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八索，八王之法.《左傳》歷代注家說是“古書名”，“索”字的含義有：大繩，絞，法，獨，盡，搜求，牽引，願欲，須要，涕流貌。但是，索作為一種文書或信息載體，應 |
| 《八索》 |
詳細信息
事實上，中國人最先發明了養蠶和絲帛，因此也就有條件用絲帛作為信息載體；類似的例子是，由於中國製造出了又細又長又輕又結實的繩子，以及又輕又薄又結實的絲綢和紙，因此中國人才能率先發明風箏。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順理成章了。所謂《八索》就是絲帛文書，它源於結繩紀事和結繩占卜（卦的字形含義原指測時，結繩符號的功能之一也是計時）；這就是《尚書序》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來。相關信息
《春秋左氏傳》中有：（傳十二·十一）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溪？”
這裡可以看到確切的看到《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名稱。
《周禮太卜》中有：“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這裡已經可以看到三墳的具體內容是：《連山》、《歸藏》和《周易》。
《山海經》中有：“伏羲氏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
這裡又將《連山》與伏羲、夏後聯繫了起來。
上面三部古代經典屬於後來公認的本原正典，不存在偽造的嫌疑，而且成書年代至少都在戰國或以前，所以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就其存在的真實性是無可質疑的，問題是，學術界一直認為，這些上古神秘遺書早都已經亡佚，現存三墳中的內容，包括《乾坤易》，後人都以為屬於偽造，《九丘》真容後世當然不曾見過，關於八索，到是還有人說是八卦，比如當代台灣著名易學家南懷瑾先生，他以為八索就是八卦，下面是南先生在《易經雜說》中一部分的引用：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要說現代人不知道，連我們當時的袁先生也弄不清楚。三墳是什麼？三墳就是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經，或者說是《尚書》，洪範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疇，就是《河圖》、《洛書》的理數。”
其實南懷瑾先生的觀點是來自西漢時代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告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籍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這樣看來，三墳五典九丘八索的問題又尋根到了孔安國身上，據漢書記載，孔安國大概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子孫，由於魯共王想要擴展自己的宮殿，所以要拆除孔子宅院，在這個過程中，從孔子宅院的夾壁牆中發現了其中的《尚書》、《孝經》《周禮》等古書，這樣當時的孔子後裔孔安國就得到了這些書，由於漢武帝時代，十分重視經典的考證，孔安國就作為漢武帝博士開始研究《尚書》。所以孔安國的觀點應當是具有經典權威的性質，所以後代學者也十分信奉孔安國的觀點。
但是，除了《八索》是八卦的之外，三墳、五典、九丘還是不曾有確切的下落，難道這些古書確實都亡佚了不成么？我不敢斷然無依據的得出是或否的結論，既然自古至今都在爭論，那也不妨繼續爭論下去，不過繼續的前提是要有新的足以立足的文史依據，我想就個人的一些發現來參與這個討論，希望為這個結論假設一種可能性。
我想有人已經說了，八卦就是八索，我也十分贊同這個說法，而且還希望能提供一些證據來證明這一點，不過可以把這個工作放到最後來作。
而我首先要提出來的是，“太玄”就來自“九丘”。九宮八卦就是九丘八索。《玄》《易》體系是《丘》、《索》體系的繼續和發展，所謂“丘索”，可是說就是“求索”，是一個華夏百科文明通過總結升華聚合成《易》，反過來又提供實踐指南和套用的過程。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以下依據。
九八體系，反覆的出現在古代典籍中，比如前面說的九宮八卦、九丘八索，在黃帝內經中有九宮八風和九野八風，古代還有九州八方，當然過去人們理解的九八往往就是井字分格的圖形，八在外，九有中，不是我所發現的九九八十一，和八八六十四的關係，但是從研究的結果看，八九的分法可能是八十一和六十四的簡化導致的誤會。其實八九的分法後來也有繼續簡化的痕跡，就是所謂二三的問題，龐朴曾研究的古人“天三分”的問題就是一個例子，而老子《道德經》主張的“守一”歸一問題也就是這種簡化的極端。
關於八十一的問題，眾多道家經典的章數也都是八十一，比如《參同契》比如《道德經》等等。中國古代音律學中的三分損益的基礎也是八十一，宮、商、角、徵、羽五音中，宮數就是八十一。
我在有關《太玄》和《易經》的關係的文章中，詳細的說明了玄易的準應關係，從這種準應關係中包含的嚴密的邏輯性來分析，得出了太玄的原作者並不是揚雄，但是如果不是揚雄又是誰呢？我當然不能說出是誰作了太玄的基本體系，但是可以說明的是，太玄來自九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九丘的名稱表明和兩個特徵字有關，一個是“九”，一個是“丘”，我們不妨來檢索一下，在《太玄》中去尋找包含了“丘”字首名，結果會令人感到驚訝，太玄八十一首中，確實是不多不少的有九個首包含了“丘”字，這是一個隱藏了幾千年的天機，羅列如下供大家驗證：
1、礥：次六：將其車，入於丘虛。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代也。
2、乾：次五：蚩蚩,乾於丘飴,或錫之壞。測曰：蚩蚩之乾錫不好也。
3、狩：次三：卉炎於狩，宜於丘陵。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
4、增：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貞。測曰：増高刃峭，於損皆行也。
5、釋：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
6、夷：次六：夷於廬，其宅丘虛。測曰：夷乾廬，厥得亡也。
7、唫：次六：泉原洋洋，唫於丘園。測曰：泉園之唫，不可譏也。
8、聚：次七：竦萃於丘冢。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9、養：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
由此可以提出這個假設，九丘就是當今流傳的、被普遍認為是揚雄所著作的《太玄》中讚辭，由於其中包含了九個丘字，並且又合乎九九之數而得名“九丘”。
如果是這樣，一個新的問題就出來了，這九個丘字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殊含義呢，我想，孔安國在《尚書序》中的說法還是可以相信的：“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當然，不能從書面看到這些內容，丘實際有可能是具有地理圖典的功能，當今傳世的《太玄》可能並不是九丘的全部，僅僅是圖罷了，當然，圖也是十分關鍵的，所謂圖就是《太玄》中首名的順序以及和易經的準應關係，應當說，還有許多以此為中心而展開的解釋和說明，亡佚的應當是大量的說明檔案。
