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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賈作品類型
散文小序 尋找另一半被遺棄的天堂
許多事情，明明發生在很久遠的以前，但仍在我的腦海中，仿佛昨天才見到過的一樣。我稱之為歷史，必是真實的。又有些事情，明明剛才發生過，但在我的腦海中已經模糊不清，仿佛發生在上古洪荒之年，那么遙遠。我稱之為記憶，必是虛幻的。
因而，每當我將要開口時，我便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空虛；即當我安靜，我就感覺到萬分的充實。這也是生活，我雖然明白，卻並非深信不疑。
已經沒有人相信盤古了罷？他曾是我們民族的祖先。當盤古忽然從我們的語言和思維里消失，天堂就失去了托依，倒圮了一半。有人說：天堂從來不完整，一手創造，一手毀滅。但我要做一場朝向天堂的旅行，尋找另一半被遺棄的天堂。帶上我的酒，和我的名字。
我探訪星辰，拜會列宿，飲盡了酒星上的七千口裝滿美酒的白玉深井。他們都不願意告訴我，這些深井中，曾經埋葬過多少逝去的文明。我不願意問了，因為知道又如何呢？他們說：“來，且盡一杯！”我於是酩酊大醉，一百年不復甦醒。
在我醒來的那個晚上，我身在一座廢墟之間。我見到一群螢火蟲，深信就是我兒時見過的那一群。直到我見到他們孤獨地遊蕩在原野間時，我才明白了那只是另外一群螢火蟲。我原以為自己會悲哀，但我只是沉默而已。
當生命的唇，吻到了沾滿了晨露的花朵，花朵因此變得脆弱。我摘下一朵，放他在東流的水澗，然後急忙逃跑，不敢回頭，但我心中渴望著一陣風將他吹落，畢竟隨著春水東流去了。但我害怕看到，我恐懼離別。
我於是想到了我寓前的那些小樹，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種類，他們卻一直努力地把枝幹伸向冷峻的天空。我想到了冬天時，我躲在被窩裡，聽他們迎風呼號的樣子，我慶賀他們的自由，卻更慶賀他們的孤獨。
此夜我能夠見到紫羅蘭色的丘陵，蒼黃色的玄月，玫瑰紅色的天空，紫綠色的松樹，黑白相間的鳥兒，還有一堆留著太陽刺眼的暖味的廢墟殘亘。在東流的小溪邊，借著一點蒼黃的顏色，我也見到了同樣蒼黃顏色的自己。
我斟一點酒，灑在這片廢墟之上。我又斟了一杯，灑在眼前的溪水中。我再斟一杯時，誰飲？耳邊傳來一陣悅耳的音樂，我知道，那是天空的迎賓曲。
魁星閣
小記在旅途中，我先寫了一段文字，即是下面的小序。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想到這么萎靡的文字，取名為《另一半天堂》，但我確實因此有了一些寫些文字的衝動。
於是我後來寫了一篇《魁星閣》，那是甘肅境內的一個不知名的小山丘上的魁星閣，我因為去那裡看一些已經沒有居民的古村落，錯過了宿頭，就在那裡借宿了。
寫完《魁星閣》，我決心要寫一本《另一半天堂》，現在的計畫是十篇，但能不能寫這么多，就要看執行了。我將和訊作為這些遊記的首發處，期望與大家交流。
四月二十五日於敦煌
魁星閣
月亮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也沒有星辰，甚至連浮雲也沒有一片，因此月光反而獨特的明亮。我先看到了一個山丘上模糊的建築的影子，與山顛那些松樹的影子一樣，稜角分明地泛出一些白光。我最近愈發的自負，愈發遷就自己一些沒有來由的感觸，竟決定今夜就去那裡住宿。
但山腳下並沒有路，至少我沒有找到，只好順著丘陵的溝壑往上爬。我的家鄉也全是丘陵，沒有路的山腳要上去，我少年時就用這個辦法，既不會迷路，也好走一些。我往上手腳並用地爬著，除了嘩嘩的撥草聲，還能夠聽到自己的呼吸和汗流下來的聲音。旁邊傳來夜鳥飛過的聲音，“嗖”地從草叢中穿梭，以及此起彼伏的貓頭鷹之間互相的唱酬。月亮悄悄摸了上來，我看到他就在那山頂的建築之前，觸手可及。腳下的溝壑明晃晃的，雖然並不刺眼，我卻好幾次看花了，差點滑倒；況且我還擔心遇到蛇。因為渾然沒有預防的辦法，只好加緊小心地看著四周走。幸好蛇虺們既沒有民主政治需要爭取，也沒有下崗失業的肚子負擔，不至於容易失眠如同餘秋雨，因此這一夜我終於沒有碰到過。
到山麓時，聽到了些“叮咚”的聲音，我四下望，看到了不遠處一個小池子。池面上已經裝滿了月亮的顏色，皎潔的月光毫不保留的溢出來，流向深黑色的草叢裡去了。幾棵腐敗了的枯葉懸浮在水面，因為水面的漣漪而自在地輕輕搖晃。我知道那是山泉，欣喜地朝著去了。原以為整個月亮剛好裝進這個池子的，等到了他的面前看時，卻發現池子裡的月亮同樣孤獨地據守著池子的一個角落。四周長滿了葦蔓一類的植物，把池子的面積縮小了許多，月亮把半邊身子藏到了蘆葦下面，我想我找不到了。
我痛快地喝了幾口泉水，舒服地打了一個冷戰，順勢躺到了一邊的草叢裡。已經降露了，我聽到了雨水落地的“啪啪”聲。存心想要計算一下露水墜地的頻率，繃緊神經仔細等待，露水卻總是在我稍微鬆懈時忽然落下——“啪！”有露水順著我的脖子，慢慢地流向背脊，我差點舒服得要叫出聲來。耳邊不知道是什麼鳥兒，到這時了還在“瞅瞅”地叫喚。月亮就在我的頭上，她已經失去了蘆葦的掩護，卻不甘心被我這么無禮地注目，順手招過來一小片薄薄的雲彩蓋在頭上。忽然吹來一陣微風，月亮還沒有來得及驚呼，那片雲彩已經被吹到了天的另一邊，我仿佛聽到了他慶祝勝利的凱歌。
終於決定繼續往上爬，才發覺到自己躺著的，原來曾經是一條通往山頂的老路。因為年久失修，幾乎全被野草覆蓋住了，但野草雖然掩蓋了他的面目，卻沒有改變它石頭砌成的本原。此後我稍微留心，就順著這條小石子路，一直走到了山頂。
直到廟門前，我才看清楚原來是一座塔狀的魁星閣。鬥神雖然已經斑駁陸離，卻依舊怒目橫眉地注視著我這個黑夜的不速之客。我不由笑了起來，他們終究不因時間、金錢、遺棄、榮譽、咒恨等等種種，改變他們冷眼的本色。點起一根蠟燭，推門進去。神龕上的泥像已經損毀不堪，看起來這裡斷了香火已經很久了。大概誰也不會想到，這尊曾經寄託著天下讀書人前途和命運的大神，最後的結局是厚厚的塵土，和從來與寂寞為伍的蜘蛛。
我喜愛魁星，是絕對甚於文昌帝君的。文昌帝過於書生白面，一看就知道是宋朝人的傑作，對於他到清朝後禮儀等同關聖人很不滿意。唯獨這位魁先生面貌崢嶸，一幅武人打扮，卻原來內秀至於主宰天下文運。所謂“文人走筆安天下，武士上馬定乾坤”，他兩樣都占據了。還有就是明朝人的傳說里，他愛喝酒，點魁之時，往往半醉半醒，我就更覺得他的可親了。拿著蠟燭轉一圈，只看到了剝落的牆壁與其中乾燥黃土，其他再也沒有什麼了。
我原本想就在廟中過一夜，背包中還有一些酒，喝了正好睡覺。但酒喝眼紅之餘，我卻很不滿意這個旅館起來。這廟宇中的神龕，就如同我的失望，一切都已經面目全非了，卻還是有著一隻碩大的筆垂掛在這宇宙蒼穹之中。我以為破敗神像手中掛著的筆，就是我常拿的那一支：它原本能夠寫出錦繡的文章，現在卻與塵土為伴，這么孤單地懸掛在天地之間。長久以來，我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絲毫沒有對付的辦法。常年奔波於生計，我似乎與此也逐漸淡忘了，甚至淡忘了自己是一個什麼人。可惡的是今夜，我又想起來了。失望的情愫滋長迅速，我簡直覺得自己已經不能承受。
終於我決定坐到廟門口去，兩尊斑駁的鬥神站在我的身後，依然怒目橫眉地盯著這個世界。“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這兩位來自唐朝的將軍雖然並非雞鳴狗盜之徒，但他們確實比讀書人要忠誠於自己的職業得多。坐了一小會，我卻如芒在背，總覺得身後兩位鬥神陰冷地盯著我看。雖然他們的行規是不允許說話，但我已經清楚聽到他們在心裡的嘲笑。
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由於驚恐與慚愧，但我終於還是站起來，想要在這廟宇四周走一走。可惜除了這座塔閣外，山頂別無建築。我走遠一些，回頭再看此閣時，才發覺他的形狀原來模擬筆來建的。擎筆向青天，尋找遺落的酒壺和那些蓄謀已久的詩句，這曾經是多少讀書人的壯志抱負？如今筆還在，讀書人卻已經不在。他也只能與這塔閣一樣，在這樣的山頂，讓月光來做洗筆池。“青天有月來幾時？我欲停杯一問之”，但我卻不敢了。
也不知道是幾點了，冷風吹來嗖嗖直響。四周的樹木大約也與我一樣貧窮，只好在這夜裡不斷的哆嗦，發出牙齒相磨的冷戰。山澗之間，樹林之隙，慢慢飄過來一些薄薄的白霧。他們悠然自得地漫步在這廣袤的天地之間，我卻看到了他們對這片河山的眷戀與不捨。那一片霧雲纏繞著一大片的樹林，似要往我而來，卻又並不捨得張開自己的臂膀，“何休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我甚至看到了她嬌羞的臉紅。我就這么看霧時，忽然抬頭遠眺，才發覺這個天地已經完全變化了。
月與遠山，早就不見了蹤跡，自己腳下的這座山，也逐漸消失在一片曇白之中。我往前走一些，再回頭看時，塔閣也略隱略顯了。我的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霧，毫無忌憚地充斥整個空間，於是連時間也在這裡靜止了。我仿佛置身在一片混沌之中，沒有天地，沒有四方，沒有生命，沒有思想。我的頭腦中一片空白，語言也消失在了這一片白茫茫中。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我不願意開口，也不知道自己能夠說些什麼，但我只願自己永遠這么站在那裡，站在一片混沌之中。在這裡我雖然無助，但我卻不需要援助；這裡的我雖然寂寞，但我卻覺得充實；我在這裡找到了自由，雖然這裡是一片混沌。
忽然一絲金光，如同倏忽為天地混沌開了一個竅，從一片白懵懵中直向我衝來，我覺到了一絲溫暖。天亮了，太陽即將要升起。我感覺生命在自己身上快速流失，我甚至來不及挽留，就如同當年在長江邊望著奔騰而去的江水，“畢竟東流去”了，我於是終於頭腦清楚了一些。
在不久的時間裡，金光逐漸破解了霧氣，他們如同戰死的兵士漸漸倒在了我的腳下；遠望去時，在我和朝陽的腳下，儘是混沌的殘骸。太陽就在這白懵懵的混沌之中逐漸掛起，我又看到了山、樹、身後破敗的廟宇。我收拾了一下，離開了這裡，沒有回頭，因為我害怕那兩尊鬥神的眼目極了。
（完）
玉門關
雖然中國有兩個玉門關，但從唐末開始，他們都走出了中國的文化。我一直認為它把中國的歷史籠統地劃分為兩個階段，從此中國的歷史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沒有玉門關的階段。一
從橋灣西行十幾公里，走過一片茫茫蘆花，就能夠看到一個水庫。安西縣雙保塔已經修了水庫的訊息，我是知道的，但我堅持想要去看一眼，哪怕最終我真的只是看到了一個水庫而已。
站在這個水光粼粼的水庫前，誰會想到呢？他的水底永遠埋著一個曾經承載了無數邊塞思念，羌笛怨柳和異鄉人墳墓的古戰場呢？誰又會想到，當馱滿貨物的商隊緩緩通過這裡時，當玄奘偷偷從這裡渡過疏勒河前往西域時，他們心中想到過是否能夠生著再進這道聳立的關門呢？
清朝陶保謙在其《辛卯侍行記》中，最早把唐朝玉門關的地點推測到了這裡 ，雖然當初他作出這個判斷時，僅僅依靠《元和志》記載的晉昌縣與肅州、沙州之間的里程來推測，而不是親自找到了任何文明痕跡。但後來以閆文儒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實地考察，都支持了他的觀點 。
