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詞壇研究》
《徽宗詞壇研究》諸葛憶兵 著
本書簡介
《徽宗詞壇研究》，對徽宗年間詞壇做了深入的分析與動態的描述，勾勒出全景式的、生氣勃勃的詞壇風貌，填補了詞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部書對儒家的音樂思想和大晟府的作用、歐陽修俗詞的創作、俗詞藝術表達成就、蘇學的被禁絕及其傳播與影響，徽宗詞壇抒情模式的改變、賀鑄在詞的詩化上所作貢獻等問題的論述，或具有較強的理論思辨色彩，或以生命體驗與感悟見長，有的則是二者的結合。
作者簡介
諸葛憶兵，男，漢族，1959年6月25日生。浙江省溫州市人。1980年7月畢業於溫州市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科。
《徽宗詞壇研究》本書目錄
第一章大晟詞人考論
第一節大晟府若干問題考辨
(一)周邦彥提舉大晟府年代考辨
(二)大晟府提舉官職權考釋
(三)其他大晟詞人的任職時間
(四)大晟府創製的新樂考辨
第二節"太平盛世"中的大晟諛頌詞
(一)徽宗朝的社會繁榮和朝野心理
(二)儒家的音樂思想和大晟府的作用
(三)諛頌詞創作的概貌
(四)諛頌詞的實踐和認識意義
第三節富麗精工的大晟雅詞
(一)唐五代北宋詞的"雅化"追求和過程
(二)徽宗年間歌詞"雅化"的社會背景
(三)大晟詞人"雅化"創作的業績
1、融化前人詩句以求博雅
2、推敲章法結構以求精雅
3、追求韻外之旨以示風雅
4、注重音韻聲律以示醇雅
第二章北宋俗詞創作的高峰期
第一節俚俗詞的發展流變
(一)初始階段的俗詞：敦煌曲子詞。
(二)北宋俗詞的第一次張揚：柳永詞
(三)俗詞創作的另一重鎮：歐陽修詞
第二節徽宗的喜好與世風的轉移
(一)徽宗朝的社會風貌
(二)北宋大臣的豪奢與帝王的"尚儉"
(三)徽宗朝君臣之奢靡
(四)淫靡世風對詞曲的影響
第三節俗詞創作之概況與成就
(一)俗詞作家隊伍之廣泛
(二)俗詞題材內容之多樣
(三)俗詞藝術表達之成就
第三章徽宗年間詞壇"詩化"傾向的深入
第一節禁絕"蘇學"和"蘇學"的滲透
(一)朝廷禁絕"元祐學術"和"蘇學"的舉措
(二)徽宗年間"蘇學"的傳播與影響
第二節"詩化"創作傾向的全面深入
(一)蘇軾"以詩為詞"的革新
(二)徽宗詞壇抒情模式的改變
(三)壯闊勁健的新詞風
第三節"詩化"革新的深化者--賀鑄
(一)比興深者通物理
(二)浩然之氣不可屈
(三)風姿多彩《東山詞》
小結
徽宗年間詞壇的創作現象，梳理到這裡，可以告一段落了。概括而言，徽宗年間詞壇可劃分為“宮延御用詞人”和“廢罷居家詞人”兩大類群。從創作傾向方面來看，北宋詞的三種主要創作傾向在徽宗年間都有出色的表現。其一是大晟詞人代表的“雅化”傾向，其二是朝野趨尚的“俚俗”傾向，其三是“詩化”傾向的全面滲透。專著分三章，正是從這樣三個角度入手研究這一段的歌詞創作。
第一章從考辨史實入手，全面論述了大晟詞人創作成就和詞史上的影響。通過考辨得出以下結論：周邦彥提舉大晟府任職時間最長不會超過半年；大晟詞人們互不統屬，甚至互不相識；周邦彥與大晟府的一切重大音樂創製無關；“大晟樂”是頌樂，與宋詞無關，而後來的“新燕樂”才是配詞演唱的音樂；制定大晟新樂的“以身為度”說並未真正運用於實踐；大晟新樂失傳與其不切實際、“落韻”有關。在史料考辨的基礎上，本文將“大晟詞人”劃定為一個鬆散的創作群體，以為“御用詞人”的代表。他們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職責所在，其創作呈現出某些共同性。首先，大晟府設立的目的是“以文太平”，所以大晟詞人有大量的諛頌詞作。這部分詞作大體上空洞無物，然其超越了“艷科”範圍，容納了更多的社會信息量。它們再現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榮和經濟的發達，反映了大晟府音樂詞曲創作的繁盛，表現了時人對軍功的一定嚮往之情，反映了國際間的某些交往。更重要的是諛頌詞以時代“重大”題材入詞，發揮了詞的社會和政治效用，在“雅化”尊體過程中有其實踐和理論意義。其次，大晟詞人也在傳統“艷情”的題材範圍內尋求新變，具體表現為言情體物時之鍊字鍊句和謀篇布局更趨精緻工整，追求韻外之旨，講究格律諧美，將北宋詞人創作以自然感發為主，轉變為“以思索安排為寫作之推動力”，為南宋雅詞作家確立“家法”。
