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四十講》

《國學四十講》

卞孝萱、胡阿祥主編的《國學四十講》,收錄國學門類四十種,由國內老中青學者分別撰述。該書推源溯流,正名國學;拓其堂廡,宏收博取;重在實用,指示門徑。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系統的國學著作,也是嘉惠學林、功在千秋的巨著。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國學四十講》國學四十講

國學是立國之本,民族之魂。整理、發掘國學之精華,繼承、弘揚其優秀傳統,有助於推動我國現代學術之發展,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意義極為重大。尊崇國學,絕不意味著自我封閉,而是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並在研究國學的同時,吸取、融合西方優秀文化,與時俱進,使國學精神與時代要求相適應。

本書對每一學科的介紹,大致為:學科的定義,研究對象與範疇,學科發展史,研究內容與方法,研究現狀與今後方向。對書採用學術界公認的觀點,對於說法不一者,作客觀的介紹,由讀者判斷。

解讀

21世紀開端的數年,國學之熱,是人們始料未及的。其參與國學研究、討論、學習、傳播之人,從數量上看,恐將為20世紀之總和。有關國學之書籍刊印之多,亦令人目不暇接。2008年,著名文史專家卞孝萱胡阿祥二先生主編的120萬字巨著《國學四十講》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當下的國學熱錦上添花。中央文史館館長袁行霈先生對它有評價雲:“嘉惠學林,功在千秋。”

與今之宣揚國學者泛泛而談不同,《國學四十講》在體例上進行了開拓與創新,對於國學的內容分四十科目,每個科目進行專門的論述。這四十個科目,既有如經學、諸子學這樣的大綱,也有有關一部書(如紅學)、一類書(如方誌學)、一種文化現象(如避諱學)、一種治學方法(如校勘學)、一類研究對象(如金石學)而形成的專門學問等細目。可謂綱舉目張,既有包攬的廣度,又有研究的深度。

《國學四十講》之介紹國學門類,既有如紅學、金石學、書畫學這樣的熱門,也著力介紹了國學研究中的冷門,如讖緯學、律學等。以讖緯學為例,讖緯之學在漢代為顯學,但因其國家神學色彩濃厚、文獻零碎搜尋不易,近數十年來大陸學界少有人問津,幾成絕學。而《國學四十講》進行專門之討論,撰述該部分的徐興無教授乃是讖緯研究之專家(曾出版專著《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以區區三萬字,概述讖緯之學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經學之關係、文獻名目與體系、研究現狀等問題,可謂提綱挈領。再如律學,乃中國古代音樂知識,涉及數學、音樂等知識,是鮮為人知的國學領域,《國學四十講》一書也有專門介紹。

《國學四十講》是一部體例精整、內容翔實的著作,體現了乾嘉以來專家之學的精神。撰述每一講的作者雖然包含了老、中、青三代學者,但是對於所撰述的內容,都有深入的研究。如介紹“酈學”的乃是該領域的權威、著名學者陳橋驛先生;介紹“校勘學”的乃是中青年學者、文獻學專家武秀成教授。提倡專家之學,使得本書四十個科目的撰寫都能夠嚴謹、精慎。

《國學四十講》又是希望了解國學者必須常備之入門參考書。書中有關職官學、目錄學、詩詞格律學、訓詁學、音韻學辯偽學等內容可視為學習文史知識的重要輔助工具,不掌握它們,就很難讀懂古代文獻,國學無從入手。而對這些知識進行研究的多是長篇專著,使初學者望洋興嘆。《國學四十講》每個科目三萬字上下的分量,便於初學者學習閱讀,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對國學知識有一個巨觀的把握。

《國學四十講》補前人之缺憾,重視古代學術中自然科學知識的總結。本草學、博物學、農學、術數學、數學、物候學、輿地學、律學等八個科目涉及古代自然科學的多個方面,約占全書的五分之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書還專門介紹了風水學,對這個在古代帶有神秘文化色彩的學科進行了科學的分析,認為在剔除迷信的成分之後,風水學其實是一門關於“環境選擇”的學問。

國學是不斷有新的因素、新的學科產生的學術體系。20世紀初隨著殷墟甲骨、敦煌文書的發現,以新材料為研究對象,形成了新的學科,《國學四十講》即注意總結這些20世紀之後才形成的國學門類,如有專門介紹“敦煌學”的篇章。深淺適中、繁簡得當、專通結合,使得《國學四十講》可以適應不同的讀者群體。

