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報》在太陽旗下的17年裡，在與中國大陸幾乎完全隔絕的情況下，《台灣民報》作為僅存的漢文報刊，用一顆赤子之心，在日本武士血淋淋的刀口下，在皇家文化的威逼利誘中，從1920年至1937年頑強地抗擊著日本殖民文化，表現出對祖國赤子般的中國根情。
1923年4月15日，《台灣民報》在東京創刊。原先是半月刊，1923年4月15日改為旬刊，1925年7月12日改為周刊（每星期日出刊）。從l927年8月1日起，開始遷入台灣發行，仍以周刊發行。1930年3月29日，為了進一步為日刊發行做準備，乃增資改組，並改名為《台灣新民報》，1932年4月15日改正式改為日報，1937年6月1日被日本殖民者廢除漢文記事。
簡介
以中國文化認同抗擊日本殖民文化 “台灣文化協會”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大本營，也是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台灣民報》也由“文協”成員蔡如惠、蔡培火、蔣渭水等人負責。
《台灣民報》在《創刊詞》上開門見山指出中國是祖，批評現在的台灣人對日本文化“同化”的麻木：“我們漢族移住於台灣已經過了有三百年了”，“雖是堂堂的黃帝子孫，也恐怕與蠻人無大異”，“我們島內同胞，若沈醉不醒，深迷不悟，也恐怕將無顏可以見世界上的文明人了”。“我們祖先雖然來自中國”，但是“社會的文化，還沒有普及，若不趕快想個法子，來啟文化，來振起民氣”，“也不可得了”。指出辦報的目的：“所以這回新刊本報，專用平易的漢文，滿載民眾的智識，宗旨不外欲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台灣的幸福”。（9）
被譽為“台灣的民族運動的鋪路人”的蔡惠如，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說：“台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淚珠兒來咧。這個原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台灣人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蔡惠如關於《台灣民報》辦報宗旨講得再明白不過了。
《台灣民報》至19世紀20年代中期，《台灣民報》反日本殖民統治、弘揚中國民族文化的運動達到高峰。那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已經達30年之久，而且瘋狂推行其文化同化政策，殘暴地毀滅中國民族文化。提倡台灣的中國新文化與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實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提倡讀書的實際運用反對八股文章，實質就是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運用中國新文化來與日本殖民文化作鬥爭，而不是滿足於書齋的自娛自樂。《台灣民報》這一方面的作用，在張我軍做主編時表現得最為強烈。
張我軍被稱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和旗手，他真正地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火種通過《台灣民報》播撒在台灣島上。張我軍在中國大陸廈門、上海、北京都系統地接受過祖國大陸新文化運動的洗禮，1924年返回台灣，擔任《台灣民報》編輯。同年4月，張我軍就在《台灣民報》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批評台灣青年“諸君怎么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套用於社會”，說他們“講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11月21日，他又在《台灣民報》發表了《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台灣民報》2卷24號），又連續發表了《為台灣文學界一哭》（《台灣民報》2卷26號）、《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台灣民報》3卷2號）、《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台灣民報》3卷2號）、《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第6－7號）等一系列重要理論文章，系統而全面地介紹了胡適和陳獨秀發起“五四”文化革命運動的“八不主義”和“三大主義”等主張，從而在台灣島上引發起一場新文化運動，也使《台灣民報》和維護日本殖民統治的三大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及《台灣新聞》形成對立的兩大營壘。
張我軍在台灣提倡新文化運動，就是運用中國文化認同來抗擊日本文化對台灣人民的殖民同化。他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1925年1月11日）一文中堅定的指出：“台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灣自歸併日本以來，因中國書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兩個天地，而且日深其鴻溝。”他還認為，“我們主張用白話做文學的器具”，“換句話說，我們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再換句話，是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中國語”。張我軍在《台灣青年》上大量介紹大陸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鼓勵台灣的文學創作。在《台灣新文學應該讀什麼書》一文里張我軍為台灣讀者開了一個研讀大陸新文學的詳細書目，幾乎把當時大陸新文學重要作品一網打盡。在他介紹的短篇小說中，把魯迅的《吶喊》、《彷徨》放在首位。1926年張我軍曾會見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的旗手魯迅先生，並贈送四本《台灣民報》，這四本(台灣民報》現在仍然珍藏在北京的魯迅博物館。
