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期間，英雄的首都人民以革命大無畏的精神，衝破“四人幫”的重重禁令，寫了成千上萬的革命詩詞，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萬惡的“四人幫”。這些張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或在天安門廣場上朗誦過的詩歌，凝聚著人們的血和淚、愛和憎，是發自肺腑的戰鬥的吶喊，它們鼓舞著廣大人民民眾同“四人幫”作殊死的鬥爭。天安門詩歌在鬥爭中發揮了廣泛深遠的影響，是矗立在我國詩歌發展史和革命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基本信息
天安門詩抄書影體裁：詩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編
出版者：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78年12月
內容：現代詩文選集。內容包括1976年清明節前後人民民眾為悼念周恩來總理寫出並張貼在天安門廣場的部分作品。共分為 3輯：①舊體詩、詞、曲、輓聯；②新體詩；③悼詞、祭文和散文詩等。這本書是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童懷周(集體筆名，取“共同懷念周總理”之意)編選，“童懷周”成員有李先輝、朱清頤、白曉朗、黃林妹、賴梅華、黃玉文、石淑興等。
出版背景
天安門的四五運動-讀詩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竭力壓制廣大人民民眾的悼念活動。人民民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同年 4月初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正確領導，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民眾基礎。天安門詩文創作熱潮是這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前後，北京數百萬民眾連續幾天匯集於天安門廣場，敬獻花圈和輓聯，張貼、朗誦詩詞與祭文,以表示對周總理的深切悼念,對“四人幫”的憤怒鬥爭。此舉當即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共鳴。人們冒著政治上獲罪的危險，進行寫作、張貼、朗誦、記錄和傳抄。許多作品不脛而走，被輾轉抄閱和秘密收藏，用以鼓舞自己為爭取真理與光明而鬥爭。人們習慣稱這些作品為天安門革命詩歌。
秘密出版
“童懷周”近影-再版詩歌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16位教師，自發組織起來蒐集和整理天安門詩文。他們把這個小組取名為“童懷周”——取“共同懷念周總理”之意。1977年1月，周總理逝世一周年之際，“童懷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門革命詩抄》。他們將詩抄在學院內散發，並張貼在天安門廣場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時，為了能蒐集到更多的詩詞，他們還在天安門廣場公開貼出徵集布告，並留下了聯繫地址和電話號碼。這在當時是一個危險的壯舉。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嚴密監視“童懷周”的行動。三月，“童懷周”成員之一白曉朗，因在1月8日張貼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小字報，並被人聯繫到他編輯詩抄的活動是“社會聯繫較廣、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辦公室時，那本油印本《天安門革命詩抄》也被抄走。為了防止意外，保存這些詩稿，“童懷周”們一同商量，決定把全部詩稿轉移到家住郊區的一個人家裡。
白曉朗的被捕，並沒有延緩天安門詩稿的徵集工作。童懷周的正義行為得到了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經留存天安門詩稿的人，按照童懷周在天安門廣場留下的聯繫方式，紛紛將詩稿送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幹警，也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的詩詞手稿、照片和影印資料。1977年清明節前夕，童懷周編印出第一本鉛印本的《革命詩抄》。7月1日，他們又編印出第二集。11月，他們又在一、二集的基礎上進行了校訂和整理，並和原擬編為第三集詩文補入，合為一本，定名為《天安門革命詩文選》，在周恩來逝世兩周年前後，印刷發行。
印刷發行這些詩文集，都是童懷周成員們自掏腰包，承擔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因此，在《天安門革命詩文選》印刷發行時，他們標上了“工本費1.20元”的字樣。該書前面有30頁的反映四五運動的照片，印刷精美，以當時書籍定價來看，這樣的“工本費”實在不能說是高。
公開發表
人民日報發表天安門詩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國青年》雜誌社擬定於1978年復刊，復刊後的《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復刊號有介紹“天安門事件”中勇敢鬥爭，在“四人幫”瘋狂迫害下堅強不屈的青年工人韓志雄事跡報告文學《革命何須怕斷頭》，還選登了“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萬份《中國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區已有四萬多份郵送到讀者手中。
