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後，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採取了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的政策．明初社會經濟經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恢復發展，到仁宗、宣宗兩朝，出現了社會經濟的繁榮。仁宗時“停罷採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資產，陂池與民同利”。宣宗時實行重農政策，賑荒懲貪。仁宣兩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多有建樹。他們在位期間成為明朝皇帝歷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期。後世稱之為“仁宣之治”，比之於西漢“文景之治”。
介紹
朱棣去世後，太子朱高熾即帝位，是為仁宗，改元洪熙。仁宗時“停罷採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資產，陂池與民同利”，他赦免了建文帝的舊臣和成祖時遭連坐流放邊境的官員家屬，洪熙一朝僅短短一年，朱高熾即行去世，仁宗長子朱瞻基即位，建元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御駕親征，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安撫趙王，穩定了國內形勢。史載：“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
過程概述
明仁宗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後，其子朱高熾、孫子朱瞻基先後繼位。朱高熾就是明仁宗；朱瞻基就是明宣宗。在歷史上，明仁宗、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漢朝的漢文帝、漢景帝。繼明宣宗“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之後，“仁宣之治”是又一個守成君王的好典型。所謂“好”，指的是能繼承創業君王的遺志，較好地治理國家。明仁宗朱高熾是朱棣的長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就被冊立為燕世子，成為燕王朱棣的法定繼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叫朱高熾與秦王、晉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頭檢閱衛士。朱高熾最後一個回來向朱元璋復命。朱元璋問他為什麼回來得這么晚。朱高熾回答道：“早晨的天氣冷得很。我讓軍士們吃飽早飯，暖過身子再檢閱，所以回來晚了。”朱元璋又叫這四位世子分頭閱看臣子們上呈的章表奏文。朱高熾在向朱元璋匯報時，只講章表奏文中有關軍民利害的事情，從來不提其中偶爾出現的文字謬誤。朱元璋把他看過的章奏拿過來，自己又看一遍，把那些謬誤一一指給他看，問道：“孫兒，你沒看出這些毛病么？”朱高熾回答道：“我哪敢疏忽粗心，看不出這些毛病呢！只是想，不能絮絮叨叨地講這些小毛病，那樣會浪費您的時間和精力。”朱元璋曾問他：“堯的時候有大水災，湯的時候有大旱災，老百姓有什麼依靠呢？”朱高熾回答道：“老百姓靠的是當君王的是聖人，聖人有體恤老百姓的好政策。”經過這幾次考察，朱元璋很喜歡這個孫子，認為他有當君王的見識。
靖難之役中，朱棣命令朱高熾留守北平，自己帶兵去迎戰遼東軍的進攻。朱高熾嚴密部署、拚死守衛；前來進攻的李景隆面對堅城，無可奈何。李景隆的部下瞿能率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李景隆怕他得了頭功，不但不派兵支援，擴大戰果，反而叫他退回來，等候大軍全到後，一起進攻。朱高熾當天晚上，命令北平守軍擔水澆城。天寒地凍，滴水成冰，整個北平城牆成了一道冰牆。第二天，李景隆再來攻打，士卒已無法攀城。朱棣擊敗遼東軍後，回師北平，與朱高熾內外夾攻南軍，大敗李景隆於北平城下。在靖難之役中，燕王朱慷的次子朱高煦也立有大功。白溝河戰鬥中，朱棣差一點被瞿能抓住。朱高煦率數千精銳騎兵趕到，在陣前殺掉瞿能，救出朱棣。朱棣領兵直逼長江，被盛庸擊敗，又是朱高煦引騎兵趕到，擊退盛庸，扭轉了戰局。朱高煦居功自傲，把自己比作助李淵得天下的秦王李世民。朱棣叫朱高煦陪同他哥哥朱高熾拜謁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朱高熾身體肥胖，腳又有毛病，得靠兩個太監攙扶著才能走路，還動不動要打個趔趄。朱高煦在後面跟著，心裡瞧不起他哥哥，嘴裡嘟噥道：“走在前頭的人要是摔個交，走在後頭的人就知道走路得小心了！”沒想到已被朱棣立為皇太孫的朱瞻基在他後面緊跟著，並且馬上回敬他一句：“那走在後頭的人要是摔個交，還有走在更後頭的人也能從中知道走路得小心點。”朱高煦回過頭來，與朱瞻基四目相對，心裡不禁打了個寒戰，臉上也陡然變了顏色。