日本殖民當局第一個打擊的對象
為推行“同化”運動，日本殖民當局第一個打擊的對象就是被譽為“台灣人唯一口舌”的《台灣民報》。日本占領台灣後，廢除了大部分漢文報紙，《台灣民報》是僅剩的一份。這個台灣民眾的言論機關，扮演著批評時政、提升中國新文化地位的角色。台灣各種反殖民的政治活動、文化啟蒙、農工學運動、甚至婦女運動，無不受到《台灣民報》熱烈的支持與鼓吹。所以《台灣民報》被譽為“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人唯一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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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報》的前身 |
1923年2 月開始至1925年2月，在恫嚇無效後，警察開始對協會的骨幹分子進行大逮捕，理由是他們違反了“治安警察法”，擾亂了社會治安。1923年末共有99人被捕，有18人被起訴。在法庭上，蔣渭水拒不承認自己是日本人，最後蔣渭水被判監禁四個月，當他出獄時，沿街民眾自動燃放鞭炮，殖民當局不得不派警察驅散歡迎的民眾。被稱為台灣殖民統治時期的非暴力反抗“聖雄甘地”的蔣渭水，是《台灣民報》的固定撰稿人，並主張以中國文化認同來非暴力對抗日本殖民同化。
1927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領導下繼續開展活動，毫不屈服當局的高壓統治，勇敢無畏地傳播民族文化，宣傳民族意識。新“文協”會員利用《台灣民報》有的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有的投身於祖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他們以切實行動，體現了對祖國的高度認同感和歸屬感。“台灣文化協會”領導下的《台灣民報》精神內涵進一步明確：台灣的“主體”就是中華文化，“台灣文化協會”堅持和弘揚的“台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如果說這是“本土化”，其實質就是“去日本化”。
1936年 3月，《台灣新民報》社組織考察團回祖國大陸進行考察，考察團遊歷了廈門、上海等地，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考察團主要成員林獻堂深情致辭說，“林某終於歸來祖國”，表達了赤子對祖國母親深深的依戀之情。這引起了台灣日本人的強烈不滿，台灣“總督府”的報紙辱罵林獻堂為“日奸”。日本浪人藉機尋事，趁林獻堂在台中公園參加集會之際，上前打了林獻堂一巴掌，當時林獻堂在台灣地位崇高，日本人此目的是借林獻堂來打擊台灣的民族運動，這次事件被稱為“祖國事件”。“祖國事件”更直接地表現出《台灣民報》主要辦刊人對祖國的赤子之情。
聲援祖國的革命和抗戰
從產生到發展到禁止漢文記事，《台灣青年》、《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始終
關注祖國大陸的革命，聲援祖國的抗戰，表現出鮮明的民族認同感。1920年前後，在中國五四運動和世界新思潮影響下，台灣知識分子密切關注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們把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希望，寄託於中國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灣青年》刊物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覆之時；待中國有勢力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文中所謂的“中國革命”，指的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
《台灣民報》始終把台灣的解放和祖國大陸的革命聯繫起來看。該報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發表題為《革命領袖孫中山》的文章，詳細報導孫中山北上北京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盛況。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被日本占領達30年之久的台灣島，引起台胞一片哀慟。《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說：“西望中原，我們禁不住淚泉滿面了。”當時台灣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紛紛舉行追悼會，《台灣民報》亦尊稱山先生為“國民之父”。