在民間，上海熱處理廠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創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門事件話劇《於無聲處》上演，引起極大的反響。11月4日，《人民日報》率先發表了關於這一話劇演出後的報導，用的是《歌頌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同“四人幫”鬥爭的時代英雄———話劇〈於無聲處〉轟動上海文藝界》的醒目標題。11月10日上午，《人民戲劇》編輯部邀請首都戲劇界人士舉行《於無聲處》座談會。11月14日，應文化部、全國總工會的邀請，《於無聲處》劇組晉京演出。“天安門事件”不再是禁區。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新華社電訊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這則電訊稿，本來是在剛結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報導中的一段話，在當時中央對這件事情還沒有公開明確的說法的時候，新華社單獨摘出來發電訊稿，在輿論上推動了天安門事件的徹底平反。
11月17日，《人民日報》第三版上，發表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天安門詩抄》的前言和部分詩選；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天安門民眾活動的照片。同日，華國鋒為《天安門詩抄》題寫了書名。1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了新華社的電訊：《華主席為〈天安門詩抄〉題寫書名》。
詩歌特點
天安門革命詩歌的作者大多是無名的民眾。作品以中國古典詩詞的形式居多，也有為數不少自由體新詩和散文詩。因多屬為鬥爭而寫的急就之作，難免有的作品在藝術上缺乏新鮮的創造和精心的錘鍊。這些詩篇的重要價值在於它們思想上政治上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巨大的鼓動性。或哀悼總理緬懷先烈，或怒斥敵人揭露醜類，或陳述心志傾吐誓言，無不有真切的戰鬥思緒和鮮明的愛憎感情，充溢著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必勝豪情。許多詩飽蘸著人民的血淚，構想機智，格調悲壯,兼犀利與深情於一身。它們是血淚寫下的哀歌,也是怒火鍛造的匕首。天安門革命詩歌的創作熱潮，顯示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人民民眾以文藝為武器同敵人進行鬥爭的偉大力量，在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史上寫下了璀璨的一頁。
許多單位的民眾為天安門革命詩歌的抄錄、蒐集、收藏、整理與傳播做了有益的工作。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後，這些詩文得到正式出版的機會。除這本選集之外，另外出版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天安門詩抄一百首》（1978），北京出版社的《天安門詩文集》和續集(1979)，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革命詩抄》(1979)和《四五詩選》(1980)等。
歷史意義
從藝術的衡量標準來看，這些詩詞雖然並非如編纂者所說的藝術性“達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門詩抄》里，是凝聚著百萬人民的集體創作行為以及蘊藏其中的集體意志與情感，這些作品的背後隱含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場”——人民的力量，作品集中的每一首詩，都不是某個人的聲音，每一個作品實際的書寫者，每一種聲音的實際發出者都是‘人民’這個範圍巨大的群體。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說：“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有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鬱積在人民心底的憂憤，終於以詩的方式爆發了。
在《天安門寺沙》中，用詞凝練、樸實、生動、犀利的詩篇，幾乎俯拾即是。有的文辭高雅，凝練集中，如“夜半妖星寒氣重，關山座座鎖清明”，表達了人民對“四人幫”的切齒痛恨。有的口語入詩，樸實深沉，如“總理形象真偉大，人民敬仰敵人怕；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顯示了人民民眾巨大無比的力量。有的諧音喻指，諷刺辛辣，如“浦江逆流滾，難阻巨舟航；宏橋將聞斷，馬卒陷汪洋”，揭示出“四人幫”注定覆滅的歷史命運。此外，詩詞的作者們還善於運用形象、貼切的比喻，歌頌周總理光彩照人的雄姿和“四人幫”卑鄙齷齪的醜態。如用“紅梅”、“巨星”、“大鵬”等比喻總理；用“禿驢”、“暮鴉”、“鬼蜮”等喻指“四人幫”。愛憎分明，褒貶有別，形象生動，發人聯想，大大地增強了這些詩詞的藝術魅力。粉碎“四人幫”以來，文藝戰線相繼創作出一批反映同“四人幫”鬥爭的作品。如果說以《班主任》、《丹心譜》、《神聖的使命》、《於無聲處》等優秀作品作為無產階級文藝新潮流的標誌的話，那么這種新潮流的潮頭應該是雨辰清明在天安門廣場捲起的詩歌狂瀾。現在，《天安門詩抄》作為“四五”運動的珍璇文獻而載入史冊。它將成為世世代代中國人民心上開不敗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