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漢簡》
漢簡，到了近代，最早發現的古簡是魏晉時期的。在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羅布泊北部地區的一個古遺址里發現了一批魏晉木簡和字紙。這個遺址就是後來命名的樓蘭遺址。也是這一年，考古學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豐北部又發現了魏晉簡。
到了1906年，斯坦因又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第二年，他在甘肅敦煌縣一帶的漢代邊塞遺址中發現七百多枚漢簡。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發現漢簡。以後就有更多的漢簡陸續被發掘，到現在為止，七十多年共發現四萬多枚，有非常完整的，也有破碎得只有一兩個字的。發現的漢簡基本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在漢代西北邊塞地區遺址里發現的，簡稱邊塞漢簡；另一類發現於漢墓中，簡稱墓葬漢簡。
邊塞漢簡
邊塞漢簡又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 敦煌漢簡。斯坦因在1907年於敦煌附近發現漢簡後，在1914年又在甘肅的敦煌、安西、酒泉等地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一百七十枚左右的漢簡。1944年，夏鼐等人在敦煌小方盤城以東的漢代邊塞遺址中，發掘出了四十三枚漢簡。建國後1979年，考古學者們在敦煌小方盤城以西的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里發現漢簡共一千二百多枚，收穫頗豐。而且這還是敦煌漢簡發現數量最多的一次。
斯坦因1914年發現漢簡的地點橫跨漢代敦煌、酒泉兩郡，70年代發現漢簡的玉門花海也應屬酒泉郡，但是習慣上把這些漢簡統稱為敦煌簡。
第二 居延漢簡。 1930～1931年, 中國和瑞典學者聯合組成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在甘肅、內蒙古境內的額濟納河兩岸和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東南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一萬枚左右的漢簡。發現地點中，北部的屬於漢朝張掖郡的居延都尉轄區，南部的屬於張掖郡的肩水都尉轄區, 但習慣把這兩個地區出土的漢簡統稱為居延漢簡。
1930年，考查團在甘肅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調查過的一段邊塞遺址里，又發現了少量漢簡。這段邊塞應屬酒泉郡，所以，在居延簡里實際上還包括極少量的酒泉簡。
1973年到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屬甲渠候官治所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等地進行試掘，獲漢簡近兩萬枚。1976年，在居延地區又獲漢簡一百六十四枚。
第三 羅布泊漢簡。1930到1934年，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北岸的漢代防戍遺址里，獲得西漢宣、元、成各帝時期的木簡七十一枚。這批簡的出土地點接近樓蘭遺址，有人稱為樓蘭漢簡。
邊塞漢簡一般發現於邊塞地區的官署和烽火台遺址中，可以斷定是守衛的官兵所留，其中有的是有目的地保存的，有的則是當作廢棄物扔掉的。西北地區少有竹子，發現的簡絕大部分都是木簡。從內容看，主要是公文和簿籍，還有私人書信、醫方、占書、字書和其他書籍。簡的年代基本開始於西漢中期，止於東漢後期, 中間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時期。
邊塞漢簡所反映的不僅是邊塞地區的情況，因為在很多方面，邊塞和其他地方的情況是一致的，如詔書及中央部門的公文。所以，漢簡對於研究邊塞地區和整個的漢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六七十年來，通過漢簡，漢代的邊防設施、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以及漢代相關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新的進展。
·墓葬漢簡
20世紀50年代後接連發現，重要的有下列幾批：
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縣磨咀子6號漢墓出土竹木簡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儀禮》的九篇抄本，大概抄寫於西漢末至王莽時期。
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約當武帝初期）出竹簡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殘碎。
1972年，甘肅省武威旱灘坡漢墓（約當東漢前期）出醫方簡牘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為西漢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經炭化的殘碎竹簡，字跡勉強能夠辨認。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漢墓（約當西漢晚期）出殘木簡四百枚，內容主要是軍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張家山247號、249號、258號三座西漢前期墓出大量竹簡。
漢墓中出土的古書，很多是長期失傳的書，有的還可以糾正現在流傳版本的錯誤，甚至可以用來確定書的寫作年代，其文物價值極高。銀雀山1號漢墓所出佚書中有《田法》篇，有政府授田給農民的制度及農民的各種負擔的內容，成為研究古代社會的重要史料。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的鄉文書，提供了西漢前期田租、賦稅、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參考資料。張家山 247號墓出土的漢律雖然只是一部分，但內容卻非常重要，是相關學者研究漢代史的寶貴史料。
另外，漢簡還有助於研究古文字的發展史，西漢簡可以看出漢字的字型從古隸書演變到八分，以及草書的形成脈絡。東漢中後期簡則可以看出隸書開始向楷書演變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