第二章從社會風氣的轉移分析入手，討論了徽宗年間俗詞創作的全盛局面。徽宗君臣耽於享樂，“人俗”橫流，社會風氣奢糜。徽宗審美趣味多樣，偏愛謔浪淺俗的風調。徽宗朝諸多重臣皆以“多道市井淫謔浪語”、“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而深得寵信。歌詞天然具有的“俚俗”傾向於此時尋找到新的生長土壤和生存環境，北宋俚俗詞的創作因此進入黃金時段，成為兩宋俗詞創作的高峰時期。徽宗年間俗詞創作的作家隊伍十分廣泛，上至御用詞人、皇帝近臣，下至在野士大夫、釋道神仙、民間下層。觸及的社會面也十分廣闊，或感慨個人得失，或針砭社會現實，或矛頭直指徽宗君臣，或友人間互相戲謔取樂，或宣揚宗教的出世之情。這一切對南宋形成以俗詞譏諷、批判現實的創作傳統，有深遠影響。這一時期的俗詞創作從內部細緻分類，又可以從俚俗中獨立出“諧謔”一類。這類作品寓莊於諧，生動活潑，更富民歌風味。
第三章論述了蘇軾開拓的“詩化”創作傾向的全面深入，論證了“南渡詞人”承繼“蘇學”並非突如其來。徽宗年間雖然全面禁絕“蘇學”，但由於蘇軾在文壇上的崇高地位和受人景仰的高尚品德，引導人們在創作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學習蘇軾。徽宗朝重要詞人與蘇軾皆有著或疏或密的關係，徽宗本人對禁絕“蘇學”也持反覆猶疑的態度，社會上更流行著一種拒斥朝廷決策的逆反心理。所以，蘇詞的“詩化”創作傾向正悄悄地滲透於詞壇的每個角落。這一創作群體以廢罷居家的“元祐黨人”為主。詞人們普遍用詞直接抒發內心的情感，包括仕途之失意、貶謫之悲苦，廢罷之憤悶等等情緒，詞已經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成為獨立抒情達意的詩體，表現出詩詞趨同的發展走勢。詞的審美風貌也轉向宏闊或剛健，許多詞作選擇宏大的場面作為情感抒發的背景，拋棄了傳統的穠艷作風，轉以清新、清麗為主要美學特徵。賀鑄的創作，將“詩化”傾向與比興手法相結合，為歌詞創作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蘇軾開創的“詩化”創作傾向，與詞壇的主流創作傾向相背離，所以在創作中還有一個被認同的過程。徽宗年間詞壇正是蘇詞新風慢慢得以認同的階段，為“南渡詞人”的創作導夫先路。
北宋詞的三種主要創作傾向，在徽宗年間皆得到長足發展。前二種傾向的創作趨於全面的鼎盛，後一種傾向的創作則成為南北宋之交的必要過渡。因此，徽宗年間詞壇是宋詞發展歷程中承前啟後之一個極為重要的起承轉合階段。
附錄
一、大晟詞人事跡匯錄
二、主要引用書目
後記
1980年夏，我從溫州師專畢業，被分配到平陽縣中學任教。離別了熟悉的家鄉，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一時間有點不知所措。好在平陽縣中學坐落在風景秀美的鳳山南麓，後山一片青翠的竹林也被圍在學校的圍牆之中，鬱鬱蔥蔥，幽靜清新。閒來無事，我便時常拿著一本《宋詞選》，到竹林中隨意尋找一塊平整的石頭坐下，獨自消遣，往往是一個清晨或一個黃昏的時光。後來決定報考碩士研究生，選擇唐宋詞研究作為專業方向，是最自然的事情了。
1984年秋，我考入黑龍江大學，師從陶爾夫教授，正式開始了詞學研究的學術生涯。陶師功底厚實，學識淵博，對己對人皆一絲不苟。每周上課，坐在先生的書房裡，獨自面對先生，先生面前放著厚厚的一疊用毛筆寫定的講稿，從容不迫地為我講解著詞學研究分門別類的知識。時而，先生會追問我的看法，逼迫我參加討論，我便一知半解地講了起來。先生總是溫和地一笑，敦促我每周將自己的心得寫成讀書或聽課筆記，且鼓勵我說：將來你的第一個學術豐收期，就得力於今天的這一疊疊讀書筆記。有了嚴師手把手的教學和隨時隨地的督促，我真是無法稍稍偷懶，時而也有苦不堪言的腹怨。讀研的第二年，我在《求是學刊》上第一次發表了學術論文——《“花間詞”中的“別調”》，就是先生手把手教導、反覆修改、五易其稿而完成的。回想起來，今天自己在詞學研究領域能夠做出點滴成績，完全是先生嚴厲要求、自己“苦不堪言”的結果。最後，我選擇讀書筆記中比較成熟的一篇，做成學位論文，參加答辯，題目是《賀鑄詞研究》。這就是讀者今天能夠看到的這部專著的最後一個章節的內容。