關於唐朝玉門關的推測，自然不止這一種。但《大明一統志》“瓜州西北十八里”的說法，找不到一點證據。嚴耕望《唐代交通考》卷二的推測雖然多，卻沒有最終作出定論。我自己並不太認同他們的看法，只是我並沒有條件也作那些考察，因此我只能從了陶保謙的說法。何況，既然埋在了水庫之下，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
這個無奈，在我來之前，就已經想通了。但我還是堅持要到這裡，只是為了圓我一個少年的夢。
我在少年時期讀了許多唐詩，我也承認，直至今日我最喜歡的依然還是唐詩。唐朝人的風度，在我看來是一種從容，這種風度基本上集中表現在了他們的詩里。他不像魏晉，狂的沒有底氣和飄在空中，也不像明朝，狂的庸俗與無知。至於宋朝，那是一段讀書人最風光也最為悲慘的歲月，除了自我解嘲外，根本沒有風度可言。
唐朝在我眼中，不是天堂，而是人間。那裡生活著一群人，一群從容的人，展現著這個民族特有的精神氣質。這種從容在邊塞詩中，也有展現。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中，那個作戰勇猛的蓋將軍，同樣是一個懂得享受的人，這是一種從容。李白兩首《關山月》，那種張弛有度的堅定與鄉愁，是另一種從容。戴叔倫《塞上曲》和王維的《從軍行》里的視死如歸，也是一種從容。相反我並不是很喜歡王之渙的《涼州詞》，和晚唐邊塞詩。那裡面少了從容的氣質，多了一點幽怨。
唐朝玉門關到了宋朝，基本上已經廢棄了。根據《重修肅州新志》的記載，直到清朝雍正六年，清朝在這裡設定了雙塔堡，一個營的士兵在這裡把守，而從此再也沒有用過玉門關這個名字。我不知道當年駐紮在這裡的清朝兵勇，是否都知道他們所謂的雙塔堡曾有過一個顯赫的名字，人們一直在詩里稱他為——“玉門關”。
二
“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參這首《過磧》里寫的，就是我下站的目的地，漢朝的玉門關。
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關於玉門關的文字，是漢武帝太初元年李廣利征西域大宛國。久攻不下的李廣利回師到敦煌時，上書漢武帝請求罷兵。武帝大怒，派人遮斷玉門關，下詔：“軍有敢入者輒斬之”。這大約是玉門關歷史上最殘酷的一頁，比起戰爭更讓人傷心。從此以後，與之相關的所有文字中，除了殘酷，還充滿了一種殺戮後的蒼涼，一種生離死別的悲哀。
在我的腦海中，曾經不只出現過一次這樣的畫面：秦時的明月，靜靜掛在煊赫的漢家關隘上。數千年來，北風都如同今夜這樣呼嘯而過，沙塵揚棄，片刻後又恢復平靜。這裡剛剛發生過一場慘酷的戰爭，城樓上鐵甲未除的戰士，手中刀尖上匈奴的血跡還未風乾。但這次戰爭，又好像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遠的甚至無法記憶。
牆腳的戰馬，鞍轡還未卸下，披著一層白霜。漸行漸近的駝鈴聲，讓它立刻豎起了尖銳的耳朵，左右顧盼。餵馬的戰士撫摸著馬背，輕聲說：“不必緊張，是我們的商隊要從這裡經過，你還記得從這裡過去多少商隊？又有多少商隊從這裡入關嗎？”
駝隊緩緩經過關口時，督尉對他們說：“匈奴已經被擊退，祝你們一路平安！”月光照亮了他們的臉，其中有張騫，有班超，還有許多不知名而又那么熟悉的人。他們就這么走過去了，仿佛走向遙遠的過去，就這樣漸漸消失在這片白色之中。直到駝鈴的聲音，成了天邊的風聲，不知是誰吹起了羌笛，唱著：“高隴多悲風，寒聲起夜叢。禽飛暗識路，鳥轉逐征蓬。落葉時驚沫，移沙屢擁空。回頭不見望，流水玉門東。”
司機把我叫醒，說已經到玉門關了，我才知道剛才睡著了。而玉門關，已經近在咫尺。
實際上，這裡可以確定為小方盤城，卻未必就是玉門關。十九世紀初，英國的斯坦因從一烽燧遺址中掘得幾枚漢簡，其中一枚上寫著“玉門都尉”；過了三十年後，中國的考古學者夏鼐和閻文儒才光臨此地，也找到了“酒泉玉門都尉”的漢簡。另外還有一些證據，我現在無法完全想到了，只記得他們大抵是一些地方志，我也無緣看到。但學者們的意見，基本上就確定了此處為玉門關了。
這是一個土城，黃土經過多年的風沙吹蝕，已經與這片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那段歷史最永恆的記憶和見證。站在城樓之下，仰望天空時，我終於明白，不論是詩文還是實物，玉門關終究都是那種蒼涼的宿命，已經深植進我的骨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當我在殘陽斷亘之間，撫摸蒼老的黃土，想要尋找到曾經的文明時，我莫名感覺到了一種悲哀，這種悲哀不為玉門關，只為我自己。
因為太陽就要下山，我不能在這裡多呆，還要趕到百里之外的敦煌去，在我無法到更遠一些的馬圈灣去。實際上我知道，我此次旅行的唯一可以算能做到的，只是憑弔而已，去與不去，意義不會太大，但我卻還是深感遺憾。
帶著這種遺憾，我回首再望了一眼玉門關。殘陽漸下，玉門關略略出現了我夢裡的顏色，我仿佛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漸漸消失在遠方之中。
三
當我寫完這些文字時，我已經身在敦煌。我忽然想到了玉門關一個浪漫的傳說，用來結尾。
相傳絲綢之路上有一支特殊的商隊，他們是馱送于闐國特產“和田玉”的商隊。他們的商隊每當送到這裡時，駱駝一進關門就昏迷不能前進。一個拉駱駝的老人告訴商隊的頭領，說因為他們沒有祭奠關神，關神生氣了。最後他們採用了老人的建議，用上等玉石在城門上鑲嵌了一圈，果然再也沒有駱駝生病的事情了。而從此，也因為這一圈玉石，這裡從此被稱為“玉門關”。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忽然想到這個傳說，更不明白為什麼最終這個故事的結局，是這樣的一個傳說。現在我所能夠想到的，也許是因為我與玉門關，已經漸行漸遠了吧。
（完）
莫高窟
一
沒有文化的美國，常常出現一些說漏了嘴的文化人，我還記得Longfellow的一句話：“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譯過來就是“藝術永恆，源於時間是靜止”。這就是西洋文明的主要特點：例如一個顯赫的建築，很快就會圍上鐵柵欄，貼上“請勿靠近，禁止拍攝”的告示，如同養一尾金魚在一個魚缸里，人們拿著香檳酒站在櫥窗外指點評論——哪怕美國人總誇耀自己的文化輻射全球。
而這也是華夏文明與之的最根本區別。華夏文明所以能夠存在千年依然鮮活，在於這個文明具有“傳承性”。這個“傳承性”，不僅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繼承和不斷積累，更多時候也表現在物質上、可觀的具體形態上的擴充和豐富。哪怕是一幅字畫，收藏者都要在欣賞之餘蓋上一方雅印，或者題上一首小跋。最明顯的就是那些樓宇的牆壁上，過客雖然匆匆，卻總免不了風雅的詩人的題壁詩。可最好的例子，卻是我眼前這座莫高窟。你可以在這些絢爛的色彩和豐腴的雕塑中，找到眾多朝代遠去的身影，而且我相信，在這裡一定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歷史的心靈歸宿。
但這種傳承，在最近幾十年間，發生了決然相反的改變。粗魯如美國，他們開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積累，譬如總統山上隨時添加的總統雕塑，譬如何里活星光大道上每年增添的名人足跡，還有迪士尼經典電影庫等等。而華夏文明——至少是漢族文明——卻停止了他的腳步，隨處可見如同養一尾金魚一樣的“請勿靠近，禁止拍攝”的告示，和一群又一群仿佛與這些遺蹟與文化毫不相干，興高采烈地擺著各種奇特姿勢照相的遊客。
漢民族的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尷尬，我時常為這種尷尬覺得悲哀。因為文明是民族存在的不易前提，是民族特徵的區別標誌（Civilization identity），是必不可少的；而現在對於傳統的文明的傳承既然已經停止，他就必要產生新的文明，來成為自己的標誌。尷尬的是，我們陷入了西洋那些炊毛茹血的祖先們的境地，沒有創造文明的才能，只好模仿。最佳的模仿對象，是西洋文明。可是問題在於，西洋文明本身就不是成熟的文明，還要考慮到兩種歷史之間的衝突和排斥性，這樣去模仿，簡直是一種自殺。
這種危險性，最多的表現在兒童教育的領域裡。白雪公主也好、哈利伯特也罷、乃或是華盛頓總統，這些原本是與華夏文化毫不相干的。黃頭髮、黑眼珠、說漢語、寫漢字的中華少年，卻在津津有味地看著他們根本不能理解的黃色毛髮、碧眼、煙囪鼻的西洋童話。教師或者學前教育時，學習到了所謂先進西洋教育方法的女先生們，皮笑肉不笑地對著小朋友說：“今天，我來講《灰姑娘》的故事”。我兒時不幸未能趕上這種文明時代，可我至今也不能理解，孩子們是否知道什麼是王子、公主、城堡和水晶鞋。以及他們夢中的灰姑娘，是否還是黑頭髮、黃皮膚和說著一口漢語——倘若他們是南方人，這個灰姑娘是否會說方言呢？
寫到這裡，我才知道自己完全走題了。但這是我到莫高窟後，最先想到的一個問題，我借用了Samuel Huntington一句現成的名言，這是“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衝突）。
二
今晚是我在莫高窟的最後一晚。三天以來，我每一天都會到莫高窟去走一次。每一次當我徘徊在各個洞窟之間，我都覺得自己恨不能立刻找一個地方坐下來，千字文章，倚馬可待。但每當我真的要提起筆的時候，我卻發覺自己語言的匱乏與蒼白。
這三天來，我究竟看了些什麼，現在根本就很難想起來了。只覺得自己仿佛一個忽然落水的旱鴨子，掉入到一個色彩的大漩渦中，就這么被翻來覆去的倒騰。幾股激流互相衝擊，我就在這個衝擊的中心，感受他們互相交融而又彼此獨立的力量。
那個青褐色屬於北魏，一個金戈鐵馬的大變革時代，一個英雄和武力的時代。這不是劍與槍的顏色，是裹著鐵甲的戰馬與厚背大刀的顏色，那么的堅強有力，震人心神。最從容的顏色屬於唐朝，有心思和渴望讓畫面變得艷麗、動人、精細的，必是從容的唐朝人。他們至今還是從容地看著這些慕名而來的朝拜者，他們的從容讓我變得謙卑，讓我嫉妒地發瘋，但他們依然那么從容地把自己的畫面變得那么艷麗、動人和精細……這些色彩從我的眼中、耳中、乃至於毛孔中，灌入我的生命里，喚起了我多年來已經沉寂的對華夏文明的崇拜，與對自己的無知的嘲笑。古希臘Simonides那句“Painting is silent poetry，and poetry is a apeaking picture”（畫是無聲之詩，詩是無聲之畫），在這裡我再一次深刻領教到了。以往觀畫，觀其氣韻、落筆，而在這裡，我第一次線上條之外，找到了畫的生命力，一種倔強的生命力。
我的耳畔，響起了一個來自遙遠的聲音，我不知道他是來自遙遠的未來，還是遙遠的過去。他如洪鐘巨罄，他如金鼓銅鐸，悠揚深遠地迴蕩在這些洞窟之間，我相信他永不消逝。但當我感覺耳畔的聲音同樣將要遠去，悠遠，直至最後只能感覺到餘音繚繞的時候，我卻覺得他已經滅亡。
這種感覺很不好，我就在這樣的自信與失落之間，繼續著我的莫高窟之旅，和我的思索。
三
中午的時候，我終於決定去看一看王圓籙道士的圓寂塔。陳寅恪說：“敦煌者，中國學術之傷心地也”，也是因為有了這個王圓籙。我知道在莫高窟，也許我願意也有勇氣繞過一切文明的斷片，卻唯一繞不過他，哪怕我多么的不願意承認，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道士。