在我發現的《玄易經緯圖》中的《斗建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玄易的地圖意義，這一點也恰好符合《尚書序》中有關：“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的描述，所以《太玄》和《九丘》的關係是有古代地理依據的。
關於九丘的地理含義，本人也一直在尋找，目前已經找到了一個地方，有一些地面遺蹟可能和此有關，不過需要繼續考證，待考證完結後再總結公布。
下面就解決前面說的，關於八卦就是八索的依據問題。
著名的楚國大夫屈原，流芳千古，經久不衰，他有一章句令後人傳誦成為千古名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裡我們暫且不討論屈子的忠烈，也不討論他的文采，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求索”的來歷。《玉篇》中說：“求,索也。”《說文》中說：“索,入家搜也。”到此可以看出，求索一詞來源應當十分久遠，我們當今使用“搜尋”“檢索”“尋求”等詞的來源就與此有關。作為索這個字，分解開來可以看到，有一個關係的系字，這個系字具說和上古時代結繩而治的習慣有關，就是用繩子大結來記錄世代傳承的關係，包括子孫這些字的甲古文字型也都和此有關。我在易經中也希望使用查找特徵此的方法來驗證八索的的問題，結果發現，索子、系和包含系字的素的和是八：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隨：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與也。
上六：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窮也。
無妄：六三：無妄之災，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遯：九三：系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姤：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踟躅。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震：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無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雖凶無咎，畏鄰戒也。
漸：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履：初九：素履，往無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解釋《易經》的有《繫辭傳》之所以叫系詞，可能和“索”、“素”中的系和本身的“系”有關。此點依據似乎有些牽強，但是可以作為前人觀點的一個旁證。
另外，關於求和丘字，古老的含義是否一致，有待繼續研究，不過從甲古文字型來看，丘字是兩個人相背而立，是否可以理解為：“不用說話就可以明白意義”，是否可以理解為一個人出題，請另一個求解。當然這需要驗證，不過求和丘最近已經有人說其中有關聯了。現在的求字，按《說文》的解釋是：“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從北。”還有就是裘皮大衣的意思。不過孔子的名字為“丘”，所謂“孔丘”不知是否和九丘有關也不得而知，不過丘字曾經因為避諱孔子的名稱而改過“邱”字，不知是否影響過這個字的含義。如果真的有關係，“求索”一詞的起源含義可能就有出處了。
三墳五典幾人知――中國最古老的圖書探源
繼承中華文明，要從源頭抓起
人類發明使用文字的歷史，或許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這與我們如何判斷什麼樣的符號屬於文字的標準有關，當然也與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有關，而且也與古文字信息載體的耐久性有關。事實上，人類文明是一種存在的過程，而記錄這種過程的信息及其載體，也是多種多樣的。例如，春秋戰國之交的《墨子》的《尚賢下》和《兼愛下》等篇章記述的先聖時代所使用的圖文信息載體就有“書之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
一般來說，人類文明的信息記錄，包括主觀記錄和客觀記錄兩大部分。所謂主觀記錄，是指人類用符號記錄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實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謂客觀記錄，就是人類無意間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遺棄的石器、用火的痕跡、吃剩的獸骨，以及由於人類的生存而對自然環境及其生物的物種結構所造成的可以察覺的變化。
對於中國來說，在先夏時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經出現了相當多的文字元號或類似文字的圖畫、圖案、符號。不過，我們今天通常只能夠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銅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載體上，看到這些文明信息的符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載體上留下過文明信息符號，因為許多不耐久的載體可能已經消失了。例如，遠古神話傳說就是一種人類早期記錄信息的載體，在中國的遠古神話傳說中就記有伏羲時代創造的複雜符號體系（八卦符號），黃帝時代創造出完整的文字型系（蒼頡造字）。
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先夏時期中國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們分別被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有楚靈王稱讚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說，在公元前530年，楚國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夠讀懂上古名著而聞名於朝，遺憾的是《左傳》沒有說明這些上古名著的內容和形式。
據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問題是，為什麼三皇時代的書稱為“墳”、五帝時代的書稱為“典”、伏羲時代的書稱為“索”、帝禹時代的書稱為“丘”？《尚書序》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顯然，這是從上述用字的含義上來解釋的，並沒有涉及這些遠古典籍所使用的載體是什麼材質。