前言

中華為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學術輝煌,文獻豐富,世所罕見。學術本無國界,為何出現“國學”一詞呢?中華學術,自成體系,西洋學術東漸以後,為了有別於西學,中國人對本國的傳統學術,採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名稱。清末,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般人稱西洋學術為‘新學”,中華傳統學術為“舊學”。又有《國粹學報》(鄧實主編)、《國故論衡》(章炳麟著)之出版。所謂“中學”、“舊學”、“國粹”、“國故”等詞,逐漸為“國學”一詞所代替。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章炳麟在日本主持“國學講習會”。民國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曾設國學研究機構,江蘇省曾設國學圖書館,都出版刊物。“國學”成為中華固有的全部學術的專名和總稱。

國學是立國之本,民族之魂。整理、發掘國學之精華,繼承、弘揚其優秀傳統,有助於推動我國現代學術之發展,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意義極為重大。尊崇國學,絕不意味著自我封閉,而是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並在研究國學的同時,吸取、融合東西方優秀文化,與時俱進,使國學精神與時代要求相適應。

國學博大精深,今編寫《國學四十講》,非敢班門弄斧,我們的用意是普及國學知識,幫助讀者了解中華幾千年來學術之真相及其變遷之大勢,展現中華文化對於世界文化所作出的偉大貢獻,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啟發年輕一代熱愛祖國的感情,也為有志於治國學者帶一段路,以便進一步地深造。

後記

20世紀初,在西學的衝擊與刺激下,“國學”的名稱逐漸流行起來。“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簡稱,其內容豐富,包羅宏廣。昔章太炎以“國學”為一國固有之學,並以“國學”的興亡與國家的興亡相連。學人之研習國學、大眾之了解國學,意義由此可見。及20世紀末,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沉寂後,總結、弘揚國學,成為一股潮流,一批國學大師的經典著作重新印行,並在學人中大受歡迎。然而,時至今日,在大陸高等教育中,國學的講授卻未成系統,不少高校甚至廢而不講。這種狀況,勢必影響今後學術的發展,影響一代學人的素質。

考慮及此,1998年,我在為幾家出版社策劃圖書選題時,便報上了“國學課堂書系”。起初的想法是:約請對國學有專深研究、備知其間甘苦的學者分頭撰述;每年做一輯,每輯出五六本;每本約十五萬字,選國學的…個門類,討論其學史(由古至今的基本情況)、知識(如學科體系、結構、主要內容)、方法(指研究方法及其進步);讀者對象定位為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以及傳統文化的研究者與愛好者。我想,這樣的計畫如果付諸實施,則五年下來,必然形成規模效應,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並成為擴大出版社影響的名牌書系。

然而接下來的情況出乎我的意料。期以五年,而且是經濟效益一般的長銷書而非暢銷書,終於沒有一家出版社敢下決心承擔這一工程。轉機出現在2002年底。曾經有過愉快合作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徵求選題意見,於是我又報上了“國學課堂書系”,在並無多少的期望中,卻得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充分肯定。與我直接聯繫的是沙鐵軍先生。沙先生對如何做書顯然十分老到,他創造性地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國學課堂”宜定位為大眾國學基本知識普及讀物,而為了使讀者收一卷在手、國學畢陳之效,建議由“書系”改成“大書”,即在一部書中,反映中華國學的基本面貌;每門國學以三萬字左右的篇幅,概述其學史、知識與方法。又在此期間,卞師孝萱先生的公子、資深編輯卞岐先生建議書名定為“國學四十講”,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我接受了沙先生與卞岐先生的合理建議。從2003年春節至今,出於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我毅然擱置下其他的大量工作,設計、規劃全書,確定了八十餘門國學選目,然後約請合適的作者。作者來稿後,則無論出自大家小家之手,我都逐字讀過,在此過程中,或統一格式,或商請修改,或直接改定。而經我定下的稿子,再送交卞孝萱師審閱。這樣的工作流程,經歷了整整兩年。最終的成果,就是這部由四十二位認真負責的作者、兩位名副其實的主編共同完成的一百二十多萬字的《國學四十講》。

面對著一長串的電腦檔案目錄、一厚疊的列印書稿,以及兩年工作過程中的兩百多封電子郵件,我既如釋重負,又感任重道遠。如釋重負者,多年的心愿終於有了個了結,而兩年中積壓的許多事情也可以寬心地去做了;任重道遠者,這已經完成的四十門國學外的另外四十餘門國學,它們有的已有初稿,有的已有作者,待喘口氣後,卞師與我還是想勉力將之完成,那將是又一部百萬字的大書,我們又將為之付出至少兩年的心力!雖然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更多,但為普及、弘揚中華國學,用去寶貴的、苦短的學術生命中的四年時間,我們感到還是值得的。

