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標誌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全公司在北京保全業正悄然做大。數年內，北京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元鼎)拿到了諸多榮耀，這是中國保全行業所能達到的巔峰。
接待中心但媒體越來越多的調查表明，安元鼎的主業為關押、押送到北京上訪的民眾。這家時間短卻發展迅猛的保全公司據信在北京設立多處“黑監獄”，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訪者自由並押送返鄉，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訪者施暴。
目前安元鼎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經營”兩項罪名立案偵查，安元鼎董事長張軍以及總經理張傑被刑拘。
關於安元鼎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區魏公村韋伯豪家園的張照華向海淀區工商分局登記註冊了一家公司，名為：北京安元鼎商貿有限公司。
公司標誌公司註冊資金為50萬元，兩名投資人分別是：張照華以及鄭長興。其中張照華出資40萬元，出任法人代表。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訪民們，絕大多數被安元鼎關押過很快，兩名涉獵廣泛的投資人便發現，要獲得成功，他們應該更專注於一條道路走下去。2005年8月，公司名稱變更為沿用至今的名字：北京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自主經營業務更加明確：提供安全防範技術諮詢服務。其註冊資本和法人代表均無改變。
2006年3月，出於某種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兩名創始人隱退，張照華在電話里不願多談，他說：“是你看到的那樣，我們把公司正常轉讓出去了。”②
新接手的投資人有6人，註冊資本50萬元不變，其中大股東是張軍和付國有，分別出資12.5萬元。由張軍出任法人代表。其經營場所也由魏公村119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區定慧西里21號樓一間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內。
1963年出生的張軍籍貫地在河北省圍場縣，那是河北省最北部的偏遠縣城。在清朝康熙年間，這裡被設為愛新覺羅家族的私人獵場，，自此，當地亦有了一個顯赫的名稱：木蘭圍場。到了張軍這一代，圍場榮耀已被雨打風吹去。每戶人家都想著地里土豆的收成，這幾乎是農民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黑監獄1983年後，張軍開過石灰窯，但家鄉人記得最清楚的還是他倒騰“皮貨”生意的經歷：頭腦靈活，人脈活絡，認識的人很多，什麼都敢幹。他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之一，並且再也沒有在家鄉長久待過。在十多年前，張軍帶著最小的弟弟外出闖蕩，留下二弟張智在家照看父母。④
張軍到北京後似乎做過很多雜活，在與他最早的追隨者聊天時，他還會時常透露初來首都討生活的辛酸。至少能證實的是，在2005年前後，張軍就已經以安元鼎公司重要員工的身份，在北京保全行業嶄露頭角。
2005年，北京聖安衛嘉保安公司總經理余志雲在馬駒橋商業街成立了一家“人力資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負責運作，這家人力資源部只有一間門面，業務也只有一項：為安元鼎保全公司招聘保全。
人力資源部成立之日，張軍前來剪彩，在揮動剪刀那一刻，他甚至是“借人家的車來的，非常狼狽。”
但安元鼎擴張的跡象已經很明顯，在北京，當時為安元鼎招聘保全的人力資源部大概有10多家，而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比如陝西、河北等地也有與安元鼎有業務往來的中介機構。以老李負責的人力資源部為例，“保全要求身高1.65米，每招一個提成300元，通常1個月能給安元鼎輸送100-200名保全。”
保全公司的人員總在流動，而且流動非常快，這是眾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這個行業詬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醜陋一面。“新人招來後，要扣押身份證，乾滿一個月才能發工資，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幹完一個月，保全公司總能找到這樣或那樣的藉口，將你炒掉，由於你違反了規定，你的工資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馬上又有新人頂上，流水作業。”
公司張軍接任安元鼎之初，日子艱難，賺錢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資產總額為85.70萬，稅後利潤為負12.22萬元；此後一年，資產總額增加到116.97萬，公司也開始盈利15.26萬元。對於安元鼎來說，從負數到盈利，總算前進了一小步，但這似乎還不夠。
到最後，保全公司對人力成本的壓榨極度膨脹，甚至到了向合作夥伴下手的地步，“給他們招聘保全的勞務費是300元，說好是乾滿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各種藉口趕出去了，最後勞務費也拿不到，而保全公司則侵吞了這不到十天的血汗錢。”
一段時間後，余志雲和老李都不再給安元鼎辦事，他們脫離了關係。2008年，老李在北京市久敬莊接濟服務中心對面的村莊裡新開辦了一家人力資源部，沒多久，張軍又來找他合作。不過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張軍有了私家車，並且容光煥發。
短短六年歷史，安元鼎取得了“輝煌”的業績：2007年，獲得了由12家單位聯合授予的中國保全服務“十大影響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全服務總公司評選為A級安保企業。
張軍也實現了對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後不久，幾經股權轉換變更，與之平分秋色的大股東付國有退出，張軍以出資30萬的金額，成為安元鼎毫無爭議的最大股東(其他4名股東分別出資5萬元)。此後，安元鼎股權結構一直保持著懸殊狀態，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變更註冊金額為100萬元，張軍出資額增加到80萬，其他四名股東仍保持不變。
“特勤”護送：高利潤的新業務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個新部門：護送部。新部門的職責很明確：負責為各地政府消除頭疼事，幫他們關押、押送上訪人員。安元鼎嗅到並抓住了一個長期有效，低產出，高回報，且無風險的賺錢模式。
張軍甚至將這個契機告訴了遠在圍場縣老家種土豆的二弟張智，“以前日子過得很艱苦，2008年我哥哥他們成立護送部，全國各地進京上訪人員都往他們那裡送，規模特大，北京有5個基地和一個總公司，上海還有他的點，”張智說。④
在安元鼎公司構架當中，共有十個部門，但在其經濟構成體系中，其他九個行政部門都是虛的，唯獨護送部是“搖錢樹”，地位也彰顯出來，護送部是單列出來，由一名專職副總經理直接負責。
護送部的特保們身穿青藍色制服，頭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掛有黑底白字“特勤”標誌，臂章為“BEIJINGSECURITY”(北京安保)英文環繞著的公司徽標：“安元鼎”。這身裝束往往讓訪民們以為是特警。