在相當一段時間裡，筆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書序》的說法，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去追究這種說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說去探討是否還有其它的解釋了。然而，隨著對符號學的深入思考（參閱筆者所著《符號之謎》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特別是1997年以來對《山海經》的考證，以及對帝禹時代繪製《山海圖》可能採用的信息載體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繪製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這項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圖》），筆者開始意識到“墳”、“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圖書符號載體。
眾所周知，“墳”的正體字由土和賁構成，異體字由土和文構成。根據《辭海》，它有多種含義：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順貌，土松而起貌，書籍的一種。因此，《尚書序》將《三墳》的墳字解釋為大，頗為勉強。在筆者看來，《三墳》里的“墳”字，其實是指當時的圖書載體和文字載體是用土製成的，它可能是一種類似兩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製器皿）。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土也包括石頭，因此《三墳》之書，也可能採用石板載體。事實上，人類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頭上作畫寫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畫（中國文字的發明，就曾受到鳥獸足跡的啟發），在洞穴里和岩石上作畫，在卵石上寫字（這種有字的石頭，被稱為會說話的石頭），而古希臘人所說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頭上的聖字，摩西在西奈山從上帝那裡獲得的《十戒》，也是刻寫在石板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漢字的墳，也可以解釋為有文字的泥版或石板。
“典”字的含義有：常規，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質物（典當），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書，我們今天知道其內容的只有堯典和舜典）。那么，這種被稱為“典”的書，到底是一種什麼模樣呢？這就要從典字的象形來追溯了。在漢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黃、翼和異的原形正體字，都有一種共同的符號，即一橫下面加兩個支撐狀的點，這種符號的象形含義乃是一個陳列架或陳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當然，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於陳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於重大儀式或宗教巫術儀式上。
因此，“典”的原義是指一種陳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它的作用相當於公告牌、公約板、神諭碑、法規文書和行為規範告示。它可能是從契約演化來的，即把小巧的便於收藏的契約大型化、公開化、莊嚴化，其材質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或金屬材料，也可能是皮革、絲帛（附著在硬質材料上）。典這種文書的發明者，應當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進一步演化就是冊，史載殷先人“有典有冊”，冊就是後來的竹簡或木簡，它們是由典的不斷小型化、輕便化、摺疊化、捲曲化而形成的。此外，典可能也是鼎（鑄有重要文字）的前身或雛形。
“索”字的含義有：大繩，絞，法，獨，盡，搜求，牽引，願欲，須要，涕流貌。但是，索作為一種文書或信息載體，應當是指結繩紀事符號體系，或許還包括以絲帛或其它編織物為載體的文書（在絲帛上寫字繪畫，或者編織出能夠傳遞信息的圖案符號）。事實上，中國人最先發明了養蠶和絲帛，因此也就有條件用絲帛作為信息載體；類似的例子是，由於中國製造出了又細又長又輕又結實的繩子，以及又輕又薄又結實的絲綢和紙，因此中國人才能率先發明風箏。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順理成章了。所謂《八索》就是絲帛文書，它源於結繩紀事和結繩占卜（卦的字形含義原指測時，結繩符號的功能之一也是計時）；這就是《尚書序》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來。
“丘”字的含義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區域（四邑為丘）。從字形來說，丘指有平緩坡度的地形地貌。問題是，兵字為什麼也要用丘字元呢？其實，兵字實際上是斤和陳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這種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狀）陳列在桌几上，相傳這是由蚩尤最先發明的，所謂“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為神器來供奉。
那么，《九丘》這部書，為什麼偏偏要選擇用丘字來形容或指稱呢？《尚書序》取其“聚”的含義，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並不完全。這是因為，丘還有山川的意思、區域的意思、龐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豐富的隨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義綜合起來，很像是一種模擬的實物地圖，即在不同模擬區域上有著象徵該地理方位的物產和地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社稷壇的五色土上陳列著相應方位的物產。更深一層地說，“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還表示中央的統治權力（斤）遍布天下東西南北中的所有區域。
有鑒於此，《尚書序》所謂“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實際上正是《山海經·五藏山經》的另一種說法，或者是《五藏山經》的另一種版本。根據筆者對《山海經》二十餘年的研究，認識到《山海經》一書系由帝禹時代《五藏山經》、夏代《海外四經》、商代《大荒四經》、周代《海內五經》合輯而成，時在春秋末年，編輯改寫者為公元前516年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學者或其後裔。而且《五藏山經》具有地理實測和國土資源考察基礎，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尋，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國景觀，實乃中華文明與文化第一歷史寶典，亦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文化遺產。
