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是海寧王國維先生（1877-1927）的一部自選文集，反映了他在學術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公認為中國學術史中的不朽之作。
《觀堂集林》《觀堂集林》涉及的學科領域十分寬廣。其《藝林》系遵《漢書·藝文志》所設《六藝略》，指經學，包括《書》、《詩》、《禮》、《樂》、《春秋》、《論語》、《爾雅》，以及國小，國小又分文字、音韻。
王國維的後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於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里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頡》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範圍皆體現於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作品評價
讀《觀堂集林》，我們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殷墟卜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於每年都開闢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
這些研究，是一種介於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後來的考古學（台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於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於歷史系）。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墟書契考釋》入門。
此書原稿於1951年由羅氏後人售於陳夢家。陳在《殷墟卜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隨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卜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墟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從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語所1928－1937年的殷墟發掘，證實了殷商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王國維治金文，也是利用羅氏所藏，除銘文考釋，所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和《兩周金文韻讀》，都是重要工具書。
他在這一方面貢獻很多，但有些說法，如“四分月相”說（《生霸死霸考》）和“王號（西周早中期的）生稱”說（《遹敦跋》），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這兩種說法對研究西周銅器斷代影響很大，李零先生認為都有問題。戰國文字，當時出土資料有限，王氏所見無多（只是根據戰國璽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偉大的假說，寥寥數語，對研究戰國文字、秦漢國小和漢魏的古文傳授，全是鑿破鴻蒙的東西，不但啟發了後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也解決了經學史上的大問題，甚至對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他的研究多屬陳寅恪所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則屬陳氏所說“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還有他早年的文學研究，也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者都是“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光，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東西（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國維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顛撲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論”，而是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範圍來考慮，善於即小見大，它更關心的是問題的整體推進。除了從小到大，還要從大到小，特別是從大到小。
三國史籍盤點
| 三國是繼東漢而出現的時代稱號，由於魏、蜀、吳三個國家鼎立而得名。三國始與220年魏國代漢，終於265年晉代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