“榮譽證書”所有這些項目都是收費的，費用包括：穩控費每人200元、強制費每人200元，這些費用都可以隨便調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則是護送費：坐火車的，特保一天500元；開車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隨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錢，一個特保工錢為300元，司機也是同樣的價錢。
對於強制費的解釋是：將訪民接到安元鼎指揮中心的時候，訪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所有東西都要安檢一遍。煙、刀具、手機、身份證都要收。並且要跟訪民說，麻煩你配合工作，身份證和手機要交給我們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採取強制措施，這一項是收費的。因此在行動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給客戶打個電話，對方說要強制的話，特保們便動手了。⑩
碰到難纏的上訪人員，四個特保抓著胳膊拉著腿往車上一摁，摁到車上就跟他說：別害怕，我們是國家信訪局的，是給你解決問題的，不要怕……“我們經常去永定門汽車站一帶，許多進京上訪的老頭老太太在那坐著，當地駐京辦給我們打電話，去了之後，抓著便往上車丟。”一名安元鼎特保說。
安元鼎護送部剛開始只有10多個特保，三四輛車，一輛大客車已經很舊了。之後又買了兩輛麵包車，坐11個人左右。後來人多了，車不夠了，就開始租車，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應貴州省的要求，押送了兩輛大客車的訪民，這趟行程收入為30萬。●
彼時，安元鼎有小車17-18輛，總共30多個司機，兩會一過，馬上增加了10輛7座的依維柯。到現在，51座的大巴有3輛，24座的3輛，27座的有4輛，7座的有6輛，別克，賓士……●
安元鼎護送部的隊伍逐漸健全完善，護送部編制建設也有著軍隊色彩：下設一個政委、一個大隊長、三個中隊長，一個中隊是兩三個班，一個班有七八個人。
“在護送部，特保加上司機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檢的……所有人都住在一塊，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後面的大院裡，樓上樓下，平房，很熱鬧。像部隊一樣的上下床，房間有8個人的，也有10個人的。安元鼎還規定：在特保內部，男的不許跟女的談戀愛。”⑩
安元鼎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賺錢模式，在關押訪民的市場領域中開疆拓土，為其帶來了高額利潤：2008年年底，註冊資金還是“小打小鬧”的100萬元，此後半年，一躍擴充10倍為1000萬元，其中，張軍出資980萬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檢資料顯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營業收入為861.93萬元，2008年，全年營業收入躍升為2100.42萬元。安元鼎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榮耀，都來自這一年之後。目前，擁有保全3000餘名。
但張軍謀求的不是單向度發展，眼前的事業雖然看起來風光無限，也危機四伏，不時被媒體或者網路曝光出來的毆打、關押訪民的控訴，讓他覺得有必要收斂些。他告誡手下，儘可能地不要動武，應該轉變觀念，暴力對他們並無好處，訪民對於他們來說，意味著財神和鈔票⑩。
員工就個人發展而言，47歲的張軍已完全從圍場縣一個“挖土豆”的農民，蛻變為成功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長。他深入簡出，吃住、辦公都在位於小紅門南四環東路上的安元鼎裝飾一新的接待中心總部大院，極少露面。⑥
“政府是僱主，訪民是財神”
安元鼎最初的僱主們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駐京辦，但光這樣還不行，他需要主動出擊，才能將業務網路輻射到各省地區，甚至偏遠鄉鎮。現在的良好業績難以想像，即便在福建最偏遠的鄉村也有安元鼎的業務往來。一名負責押送訪民的特保說：“我們跑過三亞、雲南。”
做到這樣的地步，必須歸功於安元鼎的業務部。名字看起來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司組織結構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賺錢模式中，它卻是連線公司與僱主們的橋樑。
在安元鼎，專職聯繫護送業務的業務員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輕女性，按照省份劃分各自的業務區域。她們的工作就是給各地駐京辦和相關部門打電話，請負責人吃飯。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業務員們拿提成，一個月下來，能拿到三四萬。⑽
在安元鼎業務員的檔案包里，有兩份檔案是談生意時必須攜帶的：《委託書》和《特保護送服務契約》。
委託書《委託書》似乎是一張免責聲明，它聲稱：茲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據《關於對進京非正常上訪人員要“快速接領、快速勸返”》的要求，特委託受託方將我省非正常上訪人員(人數)，護送回。望貴單位鼎力配合。●
《特保護送服務契約》則詳盡列出了“特保護送內容”、“聘用特保隊員的形式、數量、服務期限和服務地點”、“護送特保人員補助費以及管理費收費標準和付款方式”，以及“雙方權利和義務”。●
收費內容有四項：特保隊員服務費(每人每天多少)、護送管理費(路程公里數算)、協助代理服務費，以及住宿費。
上述特保人員說：“契約有三份，白的，紅的，綠的。白的是和駐京辦簽的，簽了這個最起碼路上有什麼事的話，這是證據。價格是自己定。駐京辦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駐京辦要3000元，駐京辦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規定付款方式為預付制，長途護送發車前預付總服務費的80%，剩餘20%返京後一次性結清。這種方式對於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過教訓，幾名特保拿到一筆護送費巨款後潛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啞巴虧。如今預付制能把款項安全收回。
2010年兩會期間，北京市保全服務總公司下通知，讓安元鼎將“特保”名稱改成了“特勤”。一是，兩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經臭名昭著，所到之處，怕人知道，招來報復；其二是據稱保全總公司感受到了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⑩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輛護送車裡安裝了攝像頭。一名特勤聲稱：“上訪的分兩撥，非法上訪和正規上訪，正規就是在信訪局、天安門分局和三里屯派出所這些地方，送到馬家樓的，就是非法上訪的。當地駐京辦打電話叫咱們去，就把人接出來，先安置穩定下來，做思想工作，穩固一兩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元生活費。住的地方是我們租別人不幹了的旅館。專門找個人負責做飯，再把他們的心一一籠絡。”⑩
高峰期關押點一個地方不夠，進進出出，有的住兩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須給當地駐京辦打電話，匯報被關押的訪民思想狀況怎樣，以此確定護送日期。