因此，《九丘》是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它平鋪在一處聖潔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點象今天的模型沙盤，也可能是一幅巨畫，畫有五區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產，以及那裡的人文景觀。或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1999年9月9日，筆者和夫人孫曉琴歷時多年，終於創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畫《帝禹山河圖》，將《五藏山經》所記載的東、西、南、北、中五個區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處、地望348處、礦物673處、植物525處、動物473處（其中許多神奇的動物都是由人裝扮的）、人文活動場景95處等等內容全部繪出。為此，筆者曾欣然作詩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內外，千古一圖收。”（補註，參閱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全彩繪大畫冊《經典圖讀山海經》）大禹若有靈，當驚圖復出矣！
綜上所述，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確實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典籍，而每一部這樣古老的圖書都是一座信息金字塔。從這個角度來說，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有必要從源頭抓起，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有必要從一點一滴做起，是為此文。
補註1、商務印書館1996年出版的《印卡王室述評》（秘魯）一書第152頁，稱印卡人“對地理很有知識，每個部族都為自己的村莊和省份製作模型和描繪草圖，即把自己看見過的情況繪製出來。他們製作的模型堪稱一絕，大街、小巷、廣場、城區、房屋、田野、高山、低嶺、平川、溝壑、大河、小溪，一覽無餘。”這就表明，所謂的“原始部落”，確實可以通過製作地形模型的方式來再現他們熟知的自然環境。
補註2、《中國大百科全書·測繪卷》第124頁“從近代發現的太平洋海島原始部落用木柱製作的海島圖，用柳條、貝殼編綴的海道圖，以及愛斯基摩人草繪的海港圖，證明原始地圖可能都是一些示意的模型地圖，起著確定方位，辨識方向的作用。”
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先夏時期中國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們分別被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有楚靈王稱讚左史倚相說：“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歷代注家都說是“古書名”，賈逵說：“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鄭玄說，“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說這話的“昭公十二年”是公元前530年。可否由“能讀”，推斷“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前代的文字讀物。據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問題是，為什麼三皇時代的書稱為“墳”、五帝時代的書稱為“典”、伏羲時代的書稱為“索”、帝禹時代的書稱為“丘”？《尚書序》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據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問題是，為什麼三皇時代的書稱為“墳”、五帝時代的書稱為“典”、伏羲時代的書稱為“索”、帝禹時代的書稱為“丘”？《尚書序》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顯然，這是從上述用字的含義上來解釋的，並沒有涉及這些遠古典籍所使用的載體是什麼材質。
在相當一段時間裡，筆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書序》的說法，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去追究這種說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說去探討是否還有其它的解釋了。然而，隨著對符號學的深入思考（參閱筆者所著《符號之謎》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特別是1997年以來對《山海經》的考證，以及對帝禹時代繪製《山海圖》可能採用的信息載體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繪製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這項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圖》），筆者開始意識到“墳”、“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圖書符號載體。
眾所周知，“墳”的正體字由土和賁構成，異體字由土和文構成。根據《辭海》，它有多種含義：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順貌，土松而起貌，書籍的一種。因此，《尚書序》將《三墳》的墳字解釋為大，頗為勉強。在筆者看來，《三墳》里的“墳”字，其實是指當時的圖書載體和文字載體是用土製成的，它可能是一種類似兩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製器皿）。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土也包括石頭，因此《三墳》之書，也可能採用石板載體。