朱瞻基是朱高熾的長子。就像朱元璋很欣賞朱高熾這個孫子一樣，朱棣也很欣賞朱瞻基這個孫子。永樂八年（1410年），朱棣遠征沙漠，把留守北京的重任託付給朱瞻基，第二年，就將他立為皇太孫。早在朱瞻基剛滿月時，朱棣見到後就稱讚他道：“這個孫兒長得英氣溢面！”朱瞻基成了皇太孫後，朱棣經常向朱高熾稱讚他道：“你這個兒子是以後的太平天子！”當朱高熾、朱高煦兩兄弟為皇位繼承權明爭暗鬥的時候，朱棣也拿不定主意了。朱棣向文淵閣侍讀學士解縉徵求意見。解縉認為：“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朱棣不做聲。解縉連連叩首，勸說道：“還有一個好聖孫！”意思指的是朱瞻基是以後繼承皇位的好人選。這話說到朱棣心裡去了。朱棣採納了解縉的意見，確定朱高熾為皇位的法定繼承人。
朱棣去世，朱高熾即位。朱高熾一當皇帝，就對臣下表示：“以前一些當皇帝的人，妄自尊大，不喜歡聽直話，下面那些當臣子的，投其所好，阿諛奉承，結果導致國家衰敗，自己垮台。朕和你們都應當引以為戒！”他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大理寺少卿戈謙，在一次上奏言事時，態度直率，語辭激烈。一些想討好朱高熾的官員紛紛指責戈謙有失大體，沽名釣譽。朱高熾也幾乎惱羞成怒，要責罰弋謙。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向他指出：“有聖明的皇上，才有正直的大臣。希望陛下優待寬容像戈謙這樣的人。”朱高熾沒責罰弋謙，但每見到他，臉色總不好看，說話的口氣也很嚴厲。楊士奇進一步向他指出：“弋謙觸怒了陛下，朝廷群臣看到陛下對他的態度，心裡都會認為陛下容不得講直話的人。”朱高熾猛然明白過來：“這確實是我容不得直言，那些討好我的人，迎合我的意思，實際上是加重了我的錯誤。”他回頭一想，一個多月沒聽到朝臣講什麼真話了，於是對楊士奇說道：“你去對諸臣談一下，替我表白一下納諫求言的心情。”楊士奇回答：“我空口講幾句話還不能取信於諸臣，請陛下親自降一道詔書說明這個意思！”於是，朱高熾下了一道詔書，進行自我批評，從此，朝廷中逐漸形成一種直言無諱的好風氣。
明仁宗朱高熾還沒有當滿一年皇帝就病死了，明宣宗朱瞻基繼承了皇位。朱高煦想效法朱棣故伎，重演一場“靖難”的戲劇，在自己的封地樂安（今山東廣饒）發動叛亂。朱瞻基率大營五軍將士，親征朱高煦。進軍途中，朱瞻基叫從征諸臣分析朱高煦的動向。有人認為他一定先取濟南，有人認為他將引兵南下，攻取南京。朱瞻基卻心裡有數，他對諸臣剖析道：“朱高煦一聽大軍征戰，哪有功夫去攻打防守嚴密的濟南！他的護衛軍，家屬都在樂安，也不會願意跟隨他去打南京。朱高煦外多夸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當斷不斷。他之所以敢起兵反叛，是因為欺負朕年少，以為朕不敢親征。他知道朕率軍親征，一定膽喪心驚，哪裡還敢出戰呢！”果然不出朱瞻基所料。朱高煦色厲內荏，心虛膽怯，加之看到眾叛親離，軍無鬥志，只得出城向朱瞻基請罪。這場叛亂被迅速平定。
明宣宗明宣宗朱瞻基重用賢臣，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他有一次外出返京，看到幾個農民正在耕田。他親自到田間同農民談話，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對隨從諸臣說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覺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頭勞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在修建明仁宗朱高熾的陵墓獻陵時，朱瞻基遵照朱高熾的遺囑，力主儉樸，注意節約，3個月就把陵墓的工程完成了。朱瞻基帶了這個頭，以後幾代明朝皇帝的陵墓都修建得較為儉樸。直到明朝的第11個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位時，才壞了這個規矩，為自己建設奢華的陵墓。明宣宗朱瞻基有幾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那是在批評一個巡撫時說的。那個巡撫要求在杭嘉湖地區增設一名專門管理糧政的布政使司官員。朱瞻基認為，國家的賦稅有常額，不能養冗官，駁回了他的要求。還有一句是“安民為福”。那是在批評一個工部尚書時說的。那個工部尚書建議修建山西圓果寺的佛塔，好為國家求福。朱瞻基認為，百姓安定就是國家的福氣，用不著借修佛塔來“求福”。
河南有一個知縣，在當地發生災荒時，未經請示，就將驛站公糧上千石發放給災民。朱瞻基對他加以表揚：“如果拘守手續，層層申報，那老百姓早就餓死了。”他還繼承了他父親願意接受意見的作風。他要求大學士楊溥盡力輔佐自己。楊溥叩首回答：“臣決不敢忘記報答陛下的恩情。”他囑咐楊溥：“直接指出我的過錯，就是對我的最好報答。”正是由於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的作風較為開明，才有了被史家讚揚的“仁宣之治”。
史籍資料
明實錄（含歷朝實錄、寶訓、長編，附明實錄類纂）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國榷
萬曆邸鈔
萬曆起居注
明會要
明經世文編
明史研究論叢（1-5 輯）
國朝典故（鄧士龍）
國初群雄事略
明通鑑
增訂晚明史籍考
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耐人尋味
在明代歷史上，有一段為史家所共同稱道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結束了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所實行的高壓政治，繼承和發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建文帝的寬仁政治。經過仁宣之治，政治清明，法紀嚴明，倉廩充實，百姓安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國泰民安的昇平景觀。
