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作者楊絳。1981年出版。分為《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學圃記閒》、《“小趨”記情》、《冒險記幸》、《誤傳記妄》六篇。從衣食住行、同志之誼、夫妻之情等瑣事中反映知識分子於“文化大革命”中在幹校的勞動生活。文筆淡雅細膩，語言詼諧幽默，具有“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格調。
作者簡介
作者:楊絳楊絳少年時代先後在北京、上海、蘇州等地讀書。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當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為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1935年與錢鍾書結婚，同年夏季與丈夫同赴英國、法國留學。1938年秋回國，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1949年後，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的第一部作品為短篇小說《璐璐，不用愁！》，於1934年初發表於《大公報文藝副刊》。40年代初，她連續創作了喜劇《稱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這兩部劇本寫作和上演於抗戰時期淪陷後的上海，當時引起很大反響。80年代以來，是楊絳創作的“新時期”，她以散文和小說兩方面的創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其散文代表作《幹校六記》出版於1981年，暢銷於整個80年代，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體字單行本，並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在國外出版。小說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腦筋,系國內最早反映知識分子改造的文學作品），出版於1988年，在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很大反響，作品亦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出版。
作為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寫過多篇評析西班牙和英國文學名著的理論作品，如評論《堂吉訶德》、《小癩子》（LazarillodelTormes）和《塞萊斯蒂娜》（LaCelestina）等的文章以及論英國作家菲爾丁等。
作為翻譯家，楊絳的文學翻譯成就卓著，除《堂吉訶德》外，她還翻譯了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AlainReneLeSage:）以及古希臘散文柏拉圖(plato)的“對話錄”《斐多》(Phaedo)等。
跨入新世紀之後，楊絳在整理編訂錢鍾書遺稿之餘，又創作了《懷念陳衡哲》、《難忘的一天》和《我在啟明上學》等多篇憶舊散文；出版於2003年6月的家庭紀事散文《我們仨》，則因其真摯的情感和優美雋永的文筆而深深打動讀者，成為2003年的超級暢銷書。
主要內容
《幹校六記》包括《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學圃記閒》、《“小趨”記情》、《冒險記事》、《誤傳記妄》六篇，記敘的是作者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在幹校的一段生活，十分真實地展示了在毀滅性的肉本與精神的折磨、摧殘下，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如一的對祖國的痴情和高尚的節操。作品沒有正面描寫幹校里摧殘人性的大事件，而只是通過衣食住行、同志之誼、夫妻之情等小事、瑣事，以個性化的審視角度反映那個特殊的年代與知識分子的命運。作品以輕盈空靈的筆調，剛柔相濟、熱中見冷的情思，漫不經意卻渾成一體的結構，平淡樸素而又耐人尋味的語言，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展示了一位老作家的赤子之心和善良美好的情懷，從而也為散文創作提供了一種新的審美樣式。
《學圃記閒》記寫作者在幹校學種菜的經歷。作品中展示了“文革”中種種不人道的荒誕的現實：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們必須每天去做力不能勝的體力勞動；相濡以沫的老夫婦卻只能藉機互致問候；幹校菜園外不斷新添的屈死者的墳墓；辛辛苦苦種的菜收回廚房後也沒什麼用……然而，作者卻以一種平淡的敘述筆調映照出其中的“哀”與“愁”，隱喻著那個時代的“慘”與“痛”，折射出深厚的歷史內涵。在作者不動聲色的描寫里，流露出鮮明的愛憎，儘管是三言兩語、一個細節、幾句對話，都勾勒出豐富複雜的思想感情，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
藝術特色
《幹校六記》2、作品沒有正面描寫幹校里摧殘人性的大事件，而只是通過衣食住行、同志之誼、夫妻之情等小事、瑣事，以個性化的審視角度反映那個特殊的年代與知識分子的命運。作品以輕盈空靈的筆調，剛柔相濟、熱中見冷的情思，漫不經意卻渾成一體的結構，平淡樸素而又耐人尋味的語言，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展示了一位老作家的赤子之心和善良美好的情懷，揭示了“文革”的歷史真實和知識分子的情懷，十分真實地展示了在毀滅性的肉體與精神的折磨、摧殘下，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如一的對祖國的痴情和高尚的節操。從而也為散文創作提供了一種新的審美樣式。
3、《作品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色，即幽默、泰然的藝術格調。作者在追憶所歷的種種不公待遇時，處處帶著“回頭一笑”的寬容，以如話家常般的從容，娓娓道來，妙語連珠，涉筆成趣，從凝重陰暗的生活底色上呈現出純樸、動人的光彩，顯示了真正審美意義上的發達的智慧與寬厚的境界。作者寫到在幹校時編的門帘、積的肥、漚的綠肥、種的菜被當地百姓連偷帶拾去時，既讓人感受到當地人民生活的貧困，又令人忍俊不禁。而當我們讀到作者去收穫他們精心培育的“象牙蘿蔔”時，也幾乎要如同作品中的“我”一樣，笑得“跌坐地下”。正因如此，《學圃記閒》等反映幹校生活的紀實散文，以其無窮的韻味，贏得了讀者廣泛的好評。
