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毛澤東與佛教》，副標題《偉人與佛教的一世法緣》，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此書是截至目前出版的唯一專講毛澤東與佛教關係的著作。書中既介紹和分析了少年毛澤東信仰佛教的情況和原因，青年毛澤東對佛教哲學的鑽研及所受影響：又介紹分析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的毛澤東對待佛教的態度，包括他對佛教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的評價，對宗教本質的認識及決策，與佛教界人士的交往，對佛教故事及成語典故的運用，以及與眾多佛教寺廟的聯繫等。本書作者王興國任船山學社社長、湖湘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對中國傳統文化、佛學及毛澤東生平思想都有精深研究。本書既有較強的理論性，又有較好的可讀性，對於研究毛澤東思想、中共宗教政策、哲學和宗教學等，均有參考價值。
寫作本書遵循的是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材料選取上，突出一個“信”字。無徵不信，這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要求。本書在分析材料時，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分析，在分析具體事件或言論時，進行一些必要的歷史考證和背景分析，力圖使自己的分析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以做到更準確的一些。
篇章概要
第一部分 少時曾信佛 稍長究其理
《毛澤東與佛教（偉人與佛教的一世法緣）》書籍封面毛澤東在孩提時代，就曾跟著母親拜佛。稍長，學習現代科學知識後，他雖然不再拜佛了，甚至反對有神論，但在他閱讀的書籍中，仍有一些是涉及佛教理論和佛教哲學的，而且他對這些讀物很感興趣。在這一章，我們擬從家庭、環境和社會思潮等三個方面，對毛澤東青少年時代所受佛教思想的影響，作一些介紹和分析。
第一節 遵母教 拜觀音
第二節 毛氏族 本崇佛
第三節 學任公 究佛理
第二部分 眾生要解放 傳統應發揚
毛澤東說 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 ，這的確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創見。毛澤東這一說法的根據之一，可能就是因為慧能是勞動人民出身。慧能少時家貧，曾賣柴為生。
第一節 對佛教 有分析
第二節 中哲史 應究佛
第三節 批華嚴 自反省
第三部分 廣交佛界友 團結共征程
建國以後，毛澤東與佛教界人士的交往頗為頻繁。這些交往，既包括少數民族中的一些宗教政治領袖人物，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還包括中國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喜饒嘉措、巨贊、陳銘樞、趙朴初等。
第一節 與班禪 促膝談
第二節 對達賴 耐心幫
第三節 諸大師 常來往
作者簡介
王興國，男，1937年生，湖南省株洲市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實學史學會理事、船山學社社長等職。主要著作有：《賈誼評傳（附陸賈晁錯評傳）》、《郭嵩燾評傳》、《王夫之認識論範疇研究》（合著）、《楊昌濟的生平和思想》、《湖湘文化縱橫談》（主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軌跡》（合著）、《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研究》 （合著）、《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合著）、《毛澤東與佛教》、《當代中國哲學問題》（主編之一）、《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副主編）、《運動與靜止》等。
精選內容
毛澤東與喜饒嘉措
喜饒嘉措（1883-1968），他曾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譽為愛國老人和藏族學者。喜饒嘉措出生於青海省循化縣的一個藏族家庭。幼年在循化古雷寺出家，後在甘肅拉卜楞寺及拉薩哲蚌寺學經十餘年。32歲時，他在拉薩考取 拉仁巴 格西學位（西藏最高學位），曾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主持重刻 甘珠爾 大藏經，任總校編。他是藏語系文化學術界的知名學者，在西藏講學多年，三大寺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多出其門。國民黨政府統治大陸時期，他被聘為國立五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西藏文化講座講師，並任歷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之後，先後擔任過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員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51 年初，喜饒嘉措到了北京，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切接見了他。毛澤東還特意送給他一輛小汽車和幾台收音機，供他使用[1]。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他曾多次到電台廣播講話，並寫信給達賴喇嘛和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任職的學生，呼籲他們接受和平解放，走愛國的光明道路，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積極貢獻。1952年，有人製造謠言，說什麼世界即將毀滅， 有飯無人吃，有路無人走 ，在青海省藏族、蒙古族、土族民眾及各喇嘛寺廟中造成極大混亂。喜饒嘉措發表《駁波地白馬噶聖地記》、《駁假預言，掃除黑迷霧的智慧太陽之光》及《先行的書信 甘露珠》等文章，從佛教的經論出發，痛斥反革命謠言的荒謬和無恥，對穩定民心，安定社會秩序，維護民族團結起了無法替代的作用。後來，劉少奇當面稱讚他： 喜老，你的文章寫得好。 毛澤東也曾親筆寫信給他，表示鼓勵。
1953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喜饒嘉措擔任第一副會長；同年9月，會長圓瑛法師圓寂，他便任代理會長。1955年8月，全國佛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喜饒嘉措正式當選為全國佛教協會會長。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成立，喜饒嘉措出任院長。1957年2月27日，喜饒嘉措參加了毛澤東召開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當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資產階級要改造，工人階級也要改造時，對喜饒嘉措說：我這個人從前也是知識分子，各種思想都有。喜饒嘉措先生，你那個佛教我是拜過菩薩的，我朝過南嶽山，為我母親還願。我信過無政府主義 又信過康德的唯心論，你看我這個人多複雜。毛澤東的這些話，反映了他與喜饒嘉措的感情是很親密的。
1959年西藏叛亂被平息之後，喜饒嘉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示堅決擁護政府的平叛決策。他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言和兩次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中，指出：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亂，是一件最可惡的事情。他們違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佛教教規，為國法教規所不能容。 喜饒嘉措還根據大量的歷史事實，嚴辭駁斥了 西藏獨立 的謬論。他又列舉解放以來黨和政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事實，駁斥了所謂共產黨破壞佛教的論調。毛澤東後來在最高國務會議期間，曾找喜饒嘉措談話，稱讚他對平息叛亂所作的努力。談話時，兩人還合影留念，喜饒大師十分珍視這張照片，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 中遺失了。但喜饒嘉措決不一味歌功頌德，他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也敢於尖銳地提出批評。他在批評1958年甘肅、青海藏族地區平叛工作中一些違反宗教政策的錯誤做法時指出：有的人不研究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認為宗教是迷信，應一破了事，於是產生了毀寺廟，砸佛像，遣散僧侶，禁止念經，甚至對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也加以禁止等做法。這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他還坦率地指出，我們個別領導同志和一些幹部，由於長期生活於和平環境，在不斷取得成就面前產生了驕傲自滿、唯我獨尊等傾向。可是，喜饒嘉措的這些苦口良藥，在60年代初期反對統一戰線和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 投降主義 、 修正主義的鬥爭中，被錯誤地批判。1964年年底，喜饒嘉措被遣送回青海老家批判。 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