園後面的貧下中農正在飢餓的生死線上掙扎。現年90歲的老貧農廖桂英當年全家15口人就餓死了一半，他的大伯子劉元安一家5口餓死光了。老貧農劉丙南一家死得最少，死了2個人。
講述到這裡，到底誰禍害地方，禍害民眾，誰在使用打手狗腿子，誰是真正的惡霸不是清楚了嗎！
在本世紀2004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在安仁鎮劉文輝新公館裡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當今主管部門負責莊園宣傳的要人王治安與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不期而遇。他兩人有好些精彩的談話（可惜劉小飛當時不清楚對方的身份，要不這次談話將會有更多精彩的內容），在此我只講其中一段：
劉小飛說：“宣傳中說我爺爺剝削。我爺爺回家鄉十二年間收的全部租拿去修文彩中學，一半都修不起，還不用說他修成都到大邑的公路，把一條街修成七條街。這是剝削嗎，還是奉獻？”劉小飛沒有講出的是：劉文彩組建“公益協進社”反蔣用的錢就更多了。
王治安沒有下面回答，而是轉過臉去自言自語道：“所以這件事有必要再控制五十年，到那時知道這些事的人就少了，就不會去說三道四了。”
由此可見，劉文彩這樁公案主管部門拒絕實事求是，而且還要再控制五十年。“說三道四”是個貶義詞，王治安的指向不就是廣大民眾嗎？
大邑縣的一些官員告訴劉小飛，主管部門向全國所有的新聞宣傳機構打過招呼：凡是有關劉文彩的文章都必須經過他們的簽字同意後方可發表。也就是說，他們要封殺所有報導真相的文章。
文章寫到這裡我不禁在想：劉文輝家族為四川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到頭來怎么落到一夥巨奸的手中，成為他們編造偽歷史撈取政治本錢的犧牲品。想到這裡我不禁要問：我們的黨和政府鄭重宣稱的實事求是，依法治國和尊重人權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改革開放已三十年了，宣傳至今的劉文彩故事難道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嗎？
一點困惑
劉文彩莊園多年來被授予省、市、全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此事本人十分困惑不解，這個教育基地是教育青少年學習劉文彩修萬成堰水利工程，灌溉家鄉十餘萬畝田地；修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讓大邑通向世界；修文彩中學，給國家培養了無數人才；修水電站，照亮家鄉夜空；扶困濟危，幫助貧苦鄉親共同富裕；擴建安仁鎮，把一條街修成七條街建設家鄉呢，還是學習主管部門那些人無法無天，強姦民意，指鹿為馬，殘害民眾，驅趕產婦，逼死人命，編造偽歷史，抹黑劉文彩，恩將仇報，殺良冒公，裝神弄鬼，散布極左，把人教成野獸，給文化大革命火上加油，鬧得國無寧日、民無寧日、黨無寧日呢？
不久前，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久香（周是主管部門編造劉文彩故事的主要筆桿子，《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和“水牢故事”都是他的傑作，“冷媽媽”一萬餘字的訴苦報告就出自他的生花妙筆）又在網上著文挽救他們的謊言和騙局，周久香是褻瀆自己的專業，實屬史學界的敗類。
後記
本人不善寫文章，好多歷史事件無法表述出來，誰想要了解更多更深層的歷史事件，可與本人聯繫。中外各階層團體或個人凡想參觀劉文彩莊園並想了解真相的本人願意免費當導遊。
本人的信箱地址：[email protected]
聯繫電話：0832-3917200（兩年之內是這個電話）。本人是獨身，有時外出不在家，望聯繫者多打幾次電話。
本人不會電腦，更不會上網，望讀者能幫助我將此文發在各個網上，望更多的人能看到這篇署名文章。謝謝。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