事實上，人類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頭上作畫寫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畫（中國文字的發明，就曾受到鳥獸足跡的啟發），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畫，在卵石上寫字（這種有字的石頭，被稱為會說話的石頭），而古希臘人所說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頭上的聖字，摩西在西奈山從上帝那裡獲得的《十戒》，也是刻寫在石板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漢字的墳，也可以解釋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義有：常規，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質物（典當），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書，我們今天知道其內容的只有堯典和舜典）。那么，這種被稱為“典”的書，到底是一種什麼模樣呢？這就要從典字的象形來追溯了。在漢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黃、翼和異的原形正體字，都有一種共同的符號，即一橫下面加兩個支撐狀的點，這種符號的象形含義乃是一個陳列架或陳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當然，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於陳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於重大儀式或宗教巫術儀式上。
因此，“典”的原義是指一種陳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它的作用相當於公告牌、公約板、神諭碑、法規文書和行為規範告示。它可能是從契約演化來的，即把小巧的便於收藏的契約大型化、公開化、莊嚴化，其材質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絲帛（附著在硬質材料上）。典這種文書的發明者，應當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進一步演化就是冊，史載殷先人“有典有冊”，冊就是後來的竹簡或木簡，它們是由典的不斷小型化、輕便化、摺疊化、捲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義有：大繩，絞，法，獨，盡，搜求，牽引，願欲，須要，涕流貌。但是，索作為一種文書或信息載體，應當是指結繩紀事符號體系，或許還包括以絲帛或其它編織物為載體的文書（在絲帛上寫字繪畫，或者編織出能夠傳遞信息的圖案符號）。事實上，中國人最先發明了養蠶和絲帛，因此也就有條件用絲帛作為信息載體；類似的例子是，由於中國製造出了又細又長又輕又結實的繩子，以及又輕又薄又結實的絲綢和紙，因此中國人才能率先發明風箏。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順理成章了。所謂《八索》就是絲帛文書，它源於結繩紀事和結繩占卜（卦的字形含義原指測時，結繩符號的功能之一也是計時）；這就是《尚書序》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來。
“丘”字的含義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區域（四邑為丘）。從字形來說，丘指有平緩坡度的地形地貌。問題是，兵字為什麼也要用丘字元呢？其實，兵字實際上是斤和陳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這種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狀）陳列在桌几上，相傳這是由蚩尤最先發明的，所謂“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為神器來供奉。
那么，《九丘》這部書，為什麼偏偏要選擇用丘字來形容或指稱呢？《尚書序》取其“聚”的含義，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並不完全。這是因為，丘還有山川的意思、區域的意思、龐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豐富的隨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義綜合起來，很像是一種模擬的實物地圖，即在不同模擬區域上有著象徵該地理方位的物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社稷壇的五色土上陳列著相應方位的物產。更深一層地說，“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還表示中央的統治權力遍布天下東西南北中的所有區域。
有鑒於此，《尚書序》所謂“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實際上正是《山海經。五藏山經》的另一種說法，或者是《五藏山經》的另一種版本。根據筆者對《山海經》二十餘年的研究，認識到《山海經》一書系由帝禹時代《五藏山經》、夏代《海外四經》、商代《大荒四經》、周代《海內五經》合輯而成，時在春秋末年，編輯改寫者為公元前516年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學者或其後裔。而且《五藏山經》具有地理實測和國土資源考察基礎，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尋，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國景觀，實乃中華文明與文化第一歷史寶典，亦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文化遺產。
因此，《九丘》是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它平鋪在一處聖潔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點象今天的模型沙盤，也可能是一幅巨畫，畫有五區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產，以及那裡的人文景觀。或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1999年9月9日，筆者和夫人孫曉琴歷時多年，終於創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畫《帝禹山河圖》，將《五藏山經》所記載的東、西、南、北、中五個區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處、地望348處、礦物673處、植物525處、動物473處（其中許多神奇的動物都是由人裝扮的）、人文活動場景95處等等內容全部繪出。為此，筆者曾欣然作詩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內外，千古一圖收。”大禹若有靈，當驚圖復出矣！
綜上所述，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確實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有必要從源頭抓起，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有必要從一點一滴做起，是為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