對於安元鼎來說，收集雙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張耀春第二次被關押在“黑監獄”時，注意觀察到這一點。她回憶說，“一進去，他們就騙我們，跟我們說有什麼上訪材料就交到我這裡來，我可以幫你們交到政法委、中紀委等等高層的地方去。老百姓很相信他，整天討好他，排隊去他那裡向他求，他們就時不時抓緊時機，告訴我們這些上訪人員，說上訪是不歸之路，要么就堅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來。堅持到底就是要勤來、多來。”
“開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這樣說好像感覺到他們很關心我們，很真心幫我們。他們還說關我們是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很多人都相信。他們還說，你們多來的話，就把你們地方政府官員的分給扣了，中央扣了他們的分，對他們的前途有影響，他們就害怕了，就會被迫幫你們。後來我發現這是假的。”
張耀春認識到，對於“生意人”安元鼎來說，“維穩才不是他們考慮的事呢，反倒是穩定了，他們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僱主，訪民卻是財神。”
“財神”卻常被弄傷。“去年春節前，安元鼎護送部一名大隊長毆打了一個被關押的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後，反過來把打人的保全給告了，公司也沒有保住他，判了兩年。”
“大隊長被判刑之後我們再也沒有打過人。”一名特保隊員目睹了這位大隊長被抓走，他對安元鼎的冷漠耿耿於懷。
要弄明白“訪民和財神的關係”，就必須轉變工作方式和態度。張軍告誡下屬：“第一，要讓訪民信任我們公司，送人期間不要打人，打人的話第二次再不來了；第二，要讓駐京辦信任我們公司，對他們說一定能抓到，並押送回原籍，絕不會出事。”⑩
注釋：
①：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安元鼎商貿有限公司登記註冊表》。
②：對張照華的電話訪談。
③：對圍場縣圍場鎮車子村、金子村村支書以及村民的訪談。
④：對張軍二弟張智的訪談。
⑤：對北京聖安衛嘉保全公司總經理余志雲的訪談。
⑥：對安元鼎人力資源部老李的訪談。
⑦：北京市工商局《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經營情況表》。
⑩：對安元鼎現任特保人員的匿名訪談。
●：對2009年兩會期間參與押送貴州籍訪民行動的安元鼎特保的匿名訪談。
●：對安元鼎護送車司機的匿名訪談。
●：北京市工商局《安元鼎公司股權變更登記》。
●：北京市工商局豐臺分局《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註冊資料》。
●：對圍場鎮刑警隊、鎮派出所民警的訪談。
●：見南都記者獲得的安元鼎《委託書》。
●：見南都記者獲得的安元鼎《特保護送服務契約》。
●：對張耀春的訪談。
關押事件
安元鼎噩夢是如何降臨到訪民頭上？在“黑監獄”中他們遭遇了什麼？在大肆抓捕、押送訪民的行徑背後，誰是安元鼎的僱主？A：女警張耀春的故事
上訪女警被送黑監獄
來到北京第三天，張耀春接到一個電話後，前往位於東三環中路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駐京辦，陪同的還有另一名湛江籍訪民林蒂芬。
在雙井橋和國貿橋之間的桂京賓館是廣西駐京辦所在地，賓館呈半封閉狀態，出入經過一扇鐵門，正對著車輛川流不息的路橋。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氣溫零下5℃，張耀春來到這裡時，並沒有感到什麼不妥，但還是留了一個心眼，她讓林蒂芬留在桂京賓館門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測。
2000年以前，張耀春是廣西合浦縣公安局戶政科一名幹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內保科工作了兩年，負責槍枝造冊登記存檔。她發現這裡的槍枝管理之混亂匪夷所思，某些幹部為了牟取私利，竟然憑著私人感情給社會上的“包工頭”、“大老闆”們配槍，甚至以種種名義違法銷售槍枝彈藥給一些單位和個人。①
在一次執法大檢查行動中，張耀春向“檢查團”說出了真相，並遞交了一份《關於合浦縣公安局某些人違法亂紀情況反映》的材料。“檢查團”走後，她遭到調離，最後以“考勤不及格”為由被辭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報導此事，但一切並沒有改觀，站在媒體面前的張耀春處境更加艱難，由此前對付個別腐敗分子，上升到對抗整個利益集團。她所揭露的問題被一一證實、查處，但她的工作卻始終沒有落實。更有甚者，在2007年夏天，曾經同處一室的戰友以身份證是假的為由，拒絕幫她辦理第二代身份證。她便成了這個國家裡沒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進京上訪開始，張耀春與駐京辦官員打過無數交道，今天打來電話請她過來了解情況的是駐京辦負責人朱某。
她如約到來，卻發現危機四伏，除了從北海過來的政府工作人員，巷口還布設了兩個便衣警察，來抓她的人終於現身了，她試圖衝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個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著她的是一輛白色依維柯，車身大字赫然：“安元鼎護送”。兩個穿著黑色制服的年輕人衝出來，對於張耀春來說，這套制服再熟悉不過。制式、顏色與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寫著：“特勤”。
這是安元鼎與訪民張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個月後，當她第二次被駐京辦官員逮到，並交到安元鼎手中時，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個“特勤”聊得很熟。
在車上，張耀春問：你們拉我去哪裡？
對方回答說，上車就知道。
張耀春大聲抗議：“我有權利知道我上車後去哪裡，你們不能這樣，這是侵犯人權。”
兩個“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點，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駐京辦官員們目睹了整個過程，張耀春說，他們甚至還幫忙扭送上車。但他們不是幫凶，他們是僱主關係，是他們打電話請來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們達成了協定：以政府的名義與安元鼎簽訂押送上訪人員的服務契約。這是安元鼎公司諸多業務中，最賺錢也最見不得光的一項。②
“囚車”(在張耀春看來，這輛限制人身自由的車輛，與囚車別無二致)越拉越遠，一個多小時後，開到沒有路標的地方。隨後，張耀春從車窗外瞥見“京津高速鐵路”的箭頭，還看見南四環的路牌，看到小紅門大紅門這邊有個“紅門路”的標誌，用木頭寫的，插在路上，裡面就是農村了。越走越遠，這一帶是破爛的工廠、倉庫，高高低低的樹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時，“囚車”在一個寫有“凱安達儲備倉庫”的樓房前停下，那是個破舊工廠，裡面有兩層樓，外面有四扇小鐵門，紅紅的。
張耀春進去時，裡面關了約兩百多號人。天冷，牆上掛著空調，很舊了，根本不頂暖，被子又臭又髒，但還是被大家爭搶著。北京的冬夜，漫長而難熬，他們只有相互取暖。這讓張耀春備受屈辱：在裡面男女同住，毫無尊嚴可言。
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區以及周邊地區設立的眾多“關押點”之一，訪民們稱之為“黑監獄”。
