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西科爾小鎮。家境不裕，從小養成了吃苦耐勞、勤奮勇敢的個性。1921年她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伊利諾州大學，同時決定到中國。初到中國安徽，見女子多不識字，便矢志推動中國女子教育，創辦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學。1919年明妮應聘金陵女子大學，掌管校務，籌建新校園，並鼓勵學生走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譬如為鄰居婦女開課講授衛生知識，每周兩次為校園四周的貧民看病等，發揚光大了金女大校訓———厚生精神。明妮還利用休假到歐、美進修學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對中國女子教育功不可沒。
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到1940年4月，她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並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於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The C lassm ate)上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鑒於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並將其製成縮微膠捲，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
由於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裡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的個人親歷檔案———日記，就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如日軍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姦。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姦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鬥，就進駐南京各要鎮。上海“八·一三”事變後，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推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中國政府支持下，劃出以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中心至鼓樓、新街口約4平方公里的國際安全區。為管理和照護安全區軍民的需要，後又請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承認，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華群為該會的會員，金女院被國際委員會指派為安全區里專門收容婦孺的避難所，華群女士擔起了阻止日軍強暴中國婦女的艱巨任務。華女士臨危受命，不敢貽誤。魏特琳自己說，她的日記是“抽空寫的———有些是在空襲的間隙寫的；有些是經過一天漫長而繁忙的工作後於夜晚寫的”(1937年9月26日)，但這並不影響它的重要價值，反而讓後人欽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軍首批由中華門入城後，到處姦淫掠燒殺。此時婦女兒童蜂擁而來金女院的難民收容所。有青年婦女裝扮成老婦的，有女扮男裝的，還有老婦、兒童和男人，一個個驚恐萬分。華女士守著大門勸說，為了多保護一些年輕女子和兒童，請男士和老婦回家。難民們哭著求著，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個立足之地。保護上萬婦孺的人生安全，在當時特殊的環境裡，談何容易！華女士面對的是一群比野獸更為兇殘的日本侵略兵，他們不可理喻。美國教會學校的牌子，國際安全區的布告，對他們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裡，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強姦婦女、搶劫錢財。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牆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里，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一個就對她強姦。
華群女士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裡奪回中國婦女。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野蠻地打她耳光。華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餘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說，金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她。
在難民所里，許多難民失散了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籠罩著難民營。華女士安慰鼓勵她們，給她們勝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氣，她說，“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同時她為難民尋找失散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後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去設法尋找。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與包抄。12月1日，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後，她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證書上籤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請求。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環境與工作在學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感到震驚與憤怒。12月1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而且很可能他們不是士兵。”
儘管金女大校園門口掛著美國國旗與日本大使館的公告，但對凶暴發狂的日軍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軍或從校門口強行入校，或爬過圍牆入校。魏特琳一會兒守在大門口，攔阻喝斥企圖強行入校的日軍，一會兒又趕到校內其他地方趕走偷爬進牆的日軍。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所寫：“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衛兵一樣守衛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許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隨時起來去應對突發事件。她還組織起巡邏隊，日夜守衛校園，保護難民的安全。魏特琳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這些人認為戰爭是民族的罪行，是違反在天地萬物心靈深處創世精神的一種罪過，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受害者，以及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大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復。”一次，她看見一個中國小男孩戴著這樣的臂章來給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說著，她幫那個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占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她獎勵外僑的最高榮譽———藍、白、紅三色襟綬———采玉勳章。魏特琳在那緊張恐怖的日子裡，殫精竭慮工作了數十個日日夜夜。過度的疲勞與長期的精神壓力嚴重傷害了她的身體，她在此期間的日記中常常寫道：“太倦了，倦得連字都寫不出來，”“倦得無法思考”。她在救護了許許多多的中國難民與中國婦女以後，自己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勸說下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我深深地愛著金女大，並且試圖盡力幫助她。”她這樣說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現在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無限熱愛的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選擇這一有意義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55歲。臨終前仍然說：“我有兩個生命，仍願為華人服務。”她的墓碑上刻著四個中文漢字：“金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