仁宣之治由明朝第四、第五兩位皇帝仁宗和宣宗共同創造。仁、宣二帝的共同之處，一是這兩位皇帝均自稱是守成之君；二是他們所實行的仁治，卻是當年其父、祖朱棣賴以推翻建文帝的政治藉口。守成即守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守舊；名曰守舊，但卻實行了與舊時完全不同的治國理念和政策策略，箇中滋味頗耐人尋味。
朱元璋殺功臣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雅俗共憤。老百姓知道朱元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他推翻了元朝的統治，成為明朝開國之君，而是因為他“火燒慶功樓”屠殺功臣。當然，“火燒慶功樓”只是後世說唱文學對他屠殺功臣的形象概括，但屠殺功臣確是中國歷史上血淋淋的事實，是其治國及保持朱明王朝統治的一大策略。朱元璋“為政嚴猛”，其中固然有亂世用重典之意，但靠武力打天下的朱元璋，似乎對殺人有著特殊的嗜好，動輒數千數萬的殺，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遍地，令人髮指，為歷代開國皇帝所不及。
篡位皇帝朱棣也屬於打天下者，“少長習兵”，“智勇有大略”，功勳卓著，因而能“據幽燕形勝之地”，擁兵自重，朱元璋臨死時甚至都不得不告誡朝廷：“燕王不得不慮”。但由於朱元璋殺戮過重，把當初打天下的元功宿將殺得一乾二淨，致使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朝廷已無將可用，使朱棣“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奪得帝位。有其父必有其子，經歷了兩次打天下的朱棣不僅才略“同符高祖”，其嗜血程度也毫不遜色，惟一不同的是他搞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為我所用就殺無赦，不僅滅門，而且誅三族、九族，連學生門人都不放過。有的還要“抉其齒”、 “剝其皮”、 連肉帶骨頭剁成爛泥。朱棣當初是以反對建文帝仁政為造反口號的，因此凡是建文帝所實行的仁治政策和措施都一概否定，恢復了朱元璋的那一套，“用法嚴峻”，倒行逆施，又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著名的唐賽兒起義即是當時政治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朱棣當皇帝，繼承和延續了洪武高壓政治的肆虐，推遲和拖延了國家文治的時間。
以武力奪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縱觀朱元璋和朱棣的嚴猛政治，雖借鑑了元朝政治鬆弛的歷史教訓，但成千上萬殺戮無辜，畢竟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並且其殺戮具有顯著的政治意味，具有顯著的征服人改造人的意味，譬如朱棣殺方孝孺、殺解縉，就是這樣。殺方孝孺是因為方孝孺不能為我所用，因而就殺掉他的腦袋；殺解縉則是因為解縉不能為我所管，不能給他換個腦袋，於是也就不在乎他的腦袋了。幫助謀劃“靖難之役”、朱棣頗有眼光和遠見的主要謀士姚廣孝，當初曾預見到方孝孺不會屈服於朱棣的武力和屠刀，曾提醒朱棣說，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人就會絕種，朱棣也答應不殺方孝孺，但皇帝們的承諾是最靠不住了，待到方孝孺拒絕了朱棣的利誘和威脅，朱棣就毫不客氣了，先誅其九族，再把他大卸八塊。不僅如此，連方孝孺的書也不許在世上流傳，藏匿者也要殺頭。殺了方孝孺，再殺解縉，明代文壇一派肅殺，沉寂、蕭條數百年之久。
高壓政治穩定了政權，高壓出太平，但這樣的太平並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昇平之後隱藏著尖銳、深刻、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爆發像唐賽兒起義這樣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朱棣把諸多的矛盾和問題留給了兒孫，仁宗、宣宗實行與朱棣不同的治國理念，也就順理成章了。當人們厭倦、恇憂嚴猛政治遊戲時，寬仁治國、發展經濟便成為人們反覆經歷高壓政治後的殷切期望，成為社會發展必然的歷史趨勢，仁、宣二帝適應歷史和社會的需求，雖出於思想穩定和政治宣傳的需要而自稱“守成”，宣稱“體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絲毫有所增損”，但卻實行了“維新之政”，才有了“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安樂，歲不能災”的治平之象。史家在評價這段歷史時曾頗具深意地說“民氣漸舒”，即民心順暢了，民氣舒展了，把“民氣漸舒”作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徵，對後世和後人的警示意義就顯而易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