我不得不承認，對於是否要去看一眼王道士圓寂塔的躊躇，從我決定要到敦煌去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平靜地站在那座塔前，看一眼，然後離開。當我想到就是這個普通人，把那一卷卷價值連城的經書遞到斯坦因手裡時，當我看到那幾個洞窟中潔白的牆壁和拙劣的天官像時，我怕自己沒有勇氣去面對他。
這種擔心，在到達敦煌以後到了頂峰。在藏經洞紀念館中，當敦煌的導遊們，指著那個矮瘦猥褻的王圓籙像，介紹說：“莫高窟是由王圓籙道士發現的，他把他的後半生都奉獻給了這裡，對保存我們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當她把莫高窟經卷的遺失，稱為王圓籙與斯坦因的哲學交流，一種基於精神世界的互相人同時；當她把一切都歸咎為清政府腐敗，王圓籙仿佛超脫成了鞭笞政府腐敗的聖人；當她繪聲繪色地演講王圓籙如何拚命地為保護莫高窟而找縣令時，又如何絕望時，我已經憤怒得差一點要喝止她：“你住嘴！”我仿佛看到了一個民族原本一直以為已經包紮好的傷口，又一次淌出了鮮血，這鮮血如同從我的體內流出，令我肝膽俱裂。
我獨自離開了這個藏經洞，心中只有一聲嘆息：“一個民族的歷史呀，一個民族的歷史呀！”
對於王圓籙的翻案，雖然導遊講的繪聲繪色，卻不過依賴兩份檔案而已。一份據稱是王圓籙給慈禧西太后的摺子，名為《催募經款草丹》，又稱《王道士薦疏》，我在蘇瑩輝《敦煌學概要》中看過照片。還有一份就是王道士的墓志銘，名為《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我後來在他的塔前看到了實物。其實這兩份檔案的真實性都非常的可疑，而且很明顯。只要試問：一個逃兵，並自封為敦煌主持的農民，怎配向西太后上摺子？再問那個動盪的時代，讀書人本就不多，王圓籙一個湖北農民怎么可能會寫出那么生動的摺子，敘述清晰，邏輯嚴謹？而寫他的墓誌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三一年，那時敦煌學已經產生，敦煌也成為了學術的聖地，王道士和他的徒孫此時對敦煌的認識也不像剛開始時那么膚淺了，為自己樹形象而說出那些話，怎么能夠相信呢？
況且，血淋淋的事實就擺在眼前，當我們拿起《敦煌遺書目錄索引》時，五萬餘卷經書中，流失海外的就有三萬多。
我原本對於王圓籙有恨，這是一個讀書人必然的情緒，也許他不是理性的，但我依然恨他。現在我卻不恨他了，我恨那些粉飾王圓籙，為中國歷史上那段滴血的文明史掩蓋醜陋的人，而且永不寬恕！我想到了前不久關於施琅的爭論。那個卑鄙的三姓家奴，因為最後成了攻打台灣的執行者，而被改造成了一個民族英雄，“大義凜然”地在電視前說著什麼：“統一祖國！”
我仿佛看到了施琅和王圓籙，就站在我的面前，對我露出他們的嘲笑。我仿佛看到歷史搖著頭，嘆息著往遙遠的過去走了，走得那么蹣跚，背影那么蒼涼。我多么想上前去，扶一下踉蹌的他，可是我卻只能站在這裡，看著王圓籙圓寂塔上的碑刻，看著夕陽下我那越拖越遠的倒影。
我決心，明天離開敦煌了。
四月二十六日晚
（完）
《涼州詞》和那些天涯淪落的人們
一
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某一天，應該是一個春天罷，長安某一個酒肆里人聲喧譁。王之渙、高適和王昌齡在這裡喝酒，忽然有伶人唱起了樂曲，分別唱到了高適和王昌齡的詩。自命名士的王之渙正感到尷尬時，台上最美的那位伶人唱起了他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刃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她的聲音悠遠戚怨，唱得聽者斷腸。
這件事後來被記錄到《集異記》，終於和所有的傳說一樣，留在我感傷的記憶里。直至今日，當我在滾滾黃沙中奔向隴南時，面對著無邊的戈壁沙漠，耳旁依然縈繞著她淒婉的歌聲，不能自己。
美人唱的那首詩叫《涼州詞》，但這首詩並非寫涼州，而是寫在玉門關，只是當時《涼州歌》的調子流行，王之渙用了這個曲調而已。王之渙一生中只寫過兩首好詩，兩首詩里都有排遣不了的憂愁。《涼州詞》是一首，還有一首寫在黃鶴樓。
我們很難想像，《涼州曲》當年在唐朝如何的風行。幸運的是，當我們翻開厚厚的《樂府詩集》，還能夠找到《涼州六首》。在那裡我所看到的是與王之渙的《涼州詞》主旨不同的場面：當優柔的美女皓齒輕啟，以響徹雲霄的甜美聲音，唱著：“漢家宮裡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你能夠想像到莫高窟里婀娜多姿的飛天神女的嫵媚，讚賞唐朝的富強，而絕想不到邊關、沙漠、寂寞和生死。
《樂苑》里說，《涼州曲》最初是涼州府都督郭知運載開元年間進獻給皇帝的。這個皇帝，就是唐玄宗。
唐朝有很多不務正業的皇帝，僖宗李儇喜歡蹴鞠，自稱是“蹴鞠狀元”； 肅宗李亨喜歡下象棋，哪怕逃命的時候也棋不離手；莊宗愛好撂跤，常在廟堂之上與大臣比試。而眾多皇帝中，最有名的卻是玄宗，他喜歡舞樂。
唐玄宗與涼州的緣分只有音樂，除了《涼州曲》，根據宋朝王灼《碧雞漫志》里的說法，著名的《霓裳舞曲》就是唐玄宗在涼州觀燈時創作的，只是後來被附會成了葉法善的道教故事。
車窗外是飛馳而過的沙丘，漫漫黃沙一千五百年前也是這樣靜靜的，看著從這裡來來往往的人。兩首旨趣完全不同的《涼州詞》，在我腦海中交替出現。當我過了涼州，終於不得不在金昌住下養病時，我想到了那些淪落天涯的人。
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的天子和士大夫們總是想當然的認為，皇恩浩蕩，惠澤四極八荒。可是事實從來相反，中國廣袤的領土上，曾有過太多被忽略的地方。甘肅是一個，涼州當然也是的。
明朝的楊慎在《升庵詩話》里說王之渙的《涼州詞》的悲傷色彩，是“此詩言恩澤不及於邊塞，所謂君門遠於萬里也。”楊慎一句話，帶出了歷史上一群特殊的人，他們往往自稱“天涯淪落人”，一群遠離家園的同時，還遠離——甚至是被拋棄——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人。
他們或許是遠戍的兵士、貶謫的官宦、外出的商人，或許是外出尋求功名利祿的士子，也可以是名落孫山還徘徊在京城“高升店”的舉子。由於交通和通訊的不發達，造成了一種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靜止，更給這種天涯淪落蒙上了厚厚的傷感情緒，成為糾結在華夏文明心中揮之不去的傷感。
歷史上的甘肅只有三類人。一類是原住民，一種是駐紮在這裡的軍隊，還有一類是被謫貶或發配到這裡的犯官、罪人——謫貶的現象主要發生在秦漢兩朝，以後的朝代里，更多的是戍與流放——地理的偏遠，加上隨時可能出現的侵略戰爭的威脅，使得沒有人願意主動到這裡來。因此可以毫不猶豫的說，凡後來到這裡來的，都是被放逐的天涯淪落人，將要飽嘗恩澤不及的悲哀。 當然有這種現象的地方，絕不僅是甘肅，而且甘肅也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區。例如寧古塔、新疆、嶺南、房陵、朔方、登州……這些地方都是歷史上流放、戍兵、貶謫者的集結地。
這種流落的事實，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有一種世界歷史上獨有的“天涯淪落人”的文化。這種文化寄托在各種其他文化的身上，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夠窺見端倪。當李白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詩之謫仙人；當杜甫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詩之聖哲；當賈島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詩之通鬼神者；當蘇東坡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文起一代興衰之達者……不必再費力列舉下去，我幾乎可以斷定，只要歷史能夠記錄下名字的，幾乎都曾“同是天涯淪落人”。
這種文化伴隨著這些流離的人的足跡，遍布華夏各地。可以說，是他們把華夏文明傳播到了這些原本極其容易被邊緣化的地區里。正如同如今的莫高窟，不是華夏文明在這裡被邊緣化，而是那些淪落天涯的人把華夏文明帶到了這裡，並與其他文明進行堅決的對抗。
三
我已經不願意用概念和地域的觀點去探究天涯淪落人了，我要探究他們的內心。當漢民族文化本身都在被現代工業文明邊緣化的今天，還有多少人曾注意到過天涯淪落的心情，還有多少人曾體味過這種心情呢？
天涯淪落之人，都是被放逐者。無論這种放逐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是一種無奈。他必是孤獨的，卻未必自由。他們至死都能夠清楚記得自己從何處來，但卻不知道自己將要往何處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回到他來的地方。
於是他們行走在歷史中，在行走中思索與吶喊。更多的時候，是在行走中四下觀望，想要找到那個自己都不清楚就是什麼的期望。
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沒有找到。
可是，天涯淪落雖然一般表現為肉體的放逐，但並非身在旅途的人都是天涯淪落人。在旅行中，總會偶然感覺到孤獨和寂寞，也偶然會有思念，但他卻缺乏天涯淪落人最深層的特徵：天涯淪落人所不能承受之重，是同時被放逐的精神。這種精神上的流離，不乏對自我的深刻反省，勉強振作起來的對未來的信心，偶然有之的一個關於前途的點子。自然，更不缺乏孤獨和寂寞，只是這種感覺純粹源於思念，而不是像一般旅客，有孤獨和寂寞的同時，還有思念。
如果天涯淪落之人，還能夠有思念，他不會覺得孤獨和寂寞有那么可怕。思念無藥可救，思念同時可以救治一切。
身在逆旅，倦臥在病榻上。窗外是滴滴答答的夜雨聲，肆無忌憚地沖入房裡，充斥在每一個角落。世界安靜的可怕，客人忽然開始不習慣早已習慣了的孤獨，討厭這種安靜。但是能做什麼呢？從枕頭下，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三個月前就收到了的家書。雖然已經能夠倒背如流，還是借著房內那豆大的油燈之火，如同三個月前剛剛收到信時一樣，一字一句認真看下來，生怕看漏了一個字。“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至少還有眼淚可以流出，還有可以惦念的家鄉。
而當思念都沒有時，他的精神世界裡，只剩孤獨和寂寞了。
後期的李白，就屬於這種人。《擬古十二首•其九》詩里：“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讓我毛骨悚然，他大約已經孤獨之極了罷，否則不會寫出這么決絕的詩句。
在我的理解中，道教是一個屬於悲觀者的宗教，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能夠悲觀的如此徹底。李白繼承了這種徹底的悲觀，他因此是孤獨的。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除了天地外，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歷史的時間和空間裡，那么寂寞的仰望著天空。