如果一個人觸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監獄，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過於此：在扭送進來那一刻，在身後鐵門“咣當”一聲巨響之後，已宣告尊嚴蕩然無存。第一道程式是搜身，繳獲他們的身份證、手機，以及任何物品。之後，他們無法跟外面聯繫，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點不到，張耀春就去排隊，她想喝點稀飯，對方回答：“沒有。”
張耀春還沒有明白所處的境地，她不服氣上前頂嘴，引起了一些訪民們的共同情緒。在這個關押點，安元鼎的主管是兩名穿保全制服的中年男子：哈爾濱人邱林和牛力軍(音)。
牛力軍顯得更殘暴些，不容張耀春爭辯，一把揪住她拉到辦公室，砰地關上門，用拳頭猛擊她的頭部，接著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幾腳。
聚集在門外的訪民們喊來了邱林，門被撞開時，張耀春已經被打得面目全非。在眾人前，牛力軍揮舞著電壓棒，噼里啪啦向張耀春頭上抽去，被眾人及時攔下。
對著這名曾經的女警察，身著保全制服的牛力軍憤憤地說，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東西，準備去拘留所吧。”
張耀春只覺得很氣憤，並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對來核查情況的安元鼎特勤小隊長韋應強(甘肅白銀人，現已離開安元鼎)說，“你們到廚房裡看看，能撈出米來嗎？”
韋應強試著在鍋子裡撈了幾下，一小勺都沒撈出來。
3萬元被“特勤”押回縣城
197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引發了全球心理學界重新審視以往對於人性的天真看法。實驗中，通過專門測試挑選了徵募來的受試者———身心健康、情緒穩定的大學生，這些人被隨機分為獄卒和犯人兩組，接著被置身於模擬的監獄環境。實驗一開始，受試者便強烈感受到角色規範的影響，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況演變得過度逼真，原本單純的大學生已經變成殘暴不仁的獄卒和心理崩潰的犯人，一套制服一個身份，就輕易讓一個人性情大變，原定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宣告終止。
在安元鼎的“黑監獄”中，無不詮釋著“情境力量”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高牆大院，封閉的空間，主管們身上穿著與警服相差無幾的制服，只不過袖肩上面寫著“治安”，胸前還有編號。大門唯一開啟時，是“囚車”押送著訪民們進進出出的時候，全副武裝的特勤們，冷漠地注視並隨時訓斥著畏畏縮縮的訪民們。事實上，在對給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勞務公司採訪時，南都記者獲悉，自2008年之後，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標準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訓練有素的退伍軍人。③
即便張耀春始終提醒自己，他們的機關是非法的，是沒有執法權的。但在被安元鼎關押時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為自己是在監獄裡服刑，而她發現，她的難友們則完全把自己當成觸犯刑罰，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著保全服的牛力軍們，則儼然把自己當成了公權力的一方，手握執法權。
安元鼎希望訪民們關押的時間越長越好，結果導致安元鼎的黑監獄爆滿，生意應接不暇。
韋應強透露給張耀春的價碼是，每個人每關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給安元鼎200元一伙食費。接下來，安元鼎的業務員會打個電話過去，問：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繼續關著？通常得到的答覆是後者。
在第五天后，張耀春和廣西常樂的一名訪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標有“安元鼎護送”字樣的依維柯囚車上(車牌號為：“京MOB035”)，除了兩個司機，還有兩個男“特勤”，以及一個女“特勤”，一共五個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監獄的延續，訪民們被訓誡：不許停車吃東西，車上的麵包、快餐面不許拿開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沒人理你。從北京到廣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兩天一夜的時間。馬不停蹄，車不熄火，兩個司機輪班開。
到達廣西合浦的時間是晚上11點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費站附近，張耀春曾經的同事———合浦縣公安局信訪科幹警彭某和李某，以及縣信訪局工作人員周某早已經等在那裡。
交接儀式顯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員和警察們對照了契約之後，一方收錢回京，另一方，則將這個“上訪者”押回縣城。
2010年5月27日，在進京上訪，第二次被駐京辦官員交給安元鼎時，押送張耀春和另一名訪民回廣西的車輛牌照為：京MOB039。
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訴她，押送她的價碼是：三萬。④特勤小隊長在一旁慫恿她說，你下次再來北京上訪，你一來你們地方的腐敗官員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來北京上訪一次，你們又多賺3萬。”張耀春罵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時候，張耀春看到了公安局與安元鼎公司簽訂的契約，並且從契約中不小心掉下了駐京辦出示的一張證明。
“這並不奇怪，一個曾經的人民警察，卻被保全公司送進了黑監獄，像犯人一樣押送回家，經歷過這樣的事，還有什麼可驚奇的呢？”她說。
B：被毆訪民的恐懼與疑問
2010年，出身於刑偵專業的傅政華，在其55歲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履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動”，掃蕩了首都最知名的夜總會“天上人間”，一戰成名。
傅政華的出現讓遠在無錫的謝其明看到了一縷曙光，他和其他17名訪民合計後，決定給傅政華寫封公開信，告訴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長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全公司可能涉嫌綁架、非法拘禁、暴力傷害、猥褻婦女、敲詐勒索等有組織犯罪行為。⑤
44歲的謝其明是原無錫市卷筆刀廠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上訪，三天后，在位於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訪局按程式登記了信息，當天被接待的無錫籍訪民約有60多人。
走完上訪程式後，謝其明一行18人在街上遊覽，被民警盤問是否來上訪，並要求檢查身份證。
之後他們被帶到公安分局，並做了記錄。大概三小時後，一輛安元鼎護送車開進公安局大院。警察將18名無錫籍訪民接交給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別區分他們被分別關押起來，其中謝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訪民被押送到位於小紅門南四環東路88號的安元鼎總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裡，他統計了大約有60多名“難友”；另外16名女性訪民被送到一處離安元鼎總部不遠的倉庫，據她們統計，裡面關押了大約200多名上訪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全公司，他們被逐個搜身，手機、身份證等私人物品被扣押，並由保全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謝其明說，“所有的保全制服與正規的警服極類似，常人很難分辨。”