前言
《幹校六記》一九八一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一九八六年北京出版了第二版，香港亦已再版。常時有人向我求索此書，說是買不到。我手邊早已沒有存書，只好道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要求重印此書，我很感激，特地訂正錯寧，並補上一兩句話。整理校本時承多位同志協助，並此致謝。
楊絳
一九九一年十月
序言
《幹校六記》楊絳寫完《幹校六記》，把稿子給我看了一遍。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學部在幹校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幹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鬥爭的氣氛中度過的；按照農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運動的節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鬆，但仿佛間虐，疾病始終纏住身體。“記勞”，“記閒”，記這，記那，那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里，不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鬥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民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帳，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作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上退卻以至於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里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里，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它也罷，落得個身心輕鬆愉快。《浮生六記》——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事實上只存四記，《幹校六記》理論上該有七記。在收藏家、古董販和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的今天，發現大小作家們並未寫過的未刊稿已成為文學研究里發展特快的新行業了。誰知道沒有那么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錢鍾書
一九八０年十二月
有關評論
《幹校六記》因此說，這部書是對那個所謂“急風暴雨”的非常時期的歷史記錄。記憶的烙印往往因無過失的懲誡而變得更加深刻，任何一個“過來人”在回首往事時怎么也忘不掉它，而點綴穿插其間的任何一個故事，都自有作一番歷史回味的價值。《幹校六記》的意義正是奠基於作者個人客觀地保存了這一段作為知識分子所“難得的經驗”（《誤傳記妄》），從而得以喚起當時同“病”人的共鳴並予後來者以教益。要是沒有這部書的話，恐怕後來者真會把“幹校”時的種種故事，當作了新中國的“天方夜譚”了呢。
《幹校六記》用的委實是井旁圃中的家常言語，記的也不過是下放之別、鑿井之勞、種圃之閒、冒險之幸、小狗的人情世故和由傳聞而生的妄思，以及由此引發出的種種感慨。然而，看似閒常之筆，細想來卻微言大義，頗是耐人尋味:“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下放記別》）――這段文字記的是學部接到“下放”的命令後，著名學者俞平伯夫婦帶隊出發去接受“再教育”時的場景。
“整個冬天，早上太陽剛出，東邊半天雲彩絢爛。遠遠近近的村子裡，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著五顏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結隊出來，到我們菜園鄰近分散成兩人一夥、三人一夥，消失各處。等夕陽西下，他們或先或後，又成群負載而歸”（《學圃記閒》）――這記的是河南息縣學部幹校附近的老百姓，在那衣食無著的時期被迫“行竊”的事實。
不由衷地生出對那黑雲壓城時期的憤慨聲討之情么？此外如何其芳吃魚吃出大藥皂、錢鍾書等半天燒不開一鍋水（《下放記別》），以及老知識分子被迫參加強制規定的看電影課（《冒險記幸》），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能不激起你的無限同情和滿腔憤懣么：噫，一代知識分子的際遇竟至於此！代價是如此的沉重，而所謂的“收穫”呢？
經過近三年的下放鍛鍊，“我”終於和丈夫一起被“內定”為“老弱病殘”而將遣送回京。當“我”得知這一訊息後，儘管還憂慮著“同夥”們的是否回返，但“我們能早些回去，還是私心竊喜。而看到不在這次名單上的老弱病殘，又使我愧汗。但不論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壓減私心的忻喜。
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誤傳記妄》）作者的態度是直白坦率的，而其間的道理更是發人深省。也許，還有人要說，這部書的小資產階級情緒濃了一些，充斥著感傷和暴露的色彩。
讀後
"默存" 錢鍾書是什麼特點使《幹校六記》具有這樣引人思考的力量呢？
固然，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和幹部，沒有經過特殊歷史形勢下所謂的“幹校”的“蒸”、“焙”的，大概只有極少數是例外。《幹校六記》以樸素的筆觸描寫了這一人人切身經歷過的事件，使人們重溫了那段逝去了的歲月中思想的流光，因而使人感到親切有味，是一個原因。但卻不是重要的，更非唯一的原因。歷史將證明它比殘缺不全的《浮生六記》將具有更長久的生命力。在今天或者今後，那些不曾經過“幹校”“蒸”、“焙”的人，也會懷著濃厚的興趣去閱讀它，並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由於它有另外的原因在。
楊絳同志是一個有多方面文學修養的作家，她出版過劇作《稱心如意》、《弄真成假》和《風絮》，出版過短篇小說《倒影集》，以及文學論文集《春泥集》等，並翻譯出版過《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名著《小癩子》、《堂•吉訶德》，以及法國名著《吉爾•布拉斯》等。她有著精湛的藝術素養，以及駕馭和表現她所處理的題材的能力。