生在唐朝，首先是李白的不幸，其次才是他的幸運。因為唐朝完全區分了政治家和詩人，李白夢想成為政治家，可惜他只有做詩人的才能。從這裡說，他是不幸的。而正是這種嚴格的區分，讓李白能夠專心做詩人，直至成為最出色的詩人。
如果前期的李白詩是天生的飄逸，那么後期的李白詩則是滄桑後的豁達。天生的飄逸成就不了今天李白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我時時為後期那些豁達到徹骨的詩句而傷感。說真的，我可憐李白：當一個人笑著哭時，人們往往以為他在笑，只有他自己知道，為什麼流淚。
說到《擬古》，恐怕很難不提蘇東坡那首《臨江仙》：“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樽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首模仿《擬古》寫成的詞，顯然只是純粹的模仿，如同一幅贗品名畫。
事實上蘇東坡做天涯淪落人的時間有限，在他的生命中，得意比失意少，加之他是宋朝文人自嘲本領的集大成者，他不可能參透那種決然的孤獨。現代心理學中也說，懂得自我調節的人，總是會在生活中活的舒服一些的。生活需要一些愚昧，否則剩下的只是真相，那就很無趣了。
我羨慕蘇東坡，並不為他沒有李白那種對一切洞如燭火的眼光，而因此有絲毫的輕視。倘若能夠快樂生活，真理在哪裡，並不重要。
天涯淪落人還有一個一直不為人所重視的心理，他們都有很深的失敗感。這種失敗感往往以對當時政治的抨擊，對命運不公的鳴辯為表象表現出來，但歸根結底，都是對自己的不滿！他或許不滿自己得不到機會，或許不滿自己際遇的不公，總之，他是厭惡當時的自己的。
這個時候，他會感覺到自己的無能，尤其是那些平常志比天高的文人。原本以為自己可以致君堯舜，名標青史的，卻最後連一個進士也沒有考上，只能遠走天涯，盼著能夠出現聖主明君，對自己另眼青睞。
天涯淪落人，總會想到一個場面：眼前是自己曾付予壯麗詩篇的大海，自己已經不是那個見慣滄海桑田的仙人，而是一枝利箭，射入大海，無聲無息。
四
這群人很少有純粹為了理想而遠走天涯的，基本上都是自傷身世的自怨自艾。他們並非不希望得到別人的可憐，相反因此他們更加重視自己的聲名，因為唯有名聲，可以成為他們蒙住他們心靈傷口的布巾。請不要因此鄙視他們的心胸，也請不必為了他們的悲慘經歷而感到傷感，因為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這也是一種生活。
我的經過涼州，我的天涯淪落。
五月一日凌晨於甘肅金昌
（完）
入川
入川
生病的人因為無事可作，總會胡思亂想，在金昌養病的兩天裡，每一天我都有些惴惴不安的感覺。西南方仿佛有一個聲音在召喚著我，並約定了時間，仿佛我若不在這個時間前去見面，他就要棄我而去，我永遠見不到他的真面目。
我清晰的知道，他是杜甫。
我原本的計畫是從隴南成縣去探訪古蜀道，但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杜甫。我曾想到過秦朝，這是一條艱險到讓呂不韋害怕，甚至不惜自殺來躲避的流放之路。況且我以為自己對杜甫的記憶不會甦醒的那么早，至少應該等到入川以後。可是這種記憶如同在我腦中生根發芽，迅速成長了。
我終於決定先去秦州，也就是如今的天水市，追尋杜甫的足跡。但文章的題目我在莫高窟時就已經確定了，還是叫《入川》。
一 大唐乾元二年
大唐乾元二年，即公元七百五十九年，是中國歷史發生大轉折的一年。是年三月，九節度使六十萬大軍在鄴城徹底潰敗，似乎暗示了這個世界歷史上一度最強大的王朝即將沒落的前途。但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安史叛軍，也並沒有因而贏得光明的前途。史書上說得明白，也是這一年，兩年前在洛陽殺了乃父安祿山的安慶緒，被史思明殺死在鄴城，安史叛軍的末路也鋪張開了。此後歷史每隔兩年重演一次，先是史思明死於其子史朝義之手，接著是兵敗流亡幽州的史朝義自縊，被李懷仙斬首獻給朝廷。
八年的安史之亂最終沒有勝利者，除了失敗者外，更多的是受害者。也許，每一場戰爭都是這樣的。
這也是平淡的一年。史官們甚至連杜撰一次天文異兆的力氣都沒有了，陪著他們的皇帝四處躲避叛亂，因此天氣也和往年一樣。早春二月，三峽的風很急，帶著厚重的寒氣。被流放夜郎的李白在巫山遇赦，掉轉船頭自江陵返回。他以後的詩還是如從前一般灑脫，唱著“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游離在湖南境內，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但中國的文學史，還是在這一年發生了轉折。李白在湖南不久就生病了，三年後死在當塗。他死前的一年，王維也死了。此後直到大曆五年，即公元七百七十年杜甫病逝於耒陽的船上，曾經皇皇乎，強哉嬌的盛唐詩歌王國里，只剩下一個孤獨的杜甫。
這一年，身在陸渾山莊的杜甫四十八歲，正當壯年。可惜就在去年，他因為給房琯求情，由原本就職位卑微的左拾遺，被貶為相當於地方官幕僚的華州司功參軍，可以說他那本就不順的仕途已經結束了。但此時他雄心猶在，認定了皇帝會回心轉意，因為大唐現在最缺少人才。至少他堅信自己是一個經世治國的大才，而絕非是僅僅能夠寫幾句詩的清客。因此春分剛過，他就匆忙地趕回洛陽去，繼續尋找那虛無縹緲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夢。
此時他不是不知道，全國都在為鄴城的大決戰惶惶不安。相反，正是因為他很清楚唐王朝在這裡部署了強大的兵力，才敢於那么放心的上路。可占有絕對兵力優勢的唐朝軍隊，最終還是敗了。我們已經無法知道當年那場戰究竟是怎么打的，但經過鄴城前往洛陽的杜甫，顯然非常清楚。
到這一年夏末的七月，由於戰亂加上大旱，引發關中饑荒，物價飛漲，杜甫不得不棄官從華州前往秦州，尋找他的生計。在這之前的幾個月里，他於洛陽和華州之間一去一回，並寫完了幾首與那場鄴城之戰相關的詩，後人一般統稱之為“三吏”和“三別”。
二 從華州到秦州
金昌到秦州路途比較遠，但因為近幾年修了一些高速公路，所以一大早上路的我，大約只用了一個上午就完成了路程。在路上，看著車窗外快速倒退的路邊的樹木，我清醒的認識到自己將要回到哪裡。這種快速的時空轉變讓我忽然有一些慌張，於是我慢慢復甦自己對杜甫的記憶。
杜甫原本的打算是到秦州投靠自己的侄子杜佐，絕沒有料到自己會在兩三個月後就要離開。可事實確實如此，秦州變成了一個中轉站。實際上，乾元二年這個歷史上一個普通的年份，卻是杜甫個人歷史最關鍵的轉折點，甚至因此可以算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以前的杜甫，只能算是一個詩藝高超的愛國詩人，而從這一年開始，他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詩聖”。
唐朝是一個大時代。這個時代里詩人輩出，並各有自己的閃光處。純粹從文藝批評的角度去說，杜甫寫詩的才華決不是冠絕大唐王朝的。而如果“聖”只是一種品德的褒揚，那么縱觀那些在文學史上留名的唐朝詩人，誰的個人素養會特別差呢？他們基本上都具有熱愛國家和同情弱者的品德，可後來卻只有杜甫被冠以“詩聖”之名。
我曾經看到一些學者指，杜甫被稱為“詩聖”，是政治包裝的結果。我記得當時自己笑了，是嘲笑。雖然我見過最早推崇杜甫為詩聖的文字，是在清朝人葉燮的詩里，但這與杜甫本身是不是詩聖，及杜甫為什麼是詩聖並不相干。
政治包裝的明星的生命力豈會長久？他們頂多活在某個特定的朝代之中。老百姓也許會因為缺乏辨別信息的能力而被誤導，但文人和知識分子卻不會。高傲的中國文人別的本事不怎么樣，但看人的本領是不錯的，這也是他們一向吝嗇讚美別人的主要原因。因此若不是真心的折服，任你是天王老子，他也許會口頭附和著表揚幾句，但決不會寫入自己的文字里。因為每一個文人都深信自己的文章可以流芳千古，所以每一個字的下筆都要慎重。可就是在這種被稱為“文人相輕”的中國文人生態中，卻從來不會缺少對杜甫膜拜頂禮的人。誰有那么大的力量控制他們的言語？只有杜甫自己。因為政治的權力如同兌獎的禮卷，只在規定時間內生效，否則的話，就是那些學者以為唐朝以後的中國文人都瞎了眼。
可為什麼杜甫是詩聖呢？縱觀中國詩人那些美輪美奐的詩歌，從來不乏大氣、豪言和壯語，也不缺乏典雅、透徹與深刻，唯獨缺乏一種“大愛”。那些與杜甫一樣身處士大夫階層的儒者，之所以無法像杜甫那樣成為“聖”，就是因為他們缺乏這種大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幾乎是所有儒生做人的準則。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可以做到“胸懷天下”，成就一世英名，但是他們還是無法入聖。只有杜甫一人，不論窮達，始終在“胸懷天下”四個字後面加上兩個字，那就是“胸懷天下蒼生”。
前者我稱之為大志，後者我稱之為大愛，這也就是我之所以認同杜甫為詩聖的原因。
這些思緒整理完畢後，我也到了天水。與甘肅大部分的城市一樣，這裡樓不高，路較寬，太陽照在黃蒙蒙的地面上，像是發黃的照片裡的傳奇故事，透著一股沉甸甸的歷史的氣味。吃飯的時候我詢問了南郭寺的方位，飯後馬不停蹄地奔向城南彗音山。
南郭寺就在那裡。遙想當年，面對忽然到來的杜甫一家，那位杜佐大約嚇壞了吧？他絕對沒有經濟能力，負擔這么多張嘴的，甚至提供不了那么多張床。所以到達秦州的杜甫，最終還是搬到了南郭寺。他原本計畫的投奔，開始變成了逃荒。
過了籍河大橋後，我開始沿著一條芳草萋萋的黃土路往山頂爬去。風好像特別的大，南郭寺就孤零零的佇立在那山頂之上，也仿佛在風中搖擺著，連線著天空的寂寞。這是一座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的古剎，卻只因為杜甫的光顧而聞名。杜甫在《秦州雜詩》中，寫到了這座寺廟的環境：“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鍾邊。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終於進得山門，雖然是下午三四點鐘，寺內卻空空蕩蕩的，沒有什麼遊人。亭廟間縈繞著低沉的誦經聲，偶然有幾匹鳥兒在眼前出現。杜甫詩里那棵橫戈庭前的古樹還在，看介紹才知道已經有2500年樹齡的古柏，只是號稱“北流泉”的井已經不見了。
當年杜甫的住所，是一個十幾平米的小院子。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所很普通的小院子，如果不是因為改造成杜少陵祠堂，只怕會更普通。這裡很安靜，對於現代人而言，想要有這樣靜謐的生活環境，非得賺大錢買別墅不可。可對於那時的杜甫而言，這種安靜是可怕的。
杜甫就是站在這個院子裡，聽著衝破黑夜不斷傳來的撞鐘之聲，一步一步把自己帶到對一家人前途的擔憂中去。來秦州前他就已經一貧如洗，加上一家人旅途的開銷，到達秦州後他們基本上已經身無分文。“囊中空羞澀，留得一錢看”，原本以為侄子能夠幫上忙，但是兵荒馬亂的時節，大家自顧不暇，誰還有能力照顧這么大的一家子的生活。還好侄子總算資助了一些，雖然微薄也廖勝全無。但他已經不得不自謀生路，開始去采些草藥來換錢了。我看了看四周的山巒，遙想著當年杜甫煢瘺的身影，攀爬在這些山丘之間，不由得傷感唏噓。雖然在戰亂的年代裡藥是緊俏物，可是嘴太多，而且靠賣藥為生的人肯定不少，杜甫絕對已經開始擔心還能在秦州活多久了。