訪民們在安元鼎關了一天一夜，超過了24小時。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車身寫有“安元鼎護送”的大客車，押送回無錫。隨行有兩名司機，以及20多個“特勤”，每個“特勤”看管一人，訪民相互之間被禁止說話，稍有越軌則被身邊的看押人員恐嚇、謾罵。
晚上車行至河北滄州高速公路服務站休息時，保全在車內吸菸，訪民中16個婦女，被嗆得劇烈咳嗽，呼吸困難，要求保全不要再吸菸，但立即遭到他們的謾罵。
“特勤”小隊長是一個身材高大壯實的胖子，但極度缺乏教養而又性情暴戾，他動手毆打了一個名叫沈建群的婦女。⑧
女訪民王品仙剛剛上完廁所回到車上，她站在“胖子”後面，被他揮動的拳頭誤傷了。王品仙責問他為什麼打人，“胖子”轉身對王品仙劈頭蓋臉地一陣猛打，嘴裡還不停地狂叫：“剛才不叫打人，這才叫打！”王品仙的臉上頓時破皮流血，眼眶烏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頭臉上狠打，亦對她胸部亂打亂抓，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的暴行，甚至引發了隨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們也喊道“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兇者充耳不聞，繼續毆打女訪民。⑤
謝其明上廁所後回到車上，撞見“胖子”的惡行，打抱不平地說：“有事好好說，你不能打人啊。”對方不說話回手對謝其明臉上打了幾拳，還叫其他2個保全群毆謝其明。
隨後在山東境內，謝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隊長等人無故毆打了2次，倒地後，特勤們狠狠地踩住他已觸地的手掌。打人時，“胖子”亦重複這句話：“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打人？這樣才叫打人。”
後經無錫市人民醫院診斷顯示：謝其明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見醫院診斷報告)。
1月31日晚，車到無錫新體育館門口，18名訪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辦負責信訪的工作人員一一認領，謝其明和王品仙兩人臉上的淤青未消，甚至還流著血。
謝其明最後一個被領下車，他看到了雙方的交易過程。他說：“無錫市政府的一名中年男子把錢交給安元鼎兩名司機中的一名，當場現金交易，然後各自回去”。
但18人並沒有被送回家，隨即被無錫方面以口頭宣布的“學習班”名義關押到各區的賓館，直到春節前一天才被放出來，亦沒有任何法律文書和書面手續。
謝其明和王品仙在採訪中向記者證實，他們被關在賓館時，向看守打聽到安元鼎押送訪民的價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費300元，加上押送等費用，每人4100餘元，共8萬餘元。但進一步了解的情況是每人1萬多元，這筆錢由每個訪民所在的街道支付。
“這就是我們的遭遇，”謝其明說，在他們被從“學習班”放出來時，新年的喜慶並沒有沖淡內心的恐懼，反而像噩夢一樣，讓他們坐立不安。
春節期間，18名訪民聚在一起，他們把這些恐懼列舉出來，形成了以下疑問———
我們想問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全公司是否有執法權？北京安元鼎保全公司是否涉嫌綁架、非法拘禁、暴力傷害、猥褻婦女、敲詐勒索等有組織犯罪行為？我們知道穩定靠的是法治，靠暴力和違法犯罪是帶不來穩定的，希望有人能對此作出回應。⑤
C：老訪戶狀告黑監獄安元鼎
57歲的重慶人戴月權決定狀告安元鼎公司和重慶駐京辦，試圖通過法律途徑，驅趕訪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
作為一名老上訪戶，自1977年7月被抽調修水庫，因工傷殘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他逐級信訪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權到國家信訪局領表填表交表後，被送往久敬莊。在那裡他被重慶駐京辦官員控制後，交給安元鼎，隨後被送到北京朝陽區南頂路紅寺村的一個黑監獄。
“這所黑監獄關押著數十名信訪人，年齡最小的是重慶市石柱縣周博之子周易只有兩歲多，整天哭喊著要媽媽……他們一家祖孫三代同時關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歲，還有個雙下肢癱瘓靠滑輪在地上滑行的殘廢人，他是貴州安順人……”
4天后，一名大學生從黑監獄裡逃出來後，告發了這裡，戴月權與其他信訪人一起被緊急轉移到北京南四環外的朝陽區小紅門村西門的“北京市千成雅倉儲服務中心”。
這座“黑監獄”比之前的更嚴，兩扇鐵大門同樣日夜緊鎖著，門口由多名保全日夜輪流看守，裡面有保全拿著花名冊隨時清點人名，門外有保全不停巡邏，門旁還有兩條狼狗盯著來往人。
該黑監獄關押著100人左右，其中年齡最大的是75歲的黑龍江黑河市人楊培耕；關押時間最長的是江西贛州的廖啟榮，他於2009年8月18日進來。廖說，他進來就挨打，直到他寫下再也不上訪的“保證書”後才停止。廖還說這裡隨時打人，他看見一個雲南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鮮血染紅了強迫脫掉……
戴月權在千成雅倉儲服務中心關押了6天，隨後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來截訪的重慶巴川辦事處負責人手上。
因為總是進京上訪，戴月權成為黑監獄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慶駐京辦人員用“京E25441”車送到通州潞城鎮距留莊東口指路牌200米遠的樹林中的黑監獄羈押。⑨
遣送回家鄉後，當地派出所幹警警告他說：“從今起不準到任何地方任何機關上訪，否則一律送勞動教養，你多次被拘留，已經勞教過，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⑨
2009年3月，戴月權與同鄉訪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車前往最高人民檢察院接待室信訪途中被抓。被重慶駐京辦人員用“京M10167”車押到通州潞城鎮“富樂園食品有限責任公司”旁邊樹林中的黑監獄羈押。
2007年9月，戴月權與妻子來京上訪，遭到重慶市駐京辦人員的毆打，致戴月權多處軟組織挫傷。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權先後共被關押三次合計16天。毒打兩次，搶光材料、有關證據、法律書籍等財物一次，“這些都是重慶駐京辦的××等人勾結安元鼎保全公司所致。”
戴月權分別向朝陽區檢察院、區公安分局寄送舉報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檢察院答覆通知，稱材料已經轉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信訪辦處理。
朝陽分局答覆他，已派人去重慶駐京辦和安元鼎調查，請等待，下周再來。一周后，戴月權來到公安局，卻沒有任何結果，也沒有人給他答覆。
又過了一周，仍沒有人出來答覆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訴他，“這事不歸我們管，你到別處去告吧。”
“可是，我被關押在安元鼎的黑監獄裡，都在你們管轄區啊？”戴月權問，“不找你們找誰？”