沉浸在國學之浩瀚海洋里的兩年中,我時時有著這樣特別的感受:積累深厚的中華傳統國學,真的是博大精深。如我這個年齡的學者,有懂一門甚或幾門國學者,但絕少懂多門乃至全部國學者。以我個人言,學過歷史、地理、文學,而又興趣廣泛,涉獵龐雜,但在看稿改稿的過程中,既每多發見與驚喜,從而感嘆中國傳統學問之互通互證,治學者萬不可故步自封、狹隘偏激;也常顯所知甚少,如對有些國學門類,我是不敢妄改一字、隨置一問。我想,與我年齡相近的國學研究者、愛好者,讀此《國學四十講》,也會有與我相近的感受。至於小我一輩的年輕學人,我相信他們讀此《國學四十講》,所獲會更豐,感受會更強烈;而長我一輩的學者,當然也會有所收穫,畢竟國學浩博無涯,能為大成至聖通才者,古今幾人?是則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確實不可不懂國學。進之,無意於研究國學者,讀此《國學四十講》,也會不乏助益,因為理解中國現實的社會,也不可不懂國學,從某種角度言,源遠流長、與時俱進的國學,也是社會、人生、思想、智慧、知識、方法等等的寶庫!《國學四十講》能夠完成,我要感謝沙鐵軍先生的支持與督促,感謝卞孝萱師的指導與把關,感謝諸位老中青學人的理解與撰稿。沒有他們的支持、督促、指導、把關、理解、撰稿,則《國學四十講》只能停留於想法階段,而淺學如我也是不可能擔此主編之重任的。胡阿祥2005年1月29日謹記於三棲四喜齋2005年初《國學四十講》送交湖北人民出版社後,由於種種原因,出版耽誤了一段時間。而在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工作接觸中,我深深地感到:江蘇省社科聯長期以來,重視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致力於推進社會發展、學術進步與精神文明建設;江蘇省社科聯領導多次強調,總結、研究、發展國學,是意義極為重大的基礎工程。正是在這樣的高瞻遠矚下,“國學四十講”有幸成為江蘇省社科聯的資助項目,並被列入“江蘇社科學術文萃”書系。我們根據江蘇省社科聯及其約請的茅家琦、李良玉、趙生群、許結諸位先生的意見,又對《國學四十講》作了修改、補充與提高。現在《國學四十講》就要問世了,在此,我要代表本書全體作者以及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向關心、支持本書出版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袁行霈先生,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長劉道清先生、總編室主任王建槐先生,江蘇省社科聯黨組書記孫燕麗女士、副主席廖進先生、學會部主任陳曉明先生、副主任程彩霞女士,致以誠摯的感謝!胡阿祥2007年4月20日再記於三棲四喜齋

精彩頁

避諱學

劉志剛(南京師範大學)

避諱是我國古代及至近代特有的一種重要文化現象。《辭海》“避諱”條云:“封建社會對於君主或尊長的名字避免寫出或說出叫避諱。”試想,對君主之名,臣下及子民俱避而諱之,不敢援筆書之,不敢揚聲呼之,無非是彰顯君名之貴、君權之高。可見,避諱是封建社會制度的產物,是歷代君主建立與維護自己至高無上威權的一種體現。

追根溯源,避諱起源於周代,但最初不過限制人們直呼君主之名而已,談不上有什麼規則。但凡事自有發端,後世即不免鋪陳繁衍。避諱自周代興起後,歷秦漢、唐宋,直至清末,前後兩千餘年。兩千餘年中,避諱現象逐漸發展為一種制度,其範圍也不斷擴大,如由最初的只諱君主之名,發展到諱家族尊長名,甚至諱個人名,其規則亦日趨繁密。究其發展原因,則既有封建社會制度強力所致,亦有在避諱風氣之下,人們競相逐效之故。

避諱的發展,給各個時代人們的生活造成諸多不便不說,也給後人對中國傳統史籍的研究造成了極大的不便。這是因為避諱現象發生在史書上,便多有改易文字的情況,而中國歷史綿久,朝代更迭頻繁,各朝各代所諱不同,而避諱方法又不一,於是兩千餘年歷史積聚下來,因之而造成的傳統史籍淆亂之處著實不少。

避諱自身的逐漸發展及其對傳統史籍研究造成的困難,已使得人們對避諱現象進行系統的研究成為必要。歷史上,歷代對避諱情況進行記載與研究的著作很多,如宋代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橋的《野客叢書》、王觀國的《學林》、周密的《齊東野語》;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趙翼的《陔余叢考》、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而近人陳垣所著之《史諱舉例》八卷,更是對歷代避諱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整理,頗具成果。在對避諱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一門新的學科——“避諱學”相應而生了。陳垣這樣定義“避諱學”:“研究避諱而能套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者,謂之避諱學。”

避諱學的發展與完善,主要體現在對避諱規律的日漸掌握,而這有助於史學工作者判定古籍版本的時代、鑑別作者的真偽及考證作者的年代。這一切都給古籍文獻的考證工作帶來極大的方便。所以避諱學必將最終解決由避諱造成的史籍混亂現象。避諱學實為史學之一有力的輔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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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本期任務要盤點的是有關國學的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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