"季康" 楊絳
《幹校六記》的這一特點，也正是它能夠“引”我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從這裡，我們也就看出了作者的精湛的藝術素養與功底。
《幹校六記》在思想上也還有一個很吸引人的特點，這就是作者在困苦的境遇中，極力去發掘和描寫知識分子在冷酷境遇中內心高尚的情操，特別是老一代知識分子的高尚的情操。這些我國著名的學者和文學家，在年已花甲的情況下，被投諸人煙稀少、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環境裡，虛度歲月，這是怎樣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悲劇啊。但在作者所寫的《六記》中，我們看不到任何絕望、沉淪情緒的流露和表現，而是不時地流露出對生活、對未來的熱切的追求和嚮往。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的勞動所形成的“集體感”或“合群感”，曾經給人們精神上帶來多少愉悅，甚至幽默感。這種美好的、引人向上的情操的敘述，滲透在作品中的許許多多描寫里。如在《誤傳記妄》中的一段描寫，就是雋永無窮，頗發人深思的：
……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拚得人憔悴。”我們只是捨不得祖國，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儘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默存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默存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裡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默存向來抉擇很爽快，好象未經思考的；但事後從不游移反覆。我不免思前想後，可是我們的抉擇總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季康和默存是幾十年的老夫婦，始終彼此相敬如賓，和好如一，關於他們之間的愛情的美好的傳說，我就聽到過不少，當然也有個別外國報刊無中生有地造過他們“離婚”的謠言的，季康和默存都曾為此感到好笑。從這一段平實的而又感人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窺見他們彼此相知、相愛之深。他們的希求是多么少而又少啊！一個窩棚存身，就心滿意足了，仿佛真有點“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味道，可什麼享受都“罷得”，唯獨沒有書，對於嗜書如命的他們老倆口，可真就是一件最大的不幸。默存是一個國際上名震一時的知名的大學者，對社會主義的祖國他是懷著多么真摯的一顆赤子之心啊：“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拚得人憔悴。”即使在那樣非人的逆境中，“時光倒流”，他也絲毫沒有任何後悔解放初期他堅決留下的抉擇。為了社會主義的祖國，真可以說是“雖九死其未悔”，這是我國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品德(我認為這是知識分子優美的品德，應該提倡，卻反對那種對待知識分子抱著極“左”流毒的人的這類主張：你應該雖萬死其猶未悔，我呢，怎樣對待你都屬理所當然)。我說這裡的描寫很感人，卻又很平實無華，是有大量的事實在，而且是很雄辯的事實在。就拿近年“出洋”，包括送子女“出洋”成風的情況來說，默存卻令女兒放棄了英國國籍(她女兒出生在英國)，回國工作。季康和默存，特別是默存，每年收到國外數不清的單位的邀請，甚至是重金聘請，例如說，去年美國幾個學術團體邀請他去講三至五次，一切費用歸對方負擔外，另付本人一萬八千美元酬金，八次邀請，概被拒絕；今年美國加州大學約他們夫婦倆個去半年，“不承擔任何任務”，允諾給予更加豐厚得多的報酬，他們仍然是“不去”。不止一個人聞之，認為錢某(有時也包括楊某)太傻：——別人爭都爭不到“出洋”的機會，而“洋人”那樣盛情邀請他，並給予那么豐厚的報酬，他卻一概拒絕，真真有些“反常”。但從這“反常”的表現中表現了怎樣的精神境界！近年來，人們判斷人、事，更多地重“實”不重“名”了。本來是“名”從“實”出，“實”先於“名”的，可是多年來我們只重高唱革命“高調”，卻不務“實”釀成的災禍，教會了人們不得不改變觀察事物的方法，把頭腳倒置過來，腳踏實地，從“實”和“實踐”出發判斷人和事。照我看，在這一方面，季康和默存的精神境界要比某些自居“革命”、實際至今仍然極左的人，要高超多了。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才會出現“反常”之譏。
最後是錢先生在《小引》中提出的“記愧”的問題。我倒有一種想法，即使“明知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卻還要去充當“旗手、鼓手、打手”之類，若屬偶為，儘管很不足以為訓，卻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既非積習，改也容易。倒是那極少數每每明知不是那回事、卻總要在運動中大顯身手的人，最有資格“記愧”，倒是很應由這類人來補上這一記。如果真的刨心析肝地寫，也肯定會寫出很精彩的記傳文字來。但話又說回來，這幾乎又是絕無可能的。因此，這樣一類的記愧，未來的考據學家又是很不易發現的，如果不是偽造的“贗品”的話。
原載於《讀書》1981年09期，作者：敏澤
相關詞條
資料來源
[1] 小說網 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51733_18501_1.html
[2] 西祠胡同 http://www.xici.net/b145704/d6789783.htm
[3] 北發圖書網 http://book.beifabook.cn/product/BookDetail.aspx?Plucode=710803083
[4] 噹噹網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826730
[5] 中國知網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SZZ19810900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