跟以往一樣，依然沒有答覆。
注釋：
①：《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被辭退的女警察》。
②：對關押張耀春的安元鼎特勤人員匿名訪談。
③：對給安元鼎提供保全以及特勤人員招聘服務的某負責人訪談。
④：對安元鼎匿名特勤人員訪談。
⑤：謝其明等人《無錫18市民給新任北京公安局長傅政華的公開信》
⑥：對謝其明的訪談。
⑦：對王品仙的訪談。
⑧：對沈建群的訪談。
⑨對戴月權的訪談。
查訪
安元鼎與地方政府如何簽約押人？它怎么外包駐京辦的維穩職能？“黑監獄”是什麼樣子？這是市場化還是公權私化？上杭縣公安局在網站上掛出的工作動態認證6了一個事實：這是目前國內唯一公開承認與安元鼎公司簽訂押送訪民協定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舊縣鄉政府人大負責人說，“與安元鼎簽訂協定，維穩費用不見得減少，反而增多了。”
來自政府的契約
上杭縣，位於福建省西南部，全國23個蘇區縣之一，曾經的革命老區，但在外面，它甚至沒有其境內的一家公司———紫金礦業名聲響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紫金礦業的傳播率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縣公安局網站上掛出一條工作動態：
3月29日，舊縣鄉逕美村18名外嫁女分兩批次出發到北京上訪，要求解決紫金原始股分配等事項。4月2日晚，5名上訪人員在天安門地區被公安民警盤查得知上訪後被送到北京市馬家樓接濟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訪人員也在天安門地區被北京警方盤查，其中11名上訪人員隨後也被送往馬家樓接濟中心。4月3日晚12時，北京安元鼎保全公司在與舊縣鄉政府派出的工作組簽訂協定後將16名上訪人員強制遣返護送回上杭，於4月5日中午抵達我縣。
……
4月5日16名上訪人員被遣返到達上杭後，上杭縣公安局立即組織民警開展調查，在充分調查取證的基礎上，決定對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門地區，被送往馬家樓接濟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黃某、林某秀等4人各處治安拘留七日，鍾某芳、林某鳳、林某英等3人各處以治安拘留八日。
……
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動態，透露了隱蔽的事實：安元鼎公司與地方政府存在押送訪民的業務往來。
儘管安元鼎的《委託書》和《特保護送服務契約》上，標明依據有關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並沒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的第564號令———2010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保全服務管理條例》，對保全服務行為進行了明確規範：保全員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體或者侮辱、毆打他人以及扣押、沒收他人證件、財物；不得阻礙依法執行公務；不得有參與追索債務、採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手段處置糾紛等行為。
連夜奔襲36小時把人帶回上杭
在上杭縣舊縣鄉政府，沒人會對這種違法違規的事情感到訝異。該鄉負責逕美村工作的何姓官員稱：“外嫁女們到北京非法上訪，會給首都治安帶來很大隱患，把她們押送回來，是地方政府的職責所在。”①
舊縣鄉給“首都治安帶來很大隱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們因為出嫁，而被剝奪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權”。兩會前，在逐級信訪無果後，她們決定進京尋求上訪。前腳剛到，由縣信訪局長和鄉政府分管政法的副書記帶隊的工作組也尾隨而至。
她們是第一次進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盤查被送到救濟中心，通知駐京辦來認領；林麗萍帶著5歲的女兒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園附近的鶴鄉賓館。晚上，上杭縣工作組前來拜訪，要求她們回去，遭到拒絕。
20多分鐘後，“外嫁女”們正準備睡覺，有人在敲門。
林麗萍問：是誰？
對方回答：查房。
開門進來後，四個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說：身份證拿來。
接著又說：手機拿來。
一一收繳之後，指著外面說：收拾東西，跟我們走。
林麗萍問：你們是誰？
“無可奉告。”
“你們要帶我們去哪裡？”
“無可奉告。”
每個外嫁女都由兩名男特勤押送到門外的安元鼎護送車上，上車後，特勤們拿著金屬探測器在這些女人身上照來照去。
林麗萍忍無可忍，問道“你們到底要乾什麼？”
“無可奉告”，特勤們神情嚴肅地回答。②
安元鼎的護送車連夜奔襲，開了36小時後，到達福建上杭縣。
兩個月後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訪的外嫁女們，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縣政府與安元鼎公司聯手，將這群“安全隱患”押送回來。只不過，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歲的林新鳳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門地區非正常上訪，被教育批評後，4月份再次到天安門地區非正常上訪，被查獲送往接濟管理服務中心勸返。
出來後，林新鳳質問鄉政府，拘留有何依據？問題沒解決，下次還是要上訪。
對方恐嚇說：“下次再敢上訪，直接把你們送去勞教。”
上杭縣公安局亦對這兩次“維穩”行動表示滿意，其網站上掛出的工作動態認證了一個事實：這是目前國內唯一公開承認與安元鼎公司簽訂押送訪民協定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費用，落到了鄉政府頭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書記劉家輝否認了自己參與此事，他表示，具體數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舊縣鄉政府人大負責人說，“與安元鼎簽訂協定，維穩費用不見得減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幾個駐京辦領導”
事實上，安元鼎並不是首都唯一關押、押送訪民的公司。市場已經形成，並且利潤之豐厚，誰都看得見。2009年11月25日，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載文指出，一份權威部門的調研報告顯示，相關省市在京設立臨時勸返場所73處，其中地(市)級設立的分流場所57處，占78%。46處為非經營性場所，例如農民的出租屋等；27處為經營的賓館、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轄的關押上訪人員的“黑監獄”，有無在所列73處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HO一家咖啡館，坐在南都記者對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隊長就如何開辦一家像安元鼎一樣的公司時說：“首先，你需要找幾個好的駐京辦領導，跟接濟中心做好溝通。有非法上訪的，跟當地政府聯繫，問他們需不需要押送……”