在其後的一期里，又發表《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的報導，文中將孫中山同列寧並列為“世界偉人”，說：“去年(即1924年)我們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偉人，俄國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偉人，中國的大革命家從此世奪去，那死神也未免太無情了”。文章稱頌孫中山“是站在泰山頂上大敲其警醒之鐘，把四萬萬還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說他“同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官僚打仗，屢撲屢起，愈窮愈強，百折不撓的精神，實為中國所絕無僅有。”1926年7月中國大陸北伐開始，10月發表社論支持祖國大陸北伐軍的北伐。該刊不懼日本統治當局之忌，公開表露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對祖國人民息息相通、血脈相連的親情。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林獻堂身為《台灣新民報》社長，聯合該報各股東，商定要讓這份發行五六萬份的漢文報紙，“代表四百萬台灣人言論立場”。《台灣新民報》發出了與日本當局的報紙、電台不同的聲音。單從其在事變期間新聞版的標題上就能看出她明顯的偏向，如《滿洲遍地起風雲，日本軍占領奉天》、《張氏通電倡導和平，國家命脈一線僅存、披髮攖冠拒容忽視》等。用詞上稱日軍不稱“皇軍”和“我軍”，還有夾雜在新聞後頭的冷語，如“霹靂一聲，奉天城頭飄揚著日本國旗，不見有青天白日了!”等，明顯可看出該報“心向祖國”的民族的認同感。
在中國大陸對日抗戰時期，《台灣新民報》真正反映了台灣人的心聲，不僅為台籍知識精英所依賴，還成了台灣民眾的“喉嚨”。為了讓這“喉嚨”失聲，日政當局壓力隨之而來，日本人透過新聞檢查制度，來鉗制《台灣民報》。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台灣新民報》“甘冒大不韙”的做法顯得極其可貴 。曾任該報股東的楊肇嘉在回憶文中指出，九一八時期，他親眼看到新民報的編輯，為日本侵略祖國痛心憤慨，將所有電文凡“支那”皆改為“中國”；為不侮辱祖國，輕視自己，常與檢查報紙的日本警察發生爭吵。該報還經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發出警告戰爭後果的言論．
1936年9月，日本第17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上台，開始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皇民化”的目的就是要割斷台灣與中國的文化聯繫與民族認同感，把台灣人迅速改造成為日本的皇民，以適應戰時的需要及其永久統治。1937年6月1日《台灣新民報》等中文報刊或中文欄目均遭停刊，甚至連中文都嚴禁在台灣使用。高壓政策下，一批愛國文士沒有沉默，更沒有臣服，身處“地下狀態”仍在進行激烈的鬥爭。雖然漢文《台灣新民報》已經被禁止，但從《台灣青年》到《台灣新民報》，她在太陽旗下17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已將中國文化觀、民族認同感、自治觀念普及到了台灣社會，為迎接台灣光復積澱深厚的中華文化和民族認同感。
《台灣民報》人的台灣意識與中國認同
最後必須說到《台灣民報》的“台灣意識”與“中國認同”的關係。
1927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召開第一次全台代表大會，正式宣告分裂。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在左派王敏川領導下繼續主辦《台灣民報》，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脫離“新文協”出走，另行組建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的“台灣民眾黨”，正式作為台灣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又於1930年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仍利用《台灣新民報》鼓吹民眾的“台灣意識”。
《台灣民報》在東京創刊時的蔡如惠、黃朝琴、黃呈祿、陳逢源，蔡式谷、蔡培火、蔣渭水（由右至左）．有人認為在反日本統治時期就有了“台灣意識”，甚至當時有“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台灣學者陳昭瑛認為，其實，“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在當時另一個意思是“台灣不是日本人的台灣”之意。當時的“台灣意識”是相對於“日本人的意識”而言的。因此，當時的“台灣意識”不但未排斥“中國意識”，反而有以“中國意識”為內涵。陳昭瑛學者還認為“在這種¢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結合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意識¢成為界定¢台灣意識¢的性質。”
當時《台灣民報》主要執筆人的李友邦就是一個典型，“台灣獨立”與“歸返中國”這兩個詞在李友邦的觀念中完全融在一起。因此，以今日來看，其“台灣獨立”的最終目標是“讓台灣不要獨立”。雖然《台灣民報》當時採用“台灣獨立”一詞，但學者認為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而不算是“台獨派”的濫觴。正如台灣學者黃昭堂所說：“他們所主張的台灣獨立，對中華民族而言，幾乎毫無距離。”
對於新“文協”王敏川為代表的“台灣革命派”來說，他們在《台灣新民報》的“台灣共和國”言論也不是“台灣獨立”。台灣學者葉榮銅說得更透徹：“堅持台灣為台灣人的台灣，專心圖增台灣之利益與幸福。雖然如此，彼輩系因失望於中國紛亂之現狀，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國一旦隆盛，則仍然回復於前者（祖國派）一樣的見解乃必然之勢。《台灣民報》的中國意識，正如參加與組織者之一的楊肇嘉先生所說：“台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殘暴的統治之下，度過了艱辛苦難的50年之後，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心奉獻給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