但他毫無辦法。今夜月明如洗，使他想到了朝廷。不知道戰局發展到什麼樣了？去年六月他被貶到華州後，還寫了《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主張渡河北進，直搗叛軍巢穴。可是朝廷顯然沒有重視，否則不會有鄴城那場戰鬥。杜甫感到了才智不能抒的壓抑，更感覺到了自己的無能。
偶然間他想到了李白，這個他此生最敬佩的一個天才。這種思念在瞬間膨脹，讓他不能自抑。他當然記得自己的三十三歲，那時他第一次在洛陽見到了比他大十二歲的李白。當時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仕途失意。他們約定秋間同游梁宋，後來兩人還在梁園遇到了高適，就在那裡豪飲遊獵，談古論今，一直相處了一個秋天。李杜一直到北上濟南，才分道揚鑣，而高適梁園會後，就獨自南遊楚地去了。
第二年春天，杜甫又在袞州見到了在那裡探視家屬的李白，於是又同游泗水。隨後兩人去會齊州司馬李之芳，剛好北海太守李邕也在，四人同遊歷下亭。這次盛會成為了杜甫一生念念不忘的愉快記憶，直到十四年後的今天，還是歷歷在目。
他不知道自己以後沒有機會再遇到李白了，命運的事情，他怎么會知道呢？但是他已經聽說了李白被流放夜郎的訊息，雖然自身難保，卻還是免不了擔心。就在不久前，他還寫了兩首《夢李白》。今晚他又想起來，擔心李白承受不了流放之苦。顛沛流離的生活讓訊息變得閉塞，他根本不知道李白已經在自己一家人累然若喪家之犬時，於中途獲赦，現在正在湖南優遊。
在秦州的兩個月里，他就這么每日憂心忡忡的過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因為他不知道國家的未來命運如何，而他卻知道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只能把這些情緒傾瀉到詩里，所以雖然在秦州不過兩個月左右，他卻寫了一百一十七首詩，可見他當時多么的痛苦。
正當他惶然無計之時，一個叫宰蓋的同谷縣令給他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到同谷去居住。這是我昨天去飛龍峽杜甫草堂時，聽導遊說的。但她只說宰蓋，卻沒有說他是縣令。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中國的文人痛恨的幾個人中，一個是莫高窟的王圓籙，還有一個是同谷縣的縣令，只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宰蓋。
導遊宣傳說宰蓋盛情邀請杜甫，而且歷史上同谷十分富饒，我們都姑且相信吧，杜甫也相信了。在秦州已經山窮水盡的杜甫立刻舉家搬遷，去尋找他那位命里的貴人。
三 從秦州到同谷
當時的杜甫絕對不乏對一家人到達同谷後的生活的假設，他都幻想過什麼呢？我並不知道，總之他迫不及待的出發了，甚至等不及天亮。我不知道杜甫離開秦州的具體日期，根據《發秦州》詩里的描述，應該是在十月的一個子夜。那是一個已經有了寒意的子夜，月亮磊落光明，給大地萬物鋪上了一層霧一樣的白霜。杜甫一家人就踏著這片月色，無聲無息的離開了秦州。也許是他不想被別人知道，也許是別人根本並不在意。
出於預算的原因，我沒有在秦州住宿，從南郭寺下來後就直接往成縣——也就是當時的同谷縣走了。因為修了不錯的公路，我只花了三四個小時就到達了，到的時候居然才晚上八點多。而這段路，杜甫一家人卻走了將近一個月才到達。當然他們人多，而且當時沒有現成的路，需要翻山越嶺。從他這一時期的詩中，大體可以看出來他經過鐵堂峽，到了鹽官城，過寒峽、法鏡寺到了青陽峽，最後到了同谷東的龍門鎮、石龕、鳳凰台等地。
雖然一路艱難萬分，他卻對不久的將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因此他一路作詩，非常樂觀。他大約沒有少對自己的妻兒們說過這樣的話吧，“到了同谷，就好了”。他的妻兒們，大約比他更渴望那個叫做同谷的地方吧，每一次聽到這句話，都會歡呼雀躍。這種快樂太大了，大到甚至讓杜甫等不及到達同谷縣城，在只是縣界的積草嶺就表達了他對宰蓋的感激，寫詩說：“邑有佳主人，情如己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轉眼到了十一月，同谷縣城中已經是白雪遍地。雖然此處的氣候已經與蘭州諸地的黃沙漫天不同，但西北地區特殊的大氣候，還是顯得要比其他地方冷得殘酷。早早躲進被窩裡的人們，沒有注意到城裡來了一群衣衫襤褸的外鄉人。他們衣衫單薄，仿佛不知道已經是冬天了一樣，穿著夏天的衣服。看起來是一家子，其中一對大人懷中抱著孩子，手上還牽著幾個稍微大一些的。丈夫亂蓬蓬的白髮像滿天飛舞的雪花，在風雪中搖擺不定，白的苦澀。妻子手上臉上長滿了凍瘡，已經分辨不出樣子。那幾個孩子也是瘦弱的嚇人，臉色蒼白，不斷的往家長身上擠，希望獲得一點溫暖。當時的人們沒有想到，同谷縣的歷史會因為這群人的到來而改變，更沒有想到一千多年以後，這個餓死了他們幾個孩子的地方會有這么多人靠他的名字吃飯。
他們就是長途跋涉後，終於到達同谷縣城的杜甫一家子。雖然今天晚飯後，我還特地出去逛了一下城關鎮，我卻還是沒有一點關於杜甫在城關鎮的證據，無法復原他們當時見到宰蓋的情形。這一段歷史仿佛被上天悄悄抹掉了一般，是不是上天也覺得那段過往太惹人心酸呢？
傳說中的這一段歷史，確實是辛酸無比的。在傳說里，那位杜甫口中的“佳主人”忽然失心瘋一般變卦了，不僅沒有給他們任何幫助，甚至連住所都沒有提供，這也就是後來杜甫在同谷的住所為什麼在郊外偏僻的飛龍峽，而不是在城關的寅賓館的緣故。
但傳說到這裡又嘎然而止，沒有人知道更多具體的細節。許多人對這一天有許多的想像，有人想像杜甫大義凜然地帶著家人離開了儘是小人嘴臉的縣衙，甚至有人想像杜甫還說了一堆豪壯的話。但我寧願想像杜甫曾經在風雪中苦苦哀求，請求宰蓋至少給他們找一個地方住一晚，吃一頓飯，並且宰蓋總算沒有天良泯滅，答應了這個請求，哪怕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來趕他們離開。
因為我更不願意想像這樣的畫面。在風雪的夜晚，月亮也照在這座城池上，冷冷清清的大街上，站著一群剛剛經過長途跋涉，衣衫襤褸的外鄉人。他們滿面蒼白的顏色，與那冰冷堅硬的城池一樣，在這夜裡滄桑地等待。天下間只剩下各種各樣的孤獨的倒影，沒有一個人。那是我們的詩聖，讀書人心目中的神，卻只能在這樣的一個大風雪的夜裡，一家人擠在誰家的屋檐之下，相互依偎著取暖，孩子們喊著：“我餓……”，杜甫再也不敢想起自己曾經在路上對妻兒們說：“到了同谷，就好了”的話，他甚至沒有膽量嘆息，就這么躲在屋檐下，偷偷看一眼天上的明月。
還是那輪明月，他曾經賦予詩情的明月。
四 同谷七歌
五月二日清晨，我起得很早，因為今天終於要到飛龍峽的杜甫草堂去了。讀過杜甫的詩的人，大約都不會忘記一組詩，名字是《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當中記錄了杜甫一家人在同谷縣一個月的生活，那杜甫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個月。
我其實一直猜不透杜甫為什麼會把家安在同谷縣東南郊。不能住在城裡，這是可以想到的，他們既住不起客棧，也租不起房子，只能自己想辦法。可是，為什麼是東南郊的飛龍峽呢？此處距離縣城有三四十公里遠，就是如今我走的時候，還覺得艱難。你看那清泥河兩岸眼看就要崩析的峭壁，著實讓人擔憂。果然曾經就有石頭崩落谷底，成了一堆亂石，大如民房一般堆積在一起，把飛龍峽口塞得嚴嚴實實。青泥河就從這亂石灘里硬闖了一條路來，彎彎曲曲，逶邐地穿過這條峽谷，直奔嘉陵江去了。那么當年的杜甫，又何必走到這么艱險的地方來呢？
遠離需要貨幣交易的居民區的杜甫一家人，自然是要靠山吃山了。杜甫的《同谷七歌》里也確實是這么說的。“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他們一家人在這山野之間靠著撿一些橡、栗充飢。也許別的季節會好一點，可偏偏是冬天，而且還下著大雪，山上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用來充飢的植物了。可肚子不乾，只好和他的兒子上山在雪堆里挖，結果是沒有挖到任何東西，一家人只能相對哭泣。“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也許懂些武功的人會好一些，可以抓一些野生動物來充飢，可惜他們一家要么是文弱書生，要么是婦孺，沒有被野獸攻擊已經算是幸運了。也許有一個青年在會好一些，至少可以賣一些苦力換糧食，可惜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也許……沒有也許了，歷史已然過去，發生的事情終究發生。杜甫的子女中，有人就在這短短的一個月中餓死了。也許那時的杜甫，已經存著必死之心了吧，“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導遊是個浪漫主義者，這個年輕的女孩子不斷的和我介紹四周的風景，並介紹說杜甫是一個喜歡旅遊的人，還說唐朝的詩人都喜歡旅行。他在同谷選了好幾個地方，因為這裡風景最好，所以才最後決定在這裡蓋幾間草房，也就是現在的杜公祠。她還特地向我強調，全國三十七處杜公祠，“我們同谷縣歷史最悠久，根據記載，在宗微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一一二三年就建造好了。”我點點頭，表示對他們的佩服。
杜公祠就在飛龍峽西岸，當年的幾間破茅屋，早已經不在了。如今是一所傍山築起的小建築，很像北京地產廣告裡所謂的獨棟別墅。才進山門，就能夠看到院子中央立著的杜甫的石雕像。果然像導遊說的，長衫加雙翅軟帽，一幅飄逸之像，可導遊非要我從那石雕像眼中看出杜甫憂國憂民的神色來。坦白說我真的沒有看出，大約我對造型藝術不會欣賞，就如同我一貫不知道什麼是人體藝術一樣。
雕像後則是一些平房，兩側立著石碑。我因為來早了，草堂里空得很，導遊說這幾天人會多起來，因為五一節到了。我對那些雕刻、摩崖沒有什麼興趣，這些基本上都是慕名而來的文人的雅題。放著一個詩聖杜甫不管，我哪裡有心情去看那些杜甫的仰慕者的表演呢？
五 入川
杜甫也沒有心情管別的了，他這一家子又要開始一次遷徙。這一次，是他今年第四次遷徙，也將是最艱難的一次——從飛龍峽往南，入川！
有人說是高適寫信給他，也有人說是他給高適寫信，總之他要去四川找那個當了彭城刺史的老友高適去了。實際上我一直認為高適沒有寫信給杜甫，杜甫也沒有寫信給高適，因為他去同谷之前絕沒有想過自己會這么狼狽的離開，更沒有想到會這么快。古代的交通不便，就算杜甫一到同谷就決定去找高適，郵件往來也不會那么迅速。只不過是杜甫偶然得知高適在彭城當刺史，在無路可走的時候，為自己一家人的命運尋找運氣的一次冒險。
我甚至相信，杜甫的入川，根本就是一次破釜沉舟。能在這次遷徙中活下來，是賺的；活不下來，就是命。一個月在同谷的生活，可以算是杜甫一生中最悲慘的日子，雖然杜甫的一生沒有太多安定的時光，但他往往能夠一笑視之。但這一次不行了，否則他不會甚至等不及春暖花開，就冒著風雪入川去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如此清楚地在自己的《發同谷縣》詩里，記錄下離開同谷的日子：“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也就是說，不論他是生是死，他都會永遠記住這個日子了。