沒有一點技術含量，對吧？但有個例子可以說明，介入這個行業，你還需具備一個最重要的背景。在見過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隊長之後第二天，59歲的重慶銅梁男子林永良帶我們去找尋一年前，被關押過的“黑監獄”。
去年8月，他在國家信訪局門口上訪完之後，被4名駐京辦工作人員帶到車上。在逼仄的車廂內，遭到了4名男子拳頭和鞋跟劈頭蓋臉的毒打，打掉了三顆牙，其中兩顆掉在車內，當他疾呼救命時，第三顆也掉下來了，他順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為證據保留。
最後，那個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員指著他說，“你不是要去告嗎？這次看你又到哪裡去告？”
車子開進豐臺區梆子井10號的“黑監獄”時，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連“黑監獄”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說道：“駐京辦太不像話了，怎么這樣兇惡。”他需要向公司報告這件事，以防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林永良在這裡呆了5天，因為有訪民舉報，引起媒體前來曝光，“黑監獄”的負責人趕緊將訪民們轉移到其它地方。之後林永良被遣送回重慶。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間，他先後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內的兩所“黑監獄”關押了三次，合計17天。
“黑監獄”多次被查
因為地址記得比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這所位於豐臺區梆子井10號的“黑監獄”。這其實是一家農家四合院，臨街門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賃，老闆娘還記得這裡曾關押過訪民，看著確實可憐，但畢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沒有過多去管閒事。
“黑監獄”設在四合院裡，用圍牆隔絕起來，兩層小樓，上下兩間大廳，各有5間房子。已經人去樓空，一樓大廳里豎著一面衣帽鏡，寫著“北京保全”四個字。屋內所有窗戶都被木板釘上，並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閉的空間內，空氣混濁，散發著霉味。地上散落著訪民們撤走時來不及收拾的衣服，和速食麵袋。二樓一間房間的窗台上，有兩張紙屑，分別寫著訪民的名字和家鄉地址。因為撤得突然，一樓鐵門上，還掛著一頂黑色的保全帽，帽檐上別著國徽。
在向住在“黑監獄”的後面的居民打聽房東情況時，林永良認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是他被關押時，“黑監獄”的負責人袁主任。
袁主任實際上是一名保全隊長，他在為“京都強業保全服務公司工作”。他承認這個大院是去年剛租賃下來，租了五年，“用來做公司保全基地，就是全國各地上訪的……說違法也違法，說不違法也不違法。”三個月前，保全基地停掉了，因為被人舉報，公司決定不做這項業務了。
跟安元鼎一樣，京都強業保全服務公司也隸屬於北京市保全服務總公司，但勢力明顯弱於前者，袁隊長說，自從被舉報後，保全基地便散了，業務停了，他也離開了公司，現在在一家小區當保全。
同樣的事，安元鼎也遭遇過，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賃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小紅門鄉小紅門村村南的千成雅倉儲服務中心中的院落關押訪民，最多時，這裡曾關押了200-300多人。也因為被人舉報，媒體聞訊趕來，便搬走了。
對安元鼎公司的控訴，網上不計其數，63歲的湖南澧縣人毛元澤先後向小紅門派出所以及朝陽區公安分局舉報被安元鼎“黑監獄”關押一事，但至今沒任何答覆。
也有競爭，但基本被安元鼎壟斷
曾給張軍開車的一名司機說，“幹這行在北京就是靠關係靠錢。”就在上周，他還給張軍開車，接送公安局內保局一名處長吃飯。
“現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競爭，但是都被我們公司壟斷了。”他說。
對於訪民們的報警，這位安元鼎的司機表示，即便警察當時去過問，最後也會不了了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縣舊縣鄉那樣與安元鼎簽訂了業務契約，由於這些難以見光而無從得知，但龐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場需求”導致安元鼎之類的保全公司業務成為稀缺，眾多證據表明安元鼎的業務觸角早已伸向全國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記者見面時說：“昨天上午，鄂爾多斯的一個公安局長，還有個集團的辦公室主任請吃飯。他們也是為了上訪這一塊，所以請我們吃飯，昨天兩個業務員經理開車去的，說下一步，有什麼事給我們打電話。給他們搞定送到當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聞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駐京工作組採取三種方式安置分流上訪人員：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賓館設定臨時勸返分流點，由駐京工作組照顧和看護；二是雇用專業保全公司，由保全公司租賃場所和負責看護；三是直接雇用社會閒散人員，由他們提供地點和看護。這些臨時勸返分流場所，被上訪人員稱為“黑監獄”，因為很多人在那裡被扣押手機、身份證，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毆打。
“撤掉了駐京辦，撤不掉駐京辦的需求。……可能不叫駐京辦了，叫做保全公司，用來維穩。”7月20日，按照規定，146家地方政府職能部門駐京辦和436家縣級政府駐京辦應在這個時限前全部撤銷，但在《駐京資訊》社長李罡看來，這並不妨礙安元鼎們做大生意。
駐京辦撤了，公權外包
大限日過後幾天，北京市北辰綠色家園，《駐京資訊》社社長李罡坐在電腦前，盯著桌上剛列印出來的網站結構大樣，為即將上線的邸訊網做準備。
隔壁會議室嘈雜的聲音傳來，李罡說，“裡面是幾個縣駐京辦的領導，約他們來商量網站的運作。”大限之後，這些官員，都是影子人，該做的事還在做。
李罡觀察到，縣級駐京辦的撤銷，使得用來維穩的保全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場化。“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裡的接待服務站都是企業行為。我給你接個人，給你勸返，幫你送回去。你給我錢。”
鑒於《駐京資訊》社掌握數目巨多的駐京辦信息，一些保全公司找到李罡，尋求合作，或者讓介紹業務。就在一小時前，有人找李罡建議說，“開發一套維穩軟體，各地方的負面信息只要在網上有苗頭，我全部給你監控出來……”
“縣級駐京辦是各地維穩第一線，被撤銷後，保全公司趁機介入，這種做法，等於將公權外包了。”
在北京，圍繞上訪人員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裡已形成規模龐大、畸形的“灰色產業鏈”。越來越多的安元鼎們進入這條產業鏈中，瓜分利潤。
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看來，這類私人公司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公權性，讓人震驚。張同時也是一位憲法學者、政府管理學院雙聘教授，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