獲得學位以後，留校任教，繼續追隨先生身旁聆聽教誨。先生教我正直做人，教我淡薄名利，教我有所為有所不為。1997年夏，我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而後，又接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的通知，要求我進站工作。我正想將這些訊息一一告知先生，詎料先生在參加會議時因心臟病猝發而突然去世。噩耗傳來，弟子傷心悲悼，哀痛欲絕。回想往事，先生的教誨、先生的音容笑貌，一一如在眼前。值此小書出版之際，弟子再次表達對先師陶爾夫教授的敬仰與緬懷之情。先生已逝，雖萬人何贖！
1994年秋，我負笈南下，師從郁賢皓教授，攻讀博士學位。郁先生在考據、義理諸多領域皆有出色成就，在學術界聲譽甚隆。先生為我規定經、史、子、集四門專業必修課，弟子於其中獲益良多。先生真誠坦率，無絲毫機心，沒有一點架子，弟子在其眼前總是可以放肆談論，無拘無束。先生總是將弟子在學術方面的失誤，攬到自己身上，自責指導不力。先生又為每一位門下弟子感到自豪，弟子的點滴成績，在先生眼中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大約就是先生的這種鼓勵，培養了我的學術自信，激勵我信心百倍地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先生不擅飲酒，友人所送之國內外美酒，自然也遭先生冷落，先生家柜子里各類名酒琳琅滿目。先生門下頗有幾位高陽酒徒，時常窺伺先生櫃中之酒，先生每回都是哈哈一樂，自己拎著各類名酒，與弟子同樂。其間，我自然是一位非常積極的窺伺者，因此得以遍嘗先生櫃中美酒。在先生門下三年，師生及同門弟子之間，時而相互切磋，往來不絕，其樂融融。
受郁先生影響，我多從資料爬疏、史料考證的角度觀察文學史研究。於是，對攻碩以來一直讀書頗有心得的徽宗年間詞壇，產生了許多新的想法，博士論文也因此漸漸醞釀成熟。論文寫作期間，我因便常常請教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鐘振振教授。鍾先生在宋詞領域的考據功底，在當前學術界可以說得上是數一數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鍾先生每每誨人不倦。今天出版的這本小書，其中也滲透了鍾先生的汗水。這一段學習經歷，為我日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做宋史專題研究工作打下了相當的基礎。2000年7月，我的博士後流動站研究報告《宋代宰輔制度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就起因於攻博期間學術思維的轉移。博士學位論文脫稿之後，送交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和陳允吉教授、蘇州大學楊海明教授審評，得諸位先生熱情鼓勵。而後，答辯委員會由南京大學的周勛初教授和卞孝萱教授、南京社會科學院的吳功正研究員以及鍾振振教授與郁師五人組成，諸位先生再次熱情肯定了我的論文，並提出一系列針對性的修改意見。這些修改意見，都已經融入這本小書。在此，我謹向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獲得博士學位以後，我因為立即開始了新的宋史課題的研究，博士論文的進一步修改工作被擱置了起來。1999年夏我流動站出站來到人民大學中文系工作之後，才重新開始審視、修改博士學位論文。傅璇琮先生與張國風先生熱心地為該論文做推薦，北京出版社的魏小薇編輯和編輯室主任楊璐先生大力促成，使我的這本小書獲得了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著作2001年度的出版資助，人民大學中文系也給予了相當的出版資金支持。在此，我謹向幫助、支持我的諸位先生與領導表示衷心的感謝。
學術研究之路永無止境，我願這本小書的出版成為我在學術研究之路上堅定地走下去的一個新的鞭策。
2001年春於人民大學紅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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