杜甫是沿著我腳下這條清泥峽谷，一直順著嘉陵江，進入四川的。我就沿著這條路，向前走了大約五公里，因為導遊不幹了，只好折回。也只有親自走過這條路，今天看這篇文章的讀者，才會明白為什麼我說杜甫這一次是破釜沉舟，抱定必死的決心入川了。
不必說他對於高適是否會接濟自己心裡沒有底，一個月前宰蓋的教訓還在，他怎么能放心得下？雖然後來事實證明了，高適是一個不錯的朋友，而且因為嚴武等人對他都不錯，他甚至在四川當了官。也不必說他對於高適在彭城的訊息是否可靠還存在擔心，因為高適是在五月份才當上彭城刺史的，杜甫那個時候還在洛陽與華州間遊走。就是那條蜀道，和這場大雪，他對自己這一家人能不能生入四川都深感擔憂。李白的《蜀道難》仿佛就響在他的耳邊，也響在我的耳邊。
直到今天我去走時，這裡依然沒有特別像樣的路。唯有一條尺寬的獨輪車道，就這么懸掛在懸崖峭壁之上。導遊說當地流傳著這樣兩句民謠，說此處的地形是“隔山不遠隔河遠”，“對面能說話，見面需半天”，確實把這裡的地形說活了。你看這一路下來，全是懸崖峭壁，而兩個懸崖之間的距離並不遠，正是“山高澗深”的地形的代表。在這種路上走，好天氣都危險，更何況幾個老弱病殘在下雪天呢？難怪仿佛已經下了狠心的杜工部，也對此產生了後怕，乃至於有《泥公山》里：“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匆匆”的勸告。
杜工部後來寫了一首詩，叫《皮木嶺》，寫出了這一路的艱難：“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乾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斗，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髮，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懸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當今天我再一次讀到這首詩的時候，還是會覺得膽戰心驚。
六 結尾
我的思緒到這裡，總算停止了。回頭再看時，才發覺自己已經寫了這么長的一段文字，而時鐘也已經指向清晨七點鍾了。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乾元二年，讓唐王朝的子民們承受了許多不能承受之痛，這些在杜甫的三吏和三別中可以找到完整的影像。而乾元二年，也讓杜甫承受了他生命之中最悲慘的一段時光，同時承受這種相似之痛的，還有許許多多普通的老百姓，只是我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而已。正是因為乾元二年里，杜甫完全與最底層的普通人一樣生活過，痛苦過，絕望過，他那種千古文人中獨有的大愛精神，才會深深滲透到他的生命中，成為他與其他詩人最大的區別，也成為了他真正成為中華民族詩聖的開始。
如今，杜甫的入川就此結束，我的入川卻才開始而已。
五月三日清晨於成縣
古蜀
因為下雨，遠的地方是不能去了，我決定去郫縣看一看。
從成都到郫縣不過十餘里路，一路上淅淅瀝瀝地下著雨。從青城山飄來的幾片浮雲，在川西平原上纏纏綿綿地迤邐，朝著長江去了，我的思緒就糾纏在這些時斷時續的春雨中。並不遠的距離，我仿佛走了比入川時更遠、更艱難的路，覺得疲憊。之所以會這樣，是我清楚的知道，入川時我知道我要到哪裡去，但現在我卻不知道自己會往哪裡。
“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然”，我竭力試圖復原一個遠古的古蜀王朝，可我的腦中卻只有斷片而已。
一
在滅亡了古希臘文明的馬其頓鐵騎一度抵達亞洲和非洲的同時，中國廣袤的西南方正在進行一場令人琢磨不透的戰爭，那就是秦滅巴蜀之戰。這場發生在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的戰爭，針對的不是東方雄起的諸侯們，也不是式微的周朝，而是微不足道的西南巴蜀。當時沒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秦朝為什麼打這場仗，直到許多年後秦朝點燃兼併六國的烽火時，人們才都從中看出了秦朝統治者的遠見。
這場戰爭的籌劃者之一司馬錯，依然在《戰國策》里得意地訴說自己的天才遠見，告訴我們：“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最關鍵還是這一句：“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那時的秦朝，就已經開始了統一的思維，而其他諸侯還局限在爭霸上。
統一的概念，並不是簡單的領土和並。在冷兵器時代，疆域的概念會在不斷的戰爭和白骨上，隨時發生更改。如果沒有文化的統一，那么一切關於統一的戰爭都是暫時的，沒有期限的。秦的統一是中華大地上關於文明的第一次大統一，他創造了條件，讓許多原本相互獨立的古文明發生交流、融合，並最終統一在華夏文明這個大概念下。這種交流和融合，可以說是一次鳳凰的涅磐。我們無法斷定，那些參與交流並最終融合的古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是死亡了，還是重生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出現了華夏文明這個可以統領中華文明的字眼後，那些來自遙遠的歷史深處的古文明，就已經成為了歷史的某些符號，成為了永遠的傳說，不可再現了。
我們無法為這樣的涅磐產生太客觀的情緒，有人悲哀，有人淡然，都是對的。
古蜀文明在公元三百一十七年的那場戰爭以後，永遠成為了一個傳說。這次戰爭後，古蜀文明走在了此次融合的最前方，此後伴之而來的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大移民風潮，促成了他最終滅亡在茫茫的歷史之中。雖然通過現代考古學相繼發掘了幾期三星堆文化遺址，並據此把古蜀文明推演到了新石器時代，斷代了其越四千年的文明進程，但由於古蜀沒有文字，或者是不使用文字，所以一切關於古蜀文明的考古研究，都找不到太多的第三方證據，他依然是一個謎題，神秘的恍惚。
還好有一個郫縣，它是唯一一個可以確定，曾與古蜀文明有過交集的倖存者。現在所能夠找到的關於古蜀的最早的文獻，基本上集中在漢晉期間，數量也比較少。其中揚雄的《蜀王本紀》，還有就是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最經常為學者們引用的文獻。兩個文獻都提到了一個地方，那就是郫縣。
二
郫縣是一幅新興的鄉鎮的模樣，屋宇磊落。因為下雨，街上的人很少，只聽到雨落在水泥地上的啪啪聲，雜著我有些失望的腳步聲。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郫縣是這樣的。但這一切似乎又在我的預料之中，只是我自己心眼窄，還是會因此覺得失望而已。
一到郫縣，遠遠就能看見一片赭色短牆圍成的建築。牆內一片蔥鬱的古柏之中，平疇隆起兩座山丘般的青冢，仿佛寫在史書上的句號，這句號之前寫著三個字：望叢祠。古蜀的歷史在這裡結束，於是這個句號顯得有些沉重。
旅遊高峰期剛剛過去，望叢祠顯得十分冷清。噼噼啪啪的屋檐落雨聲，仿佛要把我帶到一個富饒的古蜀中去，聞一聞那四處瀰漫的稻花香。接待員大約也覺得奇怪，我怎么會冒雨到這裡來遊覽，卻還是領我進去了。
因為郫縣也開始大力發展文化旅遊，所以望叢祠建造的也和其他文化名勝一樣，各種亭台樓閣遍布祠中，若非因為天氣的緣故，我準以為自己是置身於北京的某個公園裡。有一個清漪園，有一個聽鵑樓，又有一個回清閣，還有一個稻蓀樓等等。這些建築依著一個不大的湖，置身其中，聽那“大珠小珠落玉盤”之聲，看那“滄浪水深青溟闊”之景，數一數湖中那些互相推擠的漣漪的數目，倒也不失風雅。在那湖外是花圃數畝，已經是“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了，導遊還是不免介紹一句，其中最多杜鵑花。
望叢祠中之所以會有聽鵑樓和杜鵑花，是因為一個有許多版本的傳說。此處名為望叢祠，是紀念兩個古蜀王，望帝杜宇和叢帝開明。《蜀王本紀》里說開明原本是蜀相，治水去後，望帝和他太太私通，自覺慚愧，就禪位給開明。因為他是有道明君，走的時候滿天的杜鵑哭泣。《華陽國志》只是說瞭望帝禪讓，卻沒有提私通一事，但其離開時杜鵑哭泣，卻也說得比較明白。此後才逐漸演變成瞭望帝化為杜鵑的傳說，只是私通一事畢竟不是很光彩，無法自圓其說。有一個版本顯然出自高人之手，結合了《本紀》中望帝之妻朱利於其中，說朱利是開明的青梅竹馬，但卻是望帝的太太，望帝後來知道了，就禪位給開明。只是因為思念朱利，化為杜鵑進宮看她。朱利也思念望帝，於是也化成了杜鵑和他一起飛走了。也正是因為這種如同梁祝化蝶般的浪漫悲情，李商隱才會寫“望帝春心托杜鵑”這樣的詩句。
還有的版本的傳說，是開明繼位後不思德政，已經退隱荒山的望帝想要規勸他，但是進不了宮門，只好化為杜鵑到他面前哭泣到吐血，使他又勤政愛民了。所以杜甫等人的“杜鵑泣血”之類的詩句中，雖然還是講望帝化成杜鵑的典故，卻不是李商隱那種柔情篇，而是愛國篇了。
這些都是傳說，即便是《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也是根據一些神話傳說撰寫的，其實無法作為太嚴肅的資料來使用。文獻中，望帝杜宇和叢帝開明是和舜禹一樣的上古名君，望帝勸民務農，於是使得蜀中大地遍地稻香，民生富足。叢帝開明則是一個水利專家，曾經在蜀國大水時，和大禹一樣開山疏河，避免了蜀地成為澤國。在這以後的傳說中，李冰父子建造著名的都江堰時，曾經得到了開明疏水的圖紙，以此才建成了那個至今在發揮作用的偉大建築。
雖然文獻的匱乏，使得這些傳說無法得到證明。但古蜀的富饒，卻可以在文獻和考古學中都找到證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了一個仿佛天堂般的地方，說“西南黑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按：即成都平原），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華實，草林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這就是古蜀。三星堆的考古更證明了這一點，數目龐大而製作精美的青銅器、玉器和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等等，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富強的古蜀王國的實力。
我的神思於是飛到了五六千年以前。就在我腳下的這片川中平原之上，仿佛滄海般廣闊的稻浪，一波連著一波向我襲來。圍著這片金黃色的海洋的，是連綿的山巒。山中一派翠綠，偶然從稍微稀疏的一片樹林子裡看到了銀白色的河流，就這么順著山脈緩緩流下，注入這片長滿了五穀的海洋中。風吹過，鸞鳥飛來，她動聽的歌聲，吸引了林中的百獸，就這么靜靜的蹲在他的身旁聆聽，鳳凰起舞了，帶起一陣香風。