“從目前曝光的情況來看，顯然是起很嚴重的違法事件。這個現象首先是公權私化，把公權外包給私人，公權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則被侵犯，還有就是，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會的閒散人員，從這個意義可以把它定義為“黑社會”，現在把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變成了合法的公權力組織，這就是私權利的正當化或者合法化。”
張千帆認為：“這個口子一開，各地都紛紛效仿的話，後果很難想像。最主要的後果就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踐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時它不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一定會出現越維越不穩的現象；還有就是黑白的勾結，現在已經分不清了，以後就越來越分不清，私人就變成了公權力的一部分，公權力可以把權力委託給私人行使，會造成中國公權力機構的黑社會化，黑社會變成合法正當化。”
“黑監獄”的衍生
安元鼎第一次進入北京郵電大學教師徐平(化名)視線，是在2008年左右，當時“黑監獄”的發展已經規模化了。當時在聚源賓館、金宛賓館，以及豐臺各地的“黑監獄”，關押著不同省份的人。
徐平說，在2003年前，訪民們絕大多數是關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類人構成：第一類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第二類也是最大量的，是隨機抓的農民工；第三類則是上訪人員。
“他們被歸為一個特殊的區域，叫做病號區。我一開始也不懂什麼意思，後來他們說，頭腦有病。老上訪戶經常被關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醫院。他們可以靠這個掙錢，從而形成大大的產業、市場。”
據徐平的調查，2003年之後，開始有了截訪這一說，規模化地，大量地出現截訪者。有了截訪的規模化的出現，實際上黑監獄已經開始萌發了。因為截訪不一定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後不能立即帶走，他可能就臨時把上訪者放在駐京辦，或者臨時租一個房間。這個時候，其實所謂的“黑監獄”就出現了。
到2006、2007年，上訪更多了，截訪也變得規模化，某種意義上它有些程式化的東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說怎么撤銷上訪登記的單子，怎么樣接人……
6月份，新華社報導，內蒙古政法委書記任邢雲稱今年以來內蒙古用於化解社會矛盾的資金已超過3億元，已抽調315名廳級幹部和21320名幹部深入基層，集中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工作。內蒙古自治區層層簽訂了維穩、綜治、信訪工作責任書，公務員維穩工作在實績考核中的權重由6%提高到16.7%。
憲法學者：安元鼎式維穩踢開法制
在張千帆教授看來，“安元鼎們”的出現，是各地政府維穩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沒有足夠的力量去維穩，於是通過雇用一批私人，這批人其實也是公民，利用他們去對付另一群公民。”
“這種方式維穩，是非常危險的，把法制踢在一邊不管，結果將是越維越不穩。首先是你沒有解決問題，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罷休了么？問題沒有解決會繼續上訪。造成上訪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問題沒解決，所以要繼續上訪，這樣就造成了更大規模的上訪軍。越來越多的人跑到省會、北京來上訪，又把他們押回去，給他們造成了更大的壓力，政府力量不夠用，動用私人，不顧法律，這個過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維越不穩的直接體現，也對它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
張千帆教授說，“任何機構，包括駐京辦在內，都無權授權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當年‘孫志剛事件’過了之後，收容遣送條例被廢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違反《立法法》，因為收容遣送根本沒有全國人大或者常委會的立法依據，就是國務院的條例，所以廢除了。如今這個東西，連國務院的條例都沒有，更不用說全國人大或者常委會的授權。”
“根據《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國必須通過公權力機構，不能通過私人機構。比如現在爭論很多的，拆遷動用地方涉黑組織，造成很大問題。黑和白的根本區別就是通過私人去執行公權力沒有程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剝奪公民財產權必須要通過法律和公權力，因為法律給公權力機構設立了一系列的程式上的保障。所有這些東西一旦委託給私人機構，就不存在了，這就會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權利的事件。”
在這位法學教授、憲法學者的聲音之外，更多的現實是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沒有身份的公民———廣西合浦縣前女民警張耀春目前正在各地東躲西藏地過日子，鑒於一再上訪，且被安元鼎關押、遣送多次，當地公安局已經釋放出來信息：即將對她勞教。
上杭縣的外嫁女們從拘留所出來後，捏著政法機關的《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憤慨不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訪，直接的後果便是勞教，她們仍表示正在為下一次的上訪做準備，“要抗爭，問題解決之前，上訪到底。”
對於身在無錫的謝其明來說，他在等一個答覆：兩個月前，一個據稱是北京市公安局保全管理處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他，核實了他在舉報信中列舉安元鼎罪行的細節，此後便杳無音信。
注釋：
①：對舊縣鄉人大秘書的電話訪談。
②：對林麗萍的訪談。
立案
2010年9月24日從相關渠道獲悉，北京警方已傳訊安元鼎董事長張軍和總經理張傑，隨後兩人被刑拘；安元鼎公司也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經營”兩項罪名被立案偵查。訊息渠道還透露，已經有數十名受害訪民前來報案，並接受警方調查。此外，在位於小紅門南四環東路上的安元鼎接待中心總部大院的牆外，警方從被丟棄訪民衣物中，發現了大量證據，表明這裡曾關押了許多訪民。在搜查中，警方還查到了安元鼎公司與各地政府簽訂的《委託書》和《特保護送服務契約》。
在被本報披露後，目前，安元鼎公司除了物業保全，護送部的業務全部被查封。匿名訊息源透露，安元鼎公司暫時由北京市保全總公司派人接管。
據悉，北京警方這兩天的突破非常大，警方調查的兩個方向：一是尋找“黑監獄”中的打手；二是追查非法經營罪中的證據。據本報記者觀察，兩個方向仍具有一定難度，雖有訪民對警方詳細描述了安元鼎特保以及黑監獄中的打手相貌，但被輿論曝光後，安元鼎護送部的500多人如今只剩200多人，這給警方取證帶來一定難度；此外，本報記者調查得知，安元鼎與各地政府簽訂《特保護送服務契約》後，絕大多數交易都不通過公司賬目，而是直接走現金，賬目不明晰。
雖然處在風暴之中，昨日，有媒體致電安元鼎時，對方否認了報導中的事實，並且稱安元鼎從來沒有關押過訪民。
對於安元鼎公司的否認，曾被其關押過兩次的前廣西女民警張耀春非常憤慨。她說，昨日已經諮詢過律師，準備狀告安元鼎公司，一是要看到兇手被嚴懲，繩之以法；二是賠償人身傷害以及各種精神損失。張耀春自從在安元鼎“黑監獄”遭到毆打後，已落下傷病，至今仍在醫院治療。