三
出瞭望叢祠，我還準備去一個名為古城遺址的景點看一看。
廢墟都比較難找，因為凡稱為廢墟的，在形態上都很平凡。當我終於找到古城遺址時，也是看到了一段如所有廢墟一樣平凡的矮牆。每一處廢墟都能夠讓我嘆息文明的逝去，因為廢墟的記憶建造在文獻的字裡行間，我總能夠從文獻中想像到廢墟當年的輝煌。但站在這段矮牆前時，我只是有一些感傷他的寂寞，別無他想。而他卻連我的感傷也不領受，依然在這雨中默默迎送時間。
這個古城廢墟，其實已經和古蜀無關了。
秦滅蜀時，最後一任蜀王選擇了用悲壯的抵抗，來捍衛古蜀國最後的尊嚴。秦滅蜀後選擇蜀人來做蜀候，類似於當年周分諸侯、漢分藩王、現在分特別行政區一樣，蜀地還是一個看似獨立的小王國。但這只是安撫亡國的蜀民的權宜之計，因為秦朝需要時間來沖淡蜀人亡國後的抵抗情緒，並為自己能夠在蜀地永遠經營準備條件。所以蜀候並不像蜀王那樣對地方具有統治力，實權掌握在秦朝派去的各種執行官。而在最後秦國準備好完全吸收古蜀，設立了蜀郡之時，因為謀反或者被認為會謀反，秦國已經殺了三個蜀候。
情緒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是可以逐漸解決的。秦國的問題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滅蜀後不久，秦王命令張儀、張若首先開始修建成都城。傳說張儀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那就是無論他在什麼地方修建城牆，都會倒塌。如此幾次，直到大江之中爬出了一隻烏龜在成都那裡走了一圈後一命嗚呼，張儀命令士兵沿著烏龜爬過的痕跡建設城牆，於是就成功了。因為烏龜爬行的彎彎曲曲，所以後來的成都城也是南北不正，並獲得了一個“龜化城”這樣、在現代人看起來不太雅觀的美名。
其實類似的傳說，在其他地方史中也經常可以見到，其相似的程度有時候僅僅是名詞改變了而已，而他們的年代卻有的相隔千年，這不得不說是中國地方文化一個有趣的特點。但閒話休說，與此同時開始建造的城池，還有兩處。一處是現在的邛崍，當時稱為邛城。一處稱為郫城，也就是現在的郫縣。三座城池建成後，如同一個堅固的品字，牢牢掌握住了巴蜀地區的中心地段，從而開始秦朝對蜀地的絕對控制。
我再看一眼這段古城遺址，相信應該就是這個時候所遺留下來的。他就好像是一個分隔設定，分隔了古蜀和後來的歷史，決不讓人踏足。
四
郫縣的最後一處要去的地方，是離望叢祠不遠的揚雄墓。沒錯，就是西漢那個在辭賦上和司馬相如齊名，而現代學者稱：研究古代文學、哲學和語言學都不能不讀其書的揚雄。
我覺得，如果按照考古學的斷代，古蜀文明到了西漢才真正滅絕的話，那么揚雄就是最後給這個文明畫上句號的人。身為郫縣人的揚雄，一生的仕途不順，甚至還在王莽篡漢時差點丟了性命，卻在學術史上建立了不可逾越的地位。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進行地方史研究的人，除了《方言》一書外，我在上面提到的《蜀王本紀》，也是他的著作。郫縣以一個揚雄來最後終結自己的歷史，也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讓他直到隕落，也如同流星那般，必要發出無限的光彩，令人矚目嚮往。
在活活的泥濘小徑中慢慢走著，路邊是一些稀鬆的小樹。雨已經不怎么下了，但路確實不很好走。我一路回想著在郫縣的聞見，忽然就很感傷起來。我想，那些行將飄出蜀道的浮雲，都要到這裡來道別，纏繞留戀一番吧。否則你看這天上紛紛紜紜的是什麼？浮雲自由，卻總有排遣不開的寂寞，這寂寞就是鄉愁。於是我又想起了一些關於杜鵑的詩句，他們與家鄉有關。李白唱著：“蜀中曾闡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一腸斷，三春三月憶三巴”，胡曾唱著：“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
終於在一個小土堆前，找到了揚雄墓。如同一個鄉間的小土地廟，矮矮的一個盒子般的小建築，裡面是一個雕塑的五官模糊的揚雄神像。楣上歪斜地刻著“揚子云墓”幾個字。
五月十一日夜於成都
（完）
匡山書院
這是一條近乎廢棄了的羊腸小道，順著他一直走，就能夠到匡山深處去。少年時的李白，就沿著這條路，進匡山讀書去了。
許多年過去，這條朝露未乾的野徑有了一個響亮的名號：“太白小徑”。
一千六百年後的這個清晨，這條路上只有一個我，小心走在濕透了的碎青石路面上。羊腸小道依然像是快要廢棄了的模樣，顯然很久沒有人來過了。我幻想著找到當年李白入山時的腳印，能夠讓我趕上他的步伐，看一看他的模樣。但整個空曠的山谷里，只有我略顯得孤獨的腳步聲而已。
我要從這裡去找尋一個可能永遠找不到的李白，正如當年的李白希望從這裡開始尋找他那虛無縹緲的未來一樣。
一
匡山深處，有一個趙蕤，李白要去找他。
趙蕤是一個有名的縱橫家。蘇頲《薦蜀中名士疏》里說，當時的蜀郡有雙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但如果要用詞準確一些的話，趙蕤其實是一個縱橫術家。因為縱橫家如張儀、蘇秦等，固然沒有什麼關於縱橫術的著作流傳，卻以三寸不爛之舌遊走於諸侯之間，成就了自己的一世偉業。趙蕤專門研究縱橫術，卻擔負著隱士的名聲，一生沒有把自己的縱橫術付諸使用，因此他只能算是一個縱橫術家，也就是現在的學者。
我在新舊唐書里都沒有找到關於趙蕤的傳記，只有《新唐書》的藝文志的雜家一類，看到過一行字：“趙蕤，《長短要術》十卷。字太賓，梓州人。開元，召之不赴”。後來孫光憲大約看過了《長短要術》，在《北夢瑣言》里根據《新唐書》的記載又發揮了一下，但也不過寥寥數十字，主要是對《長短要術》作評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了《長短要術》，關於趙蕤也是根據《新唐書》發揮的。除此三書外，我所知道的關於趙蕤的歷史紀錄到此為止，剩下的就是傳說了。
傳說里，他是一個看破世情的高古之士。皇帝三次下詔招他入朝為官，他都不願意去。這樣的傳說當然是從唐書那“召之不赴”四個字衍生出來的，只是民間的傳說往往喜歡誇大其詞，唐書的一招不赴大約顯示不出趙蕤的高古，所以他比姜太公和諸葛亮還要難請，高古之極。除此之外，他的傳說就只剩下和李白的師徒關係了。
我相信他是一個縱橫術家，因為《長短要術》是現在還是可以看到書。走入書店的“古代經典”專櫃，此書必定與厚黑學著作放在一起，或者和《上海大哥杜月笙的權謀智慧》之類的名著放在一起，而出版商必要在其扉頁印上“官場權謀術”、“商場權謀術”之類的前綴，並且標明乾隆皇帝、毛澤東先生等都很愛看的好書。
但我致死不能相信他是一個三招不赴的隱士。理由很簡單，因為我相信了他是一個縱橫術家。所謂縱橫術，現在也叫厚黑學，像我這種沒有學問的人，直接就叫陰謀術了。如果這個確實算得上一門值得學習的技術的話，無論是算計鄰國還是算計別人，絕對是入世的本領，並且要比其他任何學科都要靠近人。研究這種學問的，前面的蘇秦和張儀都是代表，兩個人都是一幅利欲薰心、見利則喜的小人模樣，哪裡像趙蕤這樣，成了高古的隱士？因為成了隱士，陰謀就沒有用了；而在這樣山明水秀的匡山里，卻在處心積慮地研究怎么算計別人，也不算是隱士該做的事情。
還好我要探訪的是李白，所以關於趙蕤是否是隱士的討論就此結束了吧。
二
遙想當年，從我腳下這條路進山的李白，不過五六歲而已。這條路他一共走了十年，風雨無阻[①].稍微懂一點現代科學的人，都知道人的兒童、少年兩個時期對於人生的意義。人在這個階段所接受的知識、觀點和所經歷的事情，是其自身知識素質和其由人生觀、價值觀組成的人格形成的最關鍵因素。而且，人的人格基本上在這個階段形成以後，此生就不會發生太大的改變了。
正因為這個階段如此重要，我不得不說李白成為趙蕤的學生，是他一生的不幸的開始。正因為這個階段主要跟著趙蕤學習，才導致了後來李白不具備盛唐其他詩人那樣的正統教育下的知識，使其一生沒有參加科考的能力，而只能依靠引薦和朝廷選士來獲取參與仕途的資格。更重要的影響，則在於趙蕤的權謀之術給李白的人格造成了缺陷。
說到這裡，就又要回到匡山里那個隱居的“學者”趙蕤，和他那本《長短要術》的書上來了。
先說一說此書所獲得的榮譽吧。雖然榮譽中沒有中國學者人人慾得的諾貝爾獎，或者普林斯頓大學獎章，但秦漢以來，中國諸多著作中敢用“經”字的，除了《六祖壇經》外，只剩下這本《長短要術》的別名《長短經》了。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反經》，找了號稱“正經”的《資治通鑑》作參照物，顯然是說此書和《通鑑》一樣，都是帝王之術了。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有讀者曾經看到過這本書，就會發現此書如同一個水果拼盤，把各家（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甚至陰陽家的相術等）過去的一些關於計謀（有治國、待人、為臣之道等）像簡報一樣收集起來，分門別類列成一本書。治國為臣的理論，古代的士大夫已經有四書五經讀不完了，不會看上這種拼盤的；因此他所能夠使用的範圍，基本上局限在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設計上。而且，趙蕤在這本書中，並沒有出現自己獨到的縱橫術理論。在看此書時，幾乎所有的觀點，都能夠在其他的著作上找到原本的證據。所以，如果需要說得好看一些，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否則這就是一本教學用的參考資料而已。
趙蕤是雜而不精的偽學者，跟他學習了十年之久的李白看似什麼都懂一點，但卻沒有太深厚的閱讀基礎，作不出符合科考取士時所訂立的“典雅”的標準——儒者所謂的典雅，決不是李白的詩中那種銳意飛揚、個人色彩濃厚的華麗詞語，而是建立在深邃的閱讀和思考基礎上的一種氣質表現，文辭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這種知識積累的事實，我認為是導致了李白後來一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主要原因。其實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趙蕤的學問對李白的影響，但他們過分強調了李白的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而顯然李白不僅具有這種性格，甚至這種性格是否主導了他的性格都無法確定。他們的依據是，《長短經》給名臣分類，頭一類是姜尚這種不是通過科舉，而是由明君親自發掘邀請的山林逸老，所以自信的李白一生不參加科考，而等著明君來邀請。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有一個大前提錯了，那就是沒有對趙蕤這個人進行分析，而是按照一貫的傳說，認定了他是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很高深。如果他們好好的把《長短經》和其他著作進行比較分析，就會發現趙蕤和如今的人大校長、北大副教授一樣，都只是半吊子的貨色了。
三
捻著鬍鬚的高古隱士的面貌露出來了，接著說他給李白人生造成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影響，人格缺陷。有一些人格缺陷，只是讓人覺得不舒服，還不涉及到大的人格問題，例如李白有些“勢利眼”。
這一點其實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和杜甫的交往，證據則在詩里。杜甫和李白絕對不同，杜甫是一個對情義二字看得很重的一個人，梁啓超甚至因此戲分杜甫為“情聖”，而不是詩聖。杜甫現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詩里，與李白有關的高達二十來首，而且關鍵的問題是在於，這些詩的寫作時間不是局限在李杜相交時的那一兩年，其中《昔游》、《遣懷》兩首甚至寫在李白已經病故後。反觀李白，一千多首詩中，與杜甫有關的只有四首，其中《戲贈杜甫》可以確定是偽作，《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里的“杜補闕”還無法確定就是杜甫。那么只剩下兩首了：同游齊魯時寫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杜甫去長安時寫的《魯郡東石門送杜甫》。可見兩人分別後，李白就把杜甫扔到了腦後。
為什麼？李白當時雖然是失意的政客，卻還是天下聞名的桂冠詩人，而杜甫的成名很晚。聞一多說兩人在洛陽的相會是太陽與月亮的相會，激動人心，只是我們現在的看法。當時的李白並不會特別看得起杜甫的。這一點從李白可以確定的那兩首送杜甫的詩里，就看得出來。兩首詩都是敷衍之作，沒有半點杜甫詩里那動人肺腑的對朋友的依依不捨之情。
但我說了，對於一個天才無比的驕傲的李白來說，當時又是最負盛名的大詩人，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杜甫的敷衍所表現出來的勢利，算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許多人比李白過分的多，但我們卻認為這是名流的權利，甚至要譴責狗崽隊保護名流隱私，並不苛責。不過我忽然想到了一個有趣的情形，不妨說一說：
某一個月明如晦的夜晚，就在這匡山的讀書台。油燈之下，趙蕤拿著他的不世之作《長短經》高聲朗誦，小李白很虔誠地跟著朗誦，聽著解釋。趙蕤說：“子曰，勿友不如己者。但是你現在還年輕，看不出身邊的人誰會飛黃騰達，值得交往，那該怎么辦？”好辦，《長短經》中有“七門二儀”，專門看相。把那些從一品到九品，三公六卿的骨骼相貌一一列出來了，李白於是有了看人下菜譜的本事。
四
最關鍵的，是一個已經算是嚴重缺陷的人格問題，融入到了李白的骨子裡。這個缺陷，就是李白在政治信仰上的搖擺不定。嚴格說起來，政治信仰不算是人格問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卻體現出了他的人格。
李白的政治信仰搖擺不定，暴露在唐肅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六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里。
這一年大約是老天爺最有幽默感的一年，歷史和唐朝開了不少玩笑。正月，曾經叫楊貴妃為母親、自稱兒子的安祿山，在剛剛攻陷的洛陽稱大燕皇帝，安史之亂正式拉開序幕。這裡插上兩個可憐的人，就是倒霉的杜甫和王維。兩個人這一年都被叛軍抓兔子一樣抓住了，不過還好又都被放回去。六月，狼狽逃往四川的唐玄宗被迫殺掉了楊貴妃和楊國忠。七月肅宗即位，逃到四川的玄宗忽然成了太上皇，心有不甘。那個後來害得杜甫丟了官的房琯出了一個餿主意，要玄宗派永王李璘去鎮守江陵，導致了後來的永王奪權事件。
這一年李白五十六歲。最先的幾個月在浙江、江蘇等地四處避難，最後躲到了廬山上，總算免得落入安史叛軍之手。那時正是秋天，鎮守江陵的永王李璘頭頂著四個節度使的官職就從李白門前經過。編年上都說永王幾次下書請李白出山，或者是永王逼迫李白出山（李白自己也這么說，永王兵敗後，他也說自己是“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則才導致了後來永王兵敗後被流放夜郎的事情，總之李白冤枉之極。
但我看都不對。李白雖然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但在政治上卻沒有什麼本領。如果杜甫只是缺乏太高深的政治智慧的話，李白則只是一個空言家，這一點與他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又是政治家的永王不會不知道。更何況，他的身份和性格都決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折節下書去請李白。其次，永王當時哪怕有謀反的意圖，也沒有表露出來，既然這樣，他就更不可能像明清俠義小說里的那些缺乏智慧的奸王那樣，明目張胆的去強迫李白加入他們那一夥的。
最合理的反而是李白自己毛遂自薦。當然，當時他極有可能不清楚永王想要謀反的意圖，只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了，想靠著自己的名氣，到永王那裡混一口飯吃。永王是皇親，投奔他和投奔朝廷沒有什麼區別。
關鍵的問題是，當永王謀反的意圖顯露，並最終謀反的時候，李白在做什麼？
第二年正月開始，意圖謀反的永王東巡（去年他就和肅宗鬧翻了，不願意交出江陵），李白還在帳下聽命。不光聽命，還寫了確實馬屁味十足的《永王東巡歌》；寫就寫吧，一寫還寫了十一首。就算其中的第九首真的是後人偽托的，但剩下的十首也足以看出李白諂媚的一面。最明顯的是第四首：“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簡直把永王捧得比玄宗和肅宗還高。兩個皇帝都在逃難，只有永王在鎮守邊關。這十一首詩，也可以看出來李白和阿Q一樣，聽到革命也是會興奮的。在那詩里自己也功成名就了一次，高談闊論什麼：“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現在看還是能夠看出來他搖著一把扇子，指點山河的得意之色。
那么好吧，就算寫這些詩像有的學者考證的，是出於永王的脅迫，因為李白實在天才太高，所以才寫得那么得意洋洋。那么同樣是十首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又是怎么回事？這十首歌，確切的寫作時間無法確定，但是肯定是在永王東巡後，玄宗還沒有從四川撤回前。這十首歌和永王無關，而是對那個在傳說里親自為他調羹、讓高力士為他脫靴、楊貴妃為他捧硯、賞了一個翰林侍講、即便最後覺得不堪重用還是賜金放還，可以說對他很是不薄的唐玄宗極盡嘲笑之能。
當時唐玄宗一夜之間忽然就成了太上皇，殺了楊貴妃和楊國忠，帶著餓壞了的士兵，狼狽逃往巴蜀。李白卻用了十首詩來寫唐玄宗“出遊”四川，排場多么的大，多么的繁榮景象，仿佛根本沒有安史之亂這回事一樣。“胡塵輕拂建章台，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等等，總之現在的讀者只要知道這組詩的背景後，再閱讀的話，還是可以看出刻薄的嘴臉來。
事情還沒有完。李白一直在永王那裡待到永王兵敗被殺才逃跑，並一邊逃跑一邊四處求人為自己辯護，包括當時的宰相。傳說中是郭子儀救了他，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怎么樣，李白算是救下來，只是發配夜郎而已。並且在途中就獲得了赦免，還不算真正受到了處罰。按照常理來說，李白經過了永王這事情後，絕對不會再對參與唐朝的仕途抱有希望了，但他從流放的半途獲釋後，才到湖南，就又開始請人為他向朝廷引薦了，而且還託了不少人。只是後來沒有人願意，他才最終死了心，並且在三年之後，死在了當塗。
當我回顧了這段歷史之後，可以看出，關鍵的問題不是李白參加了哪一個派別，去參與政治鬥爭。而是在於他在參與這個鬥爭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梟雄”的品質，即其在政治信仰上的搖擺不定。他可以說跟永王就跟永王，並立刻不遺餘力的為永王效力，而不顧以前唐明皇對他的恩情。他可以在永王兵敗，自己僥倖獲釋的不久，就又立刻轉向唐肅宗，絲毫不以永王之事為愧。這種品德在同樣是梟雄的人眼裡，也許並不覺得如何，但在如我這樣的普通人看起來，卻覺得很不舒服。尤其是當這個人，還是一貫以高出人間姿態出現的詩仙李白時。
而到這裡，我就可以明確說出趙蕤的縱橫術在這次政治事件中，對李白的影響了。這個說明出自《北夢瑣言》對《長短要術》的評論，定義此書的寫作目的是“王霸之術”。我的注釋是：給普通人看的，如何稱王稱霸的純手段。
五
終於到了大匡山讀書台，只剩下了一些矮牆，旁邊就是當地農民的菜地之類。
根據史料的記載，當年的匡山有太白詞，後來在清朝光緒年間，龍安知府蔣德鈞建了匡山書院。只是十六年後，遷到江油武都鎮裡，成了中學。當地的老鄉說，當年這裡有十一口井，一百零八間房子，但是在在一九八五年大煉鋼時，全部被拆光了，搬到山下去了。
我看著這些斷垣殘壁，心裡知道我原本要找的那個匡山書院，永遠也找不到了。但我又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真實的匡山書院。這個匡山書院裡的趙蕤，用他的《長短經》教李白怎么樣做一個卑劣的成功者。但李白學會了一些卑劣，卻在現實生活中，無緣成為一個成功者。這是悲哀，更是幸運。
在我離開前，我忽然想到了郭沫若。我在幾年前發現了郭沫若和李白一些純粹的，但是頗為讓人驚訝其巧合程度的巧合，例如他們作為四川老鄉，居然都在四川生活了大約二十一年後出川，出川後都成了有名的文人。甚至兩人的出生都各有傳說，吃魚生李白，夢豹生郭沫若。最大的巧合，則在於兩個人一生的敗筆，都是在政治上，但不是政治失意，而是政治信仰的搖擺不定上。這個李白的四川老鄉，當年也和李白一樣意氣風發，自比為吞月的天狗。可是人格上的問題，卻成為了文革後，他唯一被大眾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
踏著來時的路往回走，我一路慶幸李白生活在盛唐，而不是現在。因為如果他與郭沫若同一時代，我想中國文學史上就不會有詩仙，最多只不過多了一個郭沫若而已。
五月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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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是我國學者的李白編年，似乎李白進大匡山的時間太早了一些。但是按照日本神戶大學筧久美子教授排的《李白年譜》，說李白十八歲才進匡山讀書，又太晚了一些（筧久美子所說的匡山讀書，可能已經不是李白從趙蕤學的階段，而是後來在小匡山學習的階段了。小匡山也在江油附近，上面也有李白讀書台，傳說很多）。我記得有一個年譜上，是說李白十五歲進入大匡山，一直學習了十年，二十五歲出川；此前則在小匡山學習一些基礎知識，似乎比較可信。可惜我現在忘記了那個年譜的作者和具體資料了，待回京後查。此處暫時先使用通常的說法，因為我要說的是一個階段的成長對李白性格形成的影響，不必具體到年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